散文的笔触（外一章）

散文的笔触（外一章）


                                                                 文/ 王克楠
   
      散文有没有笔触呢？肯定是有的，散文的笔触是写作者对世界的心理感觉，这个感觉可大可小（以小居多），但落到笔头的，一定是细节。


      笔触涉及对物象的理解，鲁迅先生写门前的枣树，说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为何这样表达？完全是心理的感觉。这就是涉及到了一个写作者的基本素质——靠感觉吃饭。一个作家即使拥有哲学家的博大精深，表达在纸上的，依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化抽象为具象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文字里常常用“笔触”的形式表达出来。


      成熟的作家，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都是用“笔触”说话，从来不像政治家那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需要做的是，把笔触从生活的常态中挖掘出来，成为文本里的独特的“这一个”。“这一个”是禁得住推敲的，读者越琢磨越有味道。笔触虽然独特，出点却在于“索求”，你如果没有一旦主动寻觅的精神，笔触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笔触的落脚点在于抵达，抵达到哪里呢？当然是抵达到世界的本质（或者本真），这个本质或者本真，也许是一个写作者一辈子都难于抵达的，但确实一个写作者终生的努力方向。谢友顺说：“只有心灵像这个世界一样宽广的人，才能洞察人和事物中简单而永恒的本质。”确实是这样的。


      “笔触”只是涉及人的心理感觉，与取材的宏大与否无关。如果没有独特的心理感觉，取材再大，也是空的；有了心理感觉，取材再琐碎，也是可以洞察本质的。在散文写作者那里，大和小，宏伟和纤细，并不是彼此隔离的两个阵营，应该是互通的，可以瞬间互相换位的——这就是散文的魅力。谈到这里，不得不说说日本的川端康成，他十分注意表达物象的细部，而细部，在笔者的理解是就是笔触。笔触融化在写作者的感觉里，从心理感觉涌现到笔端，瞬间即逝，简直像狐狸一般善于逃跑，跑得飞快。我们读川端康成的作品，常常会读出静气，这样的静气就来自作者对笔触的捕捉和沉淀。


      说到笔触，有没有“伪笔触”呢？肯定是有的。如果仅仅把笔触理解为一种写作技巧，就会出现大量的“伪笔触”，比如夸大一些领导人的改变世界的作用，比如过于渲染成功人士的“圣人效应”，比如过于追求物质而以牺牲精神为代价…….这些现象的流动，就像是有毒的细菌，侵蚀着写作者的健康躯体，使其潦草、粗陋、虚情假意。要知道，散文之外的东西会强烈地影响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品质，侵蚀他的艺术感觉，使得他容易进入内质的胡言乱语状态，当然了，就无法捕捉属于自己的散文笔触。


      笔触的表达，有的时候也会像是精神的“胡言乱语”，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子》《野草》等。这些表面上的“胡言乱语”，其实不是精神错乱，而是借助于“乱”，表达出藏在生活背面的不易被人觉察的东西，这样的精神“胡言乱语”，是禁得住推敲的。真正的笔触，像是雨后的花香，越是呼吸，越有味道，一如评论家汪辉对余华作品的评点：“他（余华）对句子的穿透力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模糊却又透明。”余华的文字，笔触里有些朦胧和含混，却又那么清晰和明澈，这就涉及到是否表达得准确。准确，是一个散文写作者终生需要面对的写作尺度。唯有准确，才能深入和丰富散文的笔触。余华本人一直自谦文化不高 ，认识汉字也不多，但是他致力于语言和语言的现代主义表述，在想象和物质生活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确实是值得散文写作者学习和借鉴的。


      现代散文不要每位写作者高度重视——现代叙述体系 ，这不仅仅是小说家和诗人们的事情，散文不去关注和领会，就会在写作中走偏（有些作者固执地故意走偏），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才华。谢有顺在这个问题上大致上有这样的表述：需要写作者在“语言的表现、理解人和事物的方式、现代叙述意义上的自觉”三个方面下功夫。笔者认为，前两个方面都涉及到如何使用笔触，也就是说，把握好了散文笔触，才有助于建立自己的独特风格。


     文章千古事，散文当然也是千古事。写慢一些，精一些，自觉一些，成熟地把握散文的笔触，是不可少的。


                                                                                                                                         于2016年2月2日



                                                                《历史文化散文写作，要警惕“假大空”》



      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已习惯了生活里的假大空。我们在生活里做 一件事情，总是习惯于先喊标语口号；我们写散文，总以为自己找到了生活中的至理至高。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作者行文已经习惯把自己的视点，从高处往低处“俯瞰”，习惯于把自己认作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全才。持这样的写作态度写散文的人并非是少数，所以散文就出现了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尴尬，致使散文这种最见性情的文体，反而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在“十七年”散文里，杨朔的散文曾对僵化的散文铁壁做过一次冲击，于是，对一些生活现象的叙述，开始“诗意”起来，而诗意则是愉悦人的精神不可少的元素。后来，在僵化的散文王国里，又出现了余秋雨，这位有知识、有见识的教授，把散文的笔触扩张到历史文化领域，举起了“文化大散文”的旗帜，让读者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哦，原来对于历史进行评说，不光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啊。
余秋雨以一己之力对中国当代散文进行了“变革”，开阔了散文的眼界，也开启了中国崇尚大文化散文的新阶段。在余秋雨身后，有很多散文探索者试图更进一步地解析历史活动中的散文精神，各自小有成就，但依然无法抵达余秋雨的散文气象。余秋雨的散文确实对中国当代散文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远没有达到用散文的气场对历史活动进行再观察、再梳理的高度，大多还是在“挖掘历史的隐蔽意义”层面徘徊，有时不免苍白空洞。


      散文写作一定要提防“假大空”，历史散文写作者尤其要防止沾染这个恶习。写大文化散文，涉笔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源，这就容易给一个错觉，仿佛一旦涉足中国历史，散文就一定有文化含量，其实未必。写历史散文，绝不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转述，不是对王国更迭的感喟，不是对历史人物简单的讴歌（每个历史人物都是立体的，都是丰富的），不是对历史上忠臣的愚忠和英雄事迹的简单涂抹……不能沦入各种既定的共同话语系统。写散文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和“还原真实人物”的写作勇气。


      那么，什么是历史文化散文的正途呢？评论家谢有顺说，一定要敢于书写“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统”。谢先生所讲的这三个方面是不容易被认可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历史文明都分正反两个方面。正面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和评价，而在历史的另一面的东西，偏偏是散文写作者需要深入挖掘的。对于历史来说，成功者有成功者的豪放，失败者有失败者的悲壮，决不可以用成败论英雄，不可以“成者王侯败者寇”。有的时候恰恰相反，在失败者身上可以发现更耐人寻味的精神气场，比如悲剧英雄瞿秋白，在被处决前写了《多余的话》，这个文本就更贴近他的内心世界。


      对于热忱于写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者来说，如何采集素材当然是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史识”的人。王瑶说：“资料有时候可以借助于别人搜集的成果，‘史识’则必须研究者具有独到的见解，能够从大量资料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王先生这段话虽然笼统了一些，但是，毕竟解释了清了什么是“史识”。一个散文作者倘若无“史识”，就无法正确地与历史人物进行精神对话，只能浮皮潦草地写东西，这是很尴尬的。无识而写，不仅浪费了自己的精力，也增加了当代散文废品库里的废品数量。


      在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简析一下“宏大叙事”。从文本学的角度说，历史文化散文确实讲究“宏大”，但是这个“宏大”绝不是物质空间的简单的“大”，而是指其精神气场的大小，是思想境界的深入度。如果没有这两条，刻意地去找一个大的历史题材去写，写来写去，也只能大而空，效果也无法抵达“宏大”。大，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空。注意，这儿出现的“空”，不是禅宗的“空”。禅宗的“空”，是对物欲的摒弃和对精神的大欢乐。历史文化散文里的大而空，是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天，结果没有升到天空，头发反而被揪掉了。


       大而空不好，小而空就好了吗？答，一样地不好。空洞了，就缺失了个人感悟，就弱化了散文的精神当量，而散文这种文体却是最见性情见精神的文体。没有内在的精神，文本里采集得资料再多，也只能是掉书袋而已。


      中国当下铺天盖地的散文，大多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共同话语”，鲜有自己的见解和话语。大批的民间作者隐身在民间写作，选材一般比较小，情感也感同身受，初看，所选的历史事件比较小，但内在的精神当量不小，民间作者不受刊物风格的限制，写得就更自由一些。还有，民间作者发表作品的渠道，大部分在网络和微信，由于发表的渠道比较容易，写来就无拘无束，放飞心灵。总之，时代呼唤远离假大空的文化散文，等待有品质有见解的作者，等待出现真正摈弃假大空的伟大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