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牡丹》杂志散文述评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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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牡丹》杂志散文述评
刘军
2015年年度,天涯社区闲闲书话板块推出闲谈专题,其中一期以朱自清的《背影》为蓝本,展开关于朱自清散文、现代散文,以致百年白话散文史的话题争鸣。民间话语争锋,好处在姿态上自由搏击,弊端在于话题容易跑偏,使得基于学理的认知共同体很难建立起来。因缘际会,以朱自清的散文为由头,我对百年散文做了即兴的也是粗疏的发言,内容如下:其一、白话文学以来,散文作者的数量是小说、诗歌、戏剧、影视之作者所难以比拟的,但其中绝大部分为自发式写作,自觉式写作非常稀少。其二、散文的文体建设和理论批评与其他文体相比最为滞后。学术功底深的人基本不搞散文研究,这导致了散文的审美判断,难以普及。也制约了散文研究偏弱的局面,其中来自南方的两位学者孙绍振、陈剑晖较为突出,而受制于学院,他们的学术观点,难以普及到大众中间。其三、对白话散文文体演变、创作情况、理论发展等比较熟悉,且及时跟踪当下散文创作实际的评论作者,严重短缺。其四、散文评论多为非专业人士所写,导致了公信力的丧失。比较有力的证据就是很多散文评论皆以序跋的形式存在。
如果上述所言大体成立,那么因果链条继续延伸,将带出另外的问题,比如如何从海量的作者那里寻见、发掘真正有潜力的作者,比如如何在广场式的话语体系中生长出清晰的关于什么是好散文的判断标准,比如新时期散文如何实现经典化的问题,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目前来看,短期内难以厘清。总而言之,散文因其文体边界上的模糊性以及包容性,落实到写作实践中,形成了观念反差极大的不同写作圈子,彼此交集甚少,这也导致了近二十年来虽然可以定位为散文的繁荣时期,但是,也是散文价值判断异常混乱的时期。
散文为《牡丹》杂志的常设栏目,每期两到三篇,2015年度《牡丹》杂志共计刊发散文近三十篇左右,就作者的地域身份而言,一方面刊物整合了洛阳地方散文写作的有力资源,如谭丽娜、郭瑞民、赵克红、贾志红、王梦颖、黄婕六位散文作者;另一方面将重点放在辐射面上,遍及国内诸多省份不言,个别作者甚至延伸到海外,如旅居新西兰的大康。纵观所有作者的地域分布情况,《牡丹》去除了地方文学刊物以服务地方为主体的办刊思路,而是将视野扩大,投射到更为广阔的写作者区间中去。洛阳为王者之都,文化底蕴与向西之长安遥遥相对,两汉时期,乃当之无愧的文学中心。不过,现实中的洛阳文学创作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拿散文来说,整体创作水平并非居于高位,也缺乏在全国范围内能够产生影响的散文作家。此种格局,与中原散文整体偏弱不无关系。不过,洛阳地方的文学气氛异常热烈,15年下半年,小说家阎连科曾有一次故里之行,无论演讲还是座谈,大量的普通作者蜂拥而至,掀起一场文学交流的高潮,若是缺乏丰厚的群众基础,此种景观则难以想象。洛阳地方散文作者除了上述几位外,还有几位勤勉的作者尚未纳入年度散文的版图,如80后的余子愚,70后的浅蓝和马军等。
六位洛阳本土散文作者中,贾志红的文笔、才力、文体的和谐度无疑最为突出。《牡丹》第七期刊发了其《桉树林》《一张报纸》两个短章,其中《桉树林》为其在非洲支援建设的经历的一个片断。一只名叫胖胖的小狗,一名叫乌力的异国孩子,还有桉树林的前世今生,皆在作者若隐若现的思绪里凝聚成形。我曾读过这位作者的多篇文章,也了解她的一些经历,作为国土资源作协系统的成员,她的生命历程涂满了漂泊二字,北岛的《午夜之门》集中书写了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漂泊的艺术大师,异乡人在路上之感受读来令人顿生苍凉之感。而贾志红与北岛及北岛笔下的漂泊四方的作家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她一路行走,一路深情的凝望,向微小之物灌注自我细腻而深沉的感情。《桉树林》就有两个突出的质素——平等精神和对生命的怜悯。《一张报纸》以幼时经历为切入点,写到了成长过程中三名角色不同的女性,班主任、祖母、与祖母形成紧张对峙关系的谭奶奶。幼年的她并非乖巧地游走于三位女性之间,而是以早慧的眼睛注视那些细微的伤口,注视锋利的时间雕刻出的伤感,并以自我多思多情的笔触抚慰它们的存在。这是一篇温婉动人的美文,与阅读市场上鱼目混珠之美文不可同日而语。回首来时路,几乎所有人的人生皆横亘着或粗粝或皲裂的伤口,对于它们,人们往往自动选择昆德拉所言的故意的遗忘,而非轻轻地抚平,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易说出的词汇,却非人人去主动深入的情感。其他五位洛阳作者中,黄婕、谭丽娜、赵克红三位作者的作品皆为游记,赵克红的《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流淌着诗性的气息,谭丽娜的《风情济州岛》着眼于异国之见闻,黄婕的《在日本邂逅洛阳》有诸多历史知识的融入。总的来说,在游记这种体式业已步入死胡同的基本态势之下,想从板结的土地中生长出风姿绰若的植物,将无比艰难。90后作者王梦颖的《南方》所写内容并非为地理上的南方,而是心理上向海上张爱玲致敬,行动上如影随形的过程细节。文章采取了感觉派的基本路径,似乎在渲染一种强烈的自我色彩,但细思其心理机制,真正的主体却又处于虚空的状态,这个文本暴露了诸多90后作者一个根本的缺陷,即自我行动、心理自我与自我真正的“完形”之间的分裂和疏离关系,愈想趋于自我的完形,愈是距离这个目标南辕北辙。也许多年之后的他们,会领悟到散文真正的风采不在个性,而在于智慧二字。郭瑞民历史题材的散文,为历史教科书内容的复制和转引,这种观点在前材料在后的处理方式,无疑极大地削弱了文本中的文学性要素。
随笔路数的文章,有三篇文章可归入其中。《成语闲言》的作者大康作为海外专栏作者,在审美诉求上将趣味性摆放在第一位,同时注意平易通俗的表达方式。他对受众的充分考虑与自我孤绝式的随笔写作范式恰恰构成对立关系。文章所属的三个小节——君子之风、河东狮吼、一衣带水,有趣、好玩,同时诉求常识的普及。其作品思维指向和处理方式与王小波近似,皆去除了家国诉求和载道式的沉重要素,回到家常可感的轨道上来。不过,大康更侧重历史常识的普及,而王小波则追求理性和逻辑的建立。凌鹰的《秦汉湘江》融汇了诸多考古的成果,以湖湘地域为端点,思维视角延伸到历史文化的精神图谱中去。秦汉之际的文明成果,如秦简、漆器、白瓷、典籍等,它们的辉光于近些年方重见天日,作者以扎实的发掘成果为基石,透视这些辉光之后所掩藏的古文明的秘密,行文上情感藏于思辨、逻辑之背后,可谓历史随笔居于正则的写作范式。因此,这篇散文凸显出充实、厚重的力量,应该是《牡丹》散文栏目不可多得的佳作。李梦芸的《随想录》除了感性因素稍显不足之外,在思维深度上有可圈可点之处。白话散文在性情、智慧、学识、道义担负等方面皆有黄钟大吕之声,而在认知人、认知自我的主题开掘上,少有人涉足。这篇《随想录》在思维纵深上实际上是对西方经典命题“认识你自己”的回应。无论是外婆的容颜还是卡拉扬、埃及艳后,抑或巴黎案件中个体的两重性,精神观照的端点皆在于人这个个体。苏格拉底曾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苟活。考察自审性的作品,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深入那些荒凉的区域,那些幽深的走廊。
新世纪以来,乡土散文写作的重心由人物刻画、意境(乡愁的寄予之地)营造转移到乡土草本植物、乡土器物的描摹之上。15年度《牡丹》上刊发的散文亦可见出此间的转向。管弦的《吐气如兰》集中笔墨书写了几种中草药。叶灵的《小城,小城》以草籽的飘零隐喻人事的沧桑,情思凝重,节奏舒缓,相对比较突出。杨胜应的《鲜活在记忆中的树》(题目起的生硬语法有不通之处)写到了川渝之地果木和经济类植物,与童年记忆交织在一起,透过植物去打捞少年往事,有一种美丽的哀愁含蕴其间。柴薪的《草木签》部分小节涉及植物,带入了行走中的思绪。总的来看,因为处理上是以人事为中心,而非以植物为中心,使得人间的功利压过了这些草本植物应有的光亮,其中根本原因,乃理解不透彻所导致。作为一种对比,冯杰笔下的北中原的植物,则晶莹透亮,为这一题材的高水准所在。另外更多的篇章,集中到乡间器物的描述之上,请允许我花费点笔墨集中讨论散文中的乡村器物题材。乡村器物指向物件本身的实用性,与乡村静物有着很大的不同。乡村静物,比如一方池塘,一棵老柳树,一群驮着夕阳余晖返家的鸭子,等等,就散文处理而言,很容易风景化、美学化,静观之美,固然容易烟雨迷离,但也容易走向自我拟想的陷阱。烟雨中的一番事物所呈现出的总是“我看”,而非事物本身的色泽,事物的本相一旦被遮蔽,那么附着于本相之后的深刻发现也就成了泡影。今天的散文书写,不再是杨朔式的驿路梨花,也不再是丝路花雨这样的风格。用心的写作者,试图深入绝对真实的细节之中,雕刻出时光飘落后自我和生存物理空间之间最真实的倒影。如此情境下,实用类器物成为人们别一番钟情的对象。何谓实用?它意味着这些器物本身会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抚摩,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我指的是农耕社会图景中,永恒地抚摩。因为有足够宽和足够长的时间刻度,它可以轻松地折射出使用者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取向。当然,这后面还有一个厚重的因素,即数百年来,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的朴素的生活哲学。诸多乡村器物迅速流逝的情况下,有一些依然得以使用,从而亲近正在成长的少年们。而更多的器物,已经悄悄褪去光泽,立在废弃的处所。大转折的时代里,通过文字去重温它们,也许会提醒每一个人的来处,提醒人们,所有手边的事物与我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彝族作者阿库乌雾的《短章》,柴薪的《草木签》,丙方的《在记忆深处停顿》,马浩的《瓦棱间的花草》,安安的《那些古意盎然的乡间词汇》,李长顺的《一脉书香》,皆可归入乡村器物的书写题材。或许是因为笔力的因素,或者因为情感投射的力度问题,上述文章在审美接受效果上出现了平面化的倾向。
亲情题材方面,暗香的《樱桃红了》,以物喻人,写到了母女之间的和解。撕掉的照片及其被重新粘连的细节植入,闪亮动人,盛开出亲情书写的隐秘芬芳,然而被母亲精心存留的乳牙这个细节,则过犹不及。亲情写作最易上手,却也处处存有陷阱。向讯《父亲的花园》一章,笔力深沉,致力于挖掘富于牺牲精神的传统父亲的形象。处理这种共性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难度,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其实就是典型化的过程,当然需要良好的叙事能力。其中父子静坐相对,终于无言的细节,尤其动人。张元《父亲的桑科草原》以草原上的葬礼为叙述重点,带入祖母秉持善念的一生。或许出于表达上的急切,使得向内的纵深不够丰富。
安宁的《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需要单独拎出述说一番。这篇散文为《牡丹》散文栏目少有的个性写作的范式。其叙述能力卓然不群,冷静而有力,从而搭建起锐度叙事的话语风格,这里的锐度直接对应了话语叙述的锋利性。另一方面,这篇散文的切口也比较独特,尤其是《串门子》《走亲戚》两个小节,写到了热情背后的冷寂,温情背后的机心,算计背后的云烟苍茫。若非对世道人心有透彻的观察和思考,就很难抵达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了悟之境。总的来说,这是一篇通透的散文作品,信息量也足够大,如果再注入一丝作者的悲悯底色,则堪称大品之作。
散文是个人与世界相遇的方式,准确地传达周遭世界的投影,仅仅是第一步,如何理解斑驳的万象,并纳入内心的河流,使泥沙下沉,草叶被漂洗,而水滴依然剔透。再通俗点说,就是心胸足够扩展,包容并净化世间诸物,方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高的台阶所在。
刘军
2015年年度,天涯社区闲闲书话板块推出闲谈专题,其中一期以朱自清的《背影》为蓝本,展开关于朱自清散文、现代散文,以致百年白话散文史的话题争鸣。民间话语争锋,好处在姿态上自由搏击,弊端在于话题容易跑偏,使得基于学理的认知共同体很难建立起来。因缘际会,以朱自清的散文为由头,我对百年散文做了即兴的也是粗疏的发言,内容如下:其一、白话文学以来,散文作者的数量是小说、诗歌、戏剧、影视之作者所难以比拟的,但其中绝大部分为自发式写作,自觉式写作非常稀少。其二、散文的文体建设和理论批评与其他文体相比最为滞后。学术功底深的人基本不搞散文研究,这导致了散文的审美判断,难以普及。也制约了散文研究偏弱的局面,其中来自南方的两位学者孙绍振、陈剑晖较为突出,而受制于学院,他们的学术观点,难以普及到大众中间。其三、对白话散文文体演变、创作情况、理论发展等比较熟悉,且及时跟踪当下散文创作实际的评论作者,严重短缺。其四、散文评论多为非专业人士所写,导致了公信力的丧失。比较有力的证据就是很多散文评论皆以序跋的形式存在。
如果上述所言大体成立,那么因果链条继续延伸,将带出另外的问题,比如如何从海量的作者那里寻见、发掘真正有潜力的作者,比如如何在广场式的话语体系中生长出清晰的关于什么是好散文的判断标准,比如新时期散文如何实现经典化的问题,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目前来看,短期内难以厘清。总而言之,散文因其文体边界上的模糊性以及包容性,落实到写作实践中,形成了观念反差极大的不同写作圈子,彼此交集甚少,这也导致了近二十年来虽然可以定位为散文的繁荣时期,但是,也是散文价值判断异常混乱的时期。
散文为《牡丹》杂志的常设栏目,每期两到三篇,2015年度《牡丹》杂志共计刊发散文近三十篇左右,就作者的地域身份而言,一方面刊物整合了洛阳地方散文写作的有力资源,如谭丽娜、郭瑞民、赵克红、贾志红、王梦颖、黄婕六位散文作者;另一方面将重点放在辐射面上,遍及国内诸多省份不言,个别作者甚至延伸到海外,如旅居新西兰的大康。纵观所有作者的地域分布情况,《牡丹》去除了地方文学刊物以服务地方为主体的办刊思路,而是将视野扩大,投射到更为广阔的写作者区间中去。洛阳为王者之都,文化底蕴与向西之长安遥遥相对,两汉时期,乃当之无愧的文学中心。不过,现实中的洛阳文学创作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拿散文来说,整体创作水平并非居于高位,也缺乏在全国范围内能够产生影响的散文作家。此种格局,与中原散文整体偏弱不无关系。不过,洛阳地方的文学气氛异常热烈,15年下半年,小说家阎连科曾有一次故里之行,无论演讲还是座谈,大量的普通作者蜂拥而至,掀起一场文学交流的高潮,若是缺乏丰厚的群众基础,此种景观则难以想象。洛阳地方散文作者除了上述几位外,还有几位勤勉的作者尚未纳入年度散文的版图,如80后的余子愚,70后的浅蓝和马军等。
六位洛阳本土散文作者中,贾志红的文笔、才力、文体的和谐度无疑最为突出。《牡丹》第七期刊发了其《桉树林》《一张报纸》两个短章,其中《桉树林》为其在非洲支援建设的经历的一个片断。一只名叫胖胖的小狗,一名叫乌力的异国孩子,还有桉树林的前世今生,皆在作者若隐若现的思绪里凝聚成形。我曾读过这位作者的多篇文章,也了解她的一些经历,作为国土资源作协系统的成员,她的生命历程涂满了漂泊二字,北岛的《午夜之门》集中书写了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漂泊的艺术大师,异乡人在路上之感受读来令人顿生苍凉之感。而贾志红与北岛及北岛笔下的漂泊四方的作家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她一路行走,一路深情的凝望,向微小之物灌注自我细腻而深沉的感情。《桉树林》就有两个突出的质素——平等精神和对生命的怜悯。《一张报纸》以幼时经历为切入点,写到了成长过程中三名角色不同的女性,班主任、祖母、与祖母形成紧张对峙关系的谭奶奶。幼年的她并非乖巧地游走于三位女性之间,而是以早慧的眼睛注视那些细微的伤口,注视锋利的时间雕刻出的伤感,并以自我多思多情的笔触抚慰它们的存在。这是一篇温婉动人的美文,与阅读市场上鱼目混珠之美文不可同日而语。回首来时路,几乎所有人的人生皆横亘着或粗粝或皲裂的伤口,对于它们,人们往往自动选择昆德拉所言的故意的遗忘,而非轻轻地抚平,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易说出的词汇,却非人人去主动深入的情感。其他五位洛阳作者中,黄婕、谭丽娜、赵克红三位作者的作品皆为游记,赵克红的《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流淌着诗性的气息,谭丽娜的《风情济州岛》着眼于异国之见闻,黄婕的《在日本邂逅洛阳》有诸多历史知识的融入。总的来说,在游记这种体式业已步入死胡同的基本态势之下,想从板结的土地中生长出风姿绰若的植物,将无比艰难。90后作者王梦颖的《南方》所写内容并非为地理上的南方,而是心理上向海上张爱玲致敬,行动上如影随形的过程细节。文章采取了感觉派的基本路径,似乎在渲染一种强烈的自我色彩,但细思其心理机制,真正的主体却又处于虚空的状态,这个文本暴露了诸多90后作者一个根本的缺陷,即自我行动、心理自我与自我真正的“完形”之间的分裂和疏离关系,愈想趋于自我的完形,愈是距离这个目标南辕北辙。也许多年之后的他们,会领悟到散文真正的风采不在个性,而在于智慧二字。郭瑞民历史题材的散文,为历史教科书内容的复制和转引,这种观点在前材料在后的处理方式,无疑极大地削弱了文本中的文学性要素。
随笔路数的文章,有三篇文章可归入其中。《成语闲言》的作者大康作为海外专栏作者,在审美诉求上将趣味性摆放在第一位,同时注意平易通俗的表达方式。他对受众的充分考虑与自我孤绝式的随笔写作范式恰恰构成对立关系。文章所属的三个小节——君子之风、河东狮吼、一衣带水,有趣、好玩,同时诉求常识的普及。其作品思维指向和处理方式与王小波近似,皆去除了家国诉求和载道式的沉重要素,回到家常可感的轨道上来。不过,大康更侧重历史常识的普及,而王小波则追求理性和逻辑的建立。凌鹰的《秦汉湘江》融汇了诸多考古的成果,以湖湘地域为端点,思维视角延伸到历史文化的精神图谱中去。秦汉之际的文明成果,如秦简、漆器、白瓷、典籍等,它们的辉光于近些年方重见天日,作者以扎实的发掘成果为基石,透视这些辉光之后所掩藏的古文明的秘密,行文上情感藏于思辨、逻辑之背后,可谓历史随笔居于正则的写作范式。因此,这篇散文凸显出充实、厚重的力量,应该是《牡丹》散文栏目不可多得的佳作。李梦芸的《随想录》除了感性因素稍显不足之外,在思维深度上有可圈可点之处。白话散文在性情、智慧、学识、道义担负等方面皆有黄钟大吕之声,而在认知人、认知自我的主题开掘上,少有人涉足。这篇《随想录》在思维纵深上实际上是对西方经典命题“认识你自己”的回应。无论是外婆的容颜还是卡拉扬、埃及艳后,抑或巴黎案件中个体的两重性,精神观照的端点皆在于人这个个体。苏格拉底曾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苟活。考察自审性的作品,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深入那些荒凉的区域,那些幽深的走廊。
新世纪以来,乡土散文写作的重心由人物刻画、意境(乡愁的寄予之地)营造转移到乡土草本植物、乡土器物的描摹之上。15年度《牡丹》上刊发的散文亦可见出此间的转向。管弦的《吐气如兰》集中笔墨书写了几种中草药。叶灵的《小城,小城》以草籽的飘零隐喻人事的沧桑,情思凝重,节奏舒缓,相对比较突出。杨胜应的《鲜活在记忆中的树》(题目起的生硬语法有不通之处)写到了川渝之地果木和经济类植物,与童年记忆交织在一起,透过植物去打捞少年往事,有一种美丽的哀愁含蕴其间。柴薪的《草木签》部分小节涉及植物,带入了行走中的思绪。总的来看,因为处理上是以人事为中心,而非以植物为中心,使得人间的功利压过了这些草本植物应有的光亮,其中根本原因,乃理解不透彻所导致。作为一种对比,冯杰笔下的北中原的植物,则晶莹透亮,为这一题材的高水准所在。另外更多的篇章,集中到乡间器物的描述之上,请允许我花费点笔墨集中讨论散文中的乡村器物题材。乡村器物指向物件本身的实用性,与乡村静物有着很大的不同。乡村静物,比如一方池塘,一棵老柳树,一群驮着夕阳余晖返家的鸭子,等等,就散文处理而言,很容易风景化、美学化,静观之美,固然容易烟雨迷离,但也容易走向自我拟想的陷阱。烟雨中的一番事物所呈现出的总是“我看”,而非事物本身的色泽,事物的本相一旦被遮蔽,那么附着于本相之后的深刻发现也就成了泡影。今天的散文书写,不再是杨朔式的驿路梨花,也不再是丝路花雨这样的风格。用心的写作者,试图深入绝对真实的细节之中,雕刻出时光飘落后自我和生存物理空间之间最真实的倒影。如此情境下,实用类器物成为人们别一番钟情的对象。何谓实用?它意味着这些器物本身会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抚摩,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我指的是农耕社会图景中,永恒地抚摩。因为有足够宽和足够长的时间刻度,它可以轻松地折射出使用者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取向。当然,这后面还有一个厚重的因素,即数百年来,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的朴素的生活哲学。诸多乡村器物迅速流逝的情况下,有一些依然得以使用,从而亲近正在成长的少年们。而更多的器物,已经悄悄褪去光泽,立在废弃的处所。大转折的时代里,通过文字去重温它们,也许会提醒每一个人的来处,提醒人们,所有手边的事物与我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彝族作者阿库乌雾的《短章》,柴薪的《草木签》,丙方的《在记忆深处停顿》,马浩的《瓦棱间的花草》,安安的《那些古意盎然的乡间词汇》,李长顺的《一脉书香》,皆可归入乡村器物的书写题材。或许是因为笔力的因素,或者因为情感投射的力度问题,上述文章在审美接受效果上出现了平面化的倾向。
亲情题材方面,暗香的《樱桃红了》,以物喻人,写到了母女之间的和解。撕掉的照片及其被重新粘连的细节植入,闪亮动人,盛开出亲情书写的隐秘芬芳,然而被母亲精心存留的乳牙这个细节,则过犹不及。亲情写作最易上手,却也处处存有陷阱。向讯《父亲的花园》一章,笔力深沉,致力于挖掘富于牺牲精神的传统父亲的形象。处理这种共性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难度,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其实就是典型化的过程,当然需要良好的叙事能力。其中父子静坐相对,终于无言的细节,尤其动人。张元《父亲的桑科草原》以草原上的葬礼为叙述重点,带入祖母秉持善念的一生。或许出于表达上的急切,使得向内的纵深不够丰富。
安宁的《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需要单独拎出述说一番。这篇散文为《牡丹》散文栏目少有的个性写作的范式。其叙述能力卓然不群,冷静而有力,从而搭建起锐度叙事的话语风格,这里的锐度直接对应了话语叙述的锋利性。另一方面,这篇散文的切口也比较独特,尤其是《串门子》《走亲戚》两个小节,写到了热情背后的冷寂,温情背后的机心,算计背后的云烟苍茫。若非对世道人心有透彻的观察和思考,就很难抵达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了悟之境。总的来说,这是一篇通透的散文作品,信息量也足够大,如果再注入一丝作者的悲悯底色,则堪称大品之作。
散文是个人与世界相遇的方式,准确地传达周遭世界的投影,仅仅是第一步,如何理解斑驳的万象,并纳入内心的河流,使泥沙下沉,草叶被漂洗,而水滴依然剔透。再通俗点说,就是心胸足够扩展,包容并净化世间诸物,方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高的台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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