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段崇轩）

散文，在主体与客体之间

——乔忠延和他的客体散文



结识乔忠延，已有二十多年了。让我感佩的，一是他潜心散文数十年，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的一位高产散文家；二是他执着发掘地域文化，在研究和表现晋南尧文化方面，成为一位集大成者。乔忠延是土生土长的尧都故地——山西临汾人。他在这块土地上长大、求学、做农民、当教师，后进入市政府做副秘书长，又调入文物旅游局当局长。古老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曲折而丰富的人生经历，都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资源。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以散文随笔为主，兼写小说、纪实文学。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华散文》《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几百篇。出版散文集《豆蔻岁月》《童话岁月》《梦幻岁月》《枯荣岁月》《炎凉岁月》等多部；出版“根在尧都”丛书，包括《尧都史鉴》《尧都沧桑》《尧都人杰》、《尧都风光》《尧都土话》五卷；2013年出版了描述尧帝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苍黄尧天》；2014年出版了记叙一代戏剧大师人生的《关汉卿传》。他出版的著作共有35部之多，总字数在500万左右。乔忠延是一个内敛、儒雅、执着的人。他的人生道路很宽阔，但他却只认准了散文这条道，成为一位学者型的散文作家。他写自己的儿时经历，写身边的各种人物，写民情风俗和地域文化，写远逝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力图既表现出描写对象的真实，又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他把自己的时间、心血和生命，都投入到了散文创作中，在文学中释放、塑造着自己。

在我的印象中，乔忠延是一个不大谈论创作理论的人。但近二年来，他突然“一反常态”，提出一个“客体散文”的概念，认为自己数十年来坚持的正是这样一条写作路子，并精选自己的散文作品，要出版一本客体散文集。他说：“我提出客体散文，就是要冲击当下写作的囹圄，来个破茧而出，脱颖新生，翱翔于浩瀚天宇，与时代同呼吸，共悲喜，写出大视野，大胸怀，大气度主导下的大作品。”儒雅的乔忠延不仅要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而且要匡正当下的散文创作风向。这让我吃惊，感奋！

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创作，是当代文学中的一道瑰丽风景。作家作品无数，类型和写法多样。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窃以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那种真正具有思想卓见和艺术风格的作品，同样是有高原而缺高峰。但其背后的症结是什么，往往莫衷一是。乔忠延认为，症结就在作家没有处理好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遮蔽和淹没了客体，导致了散文严重的浅薄化、重复化现象，因此他倡导一种客体散文。

正如傅书华所说：“客体散文这一概念虽然是第一次提出，但其包含的写作真理却仍然是对前人写作经验的继承。”确实，客体散文的概念是一个新生的概念，它积淀着作家本人丰富的创作经验，对当下创作有着很强的针对性。但其蕴含的道理是许多作家、理论家所探讨、论述过的，并进入了理论教科书。譬如杜书瀛《文学原理——创作论》中，就有“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的性质和功能”一章，深入论述了二者的关系，指出：“一个小说家，他既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和事，而且所写的人和事都应各有不同的审美特性；同时他还能把自己的尺度运用到所写的对象上去，表现出作家的‘我’来，表现出独特的主体来。”譬如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里，设有“文学意境”专章，详细阐释了“意境的形成”、“意境的艺术特征”、“意境的分类”等问题。认为“文学意境是抒情性文学追求的艺术至境形态。它基本是中国古代文学创立的最高审美范畴。”文学作品中的意境创造有三个层次，一是“物境”，二是“情境”，三是“意境”；作为最高层次的“意境”，正是主体与客体的水乳交融，既要呈现出客体的形态和个性，又要表现出作家的感情和思想。

乔忠延所以竖起客体散文这面旗子，有他自己的思考和用心。当下的散文创作，有两种常见的现象。一种是热衷描写表现对象的外在形态和具体过程，而缺乏作家主体意识的自然主义写作；它虽然貌似客体散文，但却是乔忠延不认同的。另一种是作家主体意识太强大、太武断，在书写表现对象时高高在上、任意驱使，导致创作主观化、重复化的自我主义写作；它同样是乔忠延所反对的。他倡导的客体散文，首先是作家要尊重自己的表现对象，与对象构成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然后深入进去，达到“境”与“意”的高度契合。正如他说的：“我这里的客体散文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而是指作家要拥抱生活，贴近、吃透描摹对象，并随着客体质地的不同，不时转换写作手法、写作风格，达到主客观的高度合一，这就是客体散文。”这样的客体散文写作，每一次都是新的发现和创造，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但却是散文写作的正道。这同那种自然主义式、自我主义式的写作绝非同道，或者说是对后两种写作的一种校正、纠偏。

客体散文的创作理念，是乔忠延数十年创作的经验结晶，它表现出作家对艺术境界的不懈追求，折射出作家对中庸、和谐的传统美学的继承。

乔忠延的创作实践表明，一个作家只有走进表现对象的深处，才有可能把握住客体的内在规律，发现其深藏的思想内涵以及哲理意蕴。读乔忠延的散文，你总觉得他是在默默地观察和探寻，走着走着，总会有所发现和收获，及至抵达终点，于是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他最感人的是那些描述亲人的篇章。譬如《父亲是棵刺》中的父亲，作者一开始是把他作为有缺点、非正面的形象去刻画的，是乡间的“一棵刺”。他追溯了父亲许多好管闲事、莽撞行动的事例，但终于有一件事情改变了父亲的形象，丰富了父亲的性格。一位骑车的学生撞倒了父亲，甚至碰掉了牙齿。但父亲一听说学生是去参加高考的，立刻劝住众人，让学生快去考试，事后还念念不忘学生考得如何。作者进而想到：“冷厉和温情恰是利刺的两面，迎恶而刺，遇善而温，岂不正是刺的品格？”于是刺的形象、父亲的性格，放射出了灿烂而温暖的光辉。再如《祖母》里的祖母，作者是把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去描述的。她在经历了下嫁乔家、婚姻不遂、丈夫去台等一系列曲折之后，肩负重担、养老育后、捍卫家庭，支撑着一个家庭的兴盛和发展，作者最后终于领悟到：“就是像她这样的女人延续了一个又一个家庭，就是这一个一个的家庭延续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这些祖母不伟大，也不高尚；不尽善，更不尽美，她们身上甚至明显有很多缺点，却本真地写照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由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升华到普遍的伟大母性；由一个乡村家庭的延续，扩展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承传。乔忠延在对历史和人物的沉潜中，发现了对象的丰富蕴含，进入一种阔大的艺术境界。乔忠延写过多篇诗化散文，也可称为散文诗。在这些精粹的篇章中，他写的是一些抽象对象。他心游万仞、思接千载，慧心萌动，常常爆出一些哲理火花。如《诗人》中揭示了诗人独特的生存方式，进而得出结论：“诗人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能让他掌权。”如《文人》里书写了文人的性格特点，于是推论出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曲曲折折，起起落落。”如《伟人》中用对比的方法，写了伟人与凡人的行为，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答案：“伟人把别人的力量变成了自己的力量，把别人的智慧变成了自己的智慧；凡人则把自己的力量变成了伟人的力量，把自己的智慧变成了伟人的智慧。”这些篇章，小巧、灵动、丰盈，是作者散文中的诗。

乔忠延的创作实践表明，一个作家只有深入到表现对象的全部世界中，才有可能领略到客体的丰富特征，进而写出独具个性的作品来。他的创作题材是开阔而多样的，但他绝不先入为主，写成一二种模式，而是深入到表现对象中，寻找事物的特征，并把这种特征转化成具体的创作风格。譬如写童年生活的《上天的路》《弯弯的桃树》，作品的格调是单纯、温暖、浪漫的，但又隐含着对荒诞社会现象的困惑。譬如写民情风俗和地域文化的《台子》《威风锣鼓》，作品的风格是热烈、抒情、激越的，饱含着作家对乡土风情和文化的真爱。譬如写历史人物的《记忆李自成》《东临碣石观沧桑》，作品则折射出一种幽远、沉郁、苍凉的情调。乔忠延的散文不仅风格多样，而且写法多变。有些散文汲取了诗意手法，如《春》《圣人》等；有些散文借鉴了小说的写人技巧，如《父亲是棵刺》《祖母》等；有些散文则运用了史家笔法，如《记忆李自成》等。风格的多样，手法的灵活，使乔忠延的散文姿态纷呈，富有魅力。

文学规律和经验，往往是辩证的。优势里隐含着劣势，长处中伴随着短处。乔忠延的散文已是硕果累累，形成了自己的路子和风格。但辩证、客观地看，又存在一些局限和问题。如在思想观念上，作家继承了儒家文化和传统美学思想，但却未能有意识地汲纳西方的现代思想和文学理念，致使他的一些作品思想内容上呈现出某种陈旧性和保守性，更缺少作品深层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如在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表现上，大多停留在旧有的理性结论上，开掘欠深、开放不够，不能同现代社会和思想接轨，难以上升到普遍的、世界的层面上去。如在对客体散文的认识上，强调作家拥抱生活、吃透对象没有错。但作家对客体的把握，是建立在作家的思想和艺术高度上的，忽略了作家的自身修养和提高，同样是写不出出色的客体散文来的。在这一认识链上存在盲点。这些局限和问题，是需要作家注意和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