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散文不可以装腔作势 （王克楠）

        这是一个敏感且易得罪人的命题。凡是写作者，写文字，必定倾情而写，有几个愿意承认自己是装腔作势呢？可是，初衷和效果是两回事，无论一个写作者在写的时候多么地投入，一旦成为了成品，其风格和气派就有了天壤之别。

        有的作者的文章是往里走的，明明白白说话，不掩盖，不故意美化什么，不故弄玄虚，显得十分自然；有的作者不然，喜欢在文字里故意弄出一些“扣”，故意与读者捉迷藏，装出了一副智者的样子，对读者进行居高临下的说教和“点拨”，指点江山，激情文字——这样的姿态很恶心。这样的作者故意这样做，其实是掩盖心灵的虚弱。

        在成千上万的散文写作队伍里，处于“可怜”者居多，或者明明自己是“可怜”的，却故意不承认自己“可怜”。这样的作者，或者由于学养不足，或者由于心胸狭隘，或者由于利益驱使……不得不写“命题散文”，文章的主题是事先被人规定好的，作者往框子填满就是了，于是，为了掩盖心灵的苍白，不得不装腔作势。

       散文写作中的装腔作势有很多表现：比如用大家听惯了的错误结论去证明自己的正确；比如用虚构的强大去代替真实的场景；比如认为“成者王侯败者贼”，比如用声竭力嘶地煽情去掩盖自己朴实的不足；比如生搬硬套先锋写法而无视读者的感受；比如故意选择宏大叙事去遮盖内心悲悯的欠缺；比如用空洞的政治概念去强暴生活的真实；比如用抽象的数字去代替真实的伤害；比如自命清高，好像自己真的卓尔不群；比如生造警句去吸引读者的眼球；比如生造文学流派，好让自己在某个山头当寨主；比如丰富自己的“隐私”，以往读者敬仰；比如故作儒雅，生造半文半白的语言等等，不一而足。

       ——在以上的种种装腔作势作文中，不加节制地煽情是主流。抒情和煽情是决然不同的，贾平凹在担任《美文》主编期间，通读了中国散文史，对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的散文大加赞赏，而对唐宋明清的散文，发现这些名家们一生中写了很多文字，但出彩的艺术抒情散文就那么区区几篇，因而感喟说，“人的一生有多少情可抒呢？如果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为了抒情而抒情，那怎么会不矫情呢？”贾平凹的感受是对的。在文字里抒情，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为了抒情而抒情，就成了毛病。在“十七年文学”时代，如果散文不抒情，如果在一篇散文里不加几个“啊，啊”，就显得没有才华。当今的一些人写散文，如果在开头不加几句“话说天下大事，久分必合，久合必分”之类的空洞的话，就不会写文章了。

       在装腔作势的那一面是——质朴。位于装腔作势的对立面是质朴，说到质朴的散文，我们绕不过汪曾祺先生。汪先生的散文里基本没有“扣”，写景状物，一一娓娓道来，即使遇到了刀光剑影，也含着几分的闲适，如《跑警报》，是写战争状态的日军轰炸昆明的事情，面对日军的大轰炸，汪曾祺作为文人，并没有在敌机轰炸中惊慌失措，仔细地观察环境，这样的沉静气质正是对日军的蔑视。铁凝的亲情散文，也是娓娓道来，并没有写进惊天动地的事，如《面包祭》写了自己的父亲在缺乏制作面包知识和条件的情况下，坚持试验，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面包师”。她的散文《母亲在公交车上的表现》，写的是母亲挤公交的细节，“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俩人，她一定会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读朱增泉的散文，读出了平和，后来才知道作者是官员、将军，作者的赫然社会身份并没有影响他在散文里把姿态低下来，以一个普通人视角洞察人世沧桑和人文历史——这样的散文，看起来姿态低了，其实精神的向度高了。

      大凡写散文写久了，知道散文需要“气”，也需要“势”，散文有了气场，才能黏得住读者；有了气势，才能使读者读得痛快淋漓。但是，散文的气势是流露出来的，不是刻意生造出来的，更不是装腔作势装出来的。很多人迷信“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来源于生活”不怎么在意，而对“高于生活”煞费苦心，因此，虚假的马脚就不由自主地露出来了…….在这样的状态下写散文，即使有了气场，有了气势，也是外强中干；“高于生活”，高蹈到了虚无之境，误人误己矣。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一个人做人可以端一下架子，可以装一装，但是作文为万万不可装；一个人无论在生活中可以适当张扬，甚至可以一呼百应，不可一世，一旦动笔写作，还是朴实一些为好。
                                                                                                                                                               于2015年10月自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