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里的“北京派”（王克楠）

                                        当代散文里的“北京派”      

                                      
       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除了“国家”、省、市、县各级的纸刊，互联网的文学论坛确实是一个好地方，有的论坛承担着为纸刊推荐稿件的任务，有的则完全相反，作者发到论坛就终极了，就可以认为“发表”了。因为论坛有这个特质，不设门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营造了文字的宽松氛围，这确实也是一个“空隙”，因为政治家忙着搞政治去了，贪污家忙着搞贪污去了，空头宣传家忙着举着大喇嘛宣传去了，写散文的人用点个人情趣写点散文，就被忽略过去了。

       笔者落草网络文学有七年了，匆匆而来，来了就舍不得走了，比如“新散文观察论坛”。我在“新散文观察论坛”认识了天南海北的朋友，还曾经获得第一届论坛的评论年度奖、通过观察，感到网络散文游兵散勇很多，只是自称一派的散文写作群很少…..这样的情状让我感到纠结，虽然散文是个体化劳动，总会有写法相近的志同道合者吧。渐渐地，我的眼帘里看到了北京，当然，我眼中的北京不是一个政治符号，而是地理文化的北京，而这样的北京情状是几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写作者给予的——给我带来了极大惊喜。我真的没有想到在皇城根还有这样清醒、冷静、幽默的北京写作人，有这样的北京人存在，令人欣慰。

       当代中国散文，虽然有勇士在前面开路，有立志图变的理论家在精心探究，从整体上看，散文还是陈旧的，甚至出现另一种形态的通讯报道。我们每天看到的成千上万“散文”，都足以令人产生无聊和疲劳。但是我读“北京派”散文，在这里需要插一句，是不是真的成了散文派别，还需要时代的考验和这些作家们的继续努力，需要理论家的界定，笔者只是为了阐述方便，用了“北京派”这个称谓。“老北京网”有个“文学北京”版块，那里集合了一群以写老北京为“主业”的写作者，这些作者不仅在“老北京网”交流，渐渐把他们的文字延伸到全国其他纯文学文学网站，如“新散文观察论坛”就是其中之一。

       “北京派”散文新在哪里？首先在于人物鲜活。很多写作者以写人物而为难，“北京派”写人，写得津津有味，且有弦外之音。“北京派”写人物，并不全写历史大人物，北京历史上的大人物太多，多如牛毛，写也写不过来，写小人物的生命史和生活史，往往可以从一个侧面清晰地透视一个时代。北京小人物有人力车夫，有八大胡同里的青楼女子（如“赛金花“傅彩云），有造纸作坊的工人，有天桥杂耍艺人……他们写的是不为常人熟悉的人物一生。如《舞蹈家裕容龄》写的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女舞蹈家的生活跌宕，裕容龄是皇亲成员，她先在日本，后到西方学习舞蹈，后来成了慈溪太后的御前女官。裕容龄后来遇到了磨难，但风度依然，“梳洗穿戴不马虎，干净利索，精气神不减。” 再如《白纸坊情事》，虽然说的是百姓情感纠葛，也把民国年间老北京百姓的生活状态也带出来了。《北京特色胡同旧事》写的就是老北京的嫖妓现象，令人惊讶的是，八大胡同里的青楼茶烟里，也酝酿了天翻地覆的大事。蔡锷将军和小凤仙交好，逃出北京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那些拥戴袁世凯的人，居然在这里拼凑了“娼妓请愿团”上街游行，呼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只享受了百天皇帝，可见清政府逊位以后，后人对帝王的位置的垂涎，并不亚于袁总统其人。

       “北京派”写作者写老北京人物，总能站在一定历史高度，用“真相学”对历史人物重新评说。他们不为现成的教科书结论所左右，这是弥足珍贵的。散文《北京稊园诗社》便记录了一百多位老北京文化教育界的大家们闲暇诗作。这些人物有深厚的国学根基，通古博今，更重要的，有一种超然于是非之外的文化情怀，定期聚会，吟诗娱友，乃有王羲之“兰亭会”之风范。作者的文章叙述这些文化人，虽然怀才不遇，却本着“诗书不分家”的原则互相交融，互相唱和，抵达很高的艺术境界。作者叙述到，由于诗集出版困难，他们就自己坚持油印，“老先生们寒怆无奈地享用着替代品，不肯放弃精神文化享受，委屈地自娱自乐。” 后来因为许多诗社成员成了“右派”而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不说也罢。还有《北京陶然亭七题》，写的是和陶然亭有关的人和事，人物涉及鲁迅、俞平伯、张大千、高君宇、石评梅、康心孚、郭瑞、刘半农、胡适之、马叙伦、康心如等人，这些人物都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俊才。郭瑞的生平颇有传奇色彩，恰似现代版的狂士阮籍。康心如为后人了解的比较少，他是一位为了教育鞠躬尽瘁而累死的教育家，是鲁迅称颂的“中国的脊梁”，总起来说，这些名士生活道路各自不同，却有属于各自的坎坷，恰恰应现了“文章憎命达”的古语。

       从“北京派”写作者的文字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人和众人乃至社会之间的关系。散文一般来说比较单纯，不是叙述“关系学”的，但是世界上的各种事物确实构成了这样和那样的关系，你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一个人的命运和人物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环境息息相关，无论一个人有再大的能耐，再出众的才学，总会被时代的大石头压着，被时代的大耙子搂着，痛也罢，苦也罢，谁也别想超然。鲁迅先生是与老北京有缘的人（时称“北平”），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谋职那些年，生活是安静的，有时间冷静地对中国封建礼教进行解剖，后来北京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鲁迅就以厚实的文学功底闪亮登场，以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北洋政府虽然腐败，但是对文化人还是网开一面的，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毕竟没有因文而被迫害，如果换到别的时代，遭遇就会有所不同了。

       “北京派”散文写作者，不仅写老北京里生活过的个人，也写群体，比如造纸坊的众生相，比如戊戌六君子，比如老北京吟诗作赋的文化群体中那些令人尊敬的人物。如《五忠六士共翱翔》写到了戊戌六君子。戊戌六君子在被清政府处斩之前，六个人“一歌，一笑，一哭，一箴“，尽得风流也。北京是一座有一千多年都城史的古城，政权更迭，闹剧百出，风物不同。梦中什刹海写的《银锭桥三题》，既有对元朝在北京建都不足百年的感喟，也有对汪精卫再宣统三年在北京一座桥下埋设炸弹刺杀身摄政王未遂的感叹，更有对清末摄政王欲施行新政而未来及的感怀……他写的《毓訕小记》中，记录了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子们的百姓生活，一位由皇族而流落民间的人，一个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一个自自然然的人。彰义门的《粉房琉璃街的名人》写的是清末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生平，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读来感人。

       笔者所观察到的“北京派”散文写作者在选材方面，角度很新。“北京派”散文写作者一般不去选宏大主题，而是以小见大，尤其注重用北京风物去表达内心情愫。老北京风物是沉淀在北京躯体里的活着的文化，即便是改朝换代，都无法改变老北京的风韵。老舍先生创作的话剧《茶馆》为何能成为传世之作？因为茶馆里承载了老北京的风情。老北京的平民虽然住在皇城根，因为物质条件的限制，吃的是小菜，住的是四合院，穿的是粗布衣，即使活在这样的物质层面上，老北京人也活出了自己的趣味，活出了自己的精气神。《小酒馆》便是一例，用的是白描手法，“进门迎面是小柜台，柜台上放着几个放酒提子一般的大搪瓷托盘，每个托盘中放几种酒菜。”此作者还写了《喝豆汁》，写的也是北京风物。

        风情和风物一般是旧的，和当下有一定的实践跨度，这样读来，更有怀旧的趣味，其实，新和救是相对的，一般说来，随大流的作品，应该是陈旧的，大家一古脑向着一个方向走，都跳进黄河了而浑然不知。有的作者另辟蹊径，就显得与众不同。“北京派”散文写作者们，一般不去碰意识形态色彩浓的题材，而是使用生活流说事，也把生活图画摆在文字里，无形中告诉读者，喂，我的活儿干完了，您老愿意怎样看，就怎样看；愿意想嘛，就想嘛。如《向骆驼致敬》，写的是老北京的驼户，写的是老北京“栓骆驼”的情景，当然仅仅是回忆一个场景，散文未必出彩，作者的出彩点在于写出了“故事”，一般人都认为散文不能写故事，但不是绝对的，就看你怎样进入语境？作者写的“故事”不是小说故事，而是生活里令人思索的细节链条。

       吃饭和性事，是人之大欲也。写老北京的风物，就离不开老北京的吃食。“北京派”散文写作者津津乐道地吃，不仅是维持生命的需要，还升华为一种餐饮艺术，尤其是具有鲜明老北京特点的小吃，更是令人流连忘返。有些吃食，不仅北京有，其它地方也有，如1978年之前的全国性的冬季储存大白菜，如果不做好这件事，一个家庭在冬天肯定会陷进“菜荒”。老北京民间的大白菜的做法，有一种叫芥末墩。芥末墩主要食材是大白菜，普通的大白菜，被老北京人做出了花样，连老舍先生这样的文化人，待客也常常使用芥末墩。安德路先生也写老北京风物，他写了盐巴在老北京民间烹调中的特殊作用，此作者还写了老北京人如何寻觅烧火的柴禾，有干树枝、玉米秆、玉米芯等，自己烧火做出的饭菜，和用电烧菜的味道不一样。彰义门的《北京七味之酱》，说的是酱在北京百姓食品中的重要，早晨，烙饼并葱花香菜蘸黄酱；中午，京酱肉丝盖饭；晚餐，炸酱面。老北京食品，和皇城里的满汉全席是不沾边的，普通百姓就是尽力把普通的食品做出不平凡的范儿。比如梦中什刹海笔下的元宝蛋，即是猪肉汤偎鸡蛋。再比如葱花饼卷酱肉、用鏊子烙出了葱花饼，把酱牛肉切成片状，包起来即可。比如白菜丸子汤，“为了省事，做个汤了事，既有菜，又有稀的，同时能满足冬季取暖和营养的需要。”再如猪肉炖，纯属百姓做法，肉是五花肉，菜是白菜、宽粉条、冻豆腐，配在一起炖，热气腾腾，还有香味扑鼻，闻闻就醉了。

       其三，“北京派”散文写作还有一个重要艺术特点——具有浓浓的老北京味道（即是京腔）。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方言，即使是说普通话，遣词造句以及说话语气也有自己鲜明的地方特点。北京腔，不是大喇叭里的普通话，而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话。北京话有个特点，在于节奏快，幽默俏皮，口语清晰，有弦外之音。如草长莺飞的风物散文《黄瓜》，黄瓜，大江南北都有，只是黄瓜到了北京，就有了浓浓的北京味，有了隶属北京的文化味，“如果找一种蔬菜来做一个北京人的代表，我认为非黄瓜莫属。”“北京派”散文写作者重视口语，用白描法对老北京人吃黄瓜的形象进行动作刻画，“只见一个北京人，一手托一大碗面条，吞一口面，北京话零碎地蹦了出来。”

       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语言风格，这样的语言风格是从地域文化的母体中孳生出来的。具有天生的文化基因。老北京语言，是1949年以前老北京人所说的口语，不是如今在北京工作的人员说的普通话。普通话是“官话”，缺乏人间烟火和百姓的精气神。老北京话不仅有话，而且有音儿。一听如同芙蓉出水的声音，带着水灵滋味，一听就舒坦，就像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那么招人爱。老北京话有一下三特点，一是动词多，常常用动词带动名词和形容词，而且动词和形容词、副词搭配得很妥帖，不必太去迁就什么“现代汉语语法”，只要说话写字者说得顺溜，听着听得明白，足够了。其二是习惯于以小见大，表意丰富。小题大做，是因为“小题”中包含者“大做”的因子，可以在写作中把文章的“大模样”表现出来。其三，语言的发源地在民间，经过作家整合，又回到民间。“北京派”散文写作者大多数身在民间，对北京地区民间疾苦和民性走向有着深入骨髓的理解，可以说，人生图画都融化到血液里了。他们深知，写出的文字就是给百姓读的，不是关起门自我欣赏的。北京的另一种背景里曾经生长过一个高晓松，他专门爱谈让人感到马上可以当总统的大事，身在美国依然对中国历史各种事情白话不止。“北京派”散文写作者走的不是这个路子，这些作者大部分人到中年，有的人过花甲，经历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事记，耳闻目睹，感同身受，对当下中国的方方面面有清晰的认识，对于假恶丑有着发自内心的厌恶。他们对社会各种丑恶现象，一般不去做正面批判，而是用讽喻的方式点到为止。对于北京方言，梦中什刹海谢过一篇《由京骂说开去》，把北京语言的味道归结为——贫，“贫，大体能分为有味和无聊，前者，听着轻松快活，且未必不长学问；后者则是赖以无聊解闷的东西。”分析得入木三分也。

       有的文学评论家说，地域的，就是世界的。北京地区的散文作家们，虽然住在皇城根，没有在花长叶上做文章，反而扎扎实实地回归泥土，坚定不移地“我手写我心”，不仅从取材上，且从语言艺术、表现手法上，表现出具有鲜明北京气派，写老北京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写出了一批令人惊叹的好散文。北京地区散文群写作者们，不跟风，求真实，破遮蔽，呈现了不同于中国其它地区散文群的写作个性，对于当代散文的苍白失血，具有一定的滋补和矫正作用。

                                                                                                                       2015年9月于西山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