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面对文体与思潮的错位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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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记者向我提问：为什么《平凡的世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表时，备受文学批评界冷落，评价很低；而不久，随着书的发行，却在广大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尤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了此书，听众来信如雪片般飞向了编辑部，一部分信还曾转到了病危中的路遥手里；记者问我，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读者与评论家的意见差距如此之大?
回想当年，我对《平凡的世界》评价也不十分高，认为是“《人生》的扩大版”，但也给予了肯定，写过文章，却达不到现今的认识程度。静下来想，我认为，评论家总是习惯于从文学史，社会思潮，创作方法，从文学的思想艺术背景，来考虑和评价作品，从而形成一种“专业眼光”。在当时那个观念革命，先锋突起，大力借鉴和实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的热潮中，突然遇到这么一部面貌颇为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评价怎么会高呢。但是，对读者，特别是普通社会读者而言，他们很少从文学思潮或方法革新的角度审视作品，他们更看重作品与他们的生活，命运，心灵体验有多少沟通和感应，能否引起他们的共鸣和震憾。这也许就是读者与评论家有时会发生巨大矛盾和反差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并不仅是读者与评论家会发生矛盾，思潮与文体也无时不在发生矛盾。在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在思潮与文体的相互激荡和轮流突出中，始终都有一个在思潮起伏、背景剧变，甚至出现某些外在因素介入的情势下，如何保持对文本的客观，准确，公正，科学的评价，从而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问题。比如，有的作品在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中是一马当先的，发表当时产生了轰动，却有意无意忽视了文本的修炼，忘记了一定的审美距离，时过境迁，对其评价就会降低很多。所以有种说法，凡是引起一时轰动的作品，其艺术生命力大都是不长的。这样说对不对?有道理，却也不能一概而论。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问题”小说、伤痕小说，包括而今的“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等思潮来说，很显然它们的文学史意义远远要高出于文本内涵的丰富性和张力。另有一些作品，在写作时与潮流保持了某种距离，当时反响寂寂，过了几十年后，思想文化背景发生变化以后，却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得到了重新的高度评价。那么，是不是不贴近潮流写作，作品的艺术生命才会长?倘若要将其作为普遍的铁的规律性总结，显然也是有问题的。我国的，如鲁迅先生的杂文、茅盾先生的小说，甚至前些年的“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冲击波”；国外的，如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契诃夫、叶赛宁，高尔基以及后来的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等，无不是在“贴着时代写”——当然，每人的价值观审美观不同。我们看到，当某种巨大的潮流来临时，作家们无不承受着时代的感召，又受到时代大浪的冲刷，千淘万漉之后，他们还是被读者、被文学史所珍藏和记忆。
当然，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沈从文在纷乱年代造出的“希腊小庙”，对张爱玲“孤岛”时期的独绝体验，对钱钟书《围城》的知识分子群像塑造，还有张天翼，吴组缃，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后革命年代”文学史的价值重构，确有重新发现之功。特别是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的重新评价，甚至推动了大陆“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进程。按他说的，他主要是从“人的文学”的立场出发，从文学本位出发，他说他的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他的评价甚至打乱了我们原先的某种评价和排位。但夏先生也并不是不注重“思潮”的，他对“左翼”，“右翼”很看重，很敏感，他的意识形态背景和基督教文化背景都会影响到他的评价。夏先生大力肯定张爱玲时，却不由自己地忘记了同时期的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似不是偶然的失误。夏先生对此也有所反思。我这样说是要表明，思潮与文体是不可能绝然分开的，思潮不可能不影响文体，但文体却有相对的稳定性。
当年李泽厚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变奏”的观点，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他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成为时代主题，全民族都在呼唤民主与科学，并审视国民性，思考中国走现代性的道路。但这个时段很短，日本鬼子旋即入侵，启蒙的主题被一再打断，救亡上升为第一位，于是评价尺度首先要看关涉“救亡”与否。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启蒙主题才回来了，出现了思想解放大潮和理想之光的闪耀。九十年代初又有打断，商品大潮和全民经商又席卷而来，新启蒙的声音又微弱了……。回来的不可能不回来，打断的不可能不打断，都不是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我在想，沈从文写着湘西故事的时候，赵树理正写着《小二黑结婚》；钱钟书写完《围城》的时候，周立波也许开始了《暴风骤雨》的构思，丁玲也开始了筹划《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写作。那时的中国，解放区与国统区，各有不同的背景和价值观，我们不能脱离实际地、事后诸葛亮式地认为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依我看，历史就这样走过来了，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和文学史问题时，都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不要忘记“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各类作品都有它们各自的价值和位置。
我扯得有些远了。还是回到《平凡的世界》的评价上来。如果说，它对当代文学评论是一个警醒的话，那就是，方法虽对创作有极大影响，但终究方法不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要承认，在漫长的文学发展中，多种创作方法是可以并存的，都有其生命力。重要的不在于你采用了什么方法，而在于作品思想艺术的深度和高度，在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涵盖广度，人性揭示的深度，艺术上的创新尺度。文学的历史从来都不是“进化”史，而是“变化”史，文学的历史不是按思潮的先后，像一节节车厢式地线性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说，现实主义的某些具体手法落后了，过时了，但我们却不能得出“现实主义过时了”的结论。
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在今天有必要重新提倡现实主义精神。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感”，更关注人民的苦乐，更关注当下的生存，更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巨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田晓霞和孙玉厚、田福堂等两代人的两种生活方式、命运的近距离观照，正好切中了当下时代的脉搏，形成了不同时期“历史的同构”：与命运抗争是否可以改变命运，进城是否能让人获得真实的幸福，如果没有田福军这样的为民请命的“清官”，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如果没有孙玉厚、孙少安、田润叶这样的朴素而真诚的理解与宽容之心，没有那些令人热泪盈眶的忍辱负重，没有田晓霞的女神式的献身……《平凡的世界》是否将变成“平庸的世界”呢?
所以，文体与时代的错位，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文体，文体的革新意义在于将一种新的观念注入文本，以此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任何一种文体都可能成就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关键在于这个想象的世界是否切中了时代的脉搏，是否穿透了历史的迷障，倘能如此，经典作品是不会被历史的尘沙所湮没的。
回想当年，我对《平凡的世界》评价也不十分高，认为是“《人生》的扩大版”，但也给予了肯定，写过文章，却达不到现今的认识程度。静下来想，我认为，评论家总是习惯于从文学史，社会思潮，创作方法，从文学的思想艺术背景，来考虑和评价作品，从而形成一种“专业眼光”。在当时那个观念革命，先锋突起，大力借鉴和实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的热潮中，突然遇到这么一部面貌颇为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评价怎么会高呢。但是，对读者，特别是普通社会读者而言，他们很少从文学思潮或方法革新的角度审视作品，他们更看重作品与他们的生活，命运，心灵体验有多少沟通和感应，能否引起他们的共鸣和震憾。这也许就是读者与评论家有时会发生巨大矛盾和反差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并不仅是读者与评论家会发生矛盾，思潮与文体也无时不在发生矛盾。在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在思潮与文体的相互激荡和轮流突出中，始终都有一个在思潮起伏、背景剧变，甚至出现某些外在因素介入的情势下，如何保持对文本的客观，准确，公正，科学的评价，从而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问题。比如，有的作品在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中是一马当先的，发表当时产生了轰动，却有意无意忽视了文本的修炼，忘记了一定的审美距离，时过境迁，对其评价就会降低很多。所以有种说法，凡是引起一时轰动的作品，其艺术生命力大都是不长的。这样说对不对?有道理，却也不能一概而论。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问题”小说、伤痕小说，包括而今的“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等思潮来说，很显然它们的文学史意义远远要高出于文本内涵的丰富性和张力。另有一些作品，在写作时与潮流保持了某种距离，当时反响寂寂，过了几十年后，思想文化背景发生变化以后，却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得到了重新的高度评价。那么，是不是不贴近潮流写作，作品的艺术生命才会长?倘若要将其作为普遍的铁的规律性总结，显然也是有问题的。我国的，如鲁迅先生的杂文、茅盾先生的小说，甚至前些年的“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冲击波”；国外的，如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契诃夫、叶赛宁，高尔基以及后来的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等，无不是在“贴着时代写”——当然，每人的价值观审美观不同。我们看到，当某种巨大的潮流来临时，作家们无不承受着时代的感召，又受到时代大浪的冲刷，千淘万漉之后，他们还是被读者、被文学史所珍藏和记忆。
当然，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沈从文在纷乱年代造出的“希腊小庙”，对张爱玲“孤岛”时期的独绝体验，对钱钟书《围城》的知识分子群像塑造，还有张天翼，吴组缃，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后革命年代”文学史的价值重构，确有重新发现之功。特别是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的重新评价，甚至推动了大陆“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进程。按他说的，他主要是从“人的文学”的立场出发，从文学本位出发，他说他的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他的评价甚至打乱了我们原先的某种评价和排位。但夏先生也并不是不注重“思潮”的，他对“左翼”，“右翼”很看重，很敏感，他的意识形态背景和基督教文化背景都会影响到他的评价。夏先生大力肯定张爱玲时，却不由自己地忘记了同时期的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似不是偶然的失误。夏先生对此也有所反思。我这样说是要表明，思潮与文体是不可能绝然分开的，思潮不可能不影响文体，但文体却有相对的稳定性。
当年李泽厚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变奏”的观点，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他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成为时代主题，全民族都在呼唤民主与科学，并审视国民性，思考中国走现代性的道路。但这个时段很短，日本鬼子旋即入侵，启蒙的主题被一再打断，救亡上升为第一位，于是评价尺度首先要看关涉“救亡”与否。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启蒙主题才回来了，出现了思想解放大潮和理想之光的闪耀。九十年代初又有打断，商品大潮和全民经商又席卷而来，新启蒙的声音又微弱了……。回来的不可能不回来，打断的不可能不打断，都不是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我在想，沈从文写着湘西故事的时候，赵树理正写着《小二黑结婚》；钱钟书写完《围城》的时候，周立波也许开始了《暴风骤雨》的构思，丁玲也开始了筹划《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写作。那时的中国，解放区与国统区，各有不同的背景和价值观，我们不能脱离实际地、事后诸葛亮式地认为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依我看，历史就这样走过来了，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和文学史问题时，都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不要忘记“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各类作品都有它们各自的价值和位置。
我扯得有些远了。还是回到《平凡的世界》的评价上来。如果说，它对当代文学评论是一个警醒的话，那就是，方法虽对创作有极大影响，但终究方法不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要承认，在漫长的文学发展中，多种创作方法是可以并存的，都有其生命力。重要的不在于你采用了什么方法，而在于作品思想艺术的深度和高度，在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涵盖广度，人性揭示的深度，艺术上的创新尺度。文学的历史从来都不是“进化”史，而是“变化”史，文学的历史不是按思潮的先后，像一节节车厢式地线性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说，现实主义的某些具体手法落后了，过时了，但我们却不能得出“现实主义过时了”的结论。
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在今天有必要重新提倡现实主义精神。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感”，更关注人民的苦乐，更关注当下的生存，更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巨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田晓霞和孙玉厚、田福堂等两代人的两种生活方式、命运的近距离观照，正好切中了当下时代的脉搏，形成了不同时期“历史的同构”：与命运抗争是否可以改变命运，进城是否能让人获得真实的幸福，如果没有田福军这样的为民请命的“清官”，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如果没有孙玉厚、孙少安、田润叶这样的朴素而真诚的理解与宽容之心，没有那些令人热泪盈眶的忍辱负重，没有田晓霞的女神式的献身……《平凡的世界》是否将变成“平庸的世界”呢?
所以，文体与时代的错位，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文体，文体的革新意义在于将一种新的观念注入文本，以此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任何一种文体都可能成就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关键在于这个想象的世界是否切中了时代的脉搏，是否穿透了历史的迷障，倘能如此，经典作品是不会被历史的尘沙所湮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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