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爱支撑起自己的审美王国 （王克楠）

                              用爱支撑起自己的审美王国　　         

                                         ——阿国散文集《一地清凉》之解析
　　
　　                                  文/王克楠
　　
　　我的经历里，对笔会之类的文学聚会是十分乐意参加的，每次聚会都会认识一些新朋友，他们的文学坚守总是可以深深地打动我，使得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失望得不至于十分严重。当然，我新结识的文友大部分是草根作者，他们一边谋生，一边坚持文学创作，从读书和创作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和人格提升。前不久笔者去开封赴一个民刊编辑会，见到了来自广州的邯郸籍写作者阿国，心中立即升腾几分亲近之感。
　　
　　邯郸位于中原的边缘，赵文化的腹地，是“慷慨悲歌之地”，这里有一个散文沙龙，办了二十几年，一个人办点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一辈子办好事；一个地域偶尔办个笔会也不难，难得是二十几年如一日地办下去，每月活动一次，品散文和写散文是这个城市里的一部分文化人的精神大餐。过去，我一直关注的是居住在邯郸本地作家的成长，自2012年后，我关注的重点逐渐放在从邯郸走到外地的作者，品味邯郸这块热土对一个写作人究竟产生多么深重的影响，邯郸作者阿国即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我的视野的。
　　
　　阿国已经出版了三部散文集，《一地清凉》是他的第四部散文集，笔者在开封民刊编辑会上，有幸得到他的《一地清凉》这部散文集。会议议程和参观开封的节奏是紧张的，在从开封回邯郸的列车上，我打开了《一地清凉》，熟悉的故乡场景和相似的人生阅历，使得我一鼓作气读毕此书，下面分四个部分对此书进行解读。
　　
　　一、与故乡的血肉之情以及母爱主题开掘
　　
　　故乡对于每个人都是难于忘怀的，对于阿国也是挥之不去的情愫。作者说“我认为的故乡，就是在那里度过童年少年时代的出生地，是眼镜第一次接触感知世界生动细节并永远留存的灵魂之源。”河北魏县曾经是全国贫困县，虽然贫穷，也是阿国写作的重要资源。其它的写作资源可能用一阵子就用完了，故乡的写作资源是永远用不完的，因为作者心中有对故乡的拳拳之爱，他对故乡的爱，是爱到骨头里的爱。凡是作家，无论大作家，还是小作家，大部分对故乡的有热爱之情，如鲁迅先生对故乡的热爱，从他的散文里一一凸显；当代的莫言因为热爱故乡，竟然形成了写作惯性，凡是他遇到的“有意思”的事情，都要放到他的家乡——山东省高密县去过滤一番。
　　
　　阿国热爱故乡，热爱朴实的农耕劳动，认为农耕劳动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的热爱故乡和热爱农耕劳动的情结不仅在此书的第一辑专门呈现，也在《一地清凉》思辨性的“浮生碎笔”（第三辑）进行了审美描述，“父亲一袋粑粑、一壶凉茶就是一天的伙食，牛儿一边耕地一边咀嚼着嫩草，和父亲佝偻的背影相映成趣……我和妻在一旁用撅头刨着葛根，胳膊一样粗的葛根洋溢着泥土的恩宠，让人欣喜不已。”还有作者对乡村月夜的回忆，“乡村的夜是静谧的。星却是一颗颗亮晶晶的，和偶尔的狗吠相映成趣。田地里的玉米苗绿油油的，几场雨就把空气过滤得万分清爽，树木站在田边，就像站在油画里。”这样的描写有点像鲁迅先生的《好的故事》里的诗意描写，生活里有很多丑，但又不乏美，全看当事人怎样抉择。
　　
　　阿国对故乡的热爱是通过热爱亲人和乡情来呈现的。在这个方面的散文，笔者认为《念娘亲》和《姐娘》是阿国的代表作。作者对自己母亲的刻画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是写母亲活着的点点滴滴，后半部分是写母亲去世后，作者对母亲的殷殷怀念。当然，写母爱，作者没有放开铺陈，而是写细节：写母亲在织布机前的忙碌，写戴着老花镜学汉字，写母亲对抗日时期的文化干部的向往，写“母亲用硕大的剪刀极其仔细地捉住我脏而黑的小手，轻轻地帮我剪指甲，还不时习惯性地吹一下”。母爱渗透在作者的心灵里，成为作者的营养，因此他才说：“我出了三部书，似乎都是来源于母亲。”没有母亲，不仅没有作者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就没有作者丰富的心灵。
　　
　　母爱的片片断断是阿国幸福的根源，即使是他的母亲已仙逝，他的脑海里依然保存着母爱的温馨，尤其小时候的情景，历历在目，“小时候，家中只有母亲的一把蒲扇，把炎热的夏天扇走。晚上，我们七姐弟在香椿树的草杉上一字排开，母亲那把扇子从大姐摇到我，驱赶走肆虐的蚊虫。每次在星光中醒来，见母亲倚着椿树睡着了，手里的扇子偶尔机械地摇几下，那情那景，给了我一世的清爽。”母亲把母爱给了自己的每个孩子，阿国也把孝心回报给母亲，“三十年前，母亲给我过儿童节；三十年后，我给母亲过儿童节。”因为人老了，就成了老小孩。
　　
　　阿国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妇，但也是有思想的人，比如在作者的职业选择上，母亲不赞成阿国追逐功名，用“千里居官，无非吃穿”观念来教育儿子。阿国年轻时不太理解母亲的语，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在商海里远游，渐渐地理解到了母亲的深意，“10万元和10亿元有何区别？钱财多，潜伏的风险即多，奢华会腐蚀人的心灵。”对于恋母情结，作者是这样认为的“有几个男人不渴望释放童心偶尔也做次调皮的孩子？母亲的味道会荡平你浮躁不安的功利心，母亲的嘱托会让你的梦境充满田园牧歌的安详。”是啊，这样的恋母情结有何不好呢？
　　
　　除了写母亲，阿国还写了自己的姐姐们。作者是一个幸运的人，他有五个姐姐，五个姐姐都在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使他充分体会到来自姐姐们的亲情，他的散文《姐娘》就是抒发对姐姐们的情感的。阿国姐姐们对他这个小弟疼爱有加，付出了母爱一般的关爱，所以作者称呼姐姐们为“姐娘”。阿国的最小的姐姐为了培养他上大学，坚持在家种地，推迟了几年出嫁。大姐“说话最少，干活最多。”当年大姐出嫁的时候，坐的是牛车，因为阿国年纪小，哭闹，“大姐没有办法就把我一起捎带着娶走了。”阿国的母亲去世后，他“每天都给大姐二姐三街四姐五姐打电话。”只有和亲人们说说话，才能平复他无比悲伤的心情，才能摒弃孤独和辛酸。作者的姐姐们的生活很简朴，但是过得很踏实。对于姐姐们的幸福，阿国也感到幸福，比如四姐的一对儿女生活和工作很好，阿国能体会到“四姐分享着果实的甜蜜，感受着岁月的慷慨馈赠。”
　　
　　歌谣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个宝”，作者正是由于受到了无微不至的母爱，才完善了自己的人格和文格。阿国从考学、上大学以及只身到广州打拼，全由母爱呵护着，“在母亲的声音里，一种庞大的安全感密密麻麻地包裹着我。”母亲的去世，对阿国是悲痛的，也对碌碌红尘有了更多的理解，“母亲去世后，我仿佛一下把生命的真谛悟透，功名利禄视作鸿毛。”其他人写母爱，仅仅停留在温暖的层面上，而阿国写母爱，则提升到如何做人的层面上，这是作者的优秀之处。写到故乡，写到亲人，阿国就有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细节，他能记忆起亲人们的细节，牵挂亲人们的生活困顿，知道大姐牵挂自己，找“明眼人”为自己算命，知道四姐在做生意时候丢了一笔钱，“她奋斗了几年才还清债务，至今姐夫浑然不知。”
　　
　　作者热爱故乡，认为家乡是他“落叶归根的地方。”对于家乡的老房子，也是“记忆完整如初”。“在娘面前，我永葆童心；在老屋面前，我却似婴儿。”因为热爱家乡，对家乡的乡亲们的生活状态丝丝在心，他记着村里的村公所，记着老房子对门邻居名字叫——磨子。记着隔开河南河北的家乡的河流。作者在电话里听大姐讲述了故乡发生一件一家六口人溺水死亡的事，让作者彻夜难眠，他在想着“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残酷，因为这一对老人领着三个孙女和一个孙子过河渠，先是小孙子掉进了河渠，十几岁的孙女跳进水里去救弟弟，淹没了，另外两个孙女去救姐姐，也淹没了，慌了手脚的爷爷奶奶也跳进河渠救孙女孙子，也淹没了……一家六口人都淹死的悲剧，就顷刻间发生了。“这是我今天夏天听到的最沉重的事情吗，心窝痛！”
　　
　　阿国因为工作和其它原因，去的地方比较多，在这些地方，他始终保持一种“异乡人”的角色，即使是对他所生活地广州，他也自我定位在“异乡人”角色。他自己这样描写“即使是天降祥瑞，皇恩浩荡而落户广州，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乡人。”异乡人的角色有助于站在圈子以外观察南国的生活。虽然是异乡人，但是无法阻止他成为义工和志愿者，2003年，他刚到开发区，就已经是一名义工。义工意味着付出，阿国不怕付出，但是他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农民工”。
　　
　　二、 对当代文人生态所进行的思考
　　
　　阿国的散文是抒情的，更是思索的，他的思索的当量不亚于当代著名随笔家。阿国在大学学习的是中文，他曾有过一个作家梦。梦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在现实生活里，为了生计，阿国不得不经商。因为作者带着真诚去经商，在广州萝岗区取得了成功。经商成功后的阿国，并没有陷入物质主义的花天酒地，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农民的本色，对那些物质主义的泡沫，保持足够远的距离。
　　
　　阿国在经商之余，坚持写作，用文学使自己不受物质主义的污染。他对于现代文人的生存尴尬和“后文学时代”也有自己的思索。阿国在《后文学时代》一文里，他借一位领导的话，对文学家进行讴歌和定位，“文人的灵魂是清高、自恋，即使是全世界的人都说他是一粒尘埃，他依然带着钻石的璀璨建造文字的金字塔。”可见，阿国所理解的文人不仅是感性的，而且是心灵的、崇高的。这样的文人自古有之，屈原、司马迁、阮籍……近代的鲁迅先生。这样的文心传承，像是接力棒，一代代传下来，一直传到了今天，今天的中国和历史的中国有所不同，商品经济蔓延到每一个角落，如同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初期，拜金主义淹没了一切，而人性中最闪光的，恰恰被忽略。
　　
　　阿国人在商海，心在天国。他把亲情当作生命图腾来供奉，对家乡的老母亲、姐姐们，村里的相邻们，阿国时刻挂在心上。要知道，亲情在商品经济的熏染下也会变质的，但是在阿国的视野里，不仅没有变质，而且成为他的生命港湾。阿国本人对文学的态度，即是他的生命观的一部分。人可以没有金钱，但不可以没有良心；人可以生活困顿，但不可以没有诚信。中国的封建历史太长，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来的太晚，没有来得及建设诚信为上的商品经济道德（只是存在清末民初的来自山西或者安徽的少数商人那里），缺少全民族的商品经济道德规范，因此，才出现了许多丑恶，包括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对商品经济的丑恶那一面，阿国保持足够的警惕。
　　
　　阿国与一般的商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喜欢读书，“远离灯红酒绿，远离金钱帝国，远离人世喧嚣。”阿国读书的范围很宽，读中国的，也读外国的（其中包括日本作家写的书）。他读沈从文的文字，感到“字里行间沁透出悲悯天下苍生的情怀。”他读完莫言的《十三步》，心中有相识之感。他利用坐飞机的闲暇，读毕余华的《第七天》，感到“文学偶尔会像黑蚁，尖叫着撕咬我的心脏。”总之，阿国是一个敬畏文字的人，正因为敬畏文字，才不随便写字，而对那些有分量的作家们给予一份崇高的敬意。对于读书，尽管当代已经进入“图文年代”，阿国还是对纸质图书给予无比的珍重。现在出版图书是容易的，很多人把索取图书当作一个礼节，其实从内心并不尊重，阿国用“王蒙再送著作”的事，对不珍惜别人劳动果实的人，给予鞭笞。
　　
　　阿国是广州萝岗区的作协副主席，参加了广州市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见到了著名作家张欣，很赞同张主席的话“在文学日益边缘化、快餐化、网络化、娱乐化的今天……一位作家朴实生命的真正延续方式只有一个字：写。只有用文笔勾画出生活的内涵、人生的真谛，才不枉来世一遭。”阿国在实际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他为文有感而发，热情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索，从来不做无病呻吟。他希冀自己能有“真正铭刻时代烙印的有思想的纯文学作品”出世，只不过他的主业是经商，人在商海，在商言商，只能在工作间隙，写一些有思想深度的杂感。对于那些有前途、有深度的民刊，阿国也用行动给予支持“因为缘走进《知觉》，认识酸枣小孩。愿《知觉》好运，长寿，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向前。”民刊《知觉》也有阿国的心血。
　　
　　对于写作，阿国对自己要求很高，有分量的作品发表了，是一种欣慰，应酬之作发表了，就产生一种自责，比如他的《春至心灵》是一篇应景之作，居然在报纸上发表了，作者立即进行了自我批评“年岁逐增，对文字的推敲愈加严谨，这篇文字，真诚不够，激情干瘪，我自嘲为伪真情。”对于自己的作品和读者的关系，他不希冀收获掌声，有一份认知和感动，足矣。阿国通过文字无情地解剖世界，也解剖自己。“是我堕落了，还是这个世界堕落了？”对于写字，阿国没有当作宣泄，而是怀着敬畏之心，从不随便写字“思想的火花呢喃、匹配、默契，甚至可一字千金，掷地有声。”　　
　　在开封见面的时候，我说“阿国，你是一个儒商。”这并非恭维，是对阿国生命状态的刻画。他确实是一边经商，一边写作，通过写作来解剖自己，检点自己，他说过，“远离文字的世界，自己变得面目可憎。”“说我是生意人吧，却那么感性，带着一颗悲悯的心灵。”“人到中年，已经习惯把悲伤深深储藏在心底，而把最仁和的一面留给身边的人。”可见，阿国热爱文字之深。
　　
　　三、对他乡他景的文化考量
　　
　　阿国虽然主业经商，却对人和环境的关系有着深透的理解。比如“农民工”现象，他是从文化层面上思索“农民工”这个标签的。农民进城打工，并不是来和城市人抢饭碗，而是来为城市建设做贡献的。农民不是一个永恒的字眼，现在的城镇居民，往前查数几代，有几个不是农民？农民进城，不是永恒的农民，是可以转为市民的，因此，作者喜欢“外来工”这个称谓，阿国对称呼的“抠字眼”，也是反映了作者的文化态度。阿国认为“2.7亿的外来工，也是城市化进程的先锋队，是国家建设的脊梁。忘记和忽略这个群落，都将是实现中国梦的硬伤。”　　
　　虽然人在大都市，阿国依然对城市文明浮夸的那一面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他发现“越是往物质世界的深处走，身子越是悬浮，精神的内核便扔了一路。”城市遍布欲望和阴谋，存在无数看不见的陷阱，而乡村文明则要朴实得多“乡村被古老文明庇护，朴实和真诚是土地的最后的财富。”当然，有的城市虽然有名气，但因为作者再此地遇到“劫难”，也会失去了光泽，如郑州，本来是中原地区不可或缺的城市，但是作者在这里差点被抢包，于是对这个城市不再有深入探究的耐心。
　　
　　作者喜欢去文化沉淀厚重的地方去采风，比如到了曲阜，作者“特意换了一套西装，以示对孔圣的敬重。”他写了曲阜内的环境的诗意盎，也写了在孔林的感受，那里有孔子大女儿的贞节牌坊，孔子是大学问家，也是被时代熏陶的人，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圣人也不可能现代意识，也只能牺牲女儿的幸福，让女儿以“贞节”为荣。作为春秋战国年代的平凡人，如果时代继承香火，不知可以有多少后代，孔林里有孔子第77代传人的坟墓，孔林里竟然埋葬孔子十万余后人，这是令人惊讶的。作者到了扬州后，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江南风景，更感受到了一种精神，扬州人在满清帝国的军队大军压境的时候，坚决不投降，与之激战，造成对方的伤亡……江南的秀丽山水的后面，也有血性和骨质。因为想到了扬州的骨气，因此，作者格外欣赏扬州的竹子“竹子是个园的灵魂，郁郁葱葱的竹林，与迷宫似的庭院比邻。”还有，作者对扬州瘦西湖的“瘦”也进行了个性化解读：一面湖突然瘦了，那是思想的含量所致，是忧国忧民的情怀所致。
　　
　　有些城市虽然没有深厚的人文积淀和历史掌故，但很有影响，也是作者爱去的地方。比如威海市，作者到了这里，给威海画了一幅精神画像——铁骨铮铮。威海确实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海城，110年的那场中日甲午海战，由于多种原因，战争的结果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海战的硝烟消散，中国人抗击侵略的民心并没有沉寂，海战中的民族英雄邓世昌的英灵依在，呼唤后人抗击外敌的侵略，所以，1931年之后日寇又一次全面侵略中国的时候，以礼仪之邦的中国人“发出了最后的吼声”，用简单的枪炮，用原始的大刀、红缨枪，用拳头和牙齿，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主战场，让日寇领教了什么叫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作者在甲午战争博物馆里感慨万千，走出博物馆“见到一枚太阳正悬在黄海上，一艘艘军舰在翻腾的浪花中逶迤而过。”这样的描写是对比描写，更是对民族精神的外化感应，是的，在这个世界上，谁小瞧了中国人，谁认为中国人是好欺负的，必定会痛饮苦果。作者去了中国最北面的满洲里，立即想到了爱新觉罗的末代皇帝，他用了通感的写作手法，把皇帝的鼾声和老式火车的嘶鸣糅合到了一起……作者在满洲里看到了俄罗斯风情，看到了满清傀儡皇帝“心中抹不去的痛。”满洲里不仅有皇帝的痛，更有新中国的阳光，当作者站在国门，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时，心中为之一振，历史的进程尽管曲折，最后总是会充满阳光的。.
　　
　　阿国喜欢旅行，通过旅行解读陌生的惊喜。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两者是互补的，作者理解的旅行，“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出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未知地方的新奇猜想和期望值，构成了旅游地的人文风景。”对于阿国来说，不仅是外出游玩，而是把自己“陌生化”后对自己进行再观照，静思对自己有过影响的各种人，有的人是自己的恩人，有的人则有些不屑，但是“生活旅程中你总会忽略或忽视一些人，这些人是造物主派来的使者，或某个时刻，甚至以分秒计算，但他们毫不吝啬地给你温暖。”在阿国的记忆里，大多是世界的善，所以，他感恩生活，他的心灵生活很阳光。
　　
　　对于国家放长假的旅游，阿国也有自己的思考，本来旅游是一件修心养性的事情，但是大家一鼓脑地集中到放长假进行旅游活动，使得游玩成了赶集，熙熙攘攘，不仅给交通部门带来了巨大压力，也降低了旅游的文化质量。国家是不是应该全面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把放长假按照各个省市的分布，分解到全年不同的月份，让旅游真正成为甘美的文化大餐，提升整个民族的旅游素质。
　　
　　阿国虽然人在商界，却没有许多生意人的恶俗，甚至对频繁的应酬，都有反感和无奈，“骨子里反感酒精的辛辣，却有时不得不端起酒杯。”对于自己的企业，虽然小，也施行人性化管理，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要给女同事们略表寸心。对于人的尊严，阿国有更多的思考，比如说得到救助，是好事，但是，被救助者不能作为“商品”进行展览，因此，他对被捐助者抱着被捐助物品任人拍照的事情，非常反感。，当尊严没有被当作尊严来尊重，那就是作秀，就是对尊严的践踏。
　　
　　四、用笔记体散文穿越当下现实生活
　　
　　阿国是一位儒商，他从经商的角度，阐释了人的性格决定命运。对于经商而言，“生产力不是逼出来的。”他看到有些老板稍微有成绩，就贸然跨行经营，而真正作出成绩的寥寥无几。一个人，如果专注于某一个行业，才能做出令人吃惊的成绩来，因此，阿国带领自己的团队，专注于本行业，一步一个脚印走，取得了成绩。事不同，理相通，阿国说的是经商，其实为文也都是需要有这样的专注精神。
　　
　　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阿国有自己的行业道德，做事谨慎小心，“成功了，鞠躬拜谢求职者；推荐砸，诚惶诚恐不能眠。”无论做什么行业，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不同，创业者的素质不同，均会产生成功和失败，对于从事工商业成功者，局外人总是看到他们宝车洋房，看到他们一掷千金，看不到他们创业的艰辛和辛酸，“每一位成功人士背后都有鲜为人知的血泪史。”对于创业成功而不骄不躁的同行，阿国给予了尊重，如作者的朋友龙是最早出去创业的同事，经过八年奋斗，已经家产千万元，但是，“他永远是黑西裤白衬衣，只是多了一幅眼镜。他解释道，有客户说他的眼神过于犀利，一副眼镜多少让眼神变得柔和。”阿国还认识一位精明而朴实的创业者，这位创业者当过兵，学历不高，吃饭的时候一一给人敬酒，谦卑有加，“在茫茫人海中看不到任何老板的特质。”但是这位创业者的实业做得很大，并且富裕后不忘记社会角色，不事张扬地到河南艾滋病村捐助，对故乡本村的老人发红包等，然而，他还保持着农民简朴的习惯，“吃饭时，看到餐桌上有遗漏的花生米，便不动声色的夹起来房间嘴巴”，这样的老板是作者从内心敬佩的老板，因为这样的老板是老板，更是具有优秀品格的大写的人。
　　
　　阿国崇尚阳春白雪，却无意于粉饰生活现实。在他的《浮生碎笔》里，有许多直面现实的描写。如写到广州一线记者曾经暗访并发表过负面文字，“不知触动了多少人的神经。”于是，官员们紧张了，“之所以如临大敌，也许怕记者卷土重来，跟踪报道，伤了职能部门领导晋升的元气。”对于广州对大学生的待遇问题，阿国也有自己的思索，“广州缺工十二万，有七成大学生因为户口房子问题逃离广州。”阿国作为外来工，一直关注外来工的命运，当一年一度的国家“两会”上，看不见外来工的脸庞，阿国是伤感的。“我坐在南方的春天里，看农民工再没有往日的春潮滚滚，为了留守儿童不再留守，为了家园不再荒芜，他们大都选择留在故土。”城市建设，离开了外来工的参与，是不是也缺少了一份活力呢？
　　
　　阿国作品有诗意，有浪漫主义的想象，更有对现实人生的关注的犀利。阿国从来没有故意不看真实的人生。对于底层劳动者人生幸福，阿国给予更多的思考和关注，“在中国梦风起云涌的今天，在援非几百亿的背后，还有一些人，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旧在简易的工棚里，寄居在废品堆边，用仅有的一点收入维持生计，供养自家孩子上学。”是啊。同样是长在红旗下，为什么遭遇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泛滥，中国每天有近百个村落消失，作者存有一份忧虑，“现在乡下六成以上村庄已沦为空巢村，村落正在依次向公路两边靠拢，政府一味推坟还耕，却忽略了一大片土地资源的在规划利用。”还有北方大面积的雾霾，“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农耕文明被破坏，阴霾重叠，厚德载雾，不见天日，便是片面追求GDP的一大败笔。”敢说真话，也是阿国散文的一个特点。
　　
　　对于中国社会的瞒与骗，阿国也有自己的见解，对“有的骗局早就过时了，但有些骗子依然屡试不爽”很无奈，其实，他对中国社会的公民素质的不尽意是忧虑的，因为忧虑，他正话反说，“办一个傻子学习班的计划呼之欲出，也算是位卑未敢忘忧国，间接地拉动一下GDP吧。”对于某些政府的部门的不作为，阿国是清醒的，也是忧虑的，比如地震，地震当然是自然灾害，但是地震局的人干什么去啦？地震以后，万民救灾，并且在救灾中出现了很多民族英雄，这是感人的，但并不能忽略对地震局无作为的问责。对于政府基层部门不作为，作者是有看法的，比如“深圳飙车案”发生后，既看到了“网络时代的网民智慧，已经成为推动健康社会的一股轻旋风。”也是看到了“再次昭示了已陷入社会底层的政府公共部门的信任危机。”政府有的部门的不作为还是好的，有的部门是乱作为，尤其是公检法机关，乱作为会草菅人命的。作者看到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浙江奸杀冤案当事人：拒绝减刑从不唱感恩的心》，“竟一气看完了，中间自己几次流泪。”作者的流泪不是仅仅为一次错判的案件和当事人，而是为某些公务员的职业道德素质低下而揪心啊。对于中国的等级制度深入到细微之处，作者也有察觉，比如机票和火车票，“细想华夏上下五千年也未削平的三六九等……如果有那么一天，国家削除了屁股下的三六九等，也许真的实现了世界大同的中国梦。”
　　
　　阿国对于提高国民素质非常关注。国民素质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其中学校教育是重要的一环，但是“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阿国看到了来自全国全民族的整体“腐败”，不仅官僚腐败，各个阶层的人以不同的形式在“腐败”，路边有倒在路边的人，没有人敢上前营救，高速公路上的运载苹果的大卡车不幸翻车了，附近的村民不是救助，而是来哄抢……我们的国民究竟怎么啦？传统道德里的朴实、厚道哪里去了？阿国更深层地看到了当代教育的失败：大连理工学院的学生以火灾为背景照毕业照，归国留学生因不满母亲的训斥愤而拔刀，部分女毕业生为了有个好前程不惜牺牲自己的色相，更不要说有的大学生为了金钱而参与卖淫……人没有了廉耻，谁能挽救？实用主义的恶魔在中国横行无阻，中国的未来令人担忧！阿国无比忧虑地说，“教育体制出了问题，不提前预防遏制，腐败将年轻化并向纵深方向发展。”阿国是做人力资源工作的，他看到找工作的人群中，90后占主流，但是“他们纹身、打耳洞、染头发、抽烟泡吧……十年后，他们逐渐成为社会主体人员，很难想象祖国未来和他们紧密结合后，将遭遇什么命运。”因为教育体制出了问题，才造成了校园暴力屡禁不止现象，这些人一旦成为社会主体人员，未来的中国令人堪忧。
　　
　　虽然阿国自己说自己“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蝼蚁一般的平民百姓”，但他确实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站在民族未来的高度，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忧虑，其中最大的忧虑是对国民素质的忧虑，国家的经济发展了，人的素质却低下了，这是一个民族的失败。作者忧虑地看到，国民缺乏舍己为人的美德，更缺乏慷慨悲歌的血性。作者的老家是燕赵之地，自古以来不乏慷慨悲歌之士，从战国时代的抗击强秦，到近代抗日战争中的揭竿而起，英雄辈出，可歌可泣。阿国向往具有民族气节的英雄，他崇拜英勇杀倭寇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崇拜近代与倭寇在黄海激战而献身的民族英雄邓世昌，但是他对当代中国的“只把杭州做汴州”的歌舞升平是充满忧虑的。作者在《浮生碎笔二》中疾呼，“呼唤血性中国吧！凝聚时代逐渐沉沦的民族地气吧，长歌当哭！”阿国的忧虑是有远见的，如果不聚拢民心，将来能让中国更加落后的，不是物质贫乏，而是精神崩溃！
　　
　　阿国是一位用笔记录时代的写作者，也是一位用爱去思考、用思考做事的人。他对世界的思考不仅停留在书面文字上，更落实在行动上，他是一个身体力行自己审美理想的人——这样的人在这个年代是少数，虽然是少数，毕竟存在，这样的存在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辉，蕴含着对中华文明优秀素质的继承，笔者在遥远的邯郸望着燕赵的游子，在岭南好好地做事，好好地写作，继续活出自我来，仅以为盼也。
　　
　　                                                                                                                                                                    2015年8月于开封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