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性决定着散文的深刻性

　　一、散文必须有思想力的支撑
　　文学评论家有这样一句话：“文学作品，形象永远大于思想。”这句话非常正确，但是，必须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强调要借助形象表达思想，没有说排斥、不要思想。形象和思想，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进行形象表达的，不是文学作品；没有思想性支撑的文学作品，永远不会具有对生活及社会现象的思考向度，以及思辨、哲性深度，也不会具有深刻性和分量。
　　世界文豪普希金对散文的理解是：“散文需要的是思想，思想，舍此任你妙笔生花也毫无用处。”批评家雷达在《我心目中的好散文》一文中说：“传统的散文发展到今天，确乎愈益暴露出它与当代人精神脱节的疲惫，被文体定势的重负压得直不起腰，而其中最致命的，乃是思想的贫瘠，哲理的贫乏——无力洞观当代人的生存困境。这大约与我们民族不是长于哲学思维有关。是的，倘若一个时代的最高思想成果和理性智慧不能在散文中得到体现，倘若散文不能对时代和民族的灵魂状态加以思考，倘若散文找不到富于时代感的思与诗交融的言说方式，就没有创新可言。”
　　文学界对文学作品的衡量从来是看“两性”，一个是艺术性，一个是思想性。这两性，少了一样都不行。再有，就是娱乐性，文学作品需要有娱乐功能，需要有情趣，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要好看。具备了这些基本素质，才可以形成文学作品的可读性。那些杀上《人民文学》、《散文》等大刊的作品，无不是有强大的思想内涵支撑着。
　　我们写一件事，写一个人，都有个为什么要写的问题，绝不会无缘无故就去动笔。但是，由于思想、理论能力不同，作品品相与质量的差距就出来了。没有理论支撑的文章，思想性注入不足，只能靠常规的理性和情感来支撑，往往偏向于情绪化，显得虚浮、干瘪，像肾虚般的苍白无力。有的虽也不自觉地使用了一些理论见解，仍然像一个失血病人，掩盖不了文章与评论的肤浅与虚弱。
　　我们不光是社会生活的描摹者、写生者，还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思考者、探寻者。你写了一场雪，从开始下雪写起，到雪停时停笔，里边是描摹式的记录，写得再形象，再有诗意，可有什么意思？初中生的作文也不过如此。再以写人为例。理论修养足的，注重作品思想性的，在写人的时候，会把人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上写，不但会写活人，还会写出大时代意义来，写出典型意义来。人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特殊的时代，会赋予人特定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所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反之，写人会单独、孤立地看待笔下的人，以及他做的事。比如一个作者写他的一个亲戚，很抠门，很吝啬，发论坛后修改了好多遍，也没有注意把人放在物质贫困时期的时代背景上考量这个人，只认为是他个人的性格问题，把一个带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素材给糟蹋了。想想看，那个时代，有多少人可以大方得起来？哪个人不是苦巴巴抠着省着过日子？大家掂量掂量，一个人的“毛病”，与一个时代的“病”，哪个分量更重？哪个更容易写出好作品来？想想鲁迅笔下的人，哪个不是在时代背景上站起的人？哪个不是携带着时代之“病”、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
　　张炜对“作家”一词下了这样的定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不光是能够虚构故事，不光是写写议论的文字，他要能够面对一个生命全部的复杂问题，发出个人真挚深刻的、有高度的回答，具有跟这个时代对话的能力。各种各样生命的设计，生活的设计，能够回答。他不仅是一个记录者，一个浪漫的想象者，还是一个对于未来具有强烈探索精神、对于过去有一个完整而深刻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总结的力量。”有这样的能力，思想视野、生活视野必然会宽阔，会注意和观察到好多的社会生活面，避免只在爱情、友情、季节变化、小草秋叶等狭小的圈子里转。而要具备这样的能力，不学习理论不行。看到这样一句话：“学书之人分三等：普通人，学知识，学经验；聪明人，学技巧，学方法；高明人，学思想，学智慧。”

　　二、思想能力决定着对生活现象的解读、鉴别和发现能力
　　作为一个散文写作者，应该具有比较宽的生活视野与思想视野，否则，面对我们的生活占有，我们经历过的事，明明很有写作价值的却熟视无睹，轻易放过去了；明明是别人写滥的东西，大众化、公共化的东西，却视若珍宝，宁愿随大流、跟风走。或者，只能写一点花花草草、虫虫鸟鸟、节日性、季节性的应景文章，写出些小景致、小情调，始终写不出大气度、大格局、大气象的文章来。有出息的作家、作者，就是靠着思想修养赋予他的发现眼光，写出独到的、新鲜的、能让人眼睛一亮、甚至具有震撼力量的好作品。而且扫描面很宽，在与我们平行的现实里可以有发现，在逝去的岁月里也可以有发现。比如说格致的《减法》，就是在我们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中，写出了有发现价值的名篇，上了《人民文学》并获大奖。
　　《减法》主要写“我”小时候一起读书的27名同学，由于脑袋笨、学生与老师恶作剧地作对、女生初潮、男学生给女同学写情书等原因，一个个或成批辍学，或者被学校勒令退学而除名。升初中时，又有一批同学因考分不达录取线而退出。这些学生像连续减法算式，被依次减掉。到读初中时，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格致的《减法》，胜在主题上，胜在思想性上。文章通过一个女孩子的成长过程，写出了一群农村孩子的求学命运。这些孩子在上初中前后几乎全军覆没地失学，其中有贫穷、生理变化、老师的偏见、教育体制的不健全等各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偏远农村的落后，导致很多孩子被现代文明所遗弃，就像减法一样被减去。文章独到地展示和概括了中国农村生活中的一种普遍景象，提示读者广大，要想不被现代文明减去，除社会提供的帮助之外，必须加快自身发展，跟上现代文明的步伐，不被减掉。《减法》表现了一种珍贵的新散文精神：从个人经验出发，真挚、执着地探索公共经验，探索真正迫切的心灵和思想疑难。
　　我们面对的社会生活与生活里的细节，都是“现象”，“现象”的后面埋藏着“本质”。能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是一种思想能力。有位老师说过：“散文创作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对历史现象的穿透力、对国民性中负面因素的针砭力、对作品中人物灵魂的拷问力、对‘普世价值’的理解力和表现力。”有没有这些“力”，直接决定着发现和发现不了好的生活素材，写出写不出好的散文作品。
　　看过一个作者写爷爷奶奶的一篇散文，由上下篇组成，上篇的主角是爷爷，下篇的主角是奶奶。上篇里，奶奶已亡、本有点俊朗的爷爷，为逃避抓壮丁逃到深山野岭，回来时带回一个已嫁过人的丑女人做了续弦，也就是作者现在的奶奶。丑女人不但丑，而且还有好吃懒做、性格乖张的一些毛病。可在战乱时期，这样的女人却最安全，最省心，这是爷爷娶她的关键原因。作者写的是战乱中的人的命运，反映的是“战争与和平”的大主题。作者在文中说：“当兵，是那会儿草民最惊悸的职业。当兵意味着要去打仗，打仗意味着送死。”“我的祖父，从他由少年变成青年开始，只在做一件事情，奔逃。奔逃的目的是为了活着。”“祖父并没有错。错的是战争，我几乎要用最恶毒的咒语诅咒可恶的战争。”爷爷奔逃，娶丑女人，是战乱时期赐给人的一种生活版本，反映着战争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与扭曲，也反衬着和平与活着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下篇中的奶奶，前夫是个无恶不作的无赖，打妻子成瘾，被后来成为作者奶奶的这个女人用斧子劈死了。女人一个人逃跑出来，碰到爷爷后，自己做主嫁给了爷爷。爷爷得病去世，奶奶再一次撇下孩子，自己做主嫁了别人。这在封建婚姻时代，在人们眼里，奶奶是个有恶行、耐不住寂寞、不守妇道的女人，很离谱。可是，作者却旗帜鲜明地认为，奶奶是个敢于反抗世道、反抗命运、反抗对女人不公平待遇的了不起的女人，“她明白一个道理，只有露出獠牙，才是最好的抗争。”显然，作者是个思想能力很强的人，才站在了这样的高度把握时代脉搏，臧否人物，评判爷爷、奶奶的人生。

　　三、思想能力决定着作者对是非黑白的判断力
　　思想能力不行，不光着眼点小，而且有的还会错误地评论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事物，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作者写了一篇《父亲的家园梦》，文中写到：“父亲兄弟姐妹共有9人，我有2个叔叔6个姑姑，可谓是大家庭，父亲排第二，是长子，而我理所当然就是长孙女了，本应该我是很受宠的才对。可惜我是个女孩，我的家乡处在梅汕地区，当时重男轻女风气非常严重，母亲不但没有母凭女贵，还被打进‘冷宫’，在我出生没几天就给奶奶扫地出门自立门户了。母亲说当时分家只给一间简陋的泥砖瓦房，3只碗3对筷子，一个水缸一只锅，就是全部家当。母亲一筹莫展，欲哭无泪。”
　　很明显，本文作者的心量、眼量出了问题，是按农村人狭隘的眼光看分家这件事的，理由是：“父亲兄弟姐妹共有9人，我有2个叔叔，6个姑姑，可谓是大家庭。父亲排第二，是长子。”可以看出，父亲除上边有一个姐姐外，下边有7个叔叔和姑姑。在这样一个多子女穷家庭，爷爷奶奶给父亲娶过媳妇已经不容易，他们还得把叔叔、姑姑们养大，给两个叔叔成家。怎么可以说分家是被“扫地出门”打进了“冷宫”呢？莫非不管叔叔、姑姑们的死活，一直躺在爷爷奶奶怀抱里“啃老”才是合理的待遇？正常理解，作者不但不应该反对分家，父亲作为长子，还应该帮助爷爷奶奶养育弟妹，长子如父，长嫂如母嘛。我们只能这样说，作者是个自私心很重的人，只站在自身利益的一边看人论事，失去了公正、公正。
　　如果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背景上评论上边的事，就可以还爷爷奶奶以清白了：是时代造成了多子女与家庭困难，一切问题，都是那个体制落后、生产力水平落后、低产出形成的物质贫困所导致，绝非是爷爷奶奶冷酷无情。
　　还有一个作者，参加“我的父亲母亲”征文赛，竟然为“文革”时是造反派头目的父亲大唱赞歌：“……他在政治上有着非凡的才干，这也是他被群众拥为一派领袖的重要原因。他的组织才能和文字才能在那个动乱年代得以充分的展现，他可以在成千上百人的集会上涛涛不绝的（地）演讲和雄辫，虽然我从没有亲临（眼）见到过父亲讲演，但可以从他在青岛海边照片中，看他头发和围巾被海风吹起影像里，感受他的激昂挥手演讲的英姿。”“十年文革，他几次险些丧命，疯狂的子弹几次没能击中他，阴险的对手几次预谋加害终因上帝的庇护而转危为安。记得文革末期，父亲他们准备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母亲带我去看他，临走他悄悄地将手表解下来给我，轻声说：‘拿好’。我看着他转身而去的背景，幼小的心灵隐约有悲壮的震颤……”大家都知道，“文革”中的派性头子，无一例外都是批斗、打砸抢、组织参与武斗的罪魁祸首，可这位作者却把派性头子的父亲当做英雄来歌颂，典型的香臭不辨，是非不分，心量、眼量彻底出了问题——心量、眼量也决定着审美、审丑的分析力与判断力，说到底是思想能力短缺。

　　四、需要提醒的几点
　　1、不要期望学学新流派的散文写作手段你立刻就强大起来了。在场主义也好，新散文也好，传统散文也好，厉害的不是使用了什么写作手段，而是看他的作品在不同语境、不同表现方法的后面，有没有强大的思想性支撑着，有没有各种知识与修养反映的综合实力保障着。所以说，耍花枪没有用，有比较扎实、雄厚的理论功夫、思想修养功夫，才是真本事。我们有好多作者，不是没有生活，不是没有阅历，写的东西也不缺文采，甚至摆弄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风景来。但是读过去以后，却让人感觉像喝了一杯白开水，或者像看了清浅的一池子水，一眼看到底。病根就在于，缺乏一副咀嚼生活的好牙口，虽然也在咀嚼，但是嚼不动，嚼不透，嚼不出真味来，根本原因就是理论认识能力不行，思想能力不行。文章也因此没有思想性构成的底蕴，使作品没深度，没分量，没品头。
　　2、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包括情感抒发，是借助的形象的东西，即人物、事件传递出去的，不是吆喝出来的。即使议论，也是叙事化、形象化、就事说事的议论，把思想、情感这些东西糅合进去，渗透进去，切忌议论文式的表达，不能和叙事主体割裂。一句话，文学就是文学，思想性必须借助于形象来表达。
　　3、请远离政治，不要希望在这里找到文学意义的“闪电”。杂文可以，散文不可以，这是由二者的体裁与“文责”的不同所界定的。杂文“是投枪，是匕首”，而散文的基本属性倾向于“美文”的特质。因此，散文表现出的思想能力是指对生活和文学作品的解读力、鉴别力、评价力，不是直接对政治品头论足。文学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更无法解决政治问题，只能医治心灵创伤，帮助心灵解脱和升华。因此，不要希望在散文里通过“放大炮”博得读者眼球放光与青睐。
　　4、思想能力来自于对理论的不断学习提高，来自于对社会现象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最后，再重复一下普希金的话：“散文需要的是思想，思想，舍此任你妙笔生花也毫无用处。”


补充：思想能力决定着对别人作品的解读能力

       文学作品都讲究含蓄，思想能力不强，不能透过现象看透本质，往往看不出作者埋藏着的底蕴或者说主旨、题旨，以及每个细节里的蕴意，对作品懵懵懂懂，不能真正读懂。或者读懂了浅层的意蕴，深层的就看不出来了。举一个例子，我写了小小说《狗狗姓氏》（在《山西文学》发表时编辑改标题为《对策》，选入《小小说选刊》），讲退休的“老年”，因孙女的名字和邻居“尹局长”家狗狗的名字一样，去找尹交涉给狗狗改一下名字，可是当惯“官老大”的尹局长却一口回绝了。老年一怒之下，也捉了一只小狗，起了一个和尹局长一样的名字，让其下不来台。该稿在论坛发出后，好多评论的人只看到“老年”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却很少有人再深一层看，看出“尹局长”的做法不人性，不人道，看出“老年”是在为维护人的尊严而战。而我最初产生写这个东西的冲动，正是这样的“视点”或者说动机：针对人性、人的尊严。《山西文学》的编辑老师，就看得非常透彻，在博客编辑评论手记中说，“尊严是人生存于世的必然要求。但是，在金钱和权势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就的时代，当狗的尊严凌驾于人类之上时，只能发生一幕心酸而又让人啼笑皆非的讽刺景象。”对这一内核，看出来看不出来，区别就在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能力和鉴别能力问题，说到底是有没有思想认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