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意的漫漶与南方的散文（创作与评论第二期）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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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意的漫漶与南方的散文
——张灵均散文的精神特质
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提出了著名的影响文学发展的三要素说，所谓三要素，指的是时代、种族、环境三项内容。其中地理环境因素渗透于文学作品中所形成的地域特色与精神，为比较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就欧洲而言，有南北文学不同论（社会历史学派的史达尔夫人对此有专项研究）。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北方、南方文学风格学上的分野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奠定，《北史•文苑传》在这方面有了第一次的理论陈述，民国时期的学者刘师培先生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针对地理环境要素对作家性情、人格的影响，有特别的指认。他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汪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拿湖湘散文这个群体来说，熊育群、张灵均、彭学明、谢宗玉等，皆是在湖湘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当代作家。湖湘文化，在其内部结构上呈现出互补的倾向，一方面是以经世致用为主体的实践观念，另一方面，呈现在文学层面，则是雄奇瑰丽的浪漫特性以及大开大合的阔大风格。这一点，在张灵均散文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尤为充分。
张灵均先生生于湘北的洞庭湖区，距离伟大诗人屈原沉江之处可谓咫尺之遥，对应了刘师培“水势汪洋，多尚虚无”的判断。在其系列散文写作中，对故乡的遥望落定为对水的诸种形态的亲近和思辨。众所周知，家园作为一个母题，它会为写作者提供无限的灵感，而对于忠实于个体人格底色为突出特征的散文文体来说，关于家园的述说尤为集中。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地“（海德格尔语），因为对于每一个写作者来说，现实的故乡正日渐凋零，催逼着他去勾勒家园的形状，成为相框中的镜子，并从中照见自己，即博尔赫斯所言的在川流的时间中寻找安慰。《渊薮》、《一条鱼能游多远》、《水的一种解读方式》、《每一种隔离，都有一种联系方式》等篇章，皆是直接朝向乡土家园的文字。在他的笔下，故乡与水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物理上的故乡处处被水的气息所浸润，纸上重建的故乡也贯注着水意的漫漶。即使是那些非追忆乡土家园题材的散文，也同样充溢着水的气质，或者开掘出水的文化含义，《三江口读水》、《一个村庄的气场》等章节皆是如此，即使是如《失踪，或者是归隐》这样有着新文体探索风格的篇章，也具备了汪洋之水恣肆漫展的独特味道。此处提及之水意的漫漶，不单指作者笔下所呈现出的水的各种自然形态，如湖水、江水、雨水、河水，作为文本的特定场域或布景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散文中还开掘出南方之水的隐秘含义，它的神秘性；它埋没圣贤也埋没贩夫走卒之躯体，视众生为平等的臣民；作为朝拜对象，它滋润四方，又以凋敝的形式拒斥着现实的割裂；还有他直接征引的加斯东•巴什拉的判断——水的苦难是无止境的。
文学史上，我们可以找出不少对某一自然物象特别钟情且能将这一物象处理到化境的作家，从其作品中可观照出写作者与对象间的精神呼应，诸如诗仙太白与月亮，李义山与雨，即为其例。在张灵均的笔下，可以发现其对水的无限钟情，甚至是恋水情结的存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大多与水相关。我还注意到一个他所叙述的细节，在一次回乡之行中，面对故园荒芜的景象，一个小姑娘问他来此处寻找什么，作者仓皇之间以“找水”二字作为答案。也正是因为脱口而出，囚笼在深井里的心灵经验才会翻涌而出，很显然，在作者的潜意识里，探访祖居之地与找水之间是一种等号关系。那么水又是什么？在东方文化的观念体系中，它所对应的文化涵义有如下几个：一是上善若水，水即为善，为天地之大德，它哺育着文明，呵护生民的生生不息；二是水如同时间，表征着永恒的流逝；三是水面生烟，袅袅绕绕，如人的愁绪般缠绵婉转，为文人迁客所钟情。以上三种含义似乎在张灵均散文中极少得以发掘，他笔下的男方之水，乃一种心灵故乡之所在，它们并非以水汽氤氲的姿态进入文本，或者可以这样说，其笔力并非朝着或灵秀或烟波浩茫的方向去开掘，而是包容了两个向度的书写；就肉体现实来说，水是可以亲近的，它浸润了自我的童年，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皆有水渍的痕迹，即使是进入城市深处生活，心底里依然端坐一个临水而居的念想。在这个向度的书写中，作者呈现诸多与水有关的鲜活细节，童年时期的下湖捕捞，沟渠内的捉鱼，人到中年后直面雨水、江水时的沉思，落笔甚为温情细腻，内蕴着奕奕之神采。而就精神观照层面来说，水又是神秘的，是凝结于各种具象之后的精神所指，恰如康德的自道：“我们愈反复加以思考，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因为神秘而加以永恒的敬畏，这是南方之水的隐秘含义，张灵均以其系列关于水的散文，趋近于这个深沉精神主题，以此与北方之水的苍茫与野性（见于张承志《北方的河》）区别开来，也与文人化的江南水乡的灵秀（见于杏花春雨江南诗句）区别开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大泽已被久远的历史消磨掉，但大泽的气息依然在湖湘散文，在张灵均笔下隐约再现。这个神秘性隐伏于他的篇章中，在《一个村庄的气场》中是隐遁于无形的雨水，在《渊薮》中是怎么也抽不干的围堰之水，在其他篇章中，是将船舶、人员、村庄拖拽的神秘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开掘南方之水的神秘性，也是其散文之独特所在。
敬畏感的缺乏，恰是当下思想文化精神愈发贫弱与逼仄的主要症状，阅读张灵均的散文，我们会重新遭遇这个命题，也帮助我们重新考量写作主体的文化人格问题，有一等襟抱，方有一等好诗，诗歌如斯，散文何尝不是如此！
湖湘之地，向来饱受楚文化的侵染，楚辞的瑰丽与庄子散文的汪洋恣肆可谓楚文化圈内的翘楚。这两种风格路数同样掩映在张灵均散文中，被其熔铸在一起，形成瑰丽雄奇的风格特性。此处的瑰丽对应了其丰沛的激情和想象力，如同余光中一般，张灵均也是右手写诗歌，左手写散文。由诗歌转入散文写作者众，新世纪前后的新锐散文家，如刘亮程、王小妮、蒋蓝等皆是如此，而保持双手互博局面的作者相对稀少，他就是其中一个，一手写诗，一手写散文，而且偶尔会将诗歌带入散文文本之中，这种文体杂糅的形式虽谈不上创新，若无勇气的支撑，确实很难做到。也正是因为诗歌写作的同步性，所以，在其散文文本中会涌现一些激情的瞬间，这些瞬间如浪头般冲击着散文的平和性，在作品内部营造了落差甚大的情感曲线。另一方面，他又往文本中注入了诸多的想象力因素，他写了不少思辨风格的散文篇章，如《三江口读水》、《一盏不肯入眠的灯光》等，不再以叙事的片断支撑起整个文本，而是思维空间的大纵横、大开合拓展文本内涵。拿《一盏不肯入眠的灯光》这篇来说，内容由五个片断构成，其间有两首诗歌的植入，五个片断分别是雨、灯光、肉体、夜晚的孤独、火，所谓五个片断实际上是五个主体意象的营造，意象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性，这一点与诗歌区分开来，围绕着这五个意象，有诗歌，有作家名言，有自我的经验，有冥思等因素，将这些因素串连的正是其纵横开阖的想象力。有些时候，他的激情和想象力直接缠绕在一起，从而给予读者以强大的覆盖力，这当然应归之于主体力量强大之故。
再说其汪洋恣肆的话语风格。张灵均先生的散文一般篇幅皆很长，最长者突破万字。散文的长度与体例相关，这种体例从上个世纪九十年开始涌现，新世纪以来逐渐漫展，与散文在路数上转向叙事一样，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他的诸多篇章，皆以叙事为主体，单独的一篇散文，往往会有一些叙事片断整合而成，这些片断不再拘泥于一事一议的单向结构，而是凸显出开放性特征，叙事片断之间，有些使用逻辑链条加以组接，个别地方会突然花开一枝，由叙事为主体陡然转向思辨。如果使用一个术语加以总结的话，即为跨界性在其散文中的普遍存在。从这个层面上说，他的写法是自由的，思维是开放的，所带来的结构上的多维性固然对应了散文的自由精神，不过，跨界性的存在，也影响到其散文品质的纯度，泥沙俱下的处理方式在阅读层面会给读者带去一些负面影响。也正是其话语风格的汪洋恣肆性，所以在语词组织上，极少精雕细琢的刀工，而是粗粝与雄奇俱在，泛滥与深入兼顾，他的散文语言因之也并不在乎灵动之美，而是力量和劲道的介入。他的众多篇章中，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渊薮》一篇，可谓元气淋漓，我曾给以这样的评析，在此重复：渊薮这个词语，应该是指来处、源头的意思。对应这篇文章，张灵均先生试图在梳理自我的童年经验，并借助童年经验的展开，推开乡土世界中一扇掩藏着幽秘味道的窗户。这些似乎靠近魔幻的因素与历史真实混杂在一起，构筑些许迷幻的场景，这其中，有些谜语或许可以解开，而更多的谜语却被逝去的时间深沉地埋藏。从处理上看，活菩萨这个人物是整个故事架构的核心支点，道士、莲塘、傻蛋、我、支书等人物地理相互缠绕，在曾经的昏暗中，这个人物曾经照亮了这一隅乡土，如同云层中的月亮，短暂的闪烁，却带来特定的明亮或者清香。类似这样的人，称为文化之根，称为渊薮，非常之恰切。
湖湘地域，多倔强与刚烈之性格。《渊薮》中，作者对活菩萨这个人物本体性背景的苦苦探求，《从湘西来的女人》中，对苏姨身上神秘性色彩的穷究，皆隐含着主体穷尽命理的倔强劲头，这种劲头也是一种特别认真的精神。作为群体文化人格的基本底色，不独文学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之袁隆平，政治事功领域之曾国藩、毛泽东等，皆如是。想起曾文正公“学求其于世有济，事行乎此心所安”句，再来省视张灵均先生的散文，心头不由一阵慨然。
——张灵均散文的精神特质
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提出了著名的影响文学发展的三要素说，所谓三要素，指的是时代、种族、环境三项内容。其中地理环境因素渗透于文学作品中所形成的地域特色与精神，为比较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就欧洲而言，有南北文学不同论（社会历史学派的史达尔夫人对此有专项研究）。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北方、南方文学风格学上的分野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奠定，《北史•文苑传》在这方面有了第一次的理论陈述，民国时期的学者刘师培先生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针对地理环境要素对作家性情、人格的影响，有特别的指认。他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汪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拿湖湘散文这个群体来说，熊育群、张灵均、彭学明、谢宗玉等，皆是在湖湘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当代作家。湖湘文化，在其内部结构上呈现出互补的倾向，一方面是以经世致用为主体的实践观念，另一方面，呈现在文学层面，则是雄奇瑰丽的浪漫特性以及大开大合的阔大风格。这一点，在张灵均散文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尤为充分。
张灵均先生生于湘北的洞庭湖区，距离伟大诗人屈原沉江之处可谓咫尺之遥，对应了刘师培“水势汪洋，多尚虚无”的判断。在其系列散文写作中，对故乡的遥望落定为对水的诸种形态的亲近和思辨。众所周知，家园作为一个母题，它会为写作者提供无限的灵感，而对于忠实于个体人格底色为突出特征的散文文体来说，关于家园的述说尤为集中。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地“（海德格尔语），因为对于每一个写作者来说，现实的故乡正日渐凋零，催逼着他去勾勒家园的形状，成为相框中的镜子，并从中照见自己，即博尔赫斯所言的在川流的时间中寻找安慰。《渊薮》、《一条鱼能游多远》、《水的一种解读方式》、《每一种隔离，都有一种联系方式》等篇章，皆是直接朝向乡土家园的文字。在他的笔下，故乡与水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物理上的故乡处处被水的气息所浸润，纸上重建的故乡也贯注着水意的漫漶。即使是那些非追忆乡土家园题材的散文，也同样充溢着水的气质，或者开掘出水的文化含义，《三江口读水》、《一个村庄的气场》等章节皆是如此，即使是如《失踪，或者是归隐》这样有着新文体探索风格的篇章，也具备了汪洋之水恣肆漫展的独特味道。此处提及之水意的漫漶，不单指作者笔下所呈现出的水的各种自然形态，如湖水、江水、雨水、河水，作为文本的特定场域或布景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散文中还开掘出南方之水的隐秘含义，它的神秘性；它埋没圣贤也埋没贩夫走卒之躯体，视众生为平等的臣民；作为朝拜对象，它滋润四方，又以凋敝的形式拒斥着现实的割裂；还有他直接征引的加斯东•巴什拉的判断——水的苦难是无止境的。
文学史上，我们可以找出不少对某一自然物象特别钟情且能将这一物象处理到化境的作家，从其作品中可观照出写作者与对象间的精神呼应，诸如诗仙太白与月亮，李义山与雨，即为其例。在张灵均的笔下，可以发现其对水的无限钟情，甚至是恋水情结的存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大多与水相关。我还注意到一个他所叙述的细节，在一次回乡之行中，面对故园荒芜的景象，一个小姑娘问他来此处寻找什么，作者仓皇之间以“找水”二字作为答案。也正是因为脱口而出，囚笼在深井里的心灵经验才会翻涌而出，很显然，在作者的潜意识里，探访祖居之地与找水之间是一种等号关系。那么水又是什么？在东方文化的观念体系中，它所对应的文化涵义有如下几个：一是上善若水，水即为善，为天地之大德，它哺育着文明，呵护生民的生生不息；二是水如同时间，表征着永恒的流逝；三是水面生烟，袅袅绕绕，如人的愁绪般缠绵婉转，为文人迁客所钟情。以上三种含义似乎在张灵均散文中极少得以发掘，他笔下的男方之水，乃一种心灵故乡之所在，它们并非以水汽氤氲的姿态进入文本，或者可以这样说，其笔力并非朝着或灵秀或烟波浩茫的方向去开掘，而是包容了两个向度的书写；就肉体现实来说，水是可以亲近的，它浸润了自我的童年，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皆有水渍的痕迹，即使是进入城市深处生活，心底里依然端坐一个临水而居的念想。在这个向度的书写中，作者呈现诸多与水有关的鲜活细节，童年时期的下湖捕捞，沟渠内的捉鱼，人到中年后直面雨水、江水时的沉思，落笔甚为温情细腻，内蕴着奕奕之神采。而就精神观照层面来说，水又是神秘的，是凝结于各种具象之后的精神所指，恰如康德的自道：“我们愈反复加以思考，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因为神秘而加以永恒的敬畏，这是南方之水的隐秘含义，张灵均以其系列关于水的散文，趋近于这个深沉精神主题，以此与北方之水的苍茫与野性（见于张承志《北方的河》）区别开来，也与文人化的江南水乡的灵秀（见于杏花春雨江南诗句）区别开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大泽已被久远的历史消磨掉，但大泽的气息依然在湖湘散文，在张灵均笔下隐约再现。这个神秘性隐伏于他的篇章中，在《一个村庄的气场》中是隐遁于无形的雨水，在《渊薮》中是怎么也抽不干的围堰之水，在其他篇章中，是将船舶、人员、村庄拖拽的神秘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开掘南方之水的神秘性，也是其散文之独特所在。
敬畏感的缺乏，恰是当下思想文化精神愈发贫弱与逼仄的主要症状，阅读张灵均的散文，我们会重新遭遇这个命题，也帮助我们重新考量写作主体的文化人格问题，有一等襟抱，方有一等好诗，诗歌如斯，散文何尝不是如此！
湖湘之地，向来饱受楚文化的侵染，楚辞的瑰丽与庄子散文的汪洋恣肆可谓楚文化圈内的翘楚。这两种风格路数同样掩映在张灵均散文中，被其熔铸在一起，形成瑰丽雄奇的风格特性。此处的瑰丽对应了其丰沛的激情和想象力，如同余光中一般，张灵均也是右手写诗歌，左手写散文。由诗歌转入散文写作者众，新世纪前后的新锐散文家，如刘亮程、王小妮、蒋蓝等皆是如此，而保持双手互博局面的作者相对稀少，他就是其中一个，一手写诗，一手写散文，而且偶尔会将诗歌带入散文文本之中，这种文体杂糅的形式虽谈不上创新，若无勇气的支撑，确实很难做到。也正是因为诗歌写作的同步性，所以，在其散文文本中会涌现一些激情的瞬间，这些瞬间如浪头般冲击着散文的平和性，在作品内部营造了落差甚大的情感曲线。另一方面，他又往文本中注入了诸多的想象力因素，他写了不少思辨风格的散文篇章，如《三江口读水》、《一盏不肯入眠的灯光》等，不再以叙事的片断支撑起整个文本，而是思维空间的大纵横、大开合拓展文本内涵。拿《一盏不肯入眠的灯光》这篇来说，内容由五个片断构成，其间有两首诗歌的植入，五个片断分别是雨、灯光、肉体、夜晚的孤独、火，所谓五个片断实际上是五个主体意象的营造，意象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性，这一点与诗歌区分开来，围绕着这五个意象，有诗歌，有作家名言，有自我的经验，有冥思等因素，将这些因素串连的正是其纵横开阖的想象力。有些时候，他的激情和想象力直接缠绕在一起，从而给予读者以强大的覆盖力，这当然应归之于主体力量强大之故。
再说其汪洋恣肆的话语风格。张灵均先生的散文一般篇幅皆很长，最长者突破万字。散文的长度与体例相关，这种体例从上个世纪九十年开始涌现，新世纪以来逐渐漫展，与散文在路数上转向叙事一样，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他的诸多篇章，皆以叙事为主体，单独的一篇散文，往往会有一些叙事片断整合而成，这些片断不再拘泥于一事一议的单向结构，而是凸显出开放性特征，叙事片断之间，有些使用逻辑链条加以组接，个别地方会突然花开一枝，由叙事为主体陡然转向思辨。如果使用一个术语加以总结的话，即为跨界性在其散文中的普遍存在。从这个层面上说，他的写法是自由的，思维是开放的，所带来的结构上的多维性固然对应了散文的自由精神，不过，跨界性的存在，也影响到其散文品质的纯度，泥沙俱下的处理方式在阅读层面会给读者带去一些负面影响。也正是其话语风格的汪洋恣肆性，所以在语词组织上，极少精雕细琢的刀工，而是粗粝与雄奇俱在，泛滥与深入兼顾，他的散文语言因之也并不在乎灵动之美，而是力量和劲道的介入。他的众多篇章中，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渊薮》一篇，可谓元气淋漓，我曾给以这样的评析，在此重复：渊薮这个词语，应该是指来处、源头的意思。对应这篇文章，张灵均先生试图在梳理自我的童年经验，并借助童年经验的展开，推开乡土世界中一扇掩藏着幽秘味道的窗户。这些似乎靠近魔幻的因素与历史真实混杂在一起，构筑些许迷幻的场景，这其中，有些谜语或许可以解开，而更多的谜语却被逝去的时间深沉地埋藏。从处理上看，活菩萨这个人物是整个故事架构的核心支点，道士、莲塘、傻蛋、我、支书等人物地理相互缠绕，在曾经的昏暗中，这个人物曾经照亮了这一隅乡土，如同云层中的月亮，短暂的闪烁，却带来特定的明亮或者清香。类似这样的人，称为文化之根，称为渊薮，非常之恰切。
湖湘地域，多倔强与刚烈之性格。《渊薮》中，作者对活菩萨这个人物本体性背景的苦苦探求，《从湘西来的女人》中，对苏姨身上神秘性色彩的穷究，皆隐含着主体穷尽命理的倔强劲头，这种劲头也是一种特别认真的精神。作为群体文化人格的基本底色，不独文学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之袁隆平，政治事功领域之曾国藩、毛泽东等，皆如是。想起曾文正公“学求其于世有济，事行乎此心所安”句，再来省视张灵均先生的散文，心头不由一阵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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