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鹰新乡土散文的审美视界（刘忠华）

                     
　　一个雨过天晴的初夏的黄昏，我坐在草地上轻轻地嗅着那些久违而又熟悉的泥土与青草的气息，心底突然涌起一股淡淡的乡恋情绪。我知道这种情绪来自于我相识了20余年的老友凌鹰的那些新乡土散文，因为我最近刚刚读完他近几年创作的一系列新乡土散文，心里一直就想为他那些文字写点自己的感悟，可又总是被一些杂务给拖延下来。何况，凌鹰的散文，也确实能让他的阅读者生出许多颖悟来。这个下午对泥土最直接的亲近，让我做出一个断然的决定，要对凌鹰的一系列新乡土散文做一个理性的梳理。

                                一

　　读完凌鹰的新乡土散文，我的脑海里随即浮现出了一个多彩的乡土世界。这个世界是凌鹰以他精妙的笔触和诗意的抒写，所描绘和展现的是他独有的世界。在这里，凌鹰根据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他对潇湘大地这一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的独特感悟，以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表达着他对神奇秀美的潇湘故土的深情守望，抒发着他对这片古老大地的现实关怀与人文忧思。
　　论者曹凌霞曾以乡土散文为例，从符号学的角度阐释了乡土世界的三重符号学意义，认为它包括了“‘土性乡土’”、“文化乡土”和“神性乡土”，乡土散文所呈现的乡土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符号世界。[1]此论对于我们理解乡土散文有一定的美学意义。在这里，我也试图将凌鹰的新乡土散文所呈现的世界分为“‘土性乡土’”、“文化乡土”和“神性乡土”，并称之为“三重世界”。在我看来，这“三重世界”其实也是凌鹰新乡土散文的审美视界，或者说审美维度。他就是从这三个维度，去观照他的乡土世界，并将之言说成散文的。
　　乡土散文作家大多来自乡村，“土生土长”，生于斯长于斯。其笔下的乡土世界正是建构在他赖以生、赖以长的以故土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土性’乡土”实际上就是一种以作家出生的自然村社为主体，所构成的具有一定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相对自足的乡土现实世界或者说生活世界。这里是一个俗世社会，更是一个重情义的世界。在这里，事物自然生长，又自然消亡；在这里，一颦一笑千金重，一草一木皆关情。这个世界本真自然，又那么顺其自然。我们常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井”。这口“井”，实际上就是作家自小生活的故土世界。这个我们甫一出生就触摸到的最初的世界，滋养了一个人最初也是最真的灵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始终被这种故土情结所牵挂、所纠缠。凌鹰的乡土，就是生他养他的晓塘冲村。这是一个偏僻、自然环境有些恶劣，但是却宁静、祥和、温暖的小村，仿佛一头老水牛静静地跪卧在某座岭下。日头从东岭爬起，又从西山落下，会在某个时段给它留下一些光怪斑驳的影子，但不会影响它的心情。它淡定，从容，悠闲，偶尔还会有些孤独。这些深深烙上了农耕时代印痕的乡土元素，同样会烙在一个乡土作家的心灵深处。表面看来，凌鹰的故乡晓塘冲与湘南许许多多的村庄无异。但是，通过凌鹰的“土性”视角的透视，并将其记忆中的“土性”深入挖掘，就再现了一个不一般的“晓塘冲”：《坼田》、《草籽》、《车水》、《田埂》、《稗子》、《扯秧》、《老井》、《守水》、《积肥》、《打禾》、《禾屋》、《池塘》、《赶花》等13篇短文，组成了凌鹰的《与水稻相关的往事》（载《广州文艺》2009年12期）。这些“往事”，不动声色地讲述了那些业已远去却犹记忆如新的独特的“农事”经历：作家和他的乡民们一起，在贫瘠的土地上，用最原始的工具劳作，一年四季，做着与“水稻”相关的农活。这些个人经历犹如岁月淘洗后的蚌壳或者瓷片，明亮而又尖锐，让久离乡土的我们眼前一亮，又那么不经意地戳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疼痛。这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的缩影，也是作家向我们展现的一个真实的乡土世界。在这些篇什中，个人尤喜《坼田》、《车水》、《稗子》、《老井》、《守水》、《积肥》、《禾屋》、《赶花》。其中《坼田》、《守水》、《积肥》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农民艰苦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而《稗子》、《老井》、《禾屋》等，不再停留在对乡村平常物、景、事的摹写，还倾注了作家对乡民们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土性”乡土世界品格的颂扬。“稗子”虽是“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意义的异类植物”，却从另一面启发了乡人“对于某种生灵的价值的本质认定”，培养了他们朴素的价值观；“老井”以她甘甜的清泉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乡人，从而受到乡人的喜爱和珍视。而当家家户户有了压水井，老井没有利用价值了，“没有了孩子的吸吮”，老井也就像一个妇人一样“断了奶了”，最后“成了一口枯井”。这老井的命运，仿佛就是一个乡村妇女人生命运的缩写。当她青春不再、垂垂老矣，留给我们的，是她“麻木而又坚韧”的背影。“禾屋”则见证了一段特殊岁月中“淳朴和本分往往都是被饥饿消解的，道德往往让位于生存的事实”，并引发了作家的反思：“任何生灵似乎都具有对曾经的生存空间无法忘怀的记忆。”《车水》一文，于平和的叙事之中，更是抒写了一个怀春少年对于异性之美的追忆与怀恋：“那白光早就把我喂饱了，喂大了，把我从一个少年喂成了一个男人”，但是“那个车水的月夜却在我的心里一直没有老去，一直鲜活而又甜润着”。《赶花》更是将农村男女青年对爱情的向往与“追赶”作了心照不宣的描述：“人工授粉也不一定就要一男一女，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都可以”，并赞叹“这隐喻充满了人性的光芒”，因为“我后来听说过他们中有人在悄悄恋爱了”。尽管他们的爱情并没有“结出金黄的稻子”，但是却可以见出一种人的本性的追求。所有这些真情抒写，应该说都是乡村生活的常态的真实反应，这个“土性”乡土世界正是现实乡村生活世界中乡景乡情、乡风乡韵的真实写照。
　　上述散文以不同的场景从“面”上对晓塘冲作了“蒙太奇”似的全景扫描，让我们获得了“晓塘冲”这一“土性”乡土的整体认知。正是在这些近乎碎片化的局部的小型叙事中，让我们体验到了“这一个”真实的乡土世界。而《父亲是一条鱼》（载《广州文艺》2010年第2期）则是从一个“点”对以父亲为代表的生活在晓塘冲的老一辈农民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的深入透视。父亲像世世代代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一样，敬畏于天，匍匐于地，靠天吃饭，土里刨食，水中淘金，忍辱负重，自甘贫贱，从不知道投机取巧，只知道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换取最基本的生活尊严——父亲就像他饲养的一条鱼——赤裸、赤贫、赤诚，永远活在水里，活在他亲人的心田里。在真切自然的表述中，凌鹰写出了对艰辛生活的体察，对深沉父爱的感悟。
　　从乡野自然万物及其生长状态，到乡村农民及其生存现实，这些无一不是乡村生活的自然常态，也无一不是作家的真情书写，隐隐流淌着作家真诚的主体情韵。这些散文是对故乡生活的感怀与追忆。作家以一种超脱的心态，情深意长地向我们诉说着他童年的生活世界，童年的心灵场景，以及童年的生存幻想。同时，也寄寓着作家对待人生与自然生态和谐依存的一种乡土化的审美向往。值得一提的是，凌鹰并没有以诗意化的描写屏蔽乡村生活的困顿与艰辛、闭塞与贫穷。恰恰相反，他从那些卑微的、毫不起眼的事物如草籽、田埂、稗子、稻花、禾屋及生存环境中，发现了朴素的价值观和人生哲理。这一点，应当说是他也是新乡土散文作家们对于前人的超越。

                           二

　　如果说“‘土性’乡土”所呈现的更多的是物质的或者以物质为基础所构成的自然的世界，那么“文化乡土”所表现的则是文化视野中非物质的乡村世界。在西方，“文化”一词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后来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其实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等。这些要素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乡土文化，是乡土生活方式的文化记录和价值取向，是乡土世界赖以安身立命的本真存在。文化中蕴含着一个社会所有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因此，对文化的观照与记录，也是作家一种身份的寻找与认同。人，毕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
　　乡土散文作家对乡土文化的观照，一般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作家以自己的主体意识回归乡土，重视对乡土精神的挖掘，以质朴的乡村世界传统伦理（尤其是乡村社会美好的人情、人性、人味等人类基本精神价值）对抗工业时代的工具理性，从乡村生活寻找远去的诗意与人生哲理。二是将地域文化色彩如民风民俗、人文地理和历史事实等，融入到乡土世界的描绘中。或者直接记叙地方特有的文化遗存，以展现某种地域精神。凌鹰的新乡土散文中有一部分是记录永州地方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他的《民间朵花》（载《散文百家》2006年第8期），就是他精心撷取的流传在他的故乡的三个地方戏曲：祁剧、渔鼓和小调。在这些散文中，凌鹰以“在场”的方式，介入叙述，生动地再现了一幕幕戏剧情景和生活场景，巧妙地将艺术与生活、历史与现实、个人境遇与时代变迁揉合起来，仿佛让我们穿越时空，置身于以“晓塘冲”为舞台的现场，和劳动归来的村民们一起，观赏那些古朴而又透着米酒香味的祁腔祁调与祁剧祁乐，领略这些民间艺术古拙独特的瑰丽与魅力。“晓塘冲”也就成了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的生存空间。这里地处僻远，文化传统悠久，封闭自足。在这样一个乡土世界中，乡民们自弹自唱，自娱其乐，终致成曲成调。它们如山涧潺潺溪流，轻灵，跳动，沾着草叶上晶莹的露珠和山野清脆的鸟鸣，带着山茶花的芳香，从历史的那边起来，不事雕琢，气韵生动，犹如一幅幅浅浅淡淡的水墨画。画里蕴含着的，就是乡民们那种对再苦再累的生活的热爱，以及不屈服于命运的质朴与坚韧，乐观与豁达。当然，世事变迁，这些优秀的“民间植物”也在时代大潮中雨打风吹，逐渐凋零，走向沉寂。作者在一种淡淡的忧伤中，表达了一种深情的眷念与无奈。这种眷念与无奈，其实也是作家对渐渐寂然的地域文化奇葩的无可奈何的挽歌。在这几篇文化散文中，作家尽可能地开掘乡土文化中的美德与力量，体现出一种质朴、凝重而又温婉的阴柔之美，这也是凌鹰散文的基调。
                            三

　　一方面是如“禾屋”、“池塘”等乡土场景为代表的乡土现实世界的坍塌与消亡，一方面又是如“祁剧”、“渔鼓”和“小调”等民间优秀文化的寂然凋零。不管是“‘土性’乡土”还是“文化乡土”，都在时代变迁中面临着消解。物非人也非，乡土作家再也回不到那个山清水秀、自然和乐的记忆中的乡村社会去了。那么，重构一个以土性乡土为原点、以文化乡土为内核的“另一个”乡土世界，就成了当下乡土作家的寻梦之旅，我们不妨称之为“精神还乡之旅”。这种精神追寻，其内驱力是“恋土情结”，其源源不断的持续动力则是作家对自己情感和理想世界的孜孜以求。在这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还有赖于作家所秉持的近似于宗教般的虔诚的对于生活和文学的崇高信仰。
　　不知是凌鹰有意挑选，还是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在他发给我的这些散文中，除了上述已论及的之外，我认真梳理了一下其余篇什，发现了其中一条有趣的脉络：
　　《湘江源头考》（载《延安文学》2013年第1期）：表面是质疑和寻找一条河流的源头，实质上“是对一条大河文化根脉的寻找和探源”，我视它为对潇湘精神之源的寻根。
　　《天堂马车》（载《中华散文》2003年第3期）：“我”在城市中的迷茫，在通往“天堂”（实际上就是作家的精神家园）的途中的无所依傍；“我”左冲右突，期待着通往“天堂”的“马车”。母亲为“我”装的那壶家乡的井水和英国画家康斯太勃的画作《干草车》给我激励和指引。
　　《屋檐》（载《美文》2005年第5期）“渴望屋檐”其实就是渴望“找到自己的归属”。城市没有屋檐，乡村的屋檐让人感到一种温情与呵护。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让漂泊在城市的乡下人无所适从，只有回到乡村，站在乡村的屋檐下，才能让自己的灵魂有一个庇护之所，才能让自己有一种安全感。
　　《房间》（载《天津文学》2012年第12期）：叙写寻找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停靠的栖息之所的辗转与艰难。走过不同的城市，呆过不同的房间，唯有永州——这个成就了柳宗元和怀素的文化之乡，才勉强找到一间安放自己疲惫灵魂的房间。
　　《放牧流水》（载《北京文学》2002年第4期）和《跟霍贝玛回家》（载《散文》2003年第7期）：从“时间”之维，叙述探寻精神家园之旅。精神旅途中探寻者的内心是孤独的，他需要寻找知音，寻找旅伴。这知音，一个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的《诗经》，一个是十六世纪的荷兰画家霍贝玛。尽管年代不同，地域也不同，但是“通往灵魂家园的路都是相通的”。
　　《对一条河流的狂想》（载《鸭绿江》2010年第1期）和《从塔希提岛到巴州岛的距离》（载2012年5月1日《永州日报》）：从“空间”之维，叙述探寻精神家园之旅。一个是东方，湖南江华瑶族“对自己祖先的艰难寻觅和追逐”途中的艰辛与生生不息，同时也让作家的内心“渐渐地开始明亮”；一个是西方，荷兰画家高更的精神家园“塔希提岛”，让作家豁然开朗。“塔希提岛”与相隔万里的湖南永州的巴州岛，“这两个似乎毫不相干的小岛，其实有一种很隐秘的关联的。”不仅“通往灵魂家园的路都是相通的”，而且灵魂家园也是相似的。值得注意的是，两文都一虚一实，前者既有现实的瑶山大峡谷，也有美国作曲家科洛非的交响乐《大峡谷》；后者有现实中的巴州岛，也有根据画家高更经历和画作描述的想象中的塔希提岛。现实与艺术虚实相交，很好地描绘了作家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同时，借助于音乐与绘画，进一步烘托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不再是停留在“桃花源”似的村庄层面，而是作家更高更美的追求与向往——充满艺术气氛的、喧哗中的宁静与和谐的圣殿！最后，在完成了精神家园的探寻与描绘之后，作家借高更的画名《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发出了人生的终极追问，进一步引发我们对人生宇宙的终极思考，同时也表达了作家对生活与创作的一种新的追求。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散文甚至有某些形而上的意义。它们复活了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世界的细腻感觉和对生命的深刻体悟，让那些民间的生活细节和心灵镜像重新得以呈现。
　　我不知道上述这种臆测是否准确。但是，以我对凌鹰人生境遇的了解，这其中确实包含了他作为编外人员大半辈子四处漂泊的人生况味：无所依傍，焦虑压抑，尴尬无奈，同时内心又充满了积极抗争，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栖息之所。人生际遇如此，作家的乡土散文创作也大抵如此：他沿着“自然世界——文化世界——精神世界”一路探寻，从自然地理的“晓塘冲”出发，穿过人文地理的“晓塘冲”，最后又回到以“晓塘冲”为核心的精神家园——诗画潇湘，从而建构起自己特有的心灵栖息之地。可见，凌鹰新乡土散文中的三重世界，并非孤立的，而是三位一体的一个整体。凌鹰就是以这种三重视界，去审视他的乡土，最终完成他对自己乡土世界的构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凌鹰的新乡土散文创作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意义与美学意义。在这种独特的审美视界中，凌鹰的散文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体现了作家蕴藉厚重的精神价值和生命价值，以及他崇尚自然、崇尚民间、崇尚和谐的审美追求。他以“晓塘冲”作为观察世界的起点，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养育他的故土之上，并以浓郁的乡土性、地域性文化特色，标定自己的存在，同时不忘“仰望星空”，将深邃而忧郁的目光掠过屋檐，掠过大峡谷，掠过巴州岛和塔希提岛，投向蔚蓝天空的云朵之上。我们希望他能永远坚持着这一份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假以时日，他的散文必然会独树一帜，蔚成大观。
      （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中文系副教授，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社会学、新时期潇湘文学等研究。）

附录：
作者简介
       凌鹰，男，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在《湖南文学》《芙蓉》《创作与评论》《作品》《山东文学》《广西文学》《芒种》发表中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散文》《中华散文》《北京文学》《天津文学》《四川文学》《美文》《文学界》《鸭绿江》《百花洲》《广州文艺》《红豆》《都市美文》《散文百家》等刊发表散文、随笔300余篇。有散文在《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青年文摘》等选刊选载，并有散文被选入《1996—2004散文精选集》、《2003文学中国》《2006散文年度选》《2010中国散文年选》《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等权威选本。已出版散文集《放牧流水》《巨轮的远影》《蔚蓝天空上十八朵云彩》《美丽潇湘.山水卷》《美丽潇湘.文物卷》。其中，《美丽潇湘.山水卷》和《美丽潇湘.文物卷》为湖南省委宣传部对外宣传湖南的重点选题，分别1万册，由全省各市州宣传部外宣办作为对外推介湖南的宣传、发行图书。
      2009年，连续获得《人民文学》杂志“观音山杯”全国散文征文二等奖和《人民文学》杂志与《诗刊》联合主办的“大足石刻杯”全国征文二等奖，湖南省报纸副刊银奖；2010年，获得《人民文学》杂志“红旗渠杯”全国散文征文唯一的一等奖，第五届“紫香怀杯”全国网络文学一等奖；2011年，散文集《放牧流水》获首届“永州文艺奖（政府奖）”；2013年，散文《天堂里的一条河》获得第二届“永州文艺奖”。


           　　　　　　　　天堂里的一条河
                     
                   　　　　　　　　　　   凌鹰


                                    一

　　在这样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上行走，只要伸手，似乎就能触摸到天堂的边缘。
　　神圣的天堂在我们的意识里似乎总是那么遥远，那么迷离，那么虚幻。其实，这只是我们的错觉，天堂的真正存在是与我们的内心同在的一个空间，它很大也很小，我们的内心有多大，天堂就有多高。
这是行走在红旗渠上时，这条蜿蜒缠绕在天穹的边缘的河流提供给我的一个最切实的结论。

                                     二

　　在通往太行山的黄土高原上，几乎一年四季都有一群人像蚂蚁一样在这座绵长崎岖的山梁上爬行蠕动。从凌晨到傍晚，这条凝重的山道上似乎一直就没有间断过这种爬行的人群。这是一个来自地狱边缘的人群，这是一个从地狱的边缘启程，去寻找天堂的人群。他们对于天堂的寻找和渴望，就仅仅是为了一滴水。有时候，天堂就是这么小，小得就只有一滴水那么大。但这一滴水，却是爬行在太行山上的人群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元素。所以，这一滴水却又直接决定着这个群体的生死存亡。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这个由一滴水构成的天堂却又是无限博大深幽的一个空间。一个为一滴水可以从凌晨到夜晚一直在一座绵长陡峻的山梁上攀爬的人群，他们的天堂到底是近还是远呢？面对这样的疑问，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那答案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揪心而酸楚！

                            三

　　从安阳到林州，似乎很远又似乎很近。远的是历史和时空，近的是精神和心灵。
　　遥远的安阳历史告诉我们，这里曾是一个消亡的古国。殷墟的历史碎片帮助我们还原了一个遥远王国的真相之后，安阳就开始散发出一缕缕王者的气象。那些深埋在安阳土地里的甲骨碎片，那些长眠在安阳土地里的殷皇室骨骸，那些密封在安阳土地里的珍贵器物，都无法不让我们对那个野蛮而又霸气的古国引发无边的怀想。林县虽然在她早期的历史上与安阳并没有更紧密的关联，但时光和岁月最终又把她们连接在了一起，并缠绕成一个地域的整体。但是，新联姻于安阳的林县，却总是得不到这块王者之地的庇护，总是遭受干旱的困扰，总是因为严重缺水而活在地狱的边缘。
　　殷墟古国可以把那个破碎了的历史留给这片土地，但却无法用他们祭天敬神的野蛮愚昧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驱除自然灾难。
　　具有王者之气和蛮荒之气的殷墟皇室，自然会把他们的尊贵和霸气也传承给他们的后裔。地处安阳的林县人，固然不甘就这样被自然灾害困守在地狱的洞口，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先祖的不屈和霸气。
　　于是，在那个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吉祥美妙的日子里，十万林县人把他们的这种不屈和霸气高高地挂在了太行山上，挂在了天堂的门口。

                                    四

　　一轮干干净净的明月照彻着太行山的上空，照彻着四十年前那个元宵之夜的历史记忆，照彻着十余万渴望天堂之水的林县农民的不朽背影。
　　每一个新年的第一个圆月之夜，都是一个万家团聚的夜晚，一个在屋檐下挂满灯笼和祝福的夜晚，一个围着火炉聊着家常享受温暖的夜晚。可是，就在这一天，河南林县的十万子民却抛家别舍地爬上了巍然挺立的太行山，登上了通往天堂的云梯，在这个最明亮的月夜为渴求心里的那一滴水而进行了一场盛况空前、举世闻名的元宵大团聚。
　　无疑，这个夜晚的那一轮圆月，现在已然被收藏在了中国的历史画卷里，一起被收藏的，还有这个元宵夜晚团聚在太行山的十万林县子民的巨大背影。
　　在中国，万里长城，都江宴，灵渠，长江三峡，葛洲坝，红旗渠，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伟大工程，都是中国顶天立地的文化符号。可是，在这些举世闻名的浩大工程中，完全由中国普通农民人工开凿完成的工程，只有红旗渠；工程流程耗资最小的，也是红旗渠。在中国异常困难的六十年代，这项巨大的工程中若干本来应该用现代科技才能完成的流程，却被这十余万人用他们与生俱来的坚韧和信仰支撑起来了。那一滴水就高悬在太行山的绝壁天险上，谁能帮他们取下那滴水？他们知道，只有他们自己！开凿这条“天河”，他们虽然严重的缺资金，严重的缺技术，严重的缺经验，但他们不缺勇气，不缺力量，不缺血性，不缺信仰。
　　中国的水利工程，古代最令人震撼的是都江宴和灵渠，现代最令人惊心的是葛洲坝、长江三峡和红旗渠。但是，秦始皇修灵渠，却是用他不可一世的暴君手段迫使成千上万的秦军和民工紧急抢修的一道水上军事要道，这条河流最早的功能不是用来灌溉田地的，而是用来运送军粮和武器的，它的作用和八达岭长城如出一撤，都是战争的产物。葛洲坝和三峡的修建，得力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好时机，得力于中国水利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光，它是中国水利大业的巍巍丰碑。而红旗渠的开凿，正处于中国最困难时期，想给予援助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我们苦难的林县人们却并没有任何抱怨，更没因此而熄灭他们内心里天堂取水的火焰。
　　在这个英勇无畏的群体里，我们必须要记住的一个人就是杨贵，当时的林县县委书记。是他，第一个点燃了这道民间修渠的火种，点燃了林县人民天险取水的壮志豪情，点燃了十万修渠者征服自然的精神火炬。秦始皇用他的暴力迫使那么多秦军和民工修成了灵渠，杨贵却用他体恤苍生的无痕大爱激发十万林县人自觉自愿的踏上了险峻的太行山，踏上了向天堂示威的精神苦旅。

                                      五

　　一只只山鹰在太行山的崖壁上盘旋，一群群山鹰在太行山的崖壁上矗立。这些山鹰用他们结实坚韧的利喙雕刻出一幅中国的近代壁画，这些山鹰用他们刚劲柔韧的翅膀描摹出一幅中国的油画巨卷。
这是我面对红旗渠产生的第一个臆想。
　　我知道我这种臆想非常肤浅，我知道我这种臆想根本不可能准确地言喻十万修渠人在那个时代所历经的苦难和艰辛。因此，我只能凝视满渠的清波，追问自己的内心：我们心里的那一滴水在哪里？
那一滴水就是我们精神的源头。
　　只要那一滴水还储藏在我们的内心，精神的河流就永远不会干涸。
　　四十年后的今天，林县已然不再是林县，而变成了林州市，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天堂。
　　在林州行走漫步，我们看到红旗渠的水就像清新的空气一样滋润着这里的树木和花朵，滋润着这里的城市和村庄，滋润着这方地域时尚现代的容颜。但林州人始终都铭记着这来自天堂之水的那一股清澈的源头，那由十万修渠勇士精神内部的十万滴水汇聚而成的红旗渠水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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