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杰散文：故乡之故与泯然雅俗
2021-12-24经典散文
[db:简介]
冯杰散文：故乡之故与泯然雅俗
河南大学文艺学中心 刘军
翻检新世纪以来的中原散文写作，以散文立足且渐入深远者，寥寥数人而。老作家周同宾算一个，郑彦英、廖华歌、曲令敏、鱼禾、胡亚才这五位紧追其后。其中郑、廖及鱼禾三位近几年纷纷转入小说写作的队伍中。其他如王剑冰、冯杰、陈峻峰、耿占春、阎连科、田中禾、邵丽等，或由诗歌领域侧身散文创作，或由小说领域偶然反串，闲笔纵情。中原乃文化的腹地，却非散文的腹地，总体上中原散文尚囿于地方性经验的藩篱，不过，重重遮蔽之下，依然有两个亮点顶格而立，其一为冯杰散文之雅正纯粹，其二为耿占春散文之思深而意远。所谓顶格而立，指的是他们的散文书写在品相、气象、质地诸因素上堪与国内一流散文家平分秋色。散文不必讲派别，然而散文的江湖里，若离开独立性以及独创性的贡献，那么，点点山头就难以在大地上拱起。就独创性而言，冯杰的乡土书写直逼故乡之故的本源所在，而耿占春的智性写作是在中西会通的视野下，展开类似帕斯卡尔《思想录》式的思辨言说。
一、故乡之故
工业化、城市化日渐深入的今天，散文园地里的乡土书写依然汹涌澎湃，足见农耕社会传统的惯性如何强大。蜂拥而至的境况，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宽阔度和准确度，相反，与小说一道，遭遇了题材的危机和艺术处理上的瓶颈状态。在国人的观念里，故乡往往与泥土遍布的大地关联，而乡愁的抒发，则由田野、村庄、炊烟、童年往事等意象所负载。直切的情感诉求以及思维定式的影响，导致了大量的乡土书写集中在人伦、亲情、民俗、饮食、人事、器物等要素之上，在没有很好的解决思维认知和价值定位的前提下，进入的越深，危害也愈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缘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为潜意识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集中体现在情感类的乡土散文写作上，过于注重“我”的经验、情感流向、在场性等因素的迫切表达，乡土诸要素成了布景和道具，舞台上，唯有那个“我”横冲直撞。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人受奴役，也许是因为人太沉溺于自己的那个‘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状态”。就我们所居留的大地而言，草木虫鱼或者上亿年的历史，或者千万年的历史，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万年光阴尚不及。人类活动确实极大地切割与重新组合了大地的面貌，但这无法改变草木虫鱼为大地之上原住民的本源特性，也因此，过于注重人这一后来者而忽略了原住民，这种思维模式带有天然的局限性，一旦进入写作状态，用力愈深，偏离正宗与本源则愈远。如果说小说文体更侧重于考察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状态的话，那么散文这种文体，则倾向于考察人与自然间的交互状态。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散文篇章廖若晨星。其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下，文学处理与古典之思想审美传统被切断的愈发明显。技术与物质崇拜使得人们远离了文化中绵延起伏的敬畏感以及纵浪大化中的审美态度。
一片苍茫之中，冯杰散文似乎成了某种例外，《田园书》《泥花散贴》《捻字为香》《一个人的私家菜》四部集子，集中展示了他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创作成果。其中，除《田园书》为大陆版本之外，另三部皆于台湾出版。如果仅仅是随意翻阅几篇文章，会觉得冯杰笔下的乡土世界和他者的乡土书写似乎没有什么根本不同，童年往事，对逝去亲人的深切怀念，饮食与风物描写，等等，很容易让人想到咏物抒怀这个抒情散文的传统。而一旦进入其文字的深处，一旦握住文本之外那些作者想说却没有说出的灵魂体验和认知，即可将其乡土书写的别具一格揽入怀抱。这别具一格之所以与故乡之故的本源建立关联，有着两个显明的要素加以支撑。一方面呈现在乡土世界主体如何确立上。在其笔下，草类、树木、动物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道，构成了平等的主体，个别篇章里，它们的存在状态甚至高于人的存在。《田园书》中的《树知道自己的一天》《木心》《树志拾遗》，《泥花散贴》中的《草木精神》《离宣纸最近的楮树》，以上篇章皆为其例。单就数量比例而言，且以《田园书》为参照，二十四万字的散文集子，总计44篇，以草木虫鱼为主体内容的篇什约22篇，而涉及人事的篇章仅有7篇，其他，则为乡村器物类的刻画。也正是因为草木虫鱼主体的确立，所以，氤氲在那些旧器物、旧物事、旧人事以及泛白记忆之上的怀旧气息、抒情向度，仅仅是个表象，乱花渐欲迷人眼，这些表象之上涂满淡淡的哀愁，有着“凡美丽的必定愁人”（沈从文语）式的感染力。若再往里走，则物我交融浑然一体，草木虫鱼篇章中，在“我“的目光抚摩和翻动之际，移步换景，自然随性地切换到草木虫鱼的视角和立场，以物观物或以物观人，乡土世界的透亮和逼真因此渊然而深，文本中的内在诗性机制由此得以确立。且看如下段落：“树每天都能听到这种磷火的擦亮之声，树是不厌烦的，数十年在同一个地方，在相同的时间去听相同的声音。……树每天此时都是咀嚼这些蹄声度过的。这时，肩头上有几只早起的麻雀要急急赶路，一双眼睛忘在家里了，就盲目地一头撞在树的怀中，落在脚下。”（《田园书》第19页）在另一处，冯杰又写道：“我此时还自以为是地写了这么多花枝招展的文字，而树只是不说，它一言不发，大辩若讷……树的简朴和谦卑让我为思想里的奢侈顿生惭愧，树一身无数的叶子都是一面面倾听的耳朵，它能让我有一种象征的引申：一个人所要做的，首先应是少说多做。”（《田园书》第248页）上面这些文字，撇开通感的艺术手法，创作主体的想象力，里面灌注的还有某种神圣的精神。这神圣精神遥追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尺度。细细琢磨冯杰四部散文集子的过程中，我还注意到他对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熟悉程度和热爱程度，一个有着诗人角色的散文作家，居然将一部医学巨著放置案头，以供随时翻阅。大概是两者内心消息相通，出于对草木精神的深刻理解，进而保持一种谦卑和敬畏，除此之外似乎别无得解。正是草木精神的召唤，冯杰在那些大地上最卑微、最寻常的草木身上，发掘到它们身上另外的神奇，红薯、榆树皮、茄子腿、石榴籽、凤仙花、楮树、牛舌头等，或者可治大书法家傅山的糖尿病及苏轼的咳嗽，或者在困苦年代拯救乡民的性命，当然，它们共同的奇效则是治疗人们的乡愁。
另一方面，故乡之故不独因为草木虫鱼的声响以及它们与人们的亲缘关系，还因为其笔下的北中原这片故土上遍布着劳作之美，即使是在困苦和贫乏的时代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任然能够借助劳动充实生活，传承与昭示后人，建立朴素的希望向度。换句来说，在冯杰散文的地理版图上，故土之故的主体是草木虫鱼和生活在北中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故土之故的核心内容则是人和万物之劳作。其中有父亲对造屋的热情和细致；有姥爷冬天埋萝卜封存，上面插一束高粱秆让它透气才不致沤烂的细节，“像萝卜窖上耸立的耳朵，萝卜地下寂寞，它在听天上过往的风声”；有《母亲常制的九种面食》中母亲带领孩子们，将粗糙的食材加以整合，进而将面食艺术化的劳动过程，“一到年底，姥姥、母亲就领着我们开始蒸枣花，想起来，那就是一种独有的‘乡村面艺’，民间的河流在乡村大地上到处涌动，让我看到局部和细节，看到枝叶和碎花。花糕的形状有刺猬、盘蛇、青蛙。动物肚里装的都是红枣，动物们的眼睛是用黄豆、绿豆点上的，蛇眼用高粱，刺猬眼用绿豆。背上的刺是用剪刀剪出来的。面上走过咔嚓咔嚓之声。”（《泥花散贴》第150页）有作者本人少年卖杏经历中对桑树叶保鲜的发现；有姥姥淋醋过程中用一截桑树枝搅醋的秘方；有麻雀的辛劳、驴马对主人的忠诚；凡斯种种，涤荡心灵。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原厚土上的乡民，其精细化的劳作方式，不单是为了解决生存之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劳动中自觉形成的美学态度，夯实了文化的本源，构筑了哲学、艺术的原点。而冯杰的乡土书写以文学性的方式，以一花一世界的方法，逼近并还原了这一原点的基本颜色。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将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命题继续推进。在他看来，在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人们与统治制度的协调、同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文化的发展是以压抑人性为代价的，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存在，还压制了人的人本结构，即爱欲的本能，而这种压制却恰恰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人们为了实现欲望的满足，必须从事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异化劳动。因此，那些拥有大量的性、爱欲、原始冲动，皆被禁锢在文明之中，人类失去了自我，走向异化。面对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以及单向度的个体，马尔库塞开出以劳动来解放爱欲的药方。他进一步指出，爱欲解放的核心和关键是劳动的解放，而劳动的解放则指向着劳动的“爱欲化”。冯杰笔下的劳作细节也许不是铺满山谷的落叶，它们以花卉式的刺绣作为衬底，洞口固然微小，却让人想起艾略特的名句：沿着我不曾走过的通道/通往那扇不曾打开的门。
二、泯然雅俗
在北中原一个小地方生活多年之后，偶然的机缘，作为银行职员的冯杰得以进入省城，成为文学院的专业作家。最初写作诗歌，后又涉足散文诗领域，新世纪以来则专注于散文写作，题材上的集中和行文上的练达，使得其散文在品相上趋于纯粹。纯粹度于散文文体，往往会构成某种亮度，指向某种幽深。比如诗意之于刘亮程，修辞之于周晓枫，隐秘女性经验之于格致，反技术主义之于于坚，等等，写作一旦步入极致，必然给阅读带去锋利的冲击力。
也许正是因为多年的诗歌写作背景，冯杰的散文语言富于灵动和诗性，陌生化、通感的艺术手法以及跳跃性、大量留白的结构性特征，比比皆是。由诗入散文领域的作者，就语言传达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散文书写惯常的平铺直叙和一事一议的行文特征，不过，过度的灵动和诗性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因素，修辞至上挤压了散文内质的生存空间，中正和平的文体特性因此走向倾斜。而灵动和诗性的过度运用，在冯杰散文中同样存在，若再细心一点，可注意到其散文作品中，还存在个别类散文诗的篇章，这些作品中不仅存在着语言的灵动和诗性的过度浓郁，还内蕴了另一个危险的要素，即散文的哲理性。因为哲理散文的滥觞，哲理性在当下几乎成了散文的大敌。而这些应该是冯杰在其后的写作中要努力克服的地方。
一方面，冯杰迄今为止写出的大部分散文作品基本上都在台湾出版；另一方面，他的散文作品几乎囊括了台湾所有重要的散文奖项，如梁实秋散文奖，《联合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等，而且，代表性的台湾散文家如龙应台、余光中、张曼娟、张晓风、林清玄等，给予冯杰的皆是极高的褒誉和关注。对于大陆散文作家而言，冯杰似乎是唯一的一个特例。之所以会如此，在我的理解，台湾的散文界和出版界最为看中的是冯杰散文纯正的乡土性以及所坚守的中国文统的正宗性。冯杰的乡土性不仅有着至真至纯的特性，其笔下的“北中原”地理学因素同时也经过了系统而全面的打磨，成为“看得见的乡愁”所在。至于正宗性的中国文统，指的是中国文化迁延流变中的文章传统，包括两个要素：一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立场，君子品格、文以载道、言之有物等皆为这一立场的诉诸形式；一是作文如行云流水的文章法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恰如歌德提及的那样，伟大的艺术是在限制中寻找自由。古典之嵇康、苏轼、张岱，现当代之周作人、汪曾祺等，皆是这正宗性文统的传承人。
台湾同行的认知向度出于独特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他们在冯杰散文那里寻见了情感和想象的共同体，惺惺相惜之感，由此而发生。站在文体学的角度，其散文的艺术性特色实际上另有所指。若加以概括的话，其中包括两个向度。其一为行文上的随性与变化万端，其文本中随处可见艺术处理上的跨度，历史、文化、知识考古等要素杂糅在一起，《喝白老虎汤》一篇，不及千字，由老虎而入题，铺展到“破瓜”这一中国文化的“杂说”之中，并以冯梦龙和张爱玲为注脚，然后转入古代的刑罚，名为“瓜蔓抄”的陈述，最后才给以点题，结合自己的乡土体验，揭示西瓜汤的最大功用实为解酒。一篇小文铺的如此之开，收的如此之速，再结合其间的留白，可以见出作者拿得起放得下的功夫，见出散文这种文体“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自由度，更能见出创作主体在处理笔端物事上的文化自信。白话散文史上，鲁迅曾言及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这里的随便是一种境界，它切和了自由这一散文的本体特征，彰显了写作者行文的自如状态和心理上的放松状态。新世纪以来的散文佳作，在情采、识见、才气等方面不可谓不出彩，然而在心理上的放松度上却有所缺失。冯杰在行文上的自如和跨度，往上接续的不仅是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传统，还有苏轼的拈花为文以及庄子解构一切为我所用的大达。
其二，冯杰散文中时不时会跳出幽默的段落。考察冯杰式的幽默，似乎和现代史上的舶来品有所不同，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的幽默品相，为西式的幽默，多来自知识和智慧所形成的优越度。而冯杰散文的幽默多由本土经验所支撑，朴拙中带有淡淡的涩味，如其笔下的青柿子。《豆类魔幻》一篇，有这样一份题辞内容：古代妖道之术，都撒豆成兵—我姥爷说。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自述道，画画时刚好少了一份颜料，遂取过期咖啡一试，居然别有效果，小画邮寄给一位国外友人后，然后收到回赠，打开一看，果然为一罐过期咖啡。总而观之，冯杰笔下的幽默段落，直接对应了自我的经验，是经验叙述自我观照的一种结果。
在都市的深处，闲坐书斋前的冯杰，寂寞中又带有点点的清思。他工书画，善文字，台湾版散文集子，纸张精美，内里的插画皆为其手绘，与大陆版《田园书》里的黑白底色不同的是，皆着彩色。竖体字，铜版纸，彩色插画，看上去雅致异常，文人范十足，而他的乡土文字，写的又是乡土世界的大红大绿，比如对联、年画的夸张与流俗，比如少年时看种猪交配的陈谷子烂芝麻。这一雅一俗于冯杰而言，其实不存在什么鸿沟，它们都来自深不可察的生活，来自复杂而宽广的人本身。
海德格尔曾经指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得故土成为接近本源之处。”面对《田园书》，这纸上的还乡如此灿然而恢弘，如繁星缀满夜空，使得人不忍轻易打开，担心那一地洒落的瓷片，一不小心就割断了记忆。
《田园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
《泥花散贴》 台湾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6月版
河南大学文艺学中心 刘军
翻检新世纪以来的中原散文写作，以散文立足且渐入深远者，寥寥数人而。老作家周同宾算一个，郑彦英、廖华歌、曲令敏、鱼禾、胡亚才这五位紧追其后。其中郑、廖及鱼禾三位近几年纷纷转入小说写作的队伍中。其他如王剑冰、冯杰、陈峻峰、耿占春、阎连科、田中禾、邵丽等，或由诗歌领域侧身散文创作，或由小说领域偶然反串，闲笔纵情。中原乃文化的腹地，却非散文的腹地，总体上中原散文尚囿于地方性经验的藩篱，不过，重重遮蔽之下，依然有两个亮点顶格而立，其一为冯杰散文之雅正纯粹，其二为耿占春散文之思深而意远。所谓顶格而立，指的是他们的散文书写在品相、气象、质地诸因素上堪与国内一流散文家平分秋色。散文不必讲派别，然而散文的江湖里，若离开独立性以及独创性的贡献，那么，点点山头就难以在大地上拱起。就独创性而言，冯杰的乡土书写直逼故乡之故的本源所在，而耿占春的智性写作是在中西会通的视野下，展开类似帕斯卡尔《思想录》式的思辨言说。
一、故乡之故
工业化、城市化日渐深入的今天，散文园地里的乡土书写依然汹涌澎湃，足见农耕社会传统的惯性如何强大。蜂拥而至的境况，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宽阔度和准确度，相反，与小说一道，遭遇了题材的危机和艺术处理上的瓶颈状态。在国人的观念里，故乡往往与泥土遍布的大地关联，而乡愁的抒发，则由田野、村庄、炊烟、童年往事等意象所负载。直切的情感诉求以及思维定式的影响，导致了大量的乡土书写集中在人伦、亲情、民俗、饮食、人事、器物等要素之上，在没有很好的解决思维认知和价值定位的前提下，进入的越深，危害也愈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缘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为潜意识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集中体现在情感类的乡土散文写作上，过于注重“我”的经验、情感流向、在场性等因素的迫切表达，乡土诸要素成了布景和道具，舞台上，唯有那个“我”横冲直撞。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人受奴役，也许是因为人太沉溺于自己的那个‘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状态”。就我们所居留的大地而言，草木虫鱼或者上亿年的历史，或者千万年的历史，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万年光阴尚不及。人类活动确实极大地切割与重新组合了大地的面貌，但这无法改变草木虫鱼为大地之上原住民的本源特性，也因此，过于注重人这一后来者而忽略了原住民，这种思维模式带有天然的局限性，一旦进入写作状态，用力愈深，偏离正宗与本源则愈远。如果说小说文体更侧重于考察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状态的话，那么散文这种文体，则倾向于考察人与自然间的交互状态。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散文篇章廖若晨星。其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下，文学处理与古典之思想审美传统被切断的愈发明显。技术与物质崇拜使得人们远离了文化中绵延起伏的敬畏感以及纵浪大化中的审美态度。
一片苍茫之中，冯杰散文似乎成了某种例外，《田园书》《泥花散贴》《捻字为香》《一个人的私家菜》四部集子，集中展示了他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创作成果。其中，除《田园书》为大陆版本之外，另三部皆于台湾出版。如果仅仅是随意翻阅几篇文章，会觉得冯杰笔下的乡土世界和他者的乡土书写似乎没有什么根本不同，童年往事，对逝去亲人的深切怀念，饮食与风物描写，等等，很容易让人想到咏物抒怀这个抒情散文的传统。而一旦进入其文字的深处，一旦握住文本之外那些作者想说却没有说出的灵魂体验和认知，即可将其乡土书写的别具一格揽入怀抱。这别具一格之所以与故乡之故的本源建立关联，有着两个显明的要素加以支撑。一方面呈现在乡土世界主体如何确立上。在其笔下，草类、树木、动物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道，构成了平等的主体，个别篇章里，它们的存在状态甚至高于人的存在。《田园书》中的《树知道自己的一天》《木心》《树志拾遗》，《泥花散贴》中的《草木精神》《离宣纸最近的楮树》，以上篇章皆为其例。单就数量比例而言，且以《田园书》为参照，二十四万字的散文集子，总计44篇，以草木虫鱼为主体内容的篇什约22篇，而涉及人事的篇章仅有7篇，其他，则为乡村器物类的刻画。也正是因为草木虫鱼主体的确立，所以，氤氲在那些旧器物、旧物事、旧人事以及泛白记忆之上的怀旧气息、抒情向度，仅仅是个表象，乱花渐欲迷人眼，这些表象之上涂满淡淡的哀愁，有着“凡美丽的必定愁人”（沈从文语）式的感染力。若再往里走，则物我交融浑然一体，草木虫鱼篇章中，在“我“的目光抚摩和翻动之际，移步换景，自然随性地切换到草木虫鱼的视角和立场，以物观物或以物观人，乡土世界的透亮和逼真因此渊然而深，文本中的内在诗性机制由此得以确立。且看如下段落：“树每天都能听到这种磷火的擦亮之声，树是不厌烦的，数十年在同一个地方，在相同的时间去听相同的声音。……树每天此时都是咀嚼这些蹄声度过的。这时，肩头上有几只早起的麻雀要急急赶路，一双眼睛忘在家里了，就盲目地一头撞在树的怀中，落在脚下。”（《田园书》第19页）在另一处，冯杰又写道：“我此时还自以为是地写了这么多花枝招展的文字，而树只是不说，它一言不发，大辩若讷……树的简朴和谦卑让我为思想里的奢侈顿生惭愧，树一身无数的叶子都是一面面倾听的耳朵，它能让我有一种象征的引申：一个人所要做的，首先应是少说多做。”（《田园书》第248页）上面这些文字，撇开通感的艺术手法，创作主体的想象力，里面灌注的还有某种神圣的精神。这神圣精神遥追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尺度。细细琢磨冯杰四部散文集子的过程中，我还注意到他对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熟悉程度和热爱程度，一个有着诗人角色的散文作家，居然将一部医学巨著放置案头，以供随时翻阅。大概是两者内心消息相通，出于对草木精神的深刻理解，进而保持一种谦卑和敬畏，除此之外似乎别无得解。正是草木精神的召唤，冯杰在那些大地上最卑微、最寻常的草木身上，发掘到它们身上另外的神奇，红薯、榆树皮、茄子腿、石榴籽、凤仙花、楮树、牛舌头等，或者可治大书法家傅山的糖尿病及苏轼的咳嗽，或者在困苦年代拯救乡民的性命，当然，它们共同的奇效则是治疗人们的乡愁。
另一方面，故乡之故不独因为草木虫鱼的声响以及它们与人们的亲缘关系，还因为其笔下的北中原这片故土上遍布着劳作之美，即使是在困苦和贫乏的时代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任然能够借助劳动充实生活，传承与昭示后人，建立朴素的希望向度。换句来说，在冯杰散文的地理版图上，故土之故的主体是草木虫鱼和生活在北中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故土之故的核心内容则是人和万物之劳作。其中有父亲对造屋的热情和细致；有姥爷冬天埋萝卜封存，上面插一束高粱秆让它透气才不致沤烂的细节，“像萝卜窖上耸立的耳朵，萝卜地下寂寞，它在听天上过往的风声”；有《母亲常制的九种面食》中母亲带领孩子们，将粗糙的食材加以整合，进而将面食艺术化的劳动过程，“一到年底，姥姥、母亲就领着我们开始蒸枣花，想起来，那就是一种独有的‘乡村面艺’，民间的河流在乡村大地上到处涌动，让我看到局部和细节，看到枝叶和碎花。花糕的形状有刺猬、盘蛇、青蛙。动物肚里装的都是红枣，动物们的眼睛是用黄豆、绿豆点上的，蛇眼用高粱，刺猬眼用绿豆。背上的刺是用剪刀剪出来的。面上走过咔嚓咔嚓之声。”（《泥花散贴》第150页）有作者本人少年卖杏经历中对桑树叶保鲜的发现；有姥姥淋醋过程中用一截桑树枝搅醋的秘方；有麻雀的辛劳、驴马对主人的忠诚；凡斯种种，涤荡心灵。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原厚土上的乡民，其精细化的劳作方式，不单是为了解决生存之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劳动中自觉形成的美学态度，夯实了文化的本源，构筑了哲学、艺术的原点。而冯杰的乡土书写以文学性的方式，以一花一世界的方法，逼近并还原了这一原点的基本颜色。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将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命题继续推进。在他看来，在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人们与统治制度的协调、同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文化的发展是以压抑人性为代价的，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存在，还压制了人的人本结构，即爱欲的本能，而这种压制却恰恰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人们为了实现欲望的满足，必须从事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异化劳动。因此，那些拥有大量的性、爱欲、原始冲动，皆被禁锢在文明之中，人类失去了自我，走向异化。面对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以及单向度的个体，马尔库塞开出以劳动来解放爱欲的药方。他进一步指出，爱欲解放的核心和关键是劳动的解放，而劳动的解放则指向着劳动的“爱欲化”。冯杰笔下的劳作细节也许不是铺满山谷的落叶，它们以花卉式的刺绣作为衬底，洞口固然微小，却让人想起艾略特的名句：沿着我不曾走过的通道/通往那扇不曾打开的门。
二、泯然雅俗
在北中原一个小地方生活多年之后，偶然的机缘，作为银行职员的冯杰得以进入省城，成为文学院的专业作家。最初写作诗歌，后又涉足散文诗领域，新世纪以来则专注于散文写作，题材上的集中和行文上的练达，使得其散文在品相上趋于纯粹。纯粹度于散文文体，往往会构成某种亮度，指向某种幽深。比如诗意之于刘亮程，修辞之于周晓枫，隐秘女性经验之于格致，反技术主义之于于坚，等等，写作一旦步入极致，必然给阅读带去锋利的冲击力。
也许正是因为多年的诗歌写作背景，冯杰的散文语言富于灵动和诗性，陌生化、通感的艺术手法以及跳跃性、大量留白的结构性特征，比比皆是。由诗入散文领域的作者，就语言传达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散文书写惯常的平铺直叙和一事一议的行文特征，不过，过度的灵动和诗性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因素，修辞至上挤压了散文内质的生存空间，中正和平的文体特性因此走向倾斜。而灵动和诗性的过度运用，在冯杰散文中同样存在，若再细心一点，可注意到其散文作品中，还存在个别类散文诗的篇章，这些作品中不仅存在着语言的灵动和诗性的过度浓郁，还内蕴了另一个危险的要素，即散文的哲理性。因为哲理散文的滥觞，哲理性在当下几乎成了散文的大敌。而这些应该是冯杰在其后的写作中要努力克服的地方。
一方面，冯杰迄今为止写出的大部分散文作品基本上都在台湾出版；另一方面，他的散文作品几乎囊括了台湾所有重要的散文奖项，如梁实秋散文奖，《联合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等，而且，代表性的台湾散文家如龙应台、余光中、张曼娟、张晓风、林清玄等，给予冯杰的皆是极高的褒誉和关注。对于大陆散文作家而言，冯杰似乎是唯一的一个特例。之所以会如此，在我的理解，台湾的散文界和出版界最为看中的是冯杰散文纯正的乡土性以及所坚守的中国文统的正宗性。冯杰的乡土性不仅有着至真至纯的特性，其笔下的“北中原”地理学因素同时也经过了系统而全面的打磨，成为“看得见的乡愁”所在。至于正宗性的中国文统，指的是中国文化迁延流变中的文章传统，包括两个要素：一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立场，君子品格、文以载道、言之有物等皆为这一立场的诉诸形式；一是作文如行云流水的文章法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恰如歌德提及的那样，伟大的艺术是在限制中寻找自由。古典之嵇康、苏轼、张岱，现当代之周作人、汪曾祺等，皆是这正宗性文统的传承人。
台湾同行的认知向度出于独特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他们在冯杰散文那里寻见了情感和想象的共同体，惺惺相惜之感，由此而发生。站在文体学的角度，其散文的艺术性特色实际上另有所指。若加以概括的话，其中包括两个向度。其一为行文上的随性与变化万端，其文本中随处可见艺术处理上的跨度，历史、文化、知识考古等要素杂糅在一起，《喝白老虎汤》一篇，不及千字，由老虎而入题，铺展到“破瓜”这一中国文化的“杂说”之中，并以冯梦龙和张爱玲为注脚，然后转入古代的刑罚，名为“瓜蔓抄”的陈述，最后才给以点题，结合自己的乡土体验，揭示西瓜汤的最大功用实为解酒。一篇小文铺的如此之开，收的如此之速，再结合其间的留白，可以见出作者拿得起放得下的功夫，见出散文这种文体“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自由度，更能见出创作主体在处理笔端物事上的文化自信。白话散文史上，鲁迅曾言及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这里的随便是一种境界，它切和了自由这一散文的本体特征，彰显了写作者行文的自如状态和心理上的放松状态。新世纪以来的散文佳作，在情采、识见、才气等方面不可谓不出彩，然而在心理上的放松度上却有所缺失。冯杰在行文上的自如和跨度，往上接续的不仅是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传统，还有苏轼的拈花为文以及庄子解构一切为我所用的大达。
其二，冯杰散文中时不时会跳出幽默的段落。考察冯杰式的幽默，似乎和现代史上的舶来品有所不同，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的幽默品相，为西式的幽默，多来自知识和智慧所形成的优越度。而冯杰散文的幽默多由本土经验所支撑，朴拙中带有淡淡的涩味，如其笔下的青柿子。《豆类魔幻》一篇，有这样一份题辞内容：古代妖道之术，都撒豆成兵—我姥爷说。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自述道，画画时刚好少了一份颜料，遂取过期咖啡一试，居然别有效果，小画邮寄给一位国外友人后，然后收到回赠，打开一看，果然为一罐过期咖啡。总而观之，冯杰笔下的幽默段落，直接对应了自我的经验，是经验叙述自我观照的一种结果。
在都市的深处，闲坐书斋前的冯杰，寂寞中又带有点点的清思。他工书画，善文字，台湾版散文集子，纸张精美，内里的插画皆为其手绘，与大陆版《田园书》里的黑白底色不同的是，皆着彩色。竖体字，铜版纸，彩色插画，看上去雅致异常，文人范十足，而他的乡土文字，写的又是乡土世界的大红大绿，比如对联、年画的夸张与流俗，比如少年时看种猪交配的陈谷子烂芝麻。这一雅一俗于冯杰而言，其实不存在什么鸿沟，它们都来自深不可察的生活，来自复杂而宽广的人本身。
海德格尔曾经指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得故土成为接近本源之处。”面对《田园书》，这纸上的还乡如此灿然而恢弘，如繁星缀满夜空，使得人不忍轻易打开，担心那一地洒落的瓷片，一不小心就割断了记忆。
《田园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
《泥花散贴》 台湾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6月版
很赞哦！ ()
相关文章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