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荣里的“好色”与戴荣里的“高声写作”

戴荣里的“好色”与戴荣里的“高声写作”

——《作家修养论》跋





杨永康

认识戴荣里十余年了，在一个论坛，他写散文我也写散文。我一直叫他老戴。后来我去了北京，他常找各种借口来鲁院看我，有时候也以看我为名顺道看看班上的女生。我们聊过几个下午，他常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我说，想看女生了？他一本正经地说，想看，怎么不想看！后来与我们班上的几位女生熟了，来看我也索性说是来看某某某的或者某某某的，我们就这样一起好好“色”，斗斗嘴谈谈女人。没有一个作家愿意承认自己是色鬼的，他高声宣称他是色鬼，当着女生的面。他不但高声宣称自己是色鬼，还高声宣称“每个作家的的确确都是色鬼”。他有篇文字是专门谈这个的。他说：“作家的色既有天生的成分，又有后天造化的本领。如果一个作家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做不了作家；如果作家没有一双色眼，也成就不了一个作家。”不过呢，好色未必是他的风格。有一个东西倒挺像他风格的，那就是“高声”，对，高声。“高声”“好色”，“高声”谈作家的“修养与源泉”，“高声”谈作家的“反思与批判”，“高声”谈作家的“坚守与追求”，“高声”谈作家的“品位与感受”，包括“高声”谈“作家的色和一般意义上色鬼的色有那些不同”等等。他的新著《作家修养论》就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他说：“我们没有理由不佩服作家的能力，他们凭一双色眼可以横贯东西，纵穿整个人类历史。”我想说的是他就具备这样一双 “横贯东西，纵穿整个人类历史”的“色眼”。

荣里的横与贯、纵与穿、东与西都是“高声”的。比如他的《京城作家》，他把京城作家归为四类，第三类是这样写的，这类作家“首推学院派苍蝇作家，胸牌挂某某学者，曾自吹学贯中西，为人粉头油面、西装革履，为文动辄洋洋万言、空无一物。因有学者的名头，加有当下校内幼稚学子的追捧，还有文人们善良感性之寸肠的宽容，让这类作家目前颇有市场，他们多为理论攻击型苍蝇作家，是寄生在作家之上的作家，也是与传媒接壤传送假道学的最时尚作家；再则为实践型苍蝇类作家，这类作家多为多功能苍蝇，可以游说文人本身，为其人作撰，为其文做评；可以蒙骗商人巨贾，为其写报告文学，为其写虚拟宏迹大略，这类作家一只眼紧盯金钱，一只眼蔑视方格，是善于把文学与金钱巧妙联姻的苍蝇类作家，这类作家善于找噱头，勇于开拓财路，多说良心以外的话语，犹如推销商品的店小二。确实够“高声”，也够横与贯、纵与穿。

“我心目中的文学应该是圣洁的，是谁把文学逼成了妓女？逼成了不靠酒色难以支撑的容颜，不靠你呼我叫就会迅速失去荣耀的站街女客？在前呼后拥的朝圣者队伍里，抵达殿堂的瞬间，却是永远失去信仰的一刻，我为文学撕心裂肺的哭泣。是谁具有这样大的魔力？是市场经济之手吗？非也！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文学的神圣魅力依然光环闪耀，人们从文学里获得的动力远远超过精神本身！是政客的干预或者时事使然吗?我们做纵横的答案寻觅最终似乎也是否定的回答！是网络的冲击和生活的逼迫吗？当我们回顾早年那些获得时代推崇的作品，心中的感觉该是怎样的一番滋味？文学正沦落为一些人的点缀，或成为圈子玩赏的游戏，犹如大山深处的青菜被核辐射过了，没有人敢轻易地抓过来放心食用。而文学在这些人的引导下日渐沦落为被侮辱的对象，从一个圣洁之神沦落为体无完肤的放荡女人。文学嫖客们在文学之躯上发泄着他们的欲望，让文学无法复原本真的身体，文学似乎进入了难以从良的境地。”这篇《谁把作家逼成了娼妓》更“高声”，也更横与贯、纵与穿！

他的自序，更是“高声”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在这个时代怎样去做一个文字工作者？的确是值得众多人思考的问题。我们姑且不论那些为虎作伥的操刀手们如何把别人和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单就众多作家而言，有多少失去灵魂的人却在恬不知耻地刻画灵魂？！我有时自问：作家是什么东西？自己是一个作家吗？假如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我的所写能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吗？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是怎样一种人物？是道貌岸然的文化传播者还是表里如一的平民歌手？是向生活屈服的乞求者还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理论家？……我时常在这种追问中度过漫漫长夜。时代赋予作家过多的承载，当我面对更多的困惑和文化生态的污染时，这些疑问会更加刺激我的神经生活着。”够咋舌吧！

荣里就这样快乐着，悲伤着，也思考着，质疑着，写作着。我极喜欢他说过的一段话。“思考是属于写作者的，观察是属于写作者的，寂寞是属于写作者的，快感是属于写作者的。我喜欢写作，喜欢写作给我带来倾诉的快意，倾听的美感，倾心的执着。写作是一个人的长征，是一个人登山的过程。对于一个真正的登山者而言，登攀的劳累远远战胜不了远观近瞧的快乐。那些细密的、缜巧的、拨动心灵琴弦的、撞击大脑耳膜的、经久难忘的、平稳如流水的、高耸入云端的、卑污可笑的、可悲可叹的、秀丽出奇的、洋洋洒洒的……统统可以化为笔下动态的景物或思辨的墨汁。”思考中荣里“完善了”自己，思考中荣里实践了“一个写作者的本分”。 正是写作与写作的快乐、写作的悲伤，包括哪些令人咋舌的思考，让荣里咀嚼了生活的滋味。他是幸运的，当友情、爱情甚至亲情发生变异的时候，还有文学悄悄温暖了他。我想他的本意就是通过他的温暖，包括他的写作快乐、写作悲伤，包括哪些令人咋舌的思考，快乐、悲伤更多写作者，也让更多写作者学会思考与质疑。

罗兰巴特曾提及一种写作叫 “高声写作”，在巴特看来这种写作“不是由戏剧的变化、机灵的语调和逗人的重音来承担，而是由声音的颗粒来承担，是音色与言语活动的一种色情混合物。”《作家修养论》绝非色情混合物，荣里要寻求的是“那些冲动事件，是有血有肉的言语活动——在这种文本中可以听到嗓音的音粒，辅音的色泽，元音的喜悦，即潜在肉体的全部立体声”， 类似电影采用的言语声音，类似“人在其物质表现和淫荡表现中听到的呼吸声、齿动声、虫洞声，即整体出现的人的嘴脸的动作”。正是这一点让我下定决心把荣里的写作归之为 “高声写作”的。《作家修养论》的“呼吸声”、“齿动声”、“虫洞声”确实是这个时代 “整体出现的人”最高声也最嘴脸、最深情、最“颗粒精细”的动作与写照。他的全部心思就是成功“集成颗粒”， 与这个沙沙作响的时代，互相抚摸、粉化、切割。对，切割。然后把他们与她们包括他们与她们的肉体及这个时代深情带向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