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现代汉语引导到正确的路上 （王克楠）

                                                     要把现代汉语引导到正确的路上　　                           ——试论现代汉语15个方面的错误趋向　　
                                             文/王克楠

　　必须说说现代汉语了，这要追溯到1915-1923之间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文化运动是文化启蒙，不是政治运动，不是以整人为目的，整的是封建礼教和古文，催生的是中华民族的白话文。在这之前的白话文，至多是百姓交流的口语，无法在登录“纸张天堂”，1917年1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著名的“八事”，文坛上遂起“改良”旋风。从这以后，情景大变，白话文已经成为数目语言之主流。白话文成为主流以后，一反封建文化里的歌赋杂质，为文开始讲究文法，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民族语言更加健康。万物发展必遭曲折，几十年后，中国的白话文走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其表现为：
　　
　　走向空洞，言之无物  空洞不是人所喜欢的，但是很长时间内，我们习惯了以空对空，朋友之间，同志之间谈论一件事情，必须先把国家大事过一遍，必须“在怎样怎样的理论指导下，在怎样怎样的亲切关怀中…….”仿佛这是一个大前提，没有这个大前提，我们所取得的成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空洞到什么程度呢？聊天也必须使用标语口号，“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同志哥，你正处在风口浪尖上，一定要站稳立场哟。”不仅对话聊天空洞，写出的文字更空洞。上个世纪的一段时间，恋人之间写情书，最后一定要加上“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亦不知这样的敬礼和别的敬礼有什么不同。
　　
　　千人一面，万人一腔  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文字抄袭成风，“天下文章一大抄“成了心照不宣的秘密。公文上的政治词汇当然是需要抄的，问题在于非公文的文学作品，也是很多人抄来抄去。如今有了互联网的文学论坛、博客等，造成了抄袭的严重方便。抄袭者用鼠标点点复制，就把别人的作品换成了自己的名字，有的人还东抄抄，西抄抄，搞点“改写”的工作；有的人则全文抄来，可谓是铁鞋自然存在互联网，来的全不费功夫。这样进行下去，省力倒是省力了，造成了行文的懒惰和被抄袭者的无奈和遗憾。以抄袭为业的刀客在抄袭的时候，当然不会去领会为文还要下功夫去“创作”，去费劲巴咧地形成个人的写作风格。
　　
　　只讲推翻，不讲创造  中国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口号比较彻底行为有些偏差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文学革命运动，运动的结果，文言文是反掉了，其它的不了了之。新文化运动在推翻旧文化的过程中，努力创建新文化，其中包括创建新中国民族的新文学，出现了一些历经百年仍不过时的文学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几十年过去，我们在另一场“文革”中又一次高举拳头去破“四旧”，又是一次轰轰烈烈的非文化革命，革命的结果砸掉了许多古建筑，烧掉了许多古书，割掉了中国民族“彬彬有礼”的形象，强化了用暴力和旧世界“告别”的形象。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行动军事化，语言革命化，衣着单一化，舞台上有样板戏，电影有新闻简报，小说中的《红日》《红岩》《红旗谱》也反掉了，更不要说描写资本家的《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小说。改革开放以后，小说创作呼啦一下打开了，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都要比文革前的十年内的小说数量还要多，结果怎样呢？能站的住脚的有多少部呢？推翻难（指真正理性的推翻），建造更难，不是几个标语口号就可以促成令世界瞩目的伟大作品的。
　　
　　强调一点，不管其它  笔者想起了文革中时髦的话：这道理，那道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难熬这四个字可以概括一切道理吗？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强调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那么其它的呢？不久就成了软道理了吗？道理难道还分硬和软马？结果呢？经济是发展了，污染也出来了，雾霾也出来了，全民族的道德滑坡也出来了……机会主义这个词在生活里有很大的市场。人们往往处在这样痒痒挠的状态，呵呵，“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有了机会不去做，好像要后悔八辈子，但是，“机会”是一个中性字眼，“机会”可以讓人走进天堂，“机会”也可以讓人走进地狱。关键怎样看待机会，在看到机会是正能量，还是副能量，我们的事业，包括我们的语言，才能走路稳当一些，不至于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样左右摇摆。
　　
　　完全断古，不事吸取   中国式的非甲即乙思维，不但在如今有市场，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是影响了一些领袖者的思维，反对孔家店，一下子就砸烂，岂不知“仁义礼智信”亦是儒家文化中的积极的东西。反对文言文，也是一下子砸烂。中国人不善于一分为二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做全面的分析，办事喜欢干净彻底，反就全部反掉，文言文中有腐朽不堪的，也有健康向上的，文言文中也有中国文化传统很优秀的部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应该是可取的态度。文言文虽然没有标点符号，但可以通过虚词来断句，文言文讲究言简意赅，讲究文意畅通，即使到了当代，有些特定的场合，用文言文表达总比现代文要好，比如祭祖的场合，比如写墓志铭等。对于一个优秀作家来说，不读文言文，可谓是断了自己的一条腿；不向外国优秀作家学习，就断了自己的另一条腿；如果再不向民间语言学习，又断了自己的一条胳膊，一个人没有了腿怎样走路？没有了胳膊，怎样写字呢？
　　
　　编写材料，污染公文   领导发布讲话，先是要弯弯绕，腿疼不说腿疼，非要说绕口令一般从国际绕到国内，从秦朝绕到清朝，最后才说那么一点点事，前面的全是套话，空话，害的听讲话的人必须拧自己的大腿，才不至于睡着。在机关工作的朋友都有这样体会，一个单位的工作搞得好不好，是不是看工作干得好不好，而是看这个单位会不会写“材料”。因此，“材料”这两个字眼就神秘了，也就促成了“笔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要想干成点事情，离不开这“两杆子”。这些写材料高手，不是实事求是地总结和推广本单位切实有效的工作经验，而是善于提炼和“编辑”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和体会可以编出来，只要你编的像，有闪光点，不但可以取媚本单位领导，还可以取媚于上级领导和新闻单位（上级单位从来不去对虚假材料取检验，更不会对虚假材料者给予处分），可以讓本单位当先进单位，荣光十面，岂不知这样的东西都是编出来的，是采用了文学手法虚构出来的。
　　
　　公文语言，推而广之   公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公文虽然可以为历史提供一些“佐证”，但公文就是公文，不是文学。公文语言不但要求“准确、生动、鲜活”，而且讲究“穿靴戴帽”，久而久之，形成了格式，有经验的写材料者平时喜欢从报纸上把这些“报纸语言”抄下来，作为写材料的基本东西。还有的人把十年前的总结样式保留下来，每年再写总结的时候，稍微改动一些，添写一些当下时髦的话语，准能过关。公文也是文字，公文影响了新闻，新闻影响了百姓的视听，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民族语言的严重退化，表意单一化，缺乏丰富的内涵。可以举一个例子，百姓见了执行公干的人，都要恭敬地称呼“领导”，其实并不知道对方在单位是否担任领导职务……大家从潜意识里认为凡是领导都是英明的，大家都恭维领导，就增加了领导犯错误的概率。
　　
　　语言霸权，缺乏柔韧   心理解剖来自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先要战战兢兢地看领导怎样说的，在语言风格上力求和领导保持一致。这样的情景首先表现为下级模仿上级的语言，有些领导喜欢用“工程”来体现自己的工作构思，因此，“工程”就铺天盖地；有的领导有自己的口语，如说到维稳的时候，喜欢用“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的口头语，下级就在材料上大用特用这几个字，还有报纸新闻也大肆使用这几个字。下级干工作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平常做的事情就是清空的脑袋，对自己的脑袋进行格式化处理，等待着上级送理念，送信念。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严重僵化，非甲即乙的思维模式泛滥，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难道没有既没有东风，也没有西风的状态么。还有，在文学表达上，只倡导一种表达方式，突出单一化，反对多元化，对有些另类的表达方式，视作毒草，予以铲除。
　　
　　气势压人，其实内荏   我们常常注意到了语言的“气势”，忽略了语言的内涵，忽略了语言是心之音，而心的声音绝不是一种声音。我很尊敬《美文》的穆涛先生，他在一篇随笔中摘录了几句1970年的“元旦社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伟大的七十年代。放眼全球，展望未来，我国各民族人民心潮澎湃……过去的十年，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在新的条件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这样的语言风格不仅在文革中有，现在也有，凭借气势去强化语言的“演讲性”，偏偏忽略了语言的渗透性和柔软性。再者，我们还善于把文学情境的语言拿到生活里，作为鼓舞人心的鼓动词，如“石油工人一生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如果三声吼呢？抖六抖，不是要发生强烈地震了吗？其他工人，如电力工人，纺织工人，建筑工人……也一起吼呢？地球岂不是脆裂了吗？地球脆裂了，我们这些人去哪里生活？目前的科学研究，暂时没有发现其它适合人类生活的星球，所以考虑到要爱护这个球星，是否减少吼叫的次数呢？1958年‘大跃进’，流行有一首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这样藐视天地，片面强调人的作用的“气势”，怎样读，也讓读者觉得外强中干。
　　
　　吸收国外，囫囵吞枣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这场运动是在北大掀起的，领导人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这些人在借鉴西方是有成绩的，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学习。西方文化也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根本不存在西方文化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东西方互相借鉴是正常的。1983年以后，中国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国策实施，打开了国门，当代的文学工作者开始又一次系统地向西方学习小说，学习散文，学习诗歌，形成了一批“仰视主义”的作品，有些作家和作品对于西方囫囵吞枣（由于长期封闭，出现这样的情景是可以理解的），并没有形成“中国气派”（包括莫言的小说）。还好，这个过程还在继续着，中国文学需要消化世界文学，吸收世界文学的精气神，然后在自己的身体上长出属于自己的血肉，讓读者一看就可感知是善于中国的作品，期待世界上的一些优秀作家来我国取经，而不是我们总是追在外国文学的屁股后面。
　　
　　白话主体，忽视民间   白话文在1915年往后的一段时间内，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文人中形成主流，是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们积极向西方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形成了语言的严重西化（这是历史局限造成的），严重忽视中国白话文还有另一个只要资源，那就是民间资源。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们大多出身于书香门第，与平民百姓的生活有距离，对于同样一件事物，他们不太了解百姓是怎样表达的。百姓交流用的是口语，口语里有很多具有生命力的词汇和语序。历朝历代的文人官员们在用文言文交流的时候，百姓还是用的白话。笔者认为百姓的白话才是中国白话文的真正基础，可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对民间白话领会不深，也鲜有这方面的论文出现。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汪曾祺倒是领会到了，并在自己的散文中有意识地向民间语言学习，取得了成就，但这样的作家毕竟是少数，直到现在，很多人不曾领会到中国式的白话文需要系统地向民间语言学习，包括现代汉语的语法改造，也向民间学习，不要动不动就去用“主谓宾”去框化现代汉语。
　　
　　广告词语，低俗泛滥   我们的时代是广告时代，广告的特点就是讲究重复，不讲究真实（笔者并不否认有的广告和产品质量是一致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有老广告词“椰风挡不住”，还有“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等。有的广告语直接污染了民族美德，“今年过年不送礼，送礼就送脑黄金”，脑黄金是什么产品呢？也许是一种好的补养品，但是春节给老人送礼，送的是孝心，一种补养品怎么能堂而皇之占领“春节给老人送礼”这样的意念呢（还有广告中令人作呕的父母图片）？所以，笔者认为这样的广告把儿女对父母的孝敬在浑然不觉中污染了。广告词是可以影响民心走向的，可是这些广告词毕竟在中央台播出了，并且在黄金时间反复播放。我们如今的年代是一个享乐主义年代（尽管报刊上从标语口号里反对拜金主义），好像世界到了末日，不赶快放纵一下身体，就来不及了，因此春晚的俗化已成为定局，只考虑“喜庆”，只考虑可以赢得多少笑声，并不讲品格，赵本山一次次“卖拐”，一次次丑化残疾人，一次次地丑化乡下人，竟然能赚来那么多的掌声（包括他本人的发财），可见，我们的文化低俗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大千世界，数字代替    科技革命带来了数字化，数字化也进入了中国人当代的生活，看一个人是否能干，看他的年龄多大（仿佛年龄在30岁以下就意味能干）；看一个官员的政绩，就看一个地区的GDP值高不高；看一个人富裕不富裕，就看他住多少平方房子；看一个地方的社会气氛好不好，就看墙头上刷了多少条标语。岂不知，文学艺术写的是数字之下的内容和人性的复杂习性，并不是光秃秃的数字符号。数字是供专家分析时用的，不是表达国计民生的具体符号。在文革中还有一位领导人为了表自己的忠心，夸大了现代汉语中副词的作用，本来汉语里的“最”字，就表现了事物的最高级，可是这位领导人偏偏在“最”字前又加了一个“最”字，成为了“最最”，其他人也不认为是语病，跟着“最最”了很多年。
　　
　　物欲横流，金钱气味    什么是当下中国文化的主流，物质主义是主流，大家看一个人的成功，是看他吃什么，穿什么，银行的存款多少？物质主义也反映现代汉语的交际，大家见面以后，“在哪里发财？”取代了以前的“在哪里工作？”豪门大款聚会到一起，比的是奢侈；百姓聚会到一起，羡慕的是奢侈。为了搞到金钱，一些文体也跟着一起下坠，典型的即是所谓的“报告文学”，有钱的大款和一些官员喜欢讓文人吹捧，因此就有了这样写“吹捧文学”（包括一些吹捧传记）的枪手。读了这样的文字，会清晰地感受到马克思先生曾经对资本积累的形容，“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流淌着肮脏的东西，资本有追求自身增殖的天性。”这些所谓的“报告文学”就是为其增值而服务的，恰恰体现了伪文学的工具性能。
　　
　　豪言壮语，空洞无物   我们的时代是崇尚豪言壮语的时代，一个人光实实在在地干活，不会说几句豪言壮语，就会令人觉得窝囊，至少无法当成英雄人物。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英雄人物的言行，几乎每个英雄人物都是某一个豪言壮语的化身。我们的时代崇尚完美的英雄，凡是英雄是不能有缺点的（怎样不有缺点，就得讓英雄死亡，死了，就不会犯错误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英雄模范，大部分是去世的，这些英雄即使去世时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去世后也要经过悉心挖掘，挖出来几句豪言壮语。再者，我们的英雄人物，以军人和干部居多，普通百姓和文化人里的英雄比较少。以说实话著称的作家汪曾祺虽然去世了，这样的人能当英雄吗？显然不能。台湾的作家李敖只能在监狱里写作，无法成为台湾岛的英雄。
　　
　　要想讓一个民族没落，不是修多少集中营，而是讓一个民族的语言下滑或者消失，比如日本人曾经占领台湾，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总督府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时颁布相应的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汉语是中国的主流文字，大部分中国人是用汉语交流和写作。如今的许多作家只管写，很少想到净化现代汉语的迫切性，更少想到现代汉语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民族的语言必须笃实才能保证这个民族的身体康健，否则，就会走向反面。因此我们使用的白话文，不论是写到纸上（包括互联网），还是口头交流，都需要进行净化，不能再芜杂下去了，继续芜杂下去，影响的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成就，会败坏一个民族本来优良的民族传统——笔者希望这样的担心不被认为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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