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自由精神（谢有顺）

散文产生于自由的词语内部，它往往与作家的心灵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但它却不是适合作家在思想或精神上用力的地方。--甚至由于用力过猛，着了痕迹，许多的散文就显露出失败和僵硬的模样来，让人无法卒读。因此，散文写作一直被人视为是一种柔软而亲切的话语运动(林语堂所说的“娓语”，大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它有着最为广泛的语言边界，
也有着最为自由的文体特征，以致一切无法归类的文字都可称之为散文。--从这点上说，每个人都是广泛意义上的散文作者，如果日记、学生作文、工作报告、年终总结和我所从事的文学批评都算在内的话。
　　散文似乎已经无法拒绝其他文字的加入，它只能成为众多混乱文字集合的地方。许多人就在这种混乱、复杂而浩瀚的文字中，试图将金子和泥沙分辨出来，他们就是俗常所说的散文家、散文理论家和散文编辑；还有些人，更是为散文的难以归类和没有明确的定义而忧心忡忡，他们渴望把散文建设成为像小说、诗歌、戏剧一样边界分明的文体，并视此为散文研究的成果和贡献。说到底，他们渴望为散文找到秩序，以结束盛行已久的混乱状态。
　　这些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秩序往往与自由相对，秩序在为散文命名的同时，也可能断送散文内在的自由；而自由是散文的命脉，它一旦受伤，散文也就归于无有，必将转化成为最容易被其他势力所利用的文体。古代的“辞赋”、“骈文”和“八股文”，现代的“社论”和“大字报”，都是秩序战胜自由的结果，而它的盛行，最终导致的是文学的衰败和死亡。所以，我不喜欢任何的散文定义，也不信任所谓的散文史和散文理论，反而觉得，保持散文混乱而复杂的面貌，也许才是散文真正的出路。你只要想象一下，最好的散文多数不是出于专职的散文家之手这一点，就可知道，好的散文一定是心灵的奇迹和语言的意外收获，任何的规范和秩序都只会使它窒息。
　　散文渴望自由，它的无法归类，正好为人类一切无法归类的情感和心灵碎片提供了含混的表达方式--散文散文，许多的时候，其实就是散漫的文字。因此，散文也是最人性的。之所以说它是柔软的话语，主要在于它所触及的人性部分也多是柔软的隐秘角落，写作上越是松弛，越是在不经意中传神，散文的成功性越大。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散文就是成功的范例。读他们散文的最大感受是，你几乎看不到作家用力的地方，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这种文字在阅读者的心灵中所起到的效果，也非以冲击力取胜，它更多的是给人智慧，让人舒适。
　　当然，也有另一种散文方式，它是用力的，直接的，坚硬的，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文。--这种分类，早在一九二三年，周作人就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概括出了散文写作中的两种艺术风格：“第一种如名士清淡，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著眼的洞察力与措语的犀利。”不过，后一种文体成功的不多，也很容易变成应时之作。只有少数是例外，比如现代的鲁迅，当代的李敖，他们写的文字都力透纸背，这是由于他们见识非凡，自然，他们的文字也就成了散文用力的典范。
　　令我感到诧异的是，身居台湾的李敖，在写作上接续的居然不是胡适的宽容的文字传统，也非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柔软的表达方式，他居然选择了与敌人战斗的方式来展开写作，(他自己说，“对敌人，要永远斗争，对朋友，要间歇斗争”，甚至还戏称，“朋友会要我送书，敌人会买我的书，所以我拼命掐死朋友制造敌人”。)从而把文字经营得猛烈而尖锐。就这点而言，我认为，李敖和鲁迅是有精神血缘的(这不仅是指鲁迅曾经是李敖父亲李鼎彝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尤其是在经营文字的力量和对敌的姿态上，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李敖自己不承认这点，他狂妄地声称，“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自然是把鲁迅也排除在外的。这不等于李敖和鲁迅就没有关系了。以我对李敖的阅读，发现他其实是把鲁迅看作潜在对手的，他对鲁迅的作品也非常熟悉，经常征引。这是李敖比钱锺书强的地方。钱锺书的父亲曾经和鲁迅打过笔仗，这事估计钱锺书一直记着，所以，他的一生中对鲁迅的作品是傲慢而轻视的。--你读遍钱锺书的著作，会发现你几乎找不到一处有提到鲁迅的名字的。这大约是一个学术之谜了，正如李泽厚在几本中国思想史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一样。
　　鲁迅和李敖都是勇敢的，也都是以不宽容著称的。鲁迅的名言是“一个都不宽恕”，而台湾版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后的文字，大约出自李敖自己之手：“李敖不是宽容社会下的产物，他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一个社会出现一位李敖，哪里是容易的事，又哪里是平白得来的呢？”鲁迅说自己的反抗，“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而李敖则在《传统下的独白》一书的序言里，称自己的作品为“狂叛品”。正因为此，这两人都落下了爱骂人的声名。其实，这样评价两人的文字未免浅陋，即便骂人，也是有许多的讲究的。郑板桥有一副名联说：“隔靴搔痒赞何易，入木三分骂亦精！”用此来说明鲁迅、李敖痛快的骂人，应该是准确的，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像李敖新作中的《余光中的假诗境》、《评改余光中的〈无论〉》等短章，对余光中的直率批评就不无道理。
　　台湾《联合文学》1999年4月号第15卷第6期上曾经有一篇文章说，“通读《快意恩仇录》，我们如果弄清楚了李敖所在意的是那种在孤立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义气与勇气，而且有本事过得气焰淋漓、不贫病潦倒、不穷酸臭腐，那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如此遭遇如此对付如此结局，李敖一人而已。”“李敖当然是不宽容的，他只接受他自己的绝对标准去评量周遭人与事。所以他不可能从不同的、多元的角度去佩服其他人。在他的标准他的逻辑里，要证明自己的坚强惟有凸显自己的独一无二，不孤立就不足以显示他的绝对的地位。不过这种反覆坚强、孤立的表示，长期以来成了执意固念(obsession)，也就使得许多人忽略、忘却了李敖被打造成这种绝对强人，背后曾经经历的苦痛与委屈。这是李敖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如此理解李敖，把李敖真正还原到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和个人心境里，相比之下，许多指责李敖的人，往往忽略了他“背后曾经经历的苦痛与委屈”--指责鲁迅的人，也常常犯同样的毛病。
　　我喜欢李敖的坚决和博识。在我们这个庸常的时代，李敖式的人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他那种直率、坦诚而尖锐的话语品质，为多数的写作者所没有。可以想象，多一些像李敖式的人物，文坛的献媚、吹捧文字将锐减，它或许能为文字多赢得一份敬畏，同时也让一些人对文字产生恐惧。--文字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我现在担心的是，由于李敖的某种狂放和自大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以至他们会出于义愤而忽略李敖在其他方面的卓越成就。
　　其实，李敖是鲁迅之后真正对杂文事业有实质性发展的人，我指的是，他的杂文不仅针砭时弊，而且与历史专论、资料考据结合在一起，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风格。他不像其他一些杂文家那样，满足于呈现自己的道德立场，而是以考据为基础，步步推进，至终使自己的大胆结论获得证实。本来，他择用的有话直说、毫不留情的话语方式，是很难被推崇谦虚、宽厚和温和的中国人所接受的，但由于他经常用大量的材料说话，使得连反对他的人也经常无话可说。因此，李敖的文字比一般的杂文家要宽广、深邃得多，我们与其说他是杂文家，还不如说他是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尤其是在杂文这一文体如何与历史材料应用相糅这点上，我想，就连鲁迅也是比不上他的。我读过李敖的《胡适评传》、《蒋介石研究集》、《中国性研究》等著作，觉得李敖自有他狂妄的理由--他的确有自己非凡的材料发现和与众不同的见地。
　　但李敖与鲁迅之间的区别主要的并不在这里。毕竟，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李敖则一直是乐观昂扬的，无论外面的环境多么险恶，他一直没有放下自己那副自得和自满的精神架势，并坚持用揭人之短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或许正是李敖的机心所在。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外面这层乐观主义和自我中心的保护色，李敖还能安全地活到今天；他如果在精神气质上也像鲁迅那样阴郁和绝望的话，今天的李敖，即便没有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至少也已经自我折磨得奄奄一息了。这是李敖的幸运之处，但同时它也造就了李敖在文字上的局限：他缺乏鲁迅式的自我追问和自我反省，以致他的文字在精神向度上无法继续向存在的悲剧领域挺进。--有时，自我的悲剧比历史的悲剧要深刻得多。但李敖的自负，使他轻易就放弃了自我悲剧这块更为重要的领域，尽管他也写小说，以期弥补，但事实上并不成功。
　　也就是说，文学上的李敖与思想上的李敖是并不对等的。作为一个史论家，他堪为杰出，作为一个散文家和小说家，他却有着明显令人遗憾的地方，我把它概括为两点：一、缺乏文学的暧昧性。史论和思想可以要求尖锐，但文学在许多时候却要求暧昧。李敖也许把许多事情都想得太清楚，表达上也过于直抒胸臆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必然造成对文学性的破坏，因为文学最动人的部分，往往就在暧昧不明的地方。没有暧昧，就没有文学。而李敖的《北京法源寺》等小说，里面之所以会充斥着大量议论文字，就可看作是他不会处理暧昧在文学中的作用而使用的补救手段；二、缺乏文学的拙。李敖的文字有着明显的是非、道德判断，这对于论辩是有利的，但对于文学本身来说，就显得太直接了，尤其是他在行文中多半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说话方式，也未免显得太过聪明了。而我一直认为，好的文学，应该有拙的气质，特别是散文，更是要让人觉得作者的精神和情感流露都是缓慢的，沉着的，放松的。可李敖的观念并非如此，他在《看谁的文章写得好?》一文中说：“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的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可见，李敖喜欢直接明了的话语路径，但这个问题一旦落实到文学中，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许多时候，拙而不笨，才是文学的大气。
　　这对李敖当然是苛求了。他这样的人，决定他不适合走这条暧昧而拙朴的文学之路，如果我们要求他写出柔软而亲切的散文篇章来，那就更没有可能了。他最专业的，就是在杂文和史论中表现自己的力量--设若把李敖的文字都看作是散文的话，我认为，他代表的乃是一种用力的散文，其特征是表达偏见，呈现锋芒，中间肯定会留下许多观点和论据上的漏洞，但由于这种文字的风格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以，即便有漏洞，也不会影响它在自己的论题上长驱直入，因为它要的本不是文字的正解，而只是思想的偏见。这点，与我们所熟知的柔软而温和的散文路径刚好相反。
散文应该是无力的，它一旦用力，走的一定是表达偏见(自由、深邃而迷人的偏见)的路子，这方面的成功者中，鲁迅如此，李敖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