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族群关系中文化身份的焦灼与追认

                     ——读帕蒂古丽散文集《散失的母亲》
                                         
                                            郑润良
                                      一
        2012年之后，一个少数民族散文家的名字在散文界日益播散。帕蒂古丽，维吾尔族，移居江南，凭借书写故乡新疆沙湾县大梁坡村的散文集《隐秘的故乡》、《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混血的村庄》等，先后获得2012年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2012《民族文学》年度文学奖、《散文选刊》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2014“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著名散文家刘亮程认为帕蒂古丽为散文贡献了一种新的写法和新的情感，“她写的是早年在新疆各民族聚居的村庄生活，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写得非常好。尽管整部书可能不完善，但她给我提供了新鲜的情感，她让我重新看到，原来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日日看到的这样，是她呈现来的，完全是新鲜的。”说到底，任何有意义的写作都要为读者提供新鲜的发现，否则，写作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帕蒂古丽在嫁到江南多年后重新回顾和审视自己的故乡和个人成长经历，她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发现呢？这是我阅读帕蒂古丽新作《散失的母亲》时内心的疑问。随着阅读的展开，这个疑问得到了充分的解答。
                                           二
        每一个作家，都必须找寻到自己的精神锚地，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声位置。对于帕蒂古丽而言，这个精神锚地就是她的故乡大梁坡。正如评论家杨廷玉所指出的，《散失的母亲》与作者之前发表的《隐秘的故乡》构成了帕蒂古丽追寻自己精神渊薮和心灵锚地的上下篇。两本著作的书名《隐秘的故乡》和《散失的母亲》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即故乡母亲的隐秘与散失。对于帕蒂古丽而言，“往事就是我弃在野地上的尾巴，我会从现在的生活中停下来回望，等待丢失的尾巴找到我，接合在我的身体上。”接上了往事的“尾巴”，找到自己的精神渊薮和心灵锚地，帕蒂古丽才是完整的。这或许可以解释帕蒂古丽的大器晚成。完整的帕蒂古丽积数十年的写作功力与丰富深刻的情感体验为我们讲述了浸润她的欢乐与疼痛、幸福与散失的安贫乐道的混血的村庄——大梁坡的故事。
                                         三
        《散失的母亲》可以看作帕蒂古丽的一个自传，从少女的隐秘心事到青年的出走到“知天命”后的精神回归，始终萦绕着大梁坡和这块土地上的人群。那么，帕蒂古丽魂牵梦萦的大梁坡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大梁坡人虽然贫穷，却和谐亲密。这份和谐亲密其实与他们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密切相关。村里的民族人家都信仰真主，“村里的老人说，人分不均的，真主都会替人分均匀。”这是一个被神意护佑的村庄。宗教构成了这个村庄人们道德的最重要的传统基因，使得他们按照既定的伦理秩序安排生老病死，坦坦荡荡地生活，毫无窘迫与困惑。
        大梁坡人勤劳，“村庄里的五百多号人，把这个鸡蛋一样的小地球，用勤劳的手安排的妥妥帖贴，拾掇得停停当当。”
        大梁坡人大方，“村里住的一直是那些人，偶尔来了外面的光棍，也很快被大梁坡化在自己的蛋清里，给他在蛋   黄里分出一块菜地种着，光棍在村庄不远的地方开出几亩荒地，然后娶妻生子过日子，被大梁坡的水土养活着。”
        大梁坡人好客，喜欢在吃饭时有客人来家里，认为饭前到家的人都是念他好的人；会让出尊贵的上位给念他好的人，并且从锅里捞出肉最多的菜，还有面片最稠密的汤面。
大梁坡人亲如一家，“谁家宰了羊就更不用说了，村里一大片民族人家的菜里，多少都得沾上点荤腥，你切一片肉，他拿两块骨头，一只羊也够百家吃。”
        因为执意遵从真主的教诲，哈萨克人巴依居玛才一直不肯放下手里的牧羊鞭，拒绝融入“现代化”的生活，“哈萨克人就要有马和骆驼，有成群成群的牛羊。跟一堆没有活气的铁锨和坎土曼生活在一起，叫什么哈萨克人家。……哈萨克牧人的牧羊鞭都是神赐的，丢下它神会降罪的。”并且因为救命恩人哈列克拜尔放下牧羊鞭种菜种庄稼当了农民，而不再提两家子女结婚的事。大梁坡人即使在葬礼上面对亲人的埋体也不能哭泣，因为这是真主的安排，他们不能表露自己的不情愿。
        这是一个安贫乐道的村庄，一个亲密和谐的村庄。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现代化潮流”面前贫穷落后的村庄，必然被时代的潮流慢慢侵吞。父亲当年送帕蒂古丽到汉语学校，肯定也包含着希望她最终离开这个村庄的愿望。多年后，帕蒂古丽掩埋了父亲后，带着母亲和弟弟妹妹离开了大梁坡。这一别，就是三十年。这种分别虽然带来了物质境遇的改善，但在异乡的漂泊中，文化身份的分裂与焦灼感一直伴随着作者。《被语言争夺的舌头》对此有精彩的表述，“在离开家乡之前，我就像一只在汉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各种语言围猎中的兔子，毛皮上印上了各种文化混杂的斑纹。来到了南方后，我也试图在各种方言文化间争夺自己的舌头。……我需要明白，我的被改造是如何日复一日地在发生，我看见了自己身上，各种各样的凿孔、裂痕、文身，撕裂、疼痛、不完整，无所适从、猜疑，纷纷扰扰的心理纠结，真实、自然、清晰。这就是我，混血的文化缔造的独特生命。”父亲是来自新疆喀什的维吾尔族，母亲是来自甘肃天水的回族，近邻多为哈萨克族，自幼就读的又是汉语学校，工作后又远离故乡。不同语言、文化的习得，不同文化身份的铭刻，使作者焦灼、疼痛、不适，但在逐渐习惯之后，她也渐渐适应了异乡的文化环境。因此，当她多年后返回故乡用汉语问一位榨石榴汁的维吾尔族老大娘价钱时，老大娘质问她：“你明明是维吾尔族，为什么对我说汉语？”作者面对这一质问如梦初醒，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原初的文化身份的归属感，“我站在她面前，像是突然站在了一面镜子前，清晰看见了那个被这片土地认可的自己。”此时，她才意识到三十年的远离并没有销蚀掉自己内在的维族文化身份，才发现故乡和失踪的母亲一样虽然平日不敢轻易提起，却一直萦绕在心头；隐秘的故乡和散失的母亲原本就是自己一直挥之不去的情结。对亲缘和文化血缘的追寻和回归使帕蒂古丽消除了心中的焦虑和纠结，找到了归属感。这部作品集的最后一篇文章《词语带我回到喀什噶尔》充分地表达了这种归属感的获得。
      这种回归首先是语言和情感方式的回归，因为“语言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情感方式”。维吾尔族人对一件事物的形容，总能按照人身上的各个部位，找到对应的大小、粗细和长短来对应。“比如树像脖子那么粗，瓜像脑袋那么圆，核桃像拳头那么大。好像他们描述的不是瓜果树木，而是人类的近亲。”包括对电子产品，也仍然沿用对人体组织或者器官的拟人化称谓。“喀什噶尔的维吾尔族人，正是用这样一些亘古不变的词汇，给飞速发展的世界加上简单的定语，就像给一匹奔跑的马套上臃子和嚼子，好在途中少一些冲撞。”在日新月异的工业化、信息化文明面前，他们用农业时代的语言习惯和伦理眼光尽力挽留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朴情意。这种古老的伦理眼光也体现在喀什人对金钱的态度上，“在喀什噶尔高台民居的一条巷弄，去看主麻日晌礼的我，遇见了一位白胡子老者，他用拒绝、唾弃和踩踏的形式来接受乞讨得来的零钱。我看见施与舍之间，老人在对物欲的抵制与消解中保全了自尊。”老人踩踏金钱的动作意味深长。作者在对这一细节的捕捉中生动地传达了这一民族重义轻利的伦理态度。
        维吾尔族人形成这种伦理态度遵从的是安拉的经典。应该承认，帕蒂古丽对宗教文化的书写发自内心的体认，因此格外动人，“孩子的父亲在离屋檐一寸的地方反复地向西跪拜，他的灵魂仰望更高处，内心没有悬崖，没有危墙，没有废墟和坍塌这些词汇。信仰的圆柱支撑的屋顶上，安拉的手臂时刻护佑着他们，他在信仰和诵经声中稳住自己。鞋子安静地等候在他们左右，那是他们尘世的船只，抛下生计的奔忙，暂时停靠在屋顶。”“那个时候，房顶上的我很低很低，低到像一块薄薄的拜毯匍匐在屋顶。那些在平地上做礼拜的人站起来，跪下去，都比我高出很多。”这种宗教文化形成的是重义轻利和注重精神高洁的伦理态度，这种伦理态度与当下社会流行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无疑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是对功利化现实的有力反拨！
                                             四
      至此，帕蒂古丽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锚地，找到了使心灵得到现世安稳的地方，接通了自己的文化血脉，找到了散失的“母亲”，真正回归了“隐秘的故乡”。并且，这一次的回归绝不仅仅对帕蒂古丽本人而言非常重要，对不同族群的人们而言也有着深刻的意义。在今日微妙复杂的族群关系中，由于某些原教旨主义者对教义的扭曲、暴力演绎，使得许多人以有色眼镜看待新疆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及其宗教文化，这在客观上也使得大梁坡这样的边疆村落在大众的视野中更为“隐秘”乃至“可怖”。帕蒂古丽的书写则还原了这些村落中少数民族和谐、安宁的文化生活场景以及村人的“古道热肠”，还原了“隐秘的故乡”的本来面目；并且，大梁坡的多民族文化融合情景以及帕蒂古丽本人在不同文化环境间的成功适应对当下复杂族群关系也是一种有益的启示。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帕蒂古丽作品的最大意义所在！

郑润良：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中篇小说选刊》、《人民文学》醒客APP专栏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