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边地抒情散文的精神游牧品格

                                 高艳边地抒情散文的精神游牧品格
                                       刊《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季刊）2014年第4期

                                                      黄大军


摘  要：高艳是一位不拘格套、富于创新的东北边地作家。早年经验与精神成长塑就了作者游牧型的生命人格，她的散文是个人缺失经验的一种艺术生成。在散文意境与意象的营构方面，高艳以“回忆”与“联想”作为建构手段，依托寻常物象建立起了文本的游牧空间与表意体系。同时，她还把笔触伸向东北边地历史，为烈女英魂树碑立传。高艳凭借创作的清新与丰盈在当代散文界独树一帜。
关键词：高艳；边地；抒情散文；精神游牧



      在黑龙江这片孕育了萧红、迟子建的文学热土，小城、极地等边地空间已不再是文学荒漠的代名词。相反，“边地”正成为令人艳羡的精神沃土，纯化并滋养着人们的感性思维与文学信仰。牡丹江青年作家高艳也是一位从边地出发的女性作家，她以或婉约、或挺拔的文笔，抒写个体心曲，状写历史苦难，为边地抒情散文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近年来，在散文领域用力尤深的她，频频在国内各大报刊、杂志崭露头角，撰写的电视专题片《流放宁古塔》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各种形式的肯定与奖励也接踵而至，文学影响日益扩大。可以说，创作的清新与丰盈让高艳在当代散文界独树一帜。


1  精神游牧的生命基调
      面对高艳及其创作，精神维度的把握无疑具有本源意义。高艳写了大量的生活散文与历史随笔，追索原因便会发现，这些作品几乎都源于作者对世界不确定之感的恐惧，以及试图拒斥虚无、确立生存根基的文化抉择。高艳无意从哲学上拷问世界是否可靠，面对世界的总体上的不确定，她心知肚明，但她更乐于相信精神寻找的快乐与意义。关于生活、世界与历史，她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次次抵达与返回的心路历程，精神游牧构成了她的作品的典型风貌。作为一种超然而审美的生活境界与艺术境界，精神游牧让人从社会性的生存状态中超脱出来，去追求一种绝对宁静与自由的美。雅斯贝尔斯曾言：“与世界在总体上不可靠相反，总还有与此不同的东西：这世上毕竟有值得信赖、唤起信任感的东西，有起到这些作用的根基：家园与乡土、父母与先人、同辈与友人，还有妻子。在我们的语言、信仰以及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中，有传承下来的历史根基。”[1]显然，这样的观点也道出了高艳的某种心理现实，因为她对许多使人产生不确定之感的东西，始终保持着一种隐秘的渴望与敬畏，并油然而生一种迫切的陈述欲望，这令她总能透过现实的疼痛与纷扰寻找到人世间最真实最生动的所在。
      从精神成长与早年经验上看，早年的生活变故被高艳纤细敏感的内心放大，由此而加深的孤独感与不安全感，强化了其偏于内向的性格基质，有助于塑就作者游牧型的生命人格。高艳从小就展现出一种敏感、爱独处，以及耽于幻想的性格，胆小怕黑的她一个人在暮色四合之际，仍旧站在街头不想回家，听任“孤独与沉寂将她围拢”[2]9。弗洛伊德曾深刻地指出，严重的创伤会对年幼者造成持久而深刻的负面影响，这对生性敏感的作者而言，无疑更是如此。《比永远多一天》就叙述了由于父亲的英年早逝，年少的她被巨痛击中的情景，那种恐惧与空落至今仍醒目如初，一如篇末的诘问：“爸爸还带给她什么，更多的却是缺失——没有父母护佑的童年，一生的成长都在竭力维护内心的安全，倔强地敏感而自尊。”[2]12高艳有许多散文叙及亲情，它们不仅是缺失经验的一种艺术生成，更是揭示作者内心生活的一面镜子。面对亲情这一维系并巩固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她经历了一番痛定思痛的追问后，写作了《阿尔茨海默的疼》、《亲情的忧伤》、《堂妹》等文，证明了亲情至上的含义绝不意味着亲情本身如何可靠与坚固，因为生老病死、个人品性随时都会改变它、瓦解它，它更关乎我们怎样行动与如何信仰。作者相信，只要坚执“亲情不散”，纵然在现实中孤独自处，仍可“痴心实意，秉持诚善，握紧手心里的温暖，并靠我们自己生成温暖”。[2]38这一已然内化的温暖意象贯穿于作者所有的亲情散文，并构成这些作品感人至深的情感基础与力量来源。

2  精神游牧的审美烛照
       高艳是一个不拘格套、富于创新的东北边地作家，北疆精致优雅、意味隽永的一面在她的笔下得到了蓬勃绽放。无论是咏赞亲情还是写景抒情，抑或造访历史，高艳的散文都留下了一行行穿行与游走的生命足迹，由此生成了她在意境与意象营构方面的独特品质。高艳主要基于自己的经验与学识开启文学思考，相对平凡与简单的人生经验无法让她获得题材上的优势，但与生俱来的诗性与聪慧，却让她的心灵随时都能与世界擦出火花，在缺乏故事与意义的地方开拓出真正的诗情与画意。于是，我们看到，在创作上，最普通的“回忆”与“联想”成了她得心应手的建构手段，而“路”、“水”、“远方”、“飞翔”“电影”等寻常物象则成就了其特有的游牧空间与表意体系。可以说，在最平淡、最质朴的小城生活中，高艳向我们敞现了边地最本色、最美丽的外表与灵魂。
高艳对回忆情有独钟，因为拉开距离的审视能够让她更平和、更理性地去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与悲伤，这形成了其行文简扼深婉、情感真挚内敛的叙述风格。《阿尔茨海默的疼》回忆的是患病的母亲，全文通过病重母亲与病前母亲的多重对比，凸现了母亲从前通情达理、舐犊情深、干净整洁与操持一生的美好形象，因为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老年性痴呆病，记忆的丢失像一把冰冷的利剑隔离了两代人的亲情，而善良哀痛的子女却对此无能为力，“除了求医减轻她身体的苦痛，我们向神性世界，为母亲祈福增寿。即使增加的仅仅是她生命的长度，即使增加的是我们日复一日心力交瘁的长度。”[2]7正是这种默默怀念的力量与深沉的感恩让一个平凡的母亲变得立体、变得高大。《隐秘飞翔》从作者对一座海滨城市的现实感受写起，借助现实与回望的自由切换，放大了成长中曾经楔入生命深处的一些尖锐片段：初中时在旷野中寻不到归路的焦灼与惶恐，小学放学后在市京剧院幽暗老楼中消磨时的见闻与惊吓……高艳由此开掘了某种内在于成长的个体经验，正是这些藏匿时间深处的故事指示着生命的来踪去迹，并将一个人推向了心理与思想上的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艳的散文几乎都与回忆相关，而她本人也毫不掩饰对回忆的偏爱，如其所言：“有时想，生活可否以倒叙的方式，从结尾处开始，从而让我们对自己先天不足的生活一目了然。”[2]51而这，不正是她的散文与现实对接的一种方式吗？
      高艳在创作上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建立起了一个关于精神游牧的意象系列，这为她最终形成个性化散文诗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尤以“路”与“远方”最为典型。作者多次写到“路”，在文章中，它可以是一条老街、一条经常散步的路、一次出行，也可以是流放之途，甚至是火车。《伟大的街道》的作者阿兰·B·雅各布斯曾注意到街道具有如下一种品质：“街道是一个可以让人心游神驰的地方，或许为街道上的某些事物所触动，或许这种触动来自心灵内部的某种东西，非常的个人化。在街道中行走，人们能够一次又一次揭开自己内心的世界。”[3]对于评价高艳笔下的路的意涵，此语可谓精当。出现在《以散步的名义，迷失》中的是东北小城的一条僻静小道，节令是深秋，北方街头零落寒凉的景象满目皆然，位于画面中心的就是作者，一个要将行走进行到底的都市漫游者，行走让她锻就了新的视觉与思维，奔入眼底的人事与风景因而闪现出袭人的意义与魔力。高艳的精神游牧指向“远方”，尽管这个“远方”可以被预设为“江南”、“大海”或心向往之的某个城市，但一路追寻的结果却是它的无法抵达或难以言说。于是，远方成为一个无目标的目标，“一种精神流连于超自然之间的欣赏状态”，“一种不断探索的生活境界”[4]。一如《江南在哪里》一文中的自白：“江南，是我生活中的虚构，是精神的远方，是我无法证实的别处。”[2]50可以说，诸如此类的游牧意象在高艳的散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意象不仅提供了结撰散文的一种思维逻辑方式，更彰显了作者从内心出发通达生命自由与艺术圣境的情感图记。

3  精神游牧的历史行吟
       读高艳散文，你会感到搦管者就是一位悠游天地的艺术精灵，她向文坛出示了细腻灵达的书写性格。但这并不是作者散文精神的全部，她还利用身为牡丹江文史工作者的专长，创作了一系列钩沉古人、高擎理想的历史随笔，于秀美之外另辟崇高。此处的抒情主人公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探秘者，更是一个心灵的历险者，她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女人的日常视野，而是以历史理性为引导，以一己之心求证人物的灵魂，向宏大叙事的规模与境界挺进，元气淋漓地写出了东北大地的历史、命运与精神生成，成为东北边地文学领域中的一位不遗余力的打捞者与推介者。
      边地历史散文也是作者游牧人格的自觉贯彻与生态延伸，这是因为高艳是一位精神内向性很强的作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幅油画、一本图书、一部电影、一首音乐、一张纸片都能引动她无穷的沉浸与绵远的遐想，这种善怀的书写方式使她能够成为古人最忠实的倾听者与转述者。牡丹江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渤海文化、流民文化、抗日文化、剿匪文化，再到北大荒农垦文化、知青文化，可谓积淀丰富、魅力无穷。曾大兴指出：“一个文学家是否接受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接受哪种类型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在哪一个层面上、哪一种程度上接受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与他的个人气质、生活经验等是有密切关系的。”[5]高艳是以一个女性作家、一个文史工作者、一个心灵探索者的身份厕身历史的，这决定了她独特的历史书写范域与思想维度。
      作为女性的一份子，她自觉肩负起为这块土地上的烈女英魂树碑立传的文学使命，写出了《像水一样离去》、《一曼街241号》等文，尤其是《像水一样离去》这篇记叙牡丹江“八女投江”事迹的长文，风格浑厚、格调高亢，作者将能够觅得的历史碎片重新缀合，让一个个风华正茂的抗联女战士可触可感、音容宛在，并用无尽的感怀与敬意，热情歌颂了抗联八女为掩护大部队安全撤离，在乌斯浑河畔弹尽投江的千古壮举，是一篇铁骨铮铮、声情并茂的昂扬之作。另一个毕现作家个性的题材就是流民，代表篇目有《流放宁古塔》、《走向极地——宁古塔流人之吴兆骞》。作者青睐流人题材，与流人内心世界充满动荡、不甘与渴望等复杂因素相关，在作者眼中，流放不只是意味着坎坷与失去，也意味着一种收获与新生。作者曾以《流放自我》为题，将古人的流放与自我的精神漂泊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流民意象契合了作者一以贯之的游牧文化人格。《流放宁古塔》一文，知识丰赡，视野宏阔，风情浓郁，在对几千年的流民文化作整体勾勒的基础上，将探索的焦点对准了宁古塔流人的文人群像与历史贡献，确立了以人物心理开掘为特色的历史述说模式，让冰冷、静止的历史遗迹与历史人物带上了感悟的体温，成为足以让人深长思之的时空标记。

参考文献：
[1][德]卡·雅斯贝尔斯等.哲学与信仰:雅斯贝尔斯哲学研究[M].鲁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71.
[2]高艳.隐秘芬芳[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3][美]阿兰·B·雅各布斯.伟大的街道[M].王又佳、金秋野.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3.
[4]刘晓林、林建群.精神游牧美学——草原文化中独特的价值内涵[J].文艺评论,2012(11):32.
[5]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