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和风格 ——解读散文文本而对鲁迅、胡适进行性格比较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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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和风格 ——解读散文文本而对鲁迅、胡适进行性格比较
王克楠
鲁迅和胡适都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之巨人，研究两人的思想、文学成就的专家学者大有人在，笔者乃21世纪的乡野村夫，最近重读中国新文学运动时期二人之散文，且不去追究历史背景，仅仅从散文文本即显示出两人性格的决然不同，而后写此文如下。
鲁迅先生1924年写了《秋夜》，1925年写了《风筝》《好的故事》《藤野先生》《父亲的病》等，1925年是鲁迅先生的散文丰收年。先说《秋夜》，一向以写实为主的先生，采取了象征手法，在他的这个散文文本里有枣树，有夜的天空，有细小的粉红花，有对秋天的渴望，有孩子前来打枣子的情景，有树枝直刺天空的意象，有小飞虫扑火的壮举，有绝望和浅浅的希望......这篇散文如果按照现在的散文分类来看，是抒情散文。伟大作品是跨越时代的，阅读这篇散文即使是不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依然可读出微妙的滋味来。先生是善于在文本里营造氛围的，“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即可以读出先生的绝望来。这样的绝望不仅仅是属于鲁迅的，凡是有责任感有担当的思想精英，都会有绝望的时候。对这篇散文，笔者读出了鲁迅先生的真性情，从另一个角度说，读出了先生性格里的冲动和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势态.......至于这个散文文本，不管哪件景物究竟象征什么，不同的读者自然有不同的解读，如果先生活着，他也不好直接说出那件景物代表什么的。
《风筝》是鲁迅先生写的比较平和的散文。此散文的语言节奏很慢，没有先生其它文字的强烈反差。先生对于绍兴故乡的放风筝的情景，刻画得很细致，但依然带出了鲁迅的“性格里的冲动和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势态”，他不喜欢放风筝，就对此事“不但不爱，并且厌恶他”，认为弟弟喜欢放风筝“可鄙的”。难道放风筝这件事情真的那么可鄙吗？还好，先生成人以后读了一本外国的讲述儿童的书，因此开始解剖自我，开始从内心“赎罪”——真的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常言道，三岁看老。从此文本看，儿时的周作人先生倒是很有童趣的，喜欢放风筝和做其它有童心的事情（从后来作人先生写的文字可以看出来的）。这篇散文的伟大之处在于“悔罪”，和弟弟儿时的事情，只有俩人知道，并没有人去强求先生去做悔罪，可是先生觉悟到了自己性格里的缺陷，因此一厢情愿地期待弟弟会宽恕自己，但弟弟故意笑着说“有过这样的事么？”显然，弟弟没有给哥哥这个机会，这可能弟弟真的忘记了，也可能弟弟耍了滑头，不愿意得罪哥哥......鲁迅并不傻，看出了弟弟是敷衍自己，得不到宽恕，只好陷入沉重，不能自拔......从这个角度说，先生是有一点点自恋的，期待自己是“完人”，期待自己从内到外没有一点缺陷。世无完人，因此他只能在黑暗不堪的世界伤痕累累了。由此联想到先生临死的遗言“一个都不宽恕”，是不是这个“结”在平时就深深地缠绕上了呢？
鲁迅先生很少在散文里纯粹写景，可能是受到写小说写人物积习的影响，他的散文总是涉及到写人。他的名篇有《藤野先生》《父亲的病》等，先生写父亲，写了一个侧面——父亲的病。这篇散文里写了先生对故乡那位“名医”的憎恶，在文本凯里对此人大大地进行讽刺。名医的医术究竟怎样不说，他开的处方和药引子确实与众不同，散文文本呈现了这般的细节：父亲的病一点也不见好，一天重似一天，这位名医有只好推荐了另一位中医。对这位“接班”的中医，鲁迅先生也对他的所谓的药引子也进行了讽刺，讽刺得很厉害，把清朝的“虎神营”的例子都用上了。第二位中医说“医生医病，不能医命”，竟然和神鬼搅合了，真可谓庸医也。此散文的结尾是议论性的，并没有叙述父亲的病情发展和庸医的继续可笑下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通过父亲的病被当时绍兴庸医所误，导致了先生终生不信任中医，并时有讽言。凡是一个人亲身经历的，都构成了一个人的“成长”，在先生的“成长”中，因为自己父亲为庸医所误，就否定中医，确实有偏执之处。
鲁迅先生还有一篇写人的名篇，不是写中国人的，是写日本人的，写一位认真负责的日本医学教授，即是《藤野先生》。文本的开头一段就精致得厉害，讽刺了中国留学生发型的滑稽可笑。先生不但擅长讽刺，也善于自嘲，比如对自己去日本的仙台读书，就自嘲了一大通。他写藤野先生，写了他在解剖学专业上的认真和在生活上的不修边幅，写了藤野先生为留学生鲁迅修改讲义，当然在叙述的过程中没有忘记对封建中国的恶习进行讽刺，比如借助藤野先生对中国女人的裹脚的期待了解，狠狠地讽刺了一下中国文化里蔑视妇女的恶习。文本里还叙述了学生会干事蓄意制造的一次“事件”，从此揭示弱国弱民的残酷性。每个人在生活里，总会有一个细节触动一个人的情结，在这篇散文里，鲁迅先生叙述了中国人看枪毙中国人的麻木。要知道，国人长久地过着非人的生活，麻木是自然的，但是这个细节影响了鲁迅对所学专业的选择，他决定放弃学习医学，如果一个人没有健康的精神，身体再健康也是没有用的。从网络扫描，有的人说鲁迅先生看一个时事片就改变了自己的志愿，这是作秀，性格影响选择，鲁迅先生的决绝的性格是可能这样做的。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温暖的，藤野先生对留学时期的鲁迅的温暖，是对他有极大影响，可以说影响了一生。
一个人在一生中得到的温暖越多，他的作品会越温和，从鲁迅先生的生活以及文学作品来看，冷峻的多，温和的少，这大约和他决然和“封建士大夫堡垒”决裂有关，和早期不幸的婚姻有关（这成为他的论敌诟病他的事之一），和中国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政局有关，和各种原因造成的“敌人”多于朋友有关，和兄弟失睦有关，和他极力扶植的青年人失去了方向感有关......太多的有关，足够构成他采取以笔为枪的态势，也构成他笔底的黑暗和彷徨。而比他小十岁的胡适先生也面对同样的时代，性格则要温和得多。
可以阅读一遍胡适先生1929年写的散文《我的母亲》，从中可以读出他的性格成长和内心世界的宽阔和包容。首先，胡适之先生小的时候是体弱多病的，没有鲁迅先生小时候的身体强健。胡适小时候是喜欢和同伴玩耍的，十一二岁的时候还和同学组织过一个戏剧班，不像鲁迅看到弟弟玩风筝，即认为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俩人在启蒙阶段都是勤奋好学的，少年鲁迅学习私塾时候曾经迟到过，但是很快纠正了，而胡适先生是从来不迟到的，“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的。”俩个人小时候都喜欢画画，后来，胡适先生和画画无缘，鲁迅先生极力支持木刻运动。鲁迅先生受到母亲多少影响不得而知，但父亲去世后，母亲主持家庭是真实的。胡适先生的父亲也去世得早，在他的情感经历里是没有父爱的（虽然母亲极力向他灌输父亲的高大形象）。胡适的母亲23岁就守寡了，她充任了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角色，这位母亲对儿子不溺爱，甚至有点严厉，儿子犯了“错误”，总是及时进行体罚，“她教育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和让别人听的。”但是儿子得眼病后，又心急如焚，用舌头去舔儿子的病眼。
胡适在散文《我的母亲》里，还写了母亲是怎样处理家庭关系的。他的母亲在这个家庭是继母，父亲前妻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抽鸦片，赌博，母亲作为继母，从不正面责骂他，而是在经济上给予适当的控制。大儿媳和二儿媳第在做人上都有欠缺，胡适的母亲从不正面和她们冲突，“她更是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但是忍耐是有底线的，实在忍耐不住了，胡适母亲也有自己的杀手锏——哭，哭一次，就带来两三月的和平相处。母亲宽容，但是遇到人格侮辱的时候，她绝对要进行抗争！无论是鲁迅的母亲，还是胡适的母亲，都自作主张为自己的儿子选择了一个媳妇。这样的包办婚姻有爱吗？所不同的是，胡适先生选择了妥协，和小脚太太白头到老，而鲁迅选择了“半妥协”，虽然参加了婚礼，承认朱安是原配，但是从来不和这个可怜的女人同床。在鲁迅先生生命的晚年，他选择许广平为妻，爱情终于有了归宿，这是后来发生的事。
胡适先生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学到了“待人接物的和气”，也学会了宽容人和容忍人。宽容和忍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元素，决绝和叛逆则是另外的文化因子（《红楼梦》里的宝玉是采取了这样的人生态度的）。鲁迅和胡适两人都站在当时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前沿，所不同的是，一位选择了宽恕，一位选择了“一个也不宽恕”。到底是宽恕好，还是不宽恕好，两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对于鲁迅来说，如果选择了妥协和宽恕，就会淡化他思想的光芒和写作强势.....而对于胡适先生来说，他要冷静地对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提供一个科学和民主的药方，如果做人不宽恕，整天在悲哀和仇恨的状态里，就会影响吸收世界上的一切进步文化。
鲁迅先生的作品里很少写友情的，《两地书》关乎爱情，《风筝》是写兄弟情感的，而胡适先生关于友情的文字却屡屡当时的报刊，如《追悼志摩》便是纪念著名诗人兼好友徐志摩的，此文从徐志摩遇空难开始起笔，夹叙夹议了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尤其是诗歌成就，还肯定了徐志摩的同情心，概括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对徐志摩的结婚和离婚也给予了理解......文中引用了叶公超的话评价徐志摩，“对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这是评价徐志摩的，何况不是对胡适本人心境的一种表白呢？再说到鲁迅先生，写友情的文字少，是否和先生决然的性格和孤独的心境有关呢？
面对中国的黑暗，面对传统文化的现代缺失，面对中国人的劣根性，鲁迅和胡适都是看到的，都是体会真切的，鲁迅先生是“恨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一种家长对待孩子的态度；而胡适先生则要温和和冷静得多，“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主义常常是用来吓唬人忽悠人的，而“大量的问题”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如果不解决则会成为顽疾，事关民族的兴旺。胡适先生细心寻找新的道路，如何使得中国人摆脱麻木不仁、使中国摆脱文化落后的尴尬，是孩子对待家长的缺点进行荐谕的态度。这是二人为人为文的态度和立场的区别，也是性格长期发展之所致。讽刺，一位擅长讽刺的作家，必须做到内心的强大，否则，就会丧失讽刺的根基，生活里的鲁迅先生是幽默温和的，但为文的鲁迅则擅长讽刺之道，并已经形成表达的惯性。讽刺对于各种黑暗来说，确实有杀伤力，把小事说大，把可能的变坏的苗头提前说出结果，因此“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确实难得可贵，但是讽刺过滥，未免尖刻。
不管是作家，还是思想家，他们是“家”，也是平常的人。人都有性格的，鲁迅有鲁迅的性格，胡适有胡适的性格，各自性格不同，为文的努力方向也不同，才形成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惜，这样的好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笔者在此妄论两位先生的性格倪端，无论得体与否，愿二位先生九泉之下，莫怪为盼。
2014年5月6日夜于西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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