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之故:散文中的故乡形象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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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之故:散文中的故乡形象
中国社会强大的农耕传统曾被马克思命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其中,厚人伦与自然的艺术化构筑了这个传统的两个重要向度——实践的和审美的。两个向度相互缠绕,极大地影响和改造了这方土地上的文明范式、文化精神与思维方式,反映到文学上,则是恋土与返乡情结的浓郁。不独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平原语)使然,文人士大夫心中其实还藏有个田园梦、故土梦,正所谓乡关何处,欲语还休!
散文一度曾被认为是最能够直抒胸臆的文体,时至今日,各种教科书上,真实性、情感的真挚度、题材自由依然作为散文文体的三大特征而被强调。这种文体观念虽然在今天遭受了散文边界不断被拓宽的冲击,但是若将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传统文体比较的话,在言说的个人化、情感的直抒性、审美判断的直接性方面无疑是最突出的。恰恰是这些文体特性的存在,使得散文与故土书写、与家园情怀的抒发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乡愁的翻卷形成巨大的时代潮流,滥觞于流行文化、媒介、出版业、文学书写之中。“每个人的故乡都在凋零!”,这句话成为最直接、最有效的广告语,它所带来的并非视觉的冲击,而是情感和想象空间的弥漫。顺理成章,散文积极投身于这支抒发乡愁的大军,故土与家园下的诸多碎石,皆被作者们捡拾起来,以铺就乡愁之路。
乡愁是一种情怀,一种莫名的情绪,虽然难以量化和物化,却必有附着,而故土和家园则是这情怀的直接载体。如此一来,能否在艺术上将乡愁成功处理,则取决于主体对故土的搭建和营造,这需要细节层面的透亮逼真和整体性层面的格调和氛围。细节的问题相对容易,毕竟,个体的记忆性经验如深井之水,源源不绝,可供打捞和照亮。恰恰是因为容易上手,泛滥的故土书写大多沉迷于细节发掘之上。童年往事、亲情因素、村庄人事、器物、民俗风情、饮食种类等等题材,皆是常见的取材形式,或许是因为受制于思维方式的单向度,多数从事故土书写的作者,将故土与情感投射直接对应起来,沉醉于炊烟的袅袅、人伦亲情的温暖、乡土趣事的洞察等,一旦对照现实,不免惶惑于恬静田园的逝去,感伤于往事随风而去。如此这般,容易掉入复古和一味怀旧的洞穴里,其实,故乡田园从来就是变动不居的,只不过在当下转型期社会下变动之增速突然加大而已。也正是因为缺乏对故土、故乡整体性的理解和思考,在情感上过度沉浸进去,于是使得写作主体难以做到出乎其外,所以,这个路数的作品,所呈现出的故乡形象变得支离化、碎片化,纵然涂抹了炽热的情感,结果却依然是碎片化的。于是,故乡形象受限于强烈的“自我性”,成了想象的他者。
故乡不仅是想象的共同体,同时也应是群体记忆的共同体,并结实地附着于鲜明地方性经验上。一片苍茫中,其实还有个别作家潜心于故乡形象的整体建构工作,来自中原的冯杰散文作品恰能够让人眼前一亮。迄今为止,冯杰共出版散文集五部,其中四部在台湾出版,而台湾散文界和出版界看重的正是冯杰散文乡土的正宗性和完整性。上百万字的散文篇章中,冯杰一直坚持致力于“北中原”的营建和重现。这里的北中原即是一个地理符号,负载了作家的童年经验和乡愁所在,又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精确倒影。冯杰笔下的故土家园同样汇聚了众多的细节,而在处理这些细节的时候,他能够做到在“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这两个角度间的自由切换。前一个角度与自我情感的投入度相关,后一个角度与乡土世界的自足性、独立性、客观性相关,两者恰切融汇,如沈从文笔下边城式的故土田园得以巍然树立。若展开具体的考察,冯杰之笔触有两个特别的地方需要指出。首先是在乡土世界中本体的确立上,在其笔下,草类、树木、动物家畜与村庄人们一道,构成了乡土的本体,有些时候,草木植物及动物甚至高过人自身。冯杰对待草木精神有着独特的理解,翻阅其文,会发现他对《本草纲目》有一种特别的熟悉和偏爱,他在那些大地上最卑微、最寻常的草木身上,发掘到它们身上另外的神奇,红薯、榆树皮、茄子腿、石榴籽、凤仙花、楮树、牛舌头等,或者可治大书法家傅山的糖尿病及苏轼的咳嗽,或者在困苦年代拯救乡民的性命,当然,它们共同的奇效则是治疗人们的乡愁。其次,在其笔下,北中原这方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和动物等,他们和它们劳作的神圣性和美之所在,得以准确地捕捉和还原。即使是在困苦和贫乏的时代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任然能够借助劳动充实生活,传承与昭示后人,建立朴素的希望向度。千百年来,栖息在这片大地上的乡民,其精细化的劳作方式,不单是为了解决生存之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劳动中自觉形成的美学态度,夯实了文化的本源,构筑了哲学、艺术的原点。而冯杰的乡土书写,以一花一世界的方法,逼近并还原了这一原点。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个来自美学上的判断,尤其适合对散文中故乡形象的解读。整体性的出位,单靠情感因素的注入远远不够,最重要的还有依赖于思索的纵深,正如胡塞尔指出的那样——诗和思以同一方式面对同一问题。
中国社会强大的农耕传统曾被马克思命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其中,厚人伦与自然的艺术化构筑了这个传统的两个重要向度——实践的和审美的。两个向度相互缠绕,极大地影响和改造了这方土地上的文明范式、文化精神与思维方式,反映到文学上,则是恋土与返乡情结的浓郁。不独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平原语)使然,文人士大夫心中其实还藏有个田园梦、故土梦,正所谓乡关何处,欲语还休!
散文一度曾被认为是最能够直抒胸臆的文体,时至今日,各种教科书上,真实性、情感的真挚度、题材自由依然作为散文文体的三大特征而被强调。这种文体观念虽然在今天遭受了散文边界不断被拓宽的冲击,但是若将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传统文体比较的话,在言说的个人化、情感的直抒性、审美判断的直接性方面无疑是最突出的。恰恰是这些文体特性的存在,使得散文与故土书写、与家园情怀的抒发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乡愁的翻卷形成巨大的时代潮流,滥觞于流行文化、媒介、出版业、文学书写之中。“每个人的故乡都在凋零!”,这句话成为最直接、最有效的广告语,它所带来的并非视觉的冲击,而是情感和想象空间的弥漫。顺理成章,散文积极投身于这支抒发乡愁的大军,故土与家园下的诸多碎石,皆被作者们捡拾起来,以铺就乡愁之路。
乡愁是一种情怀,一种莫名的情绪,虽然难以量化和物化,却必有附着,而故土和家园则是这情怀的直接载体。如此一来,能否在艺术上将乡愁成功处理,则取决于主体对故土的搭建和营造,这需要细节层面的透亮逼真和整体性层面的格调和氛围。细节的问题相对容易,毕竟,个体的记忆性经验如深井之水,源源不绝,可供打捞和照亮。恰恰是因为容易上手,泛滥的故土书写大多沉迷于细节发掘之上。童年往事、亲情因素、村庄人事、器物、民俗风情、饮食种类等等题材,皆是常见的取材形式,或许是因为受制于思维方式的单向度,多数从事故土书写的作者,将故土与情感投射直接对应起来,沉醉于炊烟的袅袅、人伦亲情的温暖、乡土趣事的洞察等,一旦对照现实,不免惶惑于恬静田园的逝去,感伤于往事随风而去。如此这般,容易掉入复古和一味怀旧的洞穴里,其实,故乡田园从来就是变动不居的,只不过在当下转型期社会下变动之增速突然加大而已。也正是因为缺乏对故土、故乡整体性的理解和思考,在情感上过度沉浸进去,于是使得写作主体难以做到出乎其外,所以,这个路数的作品,所呈现出的故乡形象变得支离化、碎片化,纵然涂抹了炽热的情感,结果却依然是碎片化的。于是,故乡形象受限于强烈的“自我性”,成了想象的他者。
故乡不仅是想象的共同体,同时也应是群体记忆的共同体,并结实地附着于鲜明地方性经验上。一片苍茫中,其实还有个别作家潜心于故乡形象的整体建构工作,来自中原的冯杰散文作品恰能够让人眼前一亮。迄今为止,冯杰共出版散文集五部,其中四部在台湾出版,而台湾散文界和出版界看重的正是冯杰散文乡土的正宗性和完整性。上百万字的散文篇章中,冯杰一直坚持致力于“北中原”的营建和重现。这里的北中原即是一个地理符号,负载了作家的童年经验和乡愁所在,又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精确倒影。冯杰笔下的故土家园同样汇聚了众多的细节,而在处理这些细节的时候,他能够做到在“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这两个角度间的自由切换。前一个角度与自我情感的投入度相关,后一个角度与乡土世界的自足性、独立性、客观性相关,两者恰切融汇,如沈从文笔下边城式的故土田园得以巍然树立。若展开具体的考察,冯杰之笔触有两个特别的地方需要指出。首先是在乡土世界中本体的确立上,在其笔下,草类、树木、动物家畜与村庄人们一道,构成了乡土的本体,有些时候,草木植物及动物甚至高过人自身。冯杰对待草木精神有着独特的理解,翻阅其文,会发现他对《本草纲目》有一种特别的熟悉和偏爱,他在那些大地上最卑微、最寻常的草木身上,发掘到它们身上另外的神奇,红薯、榆树皮、茄子腿、石榴籽、凤仙花、楮树、牛舌头等,或者可治大书法家傅山的糖尿病及苏轼的咳嗽,或者在困苦年代拯救乡民的性命,当然,它们共同的奇效则是治疗人们的乡愁。其次,在其笔下,北中原这方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和动物等,他们和它们劳作的神圣性和美之所在,得以准确地捕捉和还原。即使是在困苦和贫乏的时代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任然能够借助劳动充实生活,传承与昭示后人,建立朴素的希望向度。千百年来,栖息在这片大地上的乡民,其精细化的劳作方式,不单是为了解决生存之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劳动中自觉形成的美学态度,夯实了文化的本源,构筑了哲学、艺术的原点。而冯杰的乡土书写,以一花一世界的方法,逼近并还原了这一原点。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个来自美学上的判断,尤其适合对散文中故乡形象的解读。整体性的出位,单靠情感因素的注入远远不够,最重要的还有依赖于思索的纵深,正如胡塞尔指出的那样——诗和思以同一方式面对同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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