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散 文 创 造 的 边 界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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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散 文 创 造 的 边 界
——对当下散文创作的再思考
原载:《文艺报》2014年5月28日第16版
当下散文观念和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散文的文体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散文写作呈现出新格局。为进一步推动散文创作,探讨青年作家散文创作得失,4月29日,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集体研讨了杨永康、汪瑞、曹洁三位学员的散文作品。本次研讨会从散文叙事的流畅性与陌生化、散文的审美性与工具性、散文写作的平衡与失衡、散文写作的家国情怀与个体经验的处理、散文写作如何从古典文化中汲取养分等几个方面对三位学员作品进行了剖析。大家畅所欲言,在探讨和分析中加深了对散文创作的认识,达到了在学习中探讨、在探讨中学习的目的。参加本次研讨的有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一鸣、教学部主任郭艳,孙吉民、严迎春、李蔚超、张俊平、赵俊颖及“鲁22”的全体学员。本次研讨会还特地邀请了汪蕙仁、宁肯、王冰,对学员的作品进行点评。
——主持人 严迎春
汪蕙仁 就阅读感受而言,杨永康的文字“陌生化”一些,而汪瑞与曹洁的散文恰恰属于过度“熟悉”。我所说的熟悉,指的是一种气息,也正是这样我才把汪瑞与曹洁归为一类。就他们的书写对象而言,差异很大,汪瑞的文字里多涉及青藏高原之军旅生活,而曹洁则像一位有着古典情怀的追梦人。汪瑞的文字把军人的奉献精神放在显著的位置,尽管在她的描述中并不缺少西藏地理及边防战士日常生活情趣,但她还是没能摆脱作为行业报告文学旨在展示行业价值的局限,这是一种常见的局限,是一种常见的气息;曹洁的行文似乎很讲究外在的韵律,在面对一些典型文化遗存时,总有“深深”的感慨。我理解她对古典情怀的依恋——但她止于表层,还没有能力阐明在何种意义上古典情怀怎样地作用于她这一个体,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局限,也是一种常见的气息。汪瑞和曹洁都是有着可贵追求的写作者,但这一类的写作者必须警惕在流畅甚至圆融的表达中、在熟悉的“正面”的气息中、在获奖的掌声中、在熟悉的叫好声中,陈言的过度侵入,警惕经验主义把日常实用价值轻松植入文学,因为经验主义并没有能力看清自己也没有能力呈现自己。
杨永康的写作,迥异于汪瑞与曹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停地探索散文边界。他把我们似乎熟悉的世界打碎或者打乱,重新拼接或建造。毫无疑问,他给我们呈现了“陌生化”的效果。在阅读者那里,阅读感受是困难而奇异的,寥寥可数的场景是我们似曾相识的,但那也仅仅是一闪而过,大量的地名人名来自作者自由的命名及借用。就现有的面貌而言,我想,西方表现主义、形式主义美学及早期存在主义是杨永康写作借鉴的重要资源。文艺史上一个阶段的风景,却成为他精神上长久的居所。我尊重写作者对个性化表达的不懈追求,但我仍然想说,“陌生化”也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上帝死了”,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汇合造就了“陌生化”之风光种种,但那实在是文艺史上一个阶段性的故事,后来的人们早已从那里走出来了。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杨永康式的写作要放弃原先的追求;我只是提醒,不要忽略后来发生的文学史,因为所谓“真理”、“真相”有时是在一个大的时段后才浮现出来。写作者有时很方便地将人世视为“他物”,而把自己安排在“他物”之外。不能见容于当世,是一部分写作者心头暗暗自得的因素。这似乎成了一种“美丽的方式”。世界在被叙说的时候确是他物,但世界的本质不是他物,它是全息之物、总和之物…… 所以,我建议,杨永康回到一座真实的大山面前,翻越它,就像回到一些貌似熟悉的公众话题,用探索精神叙说它。
尽管只看到三个人的作品,但我还是看到了两大类型的散文,提供给我两个方向上的联想,并且由此我试着提出两个方向上的警惕。优秀的写作总是难的,就像我所从事的编辑工作一样,惟有不止步于目前,才有机会看下一处风景。
宁肯 工具散文是散文的本义,散文是传达思想的工具,有一个中心——其他表达都是围绕这一中心的。审美散文与工具散文正相反,它最主要的特征是无中心思想、多元、分散、不确定,强调的是思想的过程而非思想,是流动的、多变的、在场的,是生命与情感和智性每时每刻的介入,心灵是审美散文惟一的或最大的母题。工具散文有审美性,审美散文有工具性。鲁迅的杂文和《野草》相比,前者是工具散文,后者是审美散文,《野草》呈现鲁迅的黑暗之心。《背影》《荷塘月色》堪称艺术散文,却非审美散文,因为这两篇散文表达的东西是确定的,有可以总结出来的鲜明主题。工具散文是散文的常态,审美散文是散文大世界的一个还在发展中的品种,其未来就像其本身一样是不确定的。散文看上去与心灵挨得最近,天然要表达心灵,但真的以心灵为本体来表达又会侵入小说的领域,像《追忆似水年华》,散文总是存在着越界的危险。
汪瑞、曹洁的散文显然是工具散文,杨永康是审美散文。汪瑞写西藏阿里开头非常棒,抓住了一些非重要的细节,整体紧扣着危险、死亡、牺牲的主题,很有力量。曹洁散文语言工整、简洁、优美,面对岩画的思考有深度。两位作者的不足在于审美向度比较单一,价值观过于公共,缺少个人性或主体性。散文的心灵应是多面的,最好像上等的钻石一样有许多面,这两位的面就显得少了一些。杨永康的散文从一开始阅读我就听到两个声音:赞扬和反对。赞扬是觉得杨永康的散文太独异了,是坚持了许多年的独异,已构成独特的写作编码。整个散文传统特别缺少这样独异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杨永康会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反对的声音是杨永康的散文局部很棒,碎片、跳跃、诗性、哲思纷至沓来,但是难以持续阅读,不符合人的最基本的阅读心理。应该说对杨永康的散文还没有最后的判断,这种判断我认为也没什么不好,散文缺少别样的东西,那些未完成的东西。
郭艳 散文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一方面切断了古代汉语所承载的文化密码和精神气息,另一方面又让汉语这种古老的方块汉字跻身于现代生活的声光电气与活色生香的场域。在现代白话文作为语言工具被广泛应用的同时,中国现代散文也开始了自身不断求新求变的写作。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不确定性、灵活性使得散文本身无法用既有的定义和特征来规范,散文对文类规则的拒斥,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体功能系统具有很强的扩张性。散文的不确定性、灵活性和开放包容的文体特质,恰恰可以呈现现代人生活的丰富性和精神的复杂性。而当下散文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却无法有效地深入现实生存和精神生活的核心,这无疑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同时也显示出当下散文写作的困境与难度。
汪瑞的写作是一种独特生活经历的记录,高原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军人生活情境,叙述边防军营与和平年代边防军人独有个体经历,第一人称“我”的叙事饱含悲壮、责任和担当。然而这种对于独特生活经验的摹写,恰恰缺乏对个人化精神体验的精微体察,从而也无法超越简单的同情和眼泪,很难在多个维度展开对于军旅生存更为深层的反思。曹洁的写作更多是个人情感和情绪的表达,流畅唯美的语言在优美表达的同时,也带来过度熟悉的审美疲劳。对于现实和历史的把握在同质和平面的维度上消平了散文审美和意蕴的深度。她们两人可以归为一种个人经验写作,这也是当下最为庞大的散文写作类别。这种类别的散文重个体经历和经验的叙述,而缺少对于个体精神体验的深度体察和扪心自问的内省意识。杨永康的散文具有先锋性质,强烈的文体意识无疑试图超越当下散文写作形式的平庸和精神的顿感。极具形式感的絮语、重叠、反复的意象映射出忧郁、困顿、疲惫而忧伤的灵魂。他以碎片化、陌生化风格体认当下文化语境的混乱和芜杂,同时也在这种风格中走入某种先锋的困境——文本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碎片化产生强烈的互文效果,作者的“哲思”也悄然流失在文本的背后。“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的幽冥相隔之感依然让阅读者非常怅惘。我喜欢猫头鹰暗夜的飞翔,然而飞翔的地域、疆界和目标依然是存在的,遥远星辰的光亮闪烁在无尽的宇宙苍穹,一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诗(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精神的赋予。
王冰 把握好写作中的平衡与失衡关系是散文写作技术中非常重要的。杨永康散文有一种毫无头绪的忧伤,这种忧伤使得我们在他倾斜失衡的文字背后,感到了一种稳定平衡的内在精神的结实与魅力。他散文中的巴尔扎克、克莱尔、帕尔玛、拉丹、繁哈尔、即将落山的太阳,慢慢回家的羊群,坐在山坡看对面山影的那个人,在耳朵里游了一圈的蝌蚪等等,都让人在不觉间走进了他为我们营造的灰暗昏黄的帷帐之中,让我们在忧伤中去看他文字的摇曳飘忽。汪瑞的《走阿里》是对一种奉献精神的展示与礼赞,她笔下的高原、烈士、墓地、冰冻,战士生活的单调、艰苦,以及由此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位移与失衡,都让我们不能自由呼吸,我们对那些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存在,都必须从内心深处表达敬意;比如《一个人的盛宴》传达出的个体高原生存的沉重压得我们不能移动,让我们无法从中逃离,然后又再次回转。于是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们只能安稳地表达我们的敬意,而没有其他了。散文所要求的表达上的失衡就成了汪瑞写作中难以攀登的最大的雪域高原了。曹洁散文写得很行云流水、四平八稳,几乎找不出太大的毛病。但锦缎一样的表达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麻木的阅读中去,我想她的散文应该在平滑之中用失衡的剪刀剪上几剪子才好。一个散文作家思想要有深度、语言要有表现力、要有对文学的新发现和新理解,要在前辈走过的道路上放上几块黑石头,让自己的散文之车颠簸摇晃一番,在平衡与失衡中找到一个危险的但不至于倾覆的点,这样也许能在文学之路上留下一点自己的东西。
王秀云 第一个感受是诚恳。汪瑞拿出了自 己最深的生命体验,但是作者最好能隐藏得深一些。家国情怀可以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行和细节表现出来;边防军人并不是生来就是英雄,要勇于打开自己和人物,让人物成为饮食男女和血肉之躯。第二个感受是享受。曹洁是在享受文学,她的散文轻盈、周正、细密,她写得淡定从容,不卑不亢。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是美的。曹洁如果想改变一下的话,不妨放开内心,放松姿势,充分释放一下自己。第三个感受是冒险。杨永康一直在探索,不停挑战自己。他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实现庸常写作,但他拒绝了。这种写作是对平庸写作的挑战,是有一定引领作用的。杨永康是一个仍然在路上的作家,攀爬在那条不知道伸到哪里去的隧道。我建议杨永康要警惕自己,思考是否有必要让自己一直全副武装,在隧道中独行。
储成剑 杨永康散文运用大量的暗示与象征,在梦呓一般的叙述中将读者带入纷繁庞杂的精神家园,闪烁着现代主义绘画一般的奇异之光。杨永康散文极具挑战的实验性,同时又因为找不到破译它们的密码而惴惴不安。高原和部队是汪瑞散文的关键词。她用朴实灵动的文字记录着高原上的军队,独特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造就了汪瑞散文题材的独特性,这也使她的散文具备很强的可读性。可是作家自我的独特感受还是显得少了一些,这削弱了作品的内在感染力。曹洁于游走之中触摸历史文化。其散文是轻松、愉悦而朗朗上口的,有时候甚至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感觉自己不是在读文章,而是在听影视解说词一般。曹洁的散文在取材和行文上都表现出鲜明的人文意识和理性思考,但我难以在这些思考中进一步找到和作家内心相关联的东西。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和魅力,但还是缺少点气韵和滋味。读散文是读心灵和性情,散文这一文体的命脉就是“自我”。这个“自我”并非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作家通过文字所散发的独特气质。杨永康的散文所散发的个人气质我尚能感受到,而在汪瑞和曹洁的散文中,我却难以把握这种气质。
马金莲 汪瑞散文试图塑造一个感人的群体形象,个体塑造上不够鲜明生动。大篇幅的直抒胸臆有时候会伤害文本本身,反而导致文本的思想性不够深刻。曹洁文字写得很从容,从一个女性的感受出发去写作,对世界、人生乃至庸常琐碎生活都充满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发现和体悟。杨永康散文思想深邃而另类,文本信息量很大,不讲故事,淡化情节,在一种昏昏欲睡的阅读中给读者提供了一些对人生的特别的发现和感悟。他笔下物象不是现实中具体单纯的物象,而具有了多重意义,是基于真实的虚构。我在杨永康的散文中读出了浓郁的小说味道。《露在外面许多年》像一篇小说,它颠覆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套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阅读视角和新鲜的感觉。
贾文成 当下散文一方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各种散文文集、随笔等琳琅满目,另一方面散文刊发状态、创作热情、思想性等显现出日渐被边缘化的趋向。汪瑞的亲身经历和高原上的独特体验是她写作的亮点,但从文学性和语言的审美上讲,汪瑞的散文显得有些不足,缺乏语感美和张力。其次,与这种现象相反的另外一种散文写作现象,就是过分地追求文字的精美,刻意地追求文字效果。表面上看似华丽,实则言之无物,甚至是喃喃自语,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在做文字雕琢游戏。这样的作品,一开始读起来,读者很容易被那些所谓精美的句子和语言所吸引,但读过之后,除了对语言文字的欣赏,从这些文字里几乎看不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含义,更谈不上深刻的感悟。
还有一种散文就是写作者刻意追求散文的哲理思辨,把写作当成与尼采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去追求所谓抽象化的散文写作体验。这样的体验反映到作品的内容上,就是缠绕、晦涩,少有人能毫不费力、一口气读下去,这就使阅读成为少数人进行学术探讨和自我满足的文本。对一种文学文本来说,艺术性、思想性以及审美价值无疑是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但把读者排斥在外,不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真的就是好的文学作品吗?我们是应该走近读者,引起读者共鸣,还是狭隘地坚持所谓的雾里看花般的文学体验呢?
莫晓鸣 汪瑞的散文写出了冰雪高原上生存环境的残酷,写出了生命的脆弱,也写出了艰苦环境中战士的忠诚与奉献。作者写作时怀有深深的悲悯情怀。汪瑞的文字很实在,不矫情,不玄虚。汪瑞生活的冰雪高原地区使她具备了题材优势,那里恶劣的气候和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令人非常震撼。同时汪瑞的生活中不断有故事发生,在我看来,她写出来的很多题材都可以展开,可以独立成篇,但她却将很多打动人心的人和事简化了,写淡了,然后将它们全部集中在一篇文章中,这很浪费。
刘迪生 杨永康的散文洒脱、超然,精神上放达无羁,有如横斜在悬崖边的树,于红尘中独舞。他对散文形式的突破应该是孤注一掷的。在他这里曾经被奉为经典的美文的概念、诗化的概念、形散神不散的概念等等,都不足挂齿。他重新建构另一个激荡着历史回音的世界,后现代意识流小说自由散乱的碎片拼凑、贝拉塔尔《都灵之马》式呓语般场景反复重现、弥漫着神秘色彩的陌生化符号的堆砌,三者互为犄角,一起构建了一个充溢着孤绝之美的密闭的杨永康式的散文景观——精心布局的形式与意象的诡异迷宫。最高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最真实的生活是荒诞的生活——毋庸置疑:等待“戈多”的人,除了奴隶主,便是奴隶吧。他那荒诞、残忍、沧桑的笔触,冷酷得有如仵作翻动尸体的胸腔,却又自我痛苦地拷问着心灵的归宿。无论是在《走着走着花就开了》中,那种对艾略特诗歌梦幻式的感悟;还是在《自鸣钟》中,关于时代赋予人民的苦难与痛苦的感慨;抑或是在《毫无头绪》中,对庸常生活的质疑与解构。无论散文的形式如何迥异,他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类群体性的灵魂世界,这与上世纪80年代文学突围时期先锋派的实验主义异曲同工。
李万华 写散文的人最好走过一些地方,认识一些人,经历一些事,除了基本的文化素养,有大胸襟,还要懂一些花鸟鱼虫、吹拉弹唱的杂学。写作时不要单纯地为文而文,有一点闲笔,有一些趣味。在散文上,我并不推崇明人那样虚实不分地记录他们艺术化的生活,当然也无法向两汉唐宋几代文人的散文学习,因为他们的散文,更多的是实用文体。我喜欢先秦散文,他们在一种近乎单纯的氛围中,写下了细微到秋毫、宏阔到宇宙的散文。曹洁的散文境界开阔,语言典雅朴素,语境优美,行文之中,有自己独特的内心感受和成熟思考,如果我来写的话,我会在章法和情绪控制方面采用音乐的方式,在细节描写方面更加细腻。
林虹 杨永康的散文产生的意境有画面感,画面交叉的角度像万花筒一样,堪比蒙太奇。思维断点式散射着,充斥在字里行间。节奏的无序跳跃和变换,肆意而丰沛,在这种独辟蹊径的叙述中,哲学的思想却蕴藏其中,不露声色。这种另类表达,使得他的散文具有独特的、陌生的魅力,杨永康的散文,因为是探索性的、冒险的,所以,他的那种梦呓式的、絮叨式的叙述,少了一种更广阔更明亮的情怀,词语的回环运用有点矫情。曹洁散文的调子充满了诗性,善于抒情,词语唯美,意境的营造也美,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但曹洁的散文太重于抒情,冯秋子说:抒情是文学创作的最大陷阱,掉入这样的陷阱,理性的思考就欠缺了。汪瑞的语言朴实,情感真诚,其作品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叙述了她在高原的生命体验,这种本真的叙述呈现了散文的高贵。真诚让她的散文充满了温度。而她的散文语言还可再打磨,叙述的角度可多样化些。
马万里 杨永康散文是迷人的,也是有力量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事物、断断续续的故事、黏黏糊糊的感悟、似是而非的情绪、密密麻麻的渲染,使他的散文具有朦胧、多义、多样、多象的品质,他把孤独、美妙的精神体验、精神游历融化成一种任性、洒脱、时尚、现代、飘逸、灵性的美与梦,瞬间将我们瓦解。汪瑞的散文写出了一个军人在高原、在险恶的环境下的真实体验,她用真情实感写出了一篇篇催人泣下的美文,让人充满了敬意。她的作品充满了真情,很完美。曹洁的散文有一种古典的美,文字从容淡定,清新凝练。
——对当下散文创作的再思考
原载:《文艺报》2014年5月28日第16版
当下散文观念和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散文的文体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散文写作呈现出新格局。为进一步推动散文创作,探讨青年作家散文创作得失,4月29日,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集体研讨了杨永康、汪瑞、曹洁三位学员的散文作品。本次研讨会从散文叙事的流畅性与陌生化、散文的审美性与工具性、散文写作的平衡与失衡、散文写作的家国情怀与个体经验的处理、散文写作如何从古典文化中汲取养分等几个方面对三位学员作品进行了剖析。大家畅所欲言,在探讨和分析中加深了对散文创作的认识,达到了在学习中探讨、在探讨中学习的目的。参加本次研讨的有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一鸣、教学部主任郭艳,孙吉民、严迎春、李蔚超、张俊平、赵俊颖及“鲁22”的全体学员。本次研讨会还特地邀请了汪蕙仁、宁肯、王冰,对学员的作品进行点评。
——主持人 严迎春
汪蕙仁 就阅读感受而言,杨永康的文字“陌生化”一些,而汪瑞与曹洁的散文恰恰属于过度“熟悉”。我所说的熟悉,指的是一种气息,也正是这样我才把汪瑞与曹洁归为一类。就他们的书写对象而言,差异很大,汪瑞的文字里多涉及青藏高原之军旅生活,而曹洁则像一位有着古典情怀的追梦人。汪瑞的文字把军人的奉献精神放在显著的位置,尽管在她的描述中并不缺少西藏地理及边防战士日常生活情趣,但她还是没能摆脱作为行业报告文学旨在展示行业价值的局限,这是一种常见的局限,是一种常见的气息;曹洁的行文似乎很讲究外在的韵律,在面对一些典型文化遗存时,总有“深深”的感慨。我理解她对古典情怀的依恋——但她止于表层,还没有能力阐明在何种意义上古典情怀怎样地作用于她这一个体,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局限,也是一种常见的气息。汪瑞和曹洁都是有着可贵追求的写作者,但这一类的写作者必须警惕在流畅甚至圆融的表达中、在熟悉的“正面”的气息中、在获奖的掌声中、在熟悉的叫好声中,陈言的过度侵入,警惕经验主义把日常实用价值轻松植入文学,因为经验主义并没有能力看清自己也没有能力呈现自己。
杨永康的写作,迥异于汪瑞与曹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停地探索散文边界。他把我们似乎熟悉的世界打碎或者打乱,重新拼接或建造。毫无疑问,他给我们呈现了“陌生化”的效果。在阅读者那里,阅读感受是困难而奇异的,寥寥可数的场景是我们似曾相识的,但那也仅仅是一闪而过,大量的地名人名来自作者自由的命名及借用。就现有的面貌而言,我想,西方表现主义、形式主义美学及早期存在主义是杨永康写作借鉴的重要资源。文艺史上一个阶段的风景,却成为他精神上长久的居所。我尊重写作者对个性化表达的不懈追求,但我仍然想说,“陌生化”也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上帝死了”,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汇合造就了“陌生化”之风光种种,但那实在是文艺史上一个阶段性的故事,后来的人们早已从那里走出来了。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杨永康式的写作要放弃原先的追求;我只是提醒,不要忽略后来发生的文学史,因为所谓“真理”、“真相”有时是在一个大的时段后才浮现出来。写作者有时很方便地将人世视为“他物”,而把自己安排在“他物”之外。不能见容于当世,是一部分写作者心头暗暗自得的因素。这似乎成了一种“美丽的方式”。世界在被叙说的时候确是他物,但世界的本质不是他物,它是全息之物、总和之物…… 所以,我建议,杨永康回到一座真实的大山面前,翻越它,就像回到一些貌似熟悉的公众话题,用探索精神叙说它。
尽管只看到三个人的作品,但我还是看到了两大类型的散文,提供给我两个方向上的联想,并且由此我试着提出两个方向上的警惕。优秀的写作总是难的,就像我所从事的编辑工作一样,惟有不止步于目前,才有机会看下一处风景。
宁肯 工具散文是散文的本义,散文是传达思想的工具,有一个中心——其他表达都是围绕这一中心的。审美散文与工具散文正相反,它最主要的特征是无中心思想、多元、分散、不确定,强调的是思想的过程而非思想,是流动的、多变的、在场的,是生命与情感和智性每时每刻的介入,心灵是审美散文惟一的或最大的母题。工具散文有审美性,审美散文有工具性。鲁迅的杂文和《野草》相比,前者是工具散文,后者是审美散文,《野草》呈现鲁迅的黑暗之心。《背影》《荷塘月色》堪称艺术散文,却非审美散文,因为这两篇散文表达的东西是确定的,有可以总结出来的鲜明主题。工具散文是散文的常态,审美散文是散文大世界的一个还在发展中的品种,其未来就像其本身一样是不确定的。散文看上去与心灵挨得最近,天然要表达心灵,但真的以心灵为本体来表达又会侵入小说的领域,像《追忆似水年华》,散文总是存在着越界的危险。
汪瑞、曹洁的散文显然是工具散文,杨永康是审美散文。汪瑞写西藏阿里开头非常棒,抓住了一些非重要的细节,整体紧扣着危险、死亡、牺牲的主题,很有力量。曹洁散文语言工整、简洁、优美,面对岩画的思考有深度。两位作者的不足在于审美向度比较单一,价值观过于公共,缺少个人性或主体性。散文的心灵应是多面的,最好像上等的钻石一样有许多面,这两位的面就显得少了一些。杨永康的散文从一开始阅读我就听到两个声音:赞扬和反对。赞扬是觉得杨永康的散文太独异了,是坚持了许多年的独异,已构成独特的写作编码。整个散文传统特别缺少这样独异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杨永康会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反对的声音是杨永康的散文局部很棒,碎片、跳跃、诗性、哲思纷至沓来,但是难以持续阅读,不符合人的最基本的阅读心理。应该说对杨永康的散文还没有最后的判断,这种判断我认为也没什么不好,散文缺少别样的东西,那些未完成的东西。
郭艳 散文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一方面切断了古代汉语所承载的文化密码和精神气息,另一方面又让汉语这种古老的方块汉字跻身于现代生活的声光电气与活色生香的场域。在现代白话文作为语言工具被广泛应用的同时,中国现代散文也开始了自身不断求新求变的写作。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不确定性、灵活性使得散文本身无法用既有的定义和特征来规范,散文对文类规则的拒斥,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体功能系统具有很强的扩张性。散文的不确定性、灵活性和开放包容的文体特质,恰恰可以呈现现代人生活的丰富性和精神的复杂性。而当下散文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却无法有效地深入现实生存和精神生活的核心,这无疑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同时也显示出当下散文写作的困境与难度。
汪瑞的写作是一种独特生活经历的记录,高原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军人生活情境,叙述边防军营与和平年代边防军人独有个体经历,第一人称“我”的叙事饱含悲壮、责任和担当。然而这种对于独特生活经验的摹写,恰恰缺乏对个人化精神体验的精微体察,从而也无法超越简单的同情和眼泪,很难在多个维度展开对于军旅生存更为深层的反思。曹洁的写作更多是个人情感和情绪的表达,流畅唯美的语言在优美表达的同时,也带来过度熟悉的审美疲劳。对于现实和历史的把握在同质和平面的维度上消平了散文审美和意蕴的深度。她们两人可以归为一种个人经验写作,这也是当下最为庞大的散文写作类别。这种类别的散文重个体经历和经验的叙述,而缺少对于个体精神体验的深度体察和扪心自问的内省意识。杨永康的散文具有先锋性质,强烈的文体意识无疑试图超越当下散文写作形式的平庸和精神的顿感。极具形式感的絮语、重叠、反复的意象映射出忧郁、困顿、疲惫而忧伤的灵魂。他以碎片化、陌生化风格体认当下文化语境的混乱和芜杂,同时也在这种风格中走入某种先锋的困境——文本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碎片化产生强烈的互文效果,作者的“哲思”也悄然流失在文本的背后。“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的幽冥相隔之感依然让阅读者非常怅惘。我喜欢猫头鹰暗夜的飞翔,然而飞翔的地域、疆界和目标依然是存在的,遥远星辰的光亮闪烁在无尽的宇宙苍穹,一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诗(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精神的赋予。
王冰 把握好写作中的平衡与失衡关系是散文写作技术中非常重要的。杨永康散文有一种毫无头绪的忧伤,这种忧伤使得我们在他倾斜失衡的文字背后,感到了一种稳定平衡的内在精神的结实与魅力。他散文中的巴尔扎克、克莱尔、帕尔玛、拉丹、繁哈尔、即将落山的太阳,慢慢回家的羊群,坐在山坡看对面山影的那个人,在耳朵里游了一圈的蝌蚪等等,都让人在不觉间走进了他为我们营造的灰暗昏黄的帷帐之中,让我们在忧伤中去看他文字的摇曳飘忽。汪瑞的《走阿里》是对一种奉献精神的展示与礼赞,她笔下的高原、烈士、墓地、冰冻,战士生活的单调、艰苦,以及由此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位移与失衡,都让我们不能自由呼吸,我们对那些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存在,都必须从内心深处表达敬意;比如《一个人的盛宴》传达出的个体高原生存的沉重压得我们不能移动,让我们无法从中逃离,然后又再次回转。于是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们只能安稳地表达我们的敬意,而没有其他了。散文所要求的表达上的失衡就成了汪瑞写作中难以攀登的最大的雪域高原了。曹洁散文写得很行云流水、四平八稳,几乎找不出太大的毛病。但锦缎一样的表达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麻木的阅读中去,我想她的散文应该在平滑之中用失衡的剪刀剪上几剪子才好。一个散文作家思想要有深度、语言要有表现力、要有对文学的新发现和新理解,要在前辈走过的道路上放上几块黑石头,让自己的散文之车颠簸摇晃一番,在平衡与失衡中找到一个危险的但不至于倾覆的点,这样也许能在文学之路上留下一点自己的东西。
王秀云 第一个感受是诚恳。汪瑞拿出了自 己最深的生命体验,但是作者最好能隐藏得深一些。家国情怀可以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行和细节表现出来;边防军人并不是生来就是英雄,要勇于打开自己和人物,让人物成为饮食男女和血肉之躯。第二个感受是享受。曹洁是在享受文学,她的散文轻盈、周正、细密,她写得淡定从容,不卑不亢。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是美的。曹洁如果想改变一下的话,不妨放开内心,放松姿势,充分释放一下自己。第三个感受是冒险。杨永康一直在探索,不停挑战自己。他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实现庸常写作,但他拒绝了。这种写作是对平庸写作的挑战,是有一定引领作用的。杨永康是一个仍然在路上的作家,攀爬在那条不知道伸到哪里去的隧道。我建议杨永康要警惕自己,思考是否有必要让自己一直全副武装,在隧道中独行。
储成剑 杨永康散文运用大量的暗示与象征,在梦呓一般的叙述中将读者带入纷繁庞杂的精神家园,闪烁着现代主义绘画一般的奇异之光。杨永康散文极具挑战的实验性,同时又因为找不到破译它们的密码而惴惴不安。高原和部队是汪瑞散文的关键词。她用朴实灵动的文字记录着高原上的军队,独特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造就了汪瑞散文题材的独特性,这也使她的散文具备很强的可读性。可是作家自我的独特感受还是显得少了一些,这削弱了作品的内在感染力。曹洁于游走之中触摸历史文化。其散文是轻松、愉悦而朗朗上口的,有时候甚至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感觉自己不是在读文章,而是在听影视解说词一般。曹洁的散文在取材和行文上都表现出鲜明的人文意识和理性思考,但我难以在这些思考中进一步找到和作家内心相关联的东西。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和魅力,但还是缺少点气韵和滋味。读散文是读心灵和性情,散文这一文体的命脉就是“自我”。这个“自我”并非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作家通过文字所散发的独特气质。杨永康的散文所散发的个人气质我尚能感受到,而在汪瑞和曹洁的散文中,我却难以把握这种气质。
马金莲 汪瑞散文试图塑造一个感人的群体形象,个体塑造上不够鲜明生动。大篇幅的直抒胸臆有时候会伤害文本本身,反而导致文本的思想性不够深刻。曹洁文字写得很从容,从一个女性的感受出发去写作,对世界、人生乃至庸常琐碎生活都充满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发现和体悟。杨永康散文思想深邃而另类,文本信息量很大,不讲故事,淡化情节,在一种昏昏欲睡的阅读中给读者提供了一些对人生的特别的发现和感悟。他笔下物象不是现实中具体单纯的物象,而具有了多重意义,是基于真实的虚构。我在杨永康的散文中读出了浓郁的小说味道。《露在外面许多年》像一篇小说,它颠覆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套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阅读视角和新鲜的感觉。
贾文成 当下散文一方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各种散文文集、随笔等琳琅满目,另一方面散文刊发状态、创作热情、思想性等显现出日渐被边缘化的趋向。汪瑞的亲身经历和高原上的独特体验是她写作的亮点,但从文学性和语言的审美上讲,汪瑞的散文显得有些不足,缺乏语感美和张力。其次,与这种现象相反的另外一种散文写作现象,就是过分地追求文字的精美,刻意地追求文字效果。表面上看似华丽,实则言之无物,甚至是喃喃自语,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在做文字雕琢游戏。这样的作品,一开始读起来,读者很容易被那些所谓精美的句子和语言所吸引,但读过之后,除了对语言文字的欣赏,从这些文字里几乎看不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含义,更谈不上深刻的感悟。
还有一种散文就是写作者刻意追求散文的哲理思辨,把写作当成与尼采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去追求所谓抽象化的散文写作体验。这样的体验反映到作品的内容上,就是缠绕、晦涩,少有人能毫不费力、一口气读下去,这就使阅读成为少数人进行学术探讨和自我满足的文本。对一种文学文本来说,艺术性、思想性以及审美价值无疑是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但把读者排斥在外,不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真的就是好的文学作品吗?我们是应该走近读者,引起读者共鸣,还是狭隘地坚持所谓的雾里看花般的文学体验呢?
莫晓鸣 汪瑞的散文写出了冰雪高原上生存环境的残酷,写出了生命的脆弱,也写出了艰苦环境中战士的忠诚与奉献。作者写作时怀有深深的悲悯情怀。汪瑞的文字很实在,不矫情,不玄虚。汪瑞生活的冰雪高原地区使她具备了题材优势,那里恶劣的气候和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令人非常震撼。同时汪瑞的生活中不断有故事发生,在我看来,她写出来的很多题材都可以展开,可以独立成篇,但她却将很多打动人心的人和事简化了,写淡了,然后将它们全部集中在一篇文章中,这很浪费。
刘迪生 杨永康的散文洒脱、超然,精神上放达无羁,有如横斜在悬崖边的树,于红尘中独舞。他对散文形式的突破应该是孤注一掷的。在他这里曾经被奉为经典的美文的概念、诗化的概念、形散神不散的概念等等,都不足挂齿。他重新建构另一个激荡着历史回音的世界,后现代意识流小说自由散乱的碎片拼凑、贝拉塔尔《都灵之马》式呓语般场景反复重现、弥漫着神秘色彩的陌生化符号的堆砌,三者互为犄角,一起构建了一个充溢着孤绝之美的密闭的杨永康式的散文景观——精心布局的形式与意象的诡异迷宫。最高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最真实的生活是荒诞的生活——毋庸置疑:等待“戈多”的人,除了奴隶主,便是奴隶吧。他那荒诞、残忍、沧桑的笔触,冷酷得有如仵作翻动尸体的胸腔,却又自我痛苦地拷问着心灵的归宿。无论是在《走着走着花就开了》中,那种对艾略特诗歌梦幻式的感悟;还是在《自鸣钟》中,关于时代赋予人民的苦难与痛苦的感慨;抑或是在《毫无头绪》中,对庸常生活的质疑与解构。无论散文的形式如何迥异,他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类群体性的灵魂世界,这与上世纪80年代文学突围时期先锋派的实验主义异曲同工。
李万华 写散文的人最好走过一些地方,认识一些人,经历一些事,除了基本的文化素养,有大胸襟,还要懂一些花鸟鱼虫、吹拉弹唱的杂学。写作时不要单纯地为文而文,有一点闲笔,有一些趣味。在散文上,我并不推崇明人那样虚实不分地记录他们艺术化的生活,当然也无法向两汉唐宋几代文人的散文学习,因为他们的散文,更多的是实用文体。我喜欢先秦散文,他们在一种近乎单纯的氛围中,写下了细微到秋毫、宏阔到宇宙的散文。曹洁的散文境界开阔,语言典雅朴素,语境优美,行文之中,有自己独特的内心感受和成熟思考,如果我来写的话,我会在章法和情绪控制方面采用音乐的方式,在细节描写方面更加细腻。
林虹 杨永康的散文产生的意境有画面感,画面交叉的角度像万花筒一样,堪比蒙太奇。思维断点式散射着,充斥在字里行间。节奏的无序跳跃和变换,肆意而丰沛,在这种独辟蹊径的叙述中,哲学的思想却蕴藏其中,不露声色。这种另类表达,使得他的散文具有独特的、陌生的魅力,杨永康的散文,因为是探索性的、冒险的,所以,他的那种梦呓式的、絮叨式的叙述,少了一种更广阔更明亮的情怀,词语的回环运用有点矫情。曹洁散文的调子充满了诗性,善于抒情,词语唯美,意境的营造也美,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但曹洁的散文太重于抒情,冯秋子说:抒情是文学创作的最大陷阱,掉入这样的陷阱,理性的思考就欠缺了。汪瑞的语言朴实,情感真诚,其作品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叙述了她在高原的生命体验,这种本真的叙述呈现了散文的高贵。真诚让她的散文充满了温度。而她的散文语言还可再打磨,叙述的角度可多样化些。
马万里 杨永康散文是迷人的,也是有力量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事物、断断续续的故事、黏黏糊糊的感悟、似是而非的情绪、密密麻麻的渲染,使他的散文具有朦胧、多义、多样、多象的品质,他把孤独、美妙的精神体验、精神游历融化成一种任性、洒脱、时尚、现代、飘逸、灵性的美与梦,瞬间将我们瓦解。汪瑞的散文写出了一个军人在高原、在险恶的环境下的真实体验,她用真情实感写出了一篇篇催人泣下的美文,让人充满了敬意。她的作品充满了真情,很完美。曹洁的散文有一种古典的美,文字从容淡定,清新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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