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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评82：简析“帕蒂古丽散文现象”　——兼评帕蒂古丽的《思念的重量》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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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析“帕蒂古丽散文现象”　　　
                                 ——兼评帕蒂古丽的《思念的重量》

                                 王克楠
　　
　　帕蒂古丽是近几年来脱颖而出新锐作家，她的故乡大梁坡系列散文备受读者瞩目。大梁坡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边缘，在那里，帕蒂古丽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维吾尔族的父亲、回族的母亲、哈萨克族的邻居、汉族学校的老师，灌输给她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和不同的习俗。生活的苦涩是可以麻木人的神经，也可以成为人的一种“财富”，作者在离乡多年后，开始深情地回望故乡，故乡的细节一一在她的眼前浮现，面对故乡，她充分展开了文学想象、让故乡在她的记忆里再现和升华。
　　
　　帕蒂古丽的《思念的重量》是去年6月11日写的，这封信的重量不在于抒发了女儿对父亲的感情，由于书信更加写实，就成了研究“帕蒂古丽文学现象”一个窗口。尽管如今的文学已经走向了边缘化，但是写文字的人依然很多，写文字，未必是作家，是作家，未必构成了文学现象，一个作家要构成文学现象，必须满足诸多条件，对于帕蒂古丽来说，至少满足了以下的一些条件：
　　
　　其一，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感悟
　　　　
先从作者的生活谈起，帕蒂古丽17岁那年的夏天，考上了兰州商学院，这是大梁坡村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大学毕业到糖厂做工，后来到报社做编辑，作为长女，为了给弟弟妹妹们挣学费，南下谋职，后来在浙江余姚定居。虽然文学并不要求写作者非要有“传奇”的生活经历，但“独特性”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帕蒂古丽来说，从她的父亲从南疆到北疆的迁徙已经构成“神秘”，而她本人又从新疆嫁到了汉族聚居的江南，地域的嬗变，从客观上拓宽了作者的心灵宽度，逼迫作者必须去思索和体验一些常人体验不到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偏偏是文学的精华。
　　
　　地域的嬗变和心灵体验在《思念的重量》已经完整地告诉读者，她的父亲“出生在一个叫做伽师县的和夏阿瓦提的地方。你十几岁就开始在喀什当学徒学裁缝手艺”，后来，由于种种变故而定居于北疆的北疆沙湾县老沙湾大梁坡村，并且终生不愿意回到南疆。地域的变化，给心灵带来了割裂，帕蒂古丽通过返回南疆认亲，才终于丰富了已经作古的父亲形象。作者仰视自己的父亲，“父亲，你的成长环境，语言环境，饮食习惯，所有的所有，都遵从着维吾尔民族的习惯。在另一种文化的浸染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使一个民族保持完整的是它的文化习俗。”因为父亲是一个纯正的维吾尔族人。
　　
　　帕蒂古丽在喀什老家，发出这样的声音，“祈求真主：把你的目光安放在我的眸子里，让我时时处处看见你年少时的足迹。我感觉自己在携你的魂魄还乡，回到你离开了半个世纪、我们共同渴念的情感安放地——喀什噶尔，这个心里至高无上的故乡，有那么多亲人在等待着我们。”作者对于自己是这样进行文化定位的，“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品种，父亲，我本是一只喀什噶尔土陶窑里的陶器，我的陶土质地、泥胚和底色都属于喀什噶尔这块泥土，却被你孕育在北疆的土地上，又交给了另一种文化去雕刻，我一生都只能是个半成品。”虽然苛刻了一些，但是正是“半成品”带来的痛感，造成了文学的不同凡响，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从父亲身上，古丽继承了很多可贵的东西，“我读到了你对生活的抗拒。你在内心深处对生活中的苦难是抗拒的，现在想来，正是这种抗拒，构成了你应对艰辛生活的力量。这种抗拒，其实是你对生活最后的激情与依恋了。”这些东西并不是父亲言传的，而是作者自己体会出来的。
　　
　　其二，感情的深度、生命的顾盼和跨越时空的思维
　　
　　2013年，帕蒂古丽的南疆认亲，从作者的出发点就是想还原一个真实的父亲。作者的父亲去世的早，“你对于我，终究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谜，我永远无法探测你生命的深度，就像一个活着的人，无法测量死亡的深度。”真实的父亲是怎样的？在作者是一个“心结”，不解开这个心结，她会终生不安。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作者对南疆认亲，不仅是一次亲情的回归，更是一种心灵的回归。在古丽看来，故乡是什么的根，也是写作的根，在她终于在南疆找到了故乡后，她感叹道，“人一旦离开故乡，迷失似乎就被注定了。就像我穿梭在另一种文化和故乡记忆的交错点上，我和你一样恐惧断裂，恐惧变故，我找到了你真实的生活历史，现在，真正的那个你，被我用文字的凭据紧紧捏在了手心里，再也逃不掉了。我不希望失而复得亲情，再次遭受遗失和断裂的疼痛，我们漂泊的灵魂，都可以得到停靠和安放。”亲情是亲人之间的互相呼唤，作者写到了家乡的亲人对自己这一只支的呼唤，“他们一直思念的感情和我们一样，似乎也在等待一个地方安放和停靠，他们也有很多模糊的记忆，等待跟我一起确认和打捞，我的舌头在滚滚而来的维吾尔语词汇间匆忙地打转，来不及梳理就滔滔不绝。”
　　
　　在帕蒂古丽的眼睛里，乡愁是一种宿命，“你是借吃包子收集对家乡的记忆。一辈子能喂饱一个思乡者的，就是记忆，记忆中的味道是最对胃口的。用记忆来充饥，就是思乡者唯一的宿命。”为了解读父亲，作者用了艺术上的“移情法”，努力站在父亲的角度看生活，去感受北疆和回忆南疆的喀什，“你整夜整夜睡在瓜棚里，或许想让你的梦送你回到伽师瓜的故乡。当夜晚村野狗吠将你唤醒，星空下的瓜田里，你脑海里浮现的事情无人知道，至少你用你的方法，从幻觉上改变了身处的地域。就像离别人世之前，一次次你支撑着身子坐起来，看着这个世界，没人知道你眼前看到的是什么。你看见喀什噶尔和那里的亲人了吗？”
　　
　　帕蒂古丽的父亲是多才多艺的，“你最爱唱木卡姆，可以唱几天几夜不重样，方圆几十里没有谁会唱那么多的歌，你那一颗在木卡姆歌乐河流里浸透过的心，里里外外都是音符。你若在世，且活在喀什，木卡姆艺人的队伍里是不是也会有你。”古丽对父亲感情很深，因此来到南疆父亲的故乡后，“在喀什，我吃遍了艾提尕尔清真寺附近，维吾尔人的南瓜包子、薄皮包子、烤包子店，我的胃口足足有两个人那么大。父亲，我吃东西的时候，你就装在我的胃里，我代替你多吃了一份。我用你的眼睛看巴扎，用你的耳朵听木卡姆，用你的嗅觉闻故乡各种各样的香料味道，我想用我对你的想念，让你复活在四月的喀什噶尔。”这样深厚的情感，令人动容。
　　
　　命运是神奇的，对命运的思考不止，作者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叛逆者，这样的叛逆传给了他的儿子，“父亲，你是一个叛逆者。你知道，大弟弟多么像你年轻的时候，他的生活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向，也是从卖了你的大黑驴，买回一辆“幸福”摩托车开始，在北疆的村庄大梁坡的搪土中，他向着渴望的城市生活奔突。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最初也许从对速度的向往和改变开始的。”作者的大弟弟的最终离家出走，这样的“事件”，曾经是父亲在亲人面前演过的，而父亲的儿子也出走了，一个家族两代人的历史何等相似。
　　
　　其三，民族的差异和信仰的差异
　　
　　选择到江南嫁人，对帕蒂古丽而言，不仅仅意味着选择了一座城市，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是选择了一个民族，选择了一种文化，甚至是选择了一种人生。“进入‘五里不同俗、十里一方言’的余姚乡村，“我根本无法用普通话来解救困境中的自己。为了让别人了解我，我从学简单的方言开始，解救自己的舌头。”帕蒂古丽这样回忆。
　　
　　古丽的父亲从南疆来到了北疆，正像作者从新疆来到了江南余姚，都是抵达了陌生的地域，首先从民族习惯上格格不入，“与汉族朋友、哈萨克族邻居、回族妻子文化习俗的冲撞，一直伴随在你生活里，穷尽一生，你只学会了生硬的汉语，哈萨克语一句也不会。对周围的人和事物，你的眼光多半是不满的、批判式的，你会对不好听、不好看的的歌舞戏乐，有一系列的比喻，会说那是鸡叫驴吼，只是属于动物范畴，村里敲锣打鼓，你说像逃荒要饭的擂锅砸碗敲碟子，够不上艺术，你形容跳“忠字舞”的人，手硬得像铁铲木叉。”但是父亲的文学艺术感受力却通过血液传给了大女儿，他的大女儿帕蒂古丽现在用汉语写作文章，流畅无比。
　　
　　北疆的大梁坡是父亲的第二故乡，作者一往情深，“我相信土地是有记忆的，它熟悉那些有着共同血脉的人，就像你熟悉自己的兄弟，这块土地熟悉喀什噶尔打铁匠手上生铁的味道，这块土地是曾经与喀什的坎土曼缠绵交欢过的土地。”作者对于这次喀什认亲是这样的命名的，“冥冥之中，大梁坡的这块土地，似乎就在等待喀什噶尔的第二代亲人，一直在等我去找到他们。相隔半个世纪后，我与南疆亲人的相会，恐怕不只是亲人与亲人的约会，那是有灵性的土地与人的约会，是那片土地的愿望。土地的记忆比人更久远，不容易遗忘。”一篇散文或者一部小说没有文化的支撑，恐怕就会成为肥皂泡，来的美丽，消失的飞速。一个作家只有站的离自己远一点，才能伟大起来。帕蒂古丽尝试着站着离自己远些，再远些，因此，一篇亲情的散文就升华为文化散文。
　　
　　土地和植物是人类的生命之根，此文本一再强化了这个态势，作者与自己的堂弟认亲之后，“斯莱曼与我相认后第一件事，就是问候那片你耕耘了半辈子的土地，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耕种你曾经洒过汗水的那块大梁坡的土地，这个愿望是真主对接好了的么？”堂弟关心的是北疆大伯的那片土地，只有种植好土地，才是对亲人最好的怀念，才能把亲人长久地留在身边。“从我个人体验来看，文化的碰撞也许就是融合的前奏。”作者认为，人类的任何生存经验和心理体验都应该被同类分享，因为人类是同一个肢体，每个肢体的疼痛都会被整体所感应。民族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对于其中部分个体来说，这是一种抗拒到接受、矛盾和挣扎、撕扯和锻炼，煎熬乃至涅槃重生的过程。
　　
　　其四，对于命运的解读和正视人生的痛
　　
　　帕蒂古丽的父亲曾经是一个青年人，在她2013年的回南疆认亲中，终于知道了父亲年轻时候的“故事”：年轻时候的父亲，曾经是激进的，“把家里的财产装了十几辆毛驴车，插上红旗，赶到了乡政府交公，看到村里最有钱、最有文化的你带头将家产充公，村民上交财产的毛驴车队，跟在你后面排了几公里长。”这样的激进得到了政府的什么奖励，不得而知，但是却叛逆了家庭，“父亲与你反目成仇，你背着‘败家’的不良名誉，被驱逐出家门。”但是到了北疆后，作者父亲迎来了新的苦难，妻子疯了，而五个子女却要他带，“我和四个弟妹从出生到长大，衣食住行和读书求学，都是你一手操持，对母亲的病，还有我们这些缺失了母爱的孩子，你的一生就像是替母亲给我们还债一样。”
　　
　　文本的深刻来自正视生命之痛，父亲的命运直接关系到作者的命运，“父亲，我们一样的不完整，就像断了尾巴的蜥蜴，你一半留在南疆，一半来到北疆，我一段扔在北疆，一段活在江南，两段一样的痛楚。”如果不是这样，生命里充满了快乐，就会消磨掉打动人的力量。作者的父亲与土地有缘，从南疆来到喀什噶尔古城，又到了乌鲁木齐的工厂，但是最后还是在北疆一个叫大梁坡的村庄扎根，结婚，生儿育女，“父亲，遍布你足迹的喀什噶尔古城，为何无法将你留住，随着命运的指派，你还是来到了北疆的大梁坡，脱下锦衣重回土地。你与土地的纠结，恐怕无人说得清楚。我知道，你对土地有一种复杂的爱。”对于父亲的命运，他的女儿是这样解读的，“你把一个葫芦一样完整的人生，一劈两半，一半浸泡在蜜一样的故乡喀什的记忆里，一半沉浮在大梁坡老河坝的苦水里。”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重新塑造“命运”，这么多年过去，作者的父亲在63岁时溘然去世，父亲的弟弟也去世了，“斯莱曼的父亲，就是跟你走到巴楚县后被你劝回的那个的弟弟，按照你的愿望，为父母养老送终后，已于十一年前去世了。”一代人去世了，后代还活着，继承了先辈的生命，也继承着民族的文化。命运是神奇的，亲情也是神奇的，当帕蒂古丽抵达父亲的南疆的村口，她从几十个年龄和模样相仿的维吾尔人中，选择了一个人打听“沙湾”的时候，神奇的情况出现了：这个人竟然就是堂弟——斯莱曼！要知道早五分钟，或者晚五分钟，都无法遇见啊。古丽的父亲和父亲的弟弟，巴楚一别，就没有再见过，而作者和叔父的儿子相见了，“两颗葫芦籽，一粒留在喀什噶尔，一粒远漂北疆，到死没能相聚。我与斯莱曼的这场相遇是上天精心安排的，是那两粒葫芦籽的后代的相遇，我们满肚子的语言，都在寻找出口。”
　　
　　人生里的痛是必须面对的，尽管中国当前的社会形态倾向于及时享乐，但是痛依然存在，痛在骨头里。这些痛，有些是由“历史”造的，有些是由“新的历史”造成的，但毕竟是痛。在古丽的这篇书信体散文里，痛点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堂妹“小我好几岁她已经在五年前过世”，由于当年外婆的斥责，小堂妹是“光着身子哭着离开的”，这次作者去喀什特意带了几件漂亮的衣服，想找到那个当年被作者剥了衣服小堂妹，忏悔，但是她永远无法偿还那件童年的衣衫了。
　　
　　其五，社会的关注和对黑暗的解剖
　　
　　帕蒂古丽在精神上是继承了父亲的血脉的，“父亲你对时尚、文化超前的接受能力早就遗传给了我。”“你让我们学会与命运抗争，不要去重复你走过的路。你最终的寄托，就是我们这些来自你骨血的孩子。你把我们一个个地送到了汉族学校，幻想我们也许会选择与你不同的道路，你将自己已经被生活泯灭了的希望，重新点燃在我们的眼里。”古丽的父亲在无形中塑造了她的人格和审美，这是作者终生的财富。父亲的家庭是一个维族贵族，然而却“从贵族生活跌入贫困的深渊，需要面对饥荒和现实的动荡，是这些迫使你离开了家乡，到乌鲁木齐的一家服装厂打算另谋人生出路的你，结果又被‘下放’到大梁坡村，对过去地主巴依成分和各种运动的恐惧，让你不得不隐姓埋名，在大梁坡，你似乎被改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这段历史背景的陈述，已经构成了过去时的“现实”。
　　
　　中国自1949年以降的阶级论和血统论，不仅在汉族地区占主导位置，也波及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在学校填写的每一张表格，你都很关心，让我们在家庭成分一栏里，按照你的嘱咐填上‘工人’”，作者虽然有意无意淡化这段历史，但是政治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她是看得见的。帕蒂古丽的父亲是不幸的，不仅因为政治和个性的缘故，远离了亲情，爱情生活也仅仅享受了四年（妻子精神错乱了），“混乱过去，对混乱年代的那份恐惧却延续下来。你决然切断了与以往生活的各种联系，成为叫依不拉音的另一个人，前半段人生从你身上远离和断裂，你成了切除了自己历史的一个断裂的生命，多么疼痛和分裂的生命。”由此可见，古丽的父亲切断和南疆亲人的一切联系，不仅是生活的变故，更重要的是来自政治的压力，是对“成分高”的恐惧。
　　
　　这篇散文一再回忆了亲情之痛，作者的姑姑，也就是父亲的妹妹曾经从南疆到北疆“避难”（不知是政治之难，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物质生活之难），“那正是饥荒年月，我们一家七口，加上姑姑一家五口人，锅里的玉米粥越熬越稀薄，直到能照出人影来。玉米面馒头换成了高粱面的，后来换成稻糠馒头，嚼在嘴里像嚼刺，咽进喉咙如咽针。”饥馑造成了亲情的断裂，作者的外婆来了，“外婆出奇不意地闯进了家里，从灶间里拉出了正在啃食稻糠馒头的母亲。外婆给一帮穿着草绿衣服、扎着腰带、戴着红袖箍的人大喊：‘看看，这就是有外心的男人的黑心肠，把玉米馒头留给别的女人，让自家的女人吃稻糠麸皮！’”到底是亲情隔断了亲情，还是社会变故隔断了亲情，后者的占的比例应该大一些吧。古丽在散文一再描写了疯了的母亲，古丽的母亲为何而疯，或者说疯的由头在哪里？这篇书信体散文有了交代，“母亲相信有鬼。于是当她看到了你去看汉人的尸体，带回来的‘畏罪自杀的反革命’的铁证——那把沾着血迹的刀子时，彻底疯了。”
　　
　　其六，文本的革新和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
　　
　　《思念的重量》这篇书信体散文是抒情的，抒发亲情，但作者依然不自主地运用了反讽的手法来描写社会的荒诞，写父亲虽然害怕运动，但是依然像是职业运动员一般去面对运动，“恐惧政治运动的你，还是没能逃过各种批斗，你被挂上“投机倒把”的牌子，到处游斗，那些年你在村里享受的都是‘明星待遇’，你每天的工作似乎就是刮干净胡子，穿好干净的外套，等工作组将拖斗汽车开到家门口，戴红袖箍的民兵队员把你驾到各个公社的批斗大会会场上，你像一个专业演员一样敬业，你是会场的焦点，脖子上挂一个用黑毛笔写着‘投机倒把分子’的大牌子，腰弓到一百八十度，光光的脑袋抵住地面。那些你给他们做过衣服的大人和孩子，买过你鸡鸭鹅以及它们的蛋的人，在民兵的带领下举起拳头在下面喊：‘打投机倒把分子依不拉音！’他们打倒的那个人不是你。每次他们打倒的只是你的化名，历史不过在开一个玩笑，真正的你安然无恙，躲在真实的名字后面，暗暗嘲笑他们。”结尾的这几句，又有了黑色幽默的特点。
　　
　　凡是走在各个时代的文学前沿的文字，一定是离经叛道，不知疲倦地探索文学的多种可能性的，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所在。在这篇书信体散文里，作者已经抵达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的境界，“斯莱曼梦呓一样复述着记忆，我也进入了一个久远的梦里，这块土地上的人和这块土地上种的作物，被另一块相隔千里的土地上的亲人念叨了五十年，在他们后代的记忆里盘旋了半个世纪年，等待一个活着的人来证实这些听似悬说的种种细节，他们终于等到了我。”作者在高台民居，“亲吻了那个熟睡中的孩子，那是我在亲吻自己另一种童年的可能性。高台民居，也是我成长空间的另一种可能。”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和艺术的多种可能性，一直在帕蒂古丽的文字里跳跃。在喀什葛尔，作者甚至把一个疯了的维族妇女当作自己的母亲，“那个养老院里半疯的维吾尔女人，她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呓语，让我在一股莫名引力的作用下，一步步走向她，吸引我不顾一切地投入她的怀抱。她抱住了我，抚摸我的背脊，那种久违的母爱蚀骨穿肉而来，仿佛她宽柔的怀抱，天生就是为安放我缺失的感情而生。她等在那里，多少年来，等着我来找她，等我扑向她，她就像扑向我失散多年的母亲，我复活的母亲。”
　　
　　其七，长期积累，突然爆发，起点比较高
　　
　　在文学史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有的作家长期准备，突然爆发，起点高，就像是太阳一下子照亮了文坛，当年的鲁迅先生就属于这样的范例；另一种是长期默默地写作，不显山露水，但是，突然在生命的成熟期，一下子爆发出来，大大地跨越了他自己以前的写作，和他自己过去相比较，简直是投胎换骨，让人耳目一新，南国的已故老作家汪曾祺先生大致应该属于这个范畴。笔者不知人到中年的帕蒂古丽属于哪个范畴，应该和前者比较接近一些吧。
　　
　　笔者之所以称帕蒂古丽的文学写作是“文学现象”，也是基于她的突然爆发，她从北疆嫁到余姚后，一直忙于报社的本职工作，忙于相夫教子，基本没有涉足文学写作，但是没有动笔不证明没准备，“离开大梁坡，在江南生活二十年，时刻活在乡思梦里的我，到现在才明白，或许喀什的亲人们不敢轻易碰触的，是你年久结痂的思乡，或许他们也和我一样，在你的眼里暗暗探寻，你究竟把故乡和亲人，到底安放在无边无际心灵沙海的哪一角，猜测你的情感何以变得如此荒凉。”正是由于地域的反差和文化的反差，反复折磨着这位混合着维族和回族血统的女子，深夜难寐，脑海里浮现的是北疆的大梁坡乡村的生活图景，是对父亲的追忆，对南疆故乡的顾盼.......随着阅历和读书的增加，思想日趋成熟的她，终于动笔，2010年，古丽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跟羊儿分享的秘密》；2012年第二本散文集《混血的村庄》与读者见面；2013年底出版的《隐秘的故乡》，是她的第三本散文集，今年出版了散文集《散失的母亲》，长篇小说《隐痛》也在创作之中，真的是厚积薄发。
　　
　　对于一种文学现象来说，需要一个写作者用一生的力量去营造，而在帕蒂古丽，在一篇书信体散文《思念的重量》里已经初露端倪，是天赋，也是自然的造化，愿帕蒂古丽一路走好，走到自己的文学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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