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人心旌的灵魂剖白——帕蒂古丽《散失的母亲》序言

　　         　　                              
                                                                                           杨廷玉

　　一个偶然机遇，我阅读了维吾尔族女作家帕蒂古丽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力作《隐秘的故乡》，并且在浙江余姚出席了这部作品的研讨会。我一直揣测，既然帕蒂古丽已经置身江南水乡，却缘何又饱含深情，用细腻独特甚至“刀子般犀利”的笔触，对遥远故乡新疆大梁坡那些散发着苦涩和艰辛的生活境遇，来一番心情复杂的回眸和追溯？当我再次阅读帕蒂古丽这部依旧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新作《散失的母亲》之后，我觉得我最初的揣测不无来由，或者更确切说，我最初的揣测得到了认证。我笃信，帕蒂古丽其实是在下意识地寻找和确认自己的精神家园。虽然起伏颠簸的生活之舟，将她这位天性敏感的维吾尔族女子阴差阳错载进山清水媚的河姆渡文化发源地，而且这儿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她又有那么强大的感染力，但连她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她的精神渊薮和心灵锚地，其实依旧萦绕在遥远的大西北——新疆大梁坡，依旧牵系在那个奇异的“羊跟羊混着放，狗跟狗混着耍，鸡跟鸡混着喂，牛跟牛混着养，驴跟马混着配，人跟着人混着活”，世世代代麇聚着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和来自甘肃、四川、河南、江苏、山东诸多省份汉族人的独特区域。
　　我依稀记得帕蒂古丽在《隐秘的故乡》中那番自述：“往事就是我弃在野地上的尾巴，我会从现在的生活中停下来回望，等待丢失的尾巴找到我，结合在我的身体上”。很显然，纵然帕蒂古丽的眉眼中虽然早已氤氲着浙江余姚的葱茏文气，但在她灵魂深处依旧为那个遥远的大梁坡保留一个无可替代的显赫位置，仿佛一粒基因健全的种籽，只要条件适宜，就会胚胎发芽破土而出。君不见，作者在《失散的母亲》一书中，不是已将她的心灵轨迹草蛇灰线般勾勒出来？其中在《被语言争夺的舌头》段落里，作者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描写：“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街头，我用汉语问一位榨石榴汁的维吾尔族老大娘：‘石榴汁多少钱一杯？’大娘两只灰绿色的眼睛在我身上从头到脚滚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你明明是维吾尔族，为什么对我说汉语？’我以为她不会认出我是她的同族。我刚从南方来，一身的江南打扮，民族特征早已被二十年的南方岁月淡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泄露了我的民族身份，那一刻我的吃惊多于尴尬。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同族老大娘用诘问的方式，将多年来游离于我的民族身份一下子重新归还给了我。我站在她面前，像是突然站在了一面镜子前，清晰看见了那个被这片土地认可的自己。”
　　这段看似顺手拈来的细节，恰好披露出作者久别家乡故土的漂泊心态和重返故土家乡的意外惊喜，一种失而复得的情愫似乎令她那颗多年来躁动不安的心灵暂时安顿下来。如果说《隐秘的故乡》是帕蒂古丽矻矻追寻自己精神渊薮和心灵锚地的上篇，那么《散失的母亲》无疑是这种矻矻追寻的下篇。耐人寻味的是，“母亲”和“故乡”，这两种意象在本质上是那么高度叠合，而且一个已经“隐秘”，一个已经“散失”，这两种意象无意中生发出来的象征意绪是那样顽强地引发我们的无尽慨叹和沉思。哦，是的，难道当下的人类不也正好处于这种惶惑的窘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虽然当年被贬谪的韩愈黯然神伤的是自己的多舛仕途，但“家何在”的困惑却是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从这个角度去打量帕蒂古丽这部新作《散失的母亲》，我们突然发现，这无疑是一部凸显普世价值和美学特征的上乘佳作。
　　姑且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走进那虽然苦涩、艰辛、沉重但又不乏乐观、顽强、向上，虽然真实得仿佛伸手可及却又散发着某种魔幻色彩的新疆大梁坡以及与之毗邻的多民族聚居地。
这是一个弥漫着浓浓民族融合气息的栖息地。无可否认这里的贫穷和落后，但也无可否认这里世俗生活的独特和新奇。
　　且看下面这段文字：
　　“河南人的面疙瘩被四川人学了去，四川人的麻辣烫被甘肃人搅到了锅里，山东人干脆把甘肃酸菜味、陕西陈醋味、四川麻辣味一锅炖三省，江苏人尝尝味道也不错，照着做好，再在里面撒上一把糖，吃得很香。大梁坡人做饭的时候，闻一闻汉族庄子飘荡的饭菜味，就是一股浓浓的大梁坡‘转子’味”。这个“转子”就是作者笔下的“混血儿”。如果说汉族庄子这种“混血儿”气息已经很鲜活了，在民族庄子里就更浓郁。作者这样描写：“哈斯木家的辣椒炒茄子，哈尼帕家的豇豆炒鸡蛋，吾斯曼家的土豆烧洋葱和回族人家的白菜萝卜炖粉条，饭菜虽是在各家的锅里翻炒搅和，却是你家的菜里有我家的肉，我家的菜里有你家的调料，他的饭里有我家的油盐，这饭菜也是‘混血的’。”
　　大梁坡的少数民族人家，油、盐、酱、醋、茶、奶、蛋很少有置备齐全的，多数是互相接济、串换。一家宰了羊，全村人家的菜里就都多了荤腥。明明五口之家吃的饭，说不定呼啦啦来了四五位客人，无须现张罗，早有准备，一样够得吃。来自江苏太湖之滨的南方人蒋氏夫妇，硬是用南方人酷爱的鱼腥改造了大西北的羊膻，本来到处飘着纯粹羊膻味的大梁坡，一下子变成了羊膻和鱼腥的混合村庄。乍看去，诸多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的逼真描绘，将一个虽然偏僻、贫瘠但却充满淳朴、友善、和谐的大梁坡惟妙惟肖地呈显在读者面前。这显然是温馨、友善、和谐的温暖场景，是真实生活的一个侧面。
当然也还有另一面。
　　素有“牧羊神鞭”之称的巴依居玛儿女们的婚事固然有喜有忧，爱上插队女知青帕丽达的老苏家大儿子伊斯马尔，煞费苦心地用肥美鸡肉吸引意中人，虔诚地期冀美丽的姑娘会成为自己的新娘。只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件事成了一桩笑柄。村里老少都觉着老苏家最终会赔账。奚落满身臭皮子味儿的伊斯马尔，还想迎娶人家香喷喷的城里姑娘，岂不是狗啃星星心存幻想？村里人计算着，老苏家先后宰了上百只鸡，有人干脆称帕丽达是黄鼠狼，一见她去老苏家，就戏谑地说她去给鸡拜年，待鸡吃光了，人也不见了。同样遭受打击的还有痴情姑娘凤珍。有个叫黑皮的回族小伙子，全大梁坡的女人，他都不爱，唯一喜欢水灵灵的凤珍。全村人都看出他俩爱得火辣辣，甚至引发大梁坡众多喜欢黑皮的女人们醋意翻腾。然而不知为什么，这段被人看好的爱情竟然戛然而止，黑皮悄悄离开大梁坡，凤珍最后居然嫁给一个叫多多的其貌不扬的小男人。
　　这种令人惋惜、同情的故事还有“一年一年又一年隆起肚子的”玛利亚，她的丈夫奈比约拉，以及他们摩肩接踵来到这个纷扰世上的众多女儿们。作者这样描写：“奈比约拉的女儿们像胡麻地里的麻杆子，密密匝匝，细细瘦瘦，一丛丛站在大梁坡上，竟然成了一片风景”。作者的弟弟考取大学，为了凑够学费，姐弟俩登门去向奈比约拉讨债。“跨进门槛，掀开门帘一看，土炕上横七竖八躺了满满一炕女娃，七个姑娘挤在两条被子下面，最小的两个，跟奈比约拉和玛丽亚叠作一团”。面对此景，作者的感慨呼之欲出：“灰突突的炕上、苇席、毡子、被子似乎被光景拉扯得东破一块，西烂一片，完整不起来。被子面上尽是大窟窿小眼睛。脏污得看不出年份的棉花，碎得一块一块的，碎块与碎块之间，只有几根头发丝一样细的棉线连缀着，中间网子露着女孩子们的细皮嫩肉。”这是怎样细腻传神又惊心动魄的描写，大概用入骨三分都不过分了。
这是苦涩、酸辛、令人扼腕叹息的另一面。
　　当然还有，还有几个名叫古丽的女子的婚姻和爱情，读来都令人唏嘘不止。
　　也许是大梁坡生活色彩太丰富，作者随意捻取的细节和场景，不仅有令人欣慰的温暖和令人潸然泪下的悲凉，甚至还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当然那种幽默绝不是简单的调侃逗趣。譬如被称为“石头人”的司马义，他的吝啬小气和精明在整个大梁坡堪称翘楚。作者选择大量细节，栩栩如生刻画出他的性格特征。大梁坡人都晓得，司马义有一块很大的吸铁石，出门时就用草绳拴着，一路走去，将地面上的铁家伙全都拎起来。“玉努斯家拖拉机的螺丝、木纳瓦尔自行车上的钢蛋、吾拉别克马蹄上的半个铁掌子，还有不知从谁家驴车、马车上掉下来的铁钉子，扔在路边的废铁丝，全都被司马义的大磁铁一扫光。村里人只要一见司马义出来“扫路”，都赶紧把自家的镰刀、铁叉、坎土曼、铁铲、锄头都收起来，就连剪刀、菜刀、锤子、钳子、锥子、铁盆、铁罐，也都不敢放在院子里。”最令人想笑却又笑不出的，还有司马义居然独出心裁，给自己设置一个物件，代替所谓的“老婆”，解决男人最基本的性欲需求。“那个软塌塌地垂在松垮垮裤裆里的油光光的木头圈”，竟是司马义“拴在裤裆里的老婆”——他之所以要这样，竟是因为他不愿讨老婆，因为“多个女人多双筷，还要给她买衣服穿！”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噱头”描写，我想任何人阅读之后，必定都会捧腹大笑，然而他的笑声也必定都会渐渐变成呜咽。人们不免质疑，难道司马义仅仅是因为吝啬才不讨老婆么？吝啬的起因常常因为贫穷，人们实在是穷怕了！
　　虽然，大梁坡的人祖祖辈辈都在贫穷的泥淖中挣扎，然而他们却活的有尊严，有人格，重情义。譬如那个篇幅不长的段落：《老弟，我给你挖个坑吧》，人格的力量和友情的纯真，都浓浓充盈在平实、质朴的文字中。故事的起因是文革中的大梁坡代销店大铁锁天黑被人撬开，丢了些红糖和棉布。造反派怀疑一位叫尹文福的会计监守自盗，偷了代销店的东西给坐月子的老婆和刚出生的孩子。不堪凌辱的尹文福居然用刀抹了脖子，以此证实自己的清白。这固然有些走极端，但尹文福重视个人名节的性格毫发毕现。也许正是他这种性格，他生前结识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伊布拉音。伊布拉音为他挖掘一个硕大的坟坑。因为做一口棺材需要三天，为了防止死者的尸体被饿狼野狗撕扯吞噬，伊布拉音甘愿被蚊蝇叮咬，竟躺在挖好的大坟坑里，陪伴死者三天三夜。埋葬死者那一天，伊布拉音在他挖的大坟坑边沿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稀里糊涂就往里面填土，你们看清楚了没有？下葬的是我！你们埋错人了，躺在坑里的明明是我，你们咋把我活埋了！”然后蹲在坟坑前放声大哭。这是何其撩人心旌的描写。我还记得我曾在浙江余姚《隐秘的故乡》研讨会上说，帕蒂古丽的语言是刀子，是裹在棉花里的钢针，倘若读者诸君存有疑议，不妨翻阅这本新作《散失的母亲》，笃定会对我的这个感觉抱有同感。
恕我连篇累牍引用帕蒂古丽笔下的片段，因为我觉着多少鉴赏文字都没有《散失的母亲》若干文本来的更恰切更精彩。
　　当然最能表现帕蒂古丽这部新作题旨的，还是她对因为精神失常而一朝走失便是永诀的母亲的深情描写。因为篇幅所限，我在这里简要转述帕蒂古丽关于母亲走失的若干文字。其实作者刚满四岁时，她的母亲就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病因竟是一把刀。就是上文说的尹文福，因为被造反派怀疑偷盗代销店的红糖和棉花，这个从内地下放到大梁坡，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人生信条促使他毅然决然刎颈自尽。下葬那天，作者父亲也许是出于对死者的哀痛和保留物证的动机，竟悄悄地将那把断绝生命链条的刀子，用手帕包着，放在大衣口袋带回了家。昼夜担惊受怕的作者母亲发现了这把刀子，无边的恐惧立刻攫住了这位善良怯弱的回族女子，她疯狂地将刀子投进灶火，又将烤红的刀子举过头顶，丢进距家很近的老河坝，随即自己也跳了下去。虽然因为河水不深，母亲被救了上来，但从此之后，她就变得疯疯癫癫。雪上加霜的是，母亲疯癫之后，捱过所有生活重压的父亲，在儿女们长大成人后，竟也撒手人寰。于是这个风雨飘摇之家，只好由作者孱弱的肩膀吃力地扛起来。作者将大梁坡的老房子交托给邻居，用拉石头的拖斗车，将对这个世界失去理性感知的母亲，拉到距离大梁坡千里之外的塔城，那个令作者日后魂牵梦萦的“红楼”，在这儿一住就是三年。每逢寒暑假，作者求学的弟弟妹妹相继回来和母亲团聚。然而那是怎样凄凉的团聚？母亲对这个世界已经一无所知，对曾在她母腹中怀胎十月的孩子们都熟视无睹。作者刻骨铭心地记着，母亲第一次散失只有一天，她自己找了回来，脸被晒黑，嘴唇干裂，脸上似乎还有一丝悔意。第二次散失时间略长，整整三天，就在作者焦虑万分之际，母亲被一个好心的司机从塔城郊区一个牧场送了回来，甚至还穿戴得整整齐，干干净净，似乎她的神智已经苏醒。作者在痛苦的追忆中，一直心存疑惑，难道母亲的前两次散失竟是有意进行预演？难道她是暗示可怜的女儿，她终究要彻底散失，不想继续拖累女儿？总之那个寒冷的冬天，母亲突然不见了，真的散失了，这一次不再是一整天，不再是三整天，而是整整二十年！其后的日子里，作者和她的弟弟妹妹们，几近疯狂地寻找自己的母亲。每一条路，每一条河，不大的城市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塔尔巴哈台山脚下的乡村牧场、边防哨卡……电视、报纸、电线杆上所有的启示，都换不回母亲的一丝信息。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这个世界跟作者和她的弟弟妹妹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将他们那位善良可怜的妈妈藏到了不可知处……
　　我一直在想，作者之所以继《隐秘的故乡》之后，又情绪饱满推出这部闪耀着她心灵光环的力作《散失的母亲》，其实正是那种对母亲、父亲难以名状的深深眷恋而转化生成的巨大力量推动所致，也是那种人类对精神家园的普遍认同和灵魂归属感所致。正如她自己的真情告白：“这些年，我用母亲的声音祷告，我用文字把亡人跟我的生命连接，我一直用另一个人的身份生活，什么都不做时，我偶尔回来，身份可疑。我抱住自己的身体时，感觉抱着父亲蜷曲的骨骼，我想事做事的架势很古怪，愤怒的时候是我爹，疑神疑鬼的时候是我妈，对我的孩子不得其解的时候，感觉那是来自父母血缘里面的东西。疲惫时，我时常感觉妈妈在我里面呻吟，我不敢用她的嗓音说话，怕把自己吓着。我不是我自己的时候，反而更像我自己，像记忆中小时候的自己，那时候多好，我也是一个有母亲的孩子。”
　　这是怎样如泣如诉的心灵告白！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功名富贵，很快便是白骨荒丘，过眼云烟，唯一不朽的只有薪火传承的圣洁情感和绵绵不绝的人文精神。“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我想帕蒂古丽回眸故乡大梁坡的系列作品，将会以其独特的艺术品位流传下去。
　　虽然冗长，依旧言不及义，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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