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评之74篇：历史地理学的追寻

                                       历史地理学的追寻
                                              ————凌鹰文化散文评论
    随着九十年代新的美学风格的勃兴和“文化热”浪潮，建国后的那种带有国家抒情主义色彩的散文逐渐褪色，散文格局发生新的变化，有季羡林、巴金、孙犁等对文革经历的叙述与反思，对被损害的传统文化尊严的恢复，张中行等跨越时代的老人对民国的追忆，提倡个性和言之有物，同时一批现代散文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的作品重新出版，一些中青年学者和作家也不断有新型的散文作品出版，文化散文逐渐兴起，尤其以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流行为代表，对文明变迁的思考、民族历史的考察、地理山河的寻迹、历史岁月中人物心态的凝思等跨越时空的对话，开拓了散文的叙事空间和人文深度。
    时间之往昔的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像冠冕堂皇的正史那样按照一定的理念或顺序编年纪事和因果兴衰，它在时间之流中吊诡莫测或破碎零落，散落在正史的沉默处和一些野史的猜想之中，这是历史的文本形态；历史文化还有它的时间形态，这些无形的时间形态都转换展现在历史时间在空间的遗迹之中，本雅明在评论德国悲喜剧的起源时所说“‘历史’一词，以瞬息万变的字体书写在自然的面孔之上”。尤其在中国广阔的地理空间之上，充满着历史的遗迹，它们或是古地名、古城、女墙、故园、古树、或沧桑的风化石上面。这些历史的文本片段和物理形态的残存遗迹就像一个过去的古陶片，它不仅仅有本身惊艳的美，还诱惑着我们去追寻去想象过去的那个整体，甚至过去就通过这些残片在某个契合的时间角落侧身来到我们身边，往昔在我们周围复现，历史也疼痛在我们的内心之中；历史就像《哈扎尔辞典》中的那个哈扎尔陶罐，“事实上，尽管哈扎尔瓦罐消失已久，但它依然在起作用”。湖南作家凌鹰的文化散文写作除了文化散文的跨时空对话，更多关注的是历史地理学的追寻，对自身成长生活的地理空间的思考，以及同样在这些空间生活的历史过往人物的追寻，与历史的对话的同时，更多的是对自身现时身份谱系的追寻，和文化地理空间的认同。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是谁第一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通常会有这种回到时间源头的追问，“这一泓流水是与一条河流同时存在的。她从混沌鸿蒙间流出来的时候，天和地是否醒了呢？没有人见证那一近乎荒诞的时刻。”（《湘江源头考》）一个地理空间的河流通常被隐喻成母亲，对母亲源头的追寻带有自我认同的意识，“任何一个具有真正的文化良知的人，都有责任为我们的湘江找到真正的母亲。”对于湘江这个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作者并没有认同处于其他地域的历史学者对自己母亲河来源的公断，作为湖湘文化地理空间成长的作者有这个责任去追寻湘江这个母亲河的历史和地理的来源，作者通过对古籍《山海经》和《史记》的印证“湘江源于舜葬东南陬”，还有出土的马王堆汉墓的《地形图》证明湘江源于湖湘本地周围的地域，“剥开历史的厚茧，我们就能看到湘江的每一根血管。然后，一个新的事实告诉我们，直通湘江的那一泓流水，就潜藏在永州这片蛮荒之地。”回望历史的迷雾秦朝的烟云，作者运用其广博的学识考证远在秦朝修建灵渠之前就有湘江的存在，而不是历史上的学者如班固郦道元等“断章取义，仅仅凭着当时灵渠的现状，仅仅凭着海洋河是湘江的一条干道，仅仅根据海洋河的水直接流注灵渠这一简单的事实，就一笔抹杀了一个最大的事实，将海洋河那一泓流水强行搬进了湘江的源头。 ”同样的有关时间源头的追寻与想象也存在于凌鹰其他的一些散文文字之中，如《对一条河流的追问》“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追问，而追问的源头应该是在时间的尽头……. 在那个时候这里是否已经有人居住和行走于此。但日月星辉是一定见证和聆听过这种鸿蒙巨响的，还有那些飞禽走兽一定也是被这种鸿蒙巨响惊呆过的。”此刻，第一次观察并惊艳于这美丽的河流的作者和在时间的源头生活在这条河流中的人相弥合了，构成一种身份的认同。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那在历史上折服无数诗人的洞庭湖水依旧存在作者的眼前，甚至仍旧能够复现往昔古人曾看到的洞庭风物，这仍在的风物与湖水就像一本书的残片，它诱惑着我们去追想它过去的完整风貌与曾经阅读它的人又怎样的感想。“历史，留给这片水域一个巨大的问号，就像当年楼兰王国在一夜之间消亡一样，令人生出无边遐想和追叹。”（《绝版洞庭湖》）过去的这里不是现在如此的景象，“今天的洞庭湖只是昔日云梦泽的延续。古代的云梦泽尽管拥有九百里的辽阔幅地，横跨长江南北，囊括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似乎在一夜之间，云梦泽便萎缩消亡，化作了一片虚无。洞庭湖就是在“云梦泽”的消亡中点亮第一盏渔火的。”由此作者对洞庭湖展开了多层面的对话，作者想象到了历史有记载的文化人格与精神，“从屈原沉江，到杜甫登高，从范仲淹挥毫，到湘军崛起，波波相接，浪浪相逐，一直延伸到近代，蔚然而成为独特的湖湘文化。”一种与大河文化相对应的大湖文化，来往洞庭的不仅仅只有这些诗人，还有许多平凡的商客，中国十大商帮“洞庭商帮”曾围绕洞庭湖而形成，他们的到来，他们对洞庭的惊叹于赞美，他们的繁盛，他们曾把洞庭比喻成“金庭”，他们的渔火乡愁，他们的转移与衰落，作者的身份也许是这些商帮的后人，“‘洞庭商帮’的子嗣如今都已成了上海市的正宗市民。可是，他们到底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又有多少人想过他们祖先的背影曾经照亮过这片无边的泽国呢？”洞庭见证了自己的广阔、流离与缩小，也见证了许多来往洞庭人物的悲欢离合。可是千年之下我们又不禁追问，丰富多变的洞庭湖的灵魂在哪里？需要招魂的不仅是洞庭，还有我们自己，这个魂更像是我们对自身历史地理的追寻与认同。
     凌鹰的散文始终有关于历史地理的追寻与思考，关注一个地域的地理风貌和文化精神变迁，还有同样地理环境下生活的人物，始终思考着文化与地域以及地域文化中生活的人物的关系，如遭孔子放逐的澹台明灭与进贤文化、屈原与楚地文化、张五郎与梅山巫文化以及梅山巫文化对鬼崽岭的影响等等。
     凌鹰的历史地理笔记色彩的系列散文，呈现了他对湖湘大地的情思和忧怀，写出了一位对自身文化地理传统的思索的作家对成长生活的历史地理文化空间里精神谱系的追寻；同时，在柳宗元写出永州八记的地方，凌鹰的笔触并不仅仅局限在一定的地域氛围之内，还将散文的书写投向西方美术大师的精神图谱之中，考察梵高、高更等一些列艺术大师的创作轨迹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在现代自我理论之中，自我并不是本质主义的单一精神和统一人格，而是倾向于复数自我，当我们对接触另一个陌生的地方与文化的时候，甚至精神邂逅一个陌生的文化人格的时候，自我也会变得陌生与更新，甚至会与另一地域我自我相遇相弥合，所以，专注于自身历史地理空间的凌鹰有许多精彩的有关西方艺术大师散文并不突兀，别求新声于异邦正是自身地理文化空间的一次对话，就像散文《从塔希提岛到巴州岛的距离》：“我当然知道，令高更迷恋的塔希提岛与湖南永州之野的巴州岛，完全不是两个概念。但我还是无法断言，它们之间的距离到底是很远很远，还是很近很近……这两个似乎毫不相干的小岛，其实是有一种很隐秘的关联的。”

                                                                          2014.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