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韧性,穿越时空的寻找(作家评苍凉逐梦的散文)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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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穿越时空的寻找
———武雁萍诗歌与散文创作的情感密度与探索精神
阚 凤 臣
如果说做为文学主体的诗人或是作家一直在关注自我意识存在的话,那么这种存在的方式是靠着怎样语体对其精神世界进行围封或突围则一直是困绕着创作主体情绪的重要认知过程。而因为受到诗人或作家在活动时的物质性限制,“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意识到,从根本上来说,人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是被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独特的空间性单元的主体。”这就是说,除了物质性的人际复杂的关系空间之外,空间也可以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而文学场域则一直以情感决定着思维向度试图在时间或空间的桎梏下进行突围,以便达到更加具有广阔意义自我表达需要。换言之,这不是诗人们截材的需要,更不仅仅是学理上的需要,而是来自创作主体本身的需要。所以,当写作者在驰骋于属于自我精神原野的时候,往往是从这种表达需要出发做为原点坐标去构建作家作品本身所系在的位置,继而寻找着能够得到认同的身份与所构建精神世界的合理诉求。在这个前提下,文学的语境首先在精神域准度上便提升出了更为丰富的属项内涵。
当“忧伤问:你忧伤了?我答:是。忧伤问:你为什么忧伤?忧伤:找不到家了”这样的句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不得不惊愕地提出如下问题:时间在哪儿?空间在哪儿?家,又在哪?这样的叙述只留下世上每一个人都存在内心之核中最具裂变性质的感情因素,这不是个人存在的时空位置,而是每一个人情感世界中最具灼人心痛的那个点,只要人类存在着,这个点就在每个人的内心存在着,诗人武雁萍在她的作品中一直在通过寻找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点,并在大量富有密集情感的语境中实现着跨越时空的情感旅行。尽管她截取着现代人表征中的各种元素,甚至是不乏个人空间和地域空间的各种元素,但其核心核却是集过去,现在,未来的各种人物的身份构建及其心灵状态进行着价值意义上的寻找,并在寻找的同时开辟出属于她适合于自我个性特征的艺术园地。
一 意象与情感相融合的精神探索
无庸置疑,意象中的象征意义是抒情与写意类作品最具表现力的手法之一。但在其具体的运用中却是诗人在抒发自我情怀的大意象中取舍着只能属于自我感觉最为本真的那个部分,所以每一位诗人的诗意也就为自己的抒张而化幻心得各自丰富又各自独立的诗歌境界。在诗人的一大组《爱或者向往》的诗作中,我们逐步地找到并进入了这个世界:“如果风再低一点,山在缓一点/借助你的宁静我再轻一点/那么,用不着尾随/我就是一场小雨/可以从头顶“唰唰唰唰”地爱你/可以从脚底“哗啦哗啦”地爱你/蹲在你的手心,我就爱树叶/爬上你的脊背,我就爱树枝……”(见《山林小雨》)这是一个细腻而柔和的情感世界,是没有喧泄,不尽张扬地爱的宣言。因为爱本身就是不提任何条件的付出过程,无论什么人,无论走到哪里,只有爱的付出,世界才会象小雨润泽着山林一样使之变得丰富多彩且生机勃勃。这种诗情的内敛性抒发是诗人择诗的另一个向度,是拒绝尘俗世嚣张扬作秀之类现场消费状态下的自我洗涤过程和心灵赎救方式。所以她以一种强大的生命动感和内心解读方式来勇敢地进行着属于自我的精神掘出。因为爱,我会落地生根、落花生色、落地生泽。所以,可以从头顶“唰唰唰唰”地爱,可以是“哗啦哗啦”地爱,落在树叶上便可爱你的手心,落在脊背上便可爱你的树枝,这一系列的“几乎不是场景的场景”有条不素地吟唱着爱的进行曲。
这不仅是诗人内力的表现,更是一种执着的写意方式,她把时空删去,只有进行时,难道这种强大还不能够震摄人的灵魂吗?延着这样的脉络,所有的自然,所有的人类,所有人类之外的生命在她的笔下便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于是,“森林都是大打头的/大片的松树和柏树/大堆的乔木和灌木/就连野花野草也分外大胆/鸟儿总是旁若无人/它们凭借高超的技艺/个个都是森乐队的首席/而那飘过的花香、涌来的松涛/则是乐队最好的指挥/不能没有歌手/那顺着山泉逆流而上/急急赶路的一对小蝌蚪就是你我/我们要在天黑前迅速长大/好用青蛙默契的重唱完成乐队漂亮的和声……”(见《森林乐队》)。写森林的诗作层出不穷,即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郭小川的《祝酒歌》似乎也缺少更多“动”的东西。而在这首诗中,诗人的笔触都具有生命的形态,都有着生命的情感,一切都在按着她们的生命形式在自由地成长着,自由地快乐着。正是这种舒展,造就着这种文学价值功能的现实存在,按着顾彬的依据,即:“主要依据语言的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的标准②”来衡量,武雁萍无论是语言上的驾驭,形象的塑造与个体精神等方面都有着她独特的优势,仅形象与语言,她几乎能够很轻松地介入文学世界进行自由而快乐地漫游着,比如“一道沟和另一道沟/长相差不多/像大山的两个儿子/一个林子密些野草高些/另一个,石头大些水流急些……”(见《从一道沟到另一道沟》)这几乎是平民口语话的语言,却在她的笔下组合成情趣盎然的诗语,并用人格化的情调诠解着两道沟的个性特征,借自然状态的迥异表达并传递着二者之间的微妙差异。在同样利用自然景物做为情绪依托时,她用自我娴熟的心语表达着渗透理性精神的批判和感性精神的纯质所带来的个体化价值。正如在《辽阔的……》诗中所言的那样:“不必提白云或者蓝天/也不用惊叹无边无际/这里,有太多的辽阔可供挥霍/从绿草织成的海洋/到牛羊铺成的大地/百灵鸟唱得旁若无人/可惜,我没有资格代替清风和唱/与野兔比赛跑/我死的心都有了/风提着篮子采摘花香/我只有跟在后面眼红份/阳光还没有被用旧/流水也是新的/此时,如果我展翅/你会看到一只鸿雁/穿越辽阔,并把辽阔弄出声响,”(见组诗《赞美或感叹》)这是一首借草原之景来写意个体情绪的诗,之所以我称之为“心语表达”,就是她没有借用草原外景的感观野视上的冲击简单获取审美上的价值意义,而是以否定的形式来理性地判断出草原博大内涵中人们对她所属的认知程度,因为“有太多的辽阔可供挥霍”一句便在厉责那些暴殄天物般掠夺意识的漫延,但她在责斥中并不是“世纪末”般或悲壮或感叹或怨天尤人般声撕历竭地发难一番以证明自己清白后草草了事,她的情感取向又开始延着“非救世主”式的赎救方式加以纵深,所以“百灵鸟唱的旁若无人”,“所以阳光还没有被用旧”,“流水也是新的”更所以 “把辽阔弄出声响。”恰恰是弄出响声才会使这种辽阔更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以致抒发出“我应怎么做”这样极具人文内质的呐喊。当然,这种呐喊绝不是简单地去呼吁什么,而是用全身心地投入把自我也完全同自然与人生状态结合在一起,这才是诗人在精神探索中的本能之 所在。在人文诗方面,诗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表面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如果说只是一种关怀,那可以说是一个关于过程的关怀,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准度上讲,过程当属第一要务,诗也是。“我用逗号跟你说话,用分号述说细节/用冒号隐去一缕欲说还休的情怀/……想到你的笑脸,我让/一摞动词爬上树梢向远方张望/想到你的真诚,我让/一串名词躲在心房深处落脚/因为你,我把所有的词汇赶到大树下面乘凉/只留下一个数词,伴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慢慢地咀嚼/写到春天,我栽一株小草在冬天发芽/写到春天。我派一群小鹿扑向你的怀抱/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写你的眼睛/我怕写着写着到海水/我担心海水泛滥,延误/我们在这首诗里美丽的重逢”(见《为你,安静地写诗》)这是一首内容从具体到抽象,从有根到虚无,从有细微到广阔的抒情诗,尽管里面的形象太多用得是汉语言文字中的标点符号。但这些标点符号的背后确隐藏着巨大的,足可以把人们的想象发挥到致极的无域的信息空间。尽管诗中还夹带着一些写实的成分,但更为精要的还是在“意”的进取过种中所包孕的浓得几手要流出汁儿感的那份情感,因为“我不能写你的眼睛,”更因为“我怕写着写着就写出海水,”诗人之所以不用“泪水”而是用“海水”,这不仅仅是一种喻向体的依托,更是直接地将情绪在思念的过程中得以升华的无阶梯式地上升。无论是写给什么人或什么事儿,只因心里总是梦魂萦绕地挂着,所以诗神般的绵延在这里就得不到终止。至此,诸多人至此依然认为诗人只是一位热衷于情感小世界中那种只“沾风惹月”般的情调而已,其实我们在前文的辨析中已经感受到诗人在内韵与价值取向上的“大气”之所在。之所以给人在认知上的误判,只是截材与选项上的偏爱而已,比如在《给远方》诗中,另一面的境象不由使人为之一震:“……世界安眠药般寂静,胸口快要决堤/当距离与星星合谋/除了望穿双眼别的都不够资格/不能靠远方的时候/我是地地道道的搬运工/我把玫瑰的祖国搬去/我把巫山的祖国搬去……”诗人以更为辽阔博大的意象牵动着诗情向着远方诉说着,诉说什么?以心向所定,是豪迈,是伤痛,是悲喜,是欢歌笑语。
无论是什么,都是无界地真实精神走向。但在诗材的另一个层面上,诗人也曾许多次地放下意象中的融合去追逐并展现具体细节上的现实诗意。在系列组诗《别样的村庄》里,一副现在农村民俗写意画般的情调浓抹着声、情、音、色和俗语乡风在我们的视野里晃动“是躯身迎接的玉米、水稻、柿子/通过它们,我想叫欢喜做加法/快乐做乘法。仅这些还不够/必须加上一眼井,让泉水/在管里做好加乘混合运算/因为乡亲的水缸有水了/水泉沟才能叫做水泉沟。”(见《幸福水》)如果我们用世俗的目光去读诗,完全可以说:“歌颂了农村什么什么新变化”之类的概括语去肯定该诗的“思想内容”。但此诗不仅仅是,幸福精神的本质是什么?是“水缸里有水了,水泉沟才能叫水泉沟,”点出了诗眼,因为最靠近本质的才是具灵魂的。正是为了揭示这种本质上的精神存在,在《最炫乡土风》里,诗人正在散发着泥土的气息里过滤着诗情:“到大蟒沟村,我不必拘谨/在一壶酒跟前,品嘬与狂饮/我绝对会选择后者/对于一位远道而来的伪诗人/拿捏曾是我苦练多年的一门手艺/但今天,我要和锣鼓、唢呐、二胡一起/掀起一场最炫乡土风/风里不要平仄不要押韵/也不讲究什么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要的,只是红,只是火,只是疯/如果,红是十万亩桃花一起绽放/火是十万堆鞭炮一起轰鸣/那么疯便是我提着十万亩桃花/十万堆鞭炮在大蟒沟村来回飞奔。”可以说,《别样的村庄》是武雁萍选择诗境中“最接着地气”式叙述与抒情互为交融,互为渗透,互为照应的诗作,她激情澎湃着把生活细节的“正能量”同“我”的“正激情”揉合在一起,即带着无可阻挡的欢快情绪,将人人之乐融入自我的欢乐之中,颇有些“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大庇寒土尽欢颜”,之文人“胸天下”之情怀。可见,尽管诗人以自我精神价值取向而不断地构建属于自己的诗度王国,但她并不是拒绝世俗的,她所拒绝的世俗,是一种打着或穿着什么“高雅”,“纯净”,“为民”等旗号或外衣到处招摇撞骗,实则为自己中饱私囊或是本质上早已利欲熏心的那种世俗在诗中或在生活本身的场域中高频率地介入。因为生活是真实的,你可以伪装自己,但不能伪装生活。就像思念故去的母亲那样真实:“我跟你分开二十七年了/竟然远远超过我们相守的年头/如果,你能回来该有多好啊/我给你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帮你洗澡捶背,替你做饭洗衣/陪你聊天,跟你散步,带你旅游/还像以前,我腻着你,你腻着我该多好啊,”(见组诗《副词与连词》之《仅仅》)真实就这么简单,没有装饰也没有夸张,但却有着被压缩后的情感浓度。这种情感或许每个人都有,但却浓淡不一,浓者越积越浓,浓成诗,穿越时空,呼唤并牵扯着人间最为真挚,最具软肋质感的痛楚神经。
而谈者则又往往自视非凡,一切化成烟云飞掠过却对一切刺痛者视做阙如。二者相较,哪一个更真实则不言而喻,正如:“一条大炕,她尿湿过他跳坍过/一口大锅,你炒过芹菜我蒸过馒头/一张饭桌,她抢咸菜我抢辣椒你抢黄酱/后来,三间土方呈一个原点/把我们都变成了射线/即使我们相隔很远/即使我们相见很难/即使听了闲言碎语,即使道了家长里短/即使气了恼了,砸断骨头连着筋/原点,仍是我们心中共同的渴盼/一个人痛大家都痛/一个人欢大家都欢/因为,我们是一根藤上结出的瓜/苦,往一处苦。甜往一处甜。”(见《即使》)这是一个独幕剧般的表白,却让人如遇至亲般地袒露着火热的亲情,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倾吐出最多的言语去进行对于亲情的自述,用自我陈述的言语用诗歌提供给人们的空间进行沟通,融合。这种融合当然不需要什么物质性做为媒介,而是直脱脱的情感的互通互合,因为情感是不需要物质空间的,但在精神空间里却是不可缺位的。这也是我们理解诗的又一文学涵属,是对人性底片最精心的擦洗过程。正是由此,使我们感到自己文化所属场域集结的过程:“文学艺术又是文化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③”。诗人在这里创造的境界,正是利用着心底放射出的精神光芒来开拓着文化疆域的领地并使这片领地在时空的交响中奏出高亢的灵魂曲。
二 疏密相间的叙述方式与情绪细节的心灵化处理。
如果说诗歌是诗人精神探索的独行者,而散文是需要有着更多人参考的旅行团,她需要更多人的介入与评判才能使一路的好景致同每一个参与者分享才能获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散文的普世性价值应该是高于诗歌的。但这里有一个置关重要的问题。散文在处理这些“好景致”的时候,是体现团队意识?还是个人意识?在这两个疑问中人们曾在犹豫中行了多年,这使散文的领地却在这行中多少有些荒芜,但你会惊奇地发现,尽管是荒芜后的原野,偶然怒放的花朵却更是以其夺目的活力给人以勃勃的生机动感,原来,只有顺其自然的秉性是永远高于人为地分门别类的。当初读武雁萍散文作品的时候,笔者一直是把她当做诗歌来读的,后来尽管带有浓重诗意的文体随着细节及情绪的在连绵不断而又疏离相间的叙述中你却感觉到这是散文的存在而不是其它。因为你会在那些却之不去的细节里发现着层出不穷的具有坚强硬度的东西叩进你的软肋,让人在疼痛中获得更具质感的思考深度。正像她文中的台阶之于父亲:“每次回家看父亲,父亲都在门口的台阶上坐着。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避风的墙角没有台阶,父亲会在哪里打发他生命中这段最空闲的时光。我不清楚,父亲坐在台阶上都做些什么,跟人聊天,看街上的风景……我想,这些台阶一定比我更了解父亲,它一定倾听过父亲的心声,一定见过父亲脑海中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见《老去的秋天》)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只截取了两个形象:“父亲”、“台阶”。父亲经历着风雨人生,台阶承载着苍桑岁月,作者对这两种生命状态进行情感全注入式地描写,细腻,婉转,凄苦无奈,她的深思与外喧都在这里得出一个脚注式地慨叹,即你可以关注除你而外的任何一个个体,但你却不能从生命的本质上去改变他,包括父亲,尽管他给予了你的生命,但你却无论如何不能回馈他所希望的什么,包括欢乐的给予,痛苦的解除、孤独的排泄、情绪的释放……,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因为“我” 需要对其改变而改变,比如我可以每天给他换上无数次新衣,但也只因是“我”看上去父亲改变了,给他做可口的饭菜,也只因“我”认为他满足了。但实质上父亲却什么也没有改变。所以,作者在这里立即打了个转向,台阶一定比我更了解父亲把人性中自我最终的无奈寄托于另外一种形式去加以诠解。我们曾多次希望人生的多彩或者说是一种希望的饱满,但是什么类的任何人却都因这方面的不自知而缺位顿足,而抱憾终身。
武雁萍在这方面的敏感是超乎常人的,她首先以情绪的涌动去推动着细节的发展速度,而在情节上她几乎一带而过,这种节奏尽管在作品中不以起伏见长,但这种浓浓的气息却推进自我认知延着情感的脉络不断地延伸着。她不但在这个向度里思考着个体命运的走向,同时也更加关注个体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的空间存在中所派生出来的命运无奈,由此,其散文的视野也在这个契合点上逐步变得开阔,在《那一声长叹》中,作者将继母为……继母的人生境遇与她坎坷生命历程,并由此向她的灵魂深处进行挖掘,正如继母的一声长叹:“唉—,这都是命!’继母拉着长音,用这句结束语结束了那个冬日的黄昏,我对她身世的探访。七十七年的人生历程,困苦灾难,被她轻而易举地浓缩在这声叹息里,掷向命运……”这是一种解读式的切入,自此揭开了曾经的辉煌与无奈孤苦的人生覆历表;丧父,失子,不是天灾的天灾,不是人祸的人祸,一次又一次地沉重撞击把逼仄 在一个几乎是令人窒息的夹缝中得以生存,所以在继母的那一声极具意味的长叹声中,暗含着具有穿透力的慨叹揭示着哪怕是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也隐藏着命运的不可预测性。尽管她可以把握住机遇(嫁给了一个有身份,有地位而且“高高大大,好人才”的丈夫),但却终不能把握住命运(丈夫含冤致疯直至死,儿子的死),这种半隐语式的解读方式,带给人的又不仅仅是一种沉重而是一连串的叩问,这一切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发生?有了这个问题的做为向导,作者一连串地写下了《小城水彩画》之《红色浪漫》、《白色深情》,等系列人物散文,其所包含着的社会性价值意义则更容易为人所接受,究其原因,无不是作者在这些人物和人生经历和具体境地的遭遇中隐含着巨大的社会信息,而在这样信息的背后却用另一种语言形式表示着对人类文明缺位进行着文化价值方向的深度思考。这样的叙述,无疑给散文的创作输入着更具生活力的生命元素。作者截取于一个:“那是被红旗,红宝书,红袖章席卷的年代。红姨是时代的弄潮儿,当然更喜欢红。是她梦寐以求的有着镰刀斧头的红……”(见《红色浪漫》)的确,红色的年代无疑给任何人都给予了红色的梦想,当乌托邦式的红色漫卷人们视野的时候,红姨尽管从灵魂甚至肢体都淹没在红色狂潮的时候,她的命运则依然不可逆转地出现了尴尬。原因很简单:“红姨穿列宁装。海军蓝的颜色艳而不俗。
正好衬托出了红姨年轻向上的个性。裁剪得体窄腰身的上衣,隐勾勒出红姨圆润的腰部曲线。包臀瘦裤脚的长裤,在满大街水桶裤当中,属于独树一帜,把红姨的翘臀长腿表现得淋漓尽致……,”只因如此,无论红姨怎样向红,但已为她凄惨的命运埋下了重重的伏笔,在那个到处涂抹着虚假光环的年代,任你的心灵袒露的如何“见得阳光”,只因你真实地表露着现实的自我,所以,你会别无选择并兴高采烈地坠入别人早已布下的,充满着世上最为肮脏气息的陷阱,哪怕她的丈夫是武装部的参谋也无力回天任凭她在屡次精神受虐后沉湎在一片红色疯狂的记忆里,直至永恒。表面近乎荒诞的东西却以极为真实的面貌出现,但作者在整个行文的过程中却没有借助任何调侃的因素,作者是以庄严的形式出现的,尽管那时身边的“孩子”们一提起红姨都表现出内心上的恐惧和行为上的规避,却因我的好奇而渐渐揭开红姨的面纱而又进一步深入到她的内心世界的。正因如此,红姨做为一个以“人”而不是传说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性里的善知和魔咒中的无度是谁在戗杀谁的软性暴力在这里得到证实。所以,只有个人认知的纵深才是疗救自身的良药。
任何一种盲从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其结果都是悲剧性的。这种暗示即是社会性的,也更是个性的,作者在这两个难度上进行着情感与理性地游走,无疑带给人们不仅仅是一种生活层面的启迪,也是灵魂取向上的问知。再进一步,作者对社会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探索也在同步进行着。在《白色深情》里,作者给我们刻画了一个“俏树根”的形象,这是一个极具人文特质,闪烁着人性之光的小人物形象,尽管他每天拉着车走街串巷,而且反应迟顿,但他诚实守信,不打谎语。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并且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如数地交给自己的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坚守却是深信不疑,为了等几个废纸箱,他在坚守,正如文中写道:“正是伏天,太阳火焰一样烤软了柏油马路,老树根站在上面,头顶没有一点阴凉,一动不动。店里刚卸了新货,我验票点数入库,忙完了一切后,发现他还在毒日头底下站着,不免有些好奇,跑出去问他,他指着店门口几个废纸箱说,想要。我说想要过来拿走好了,他的回答让我有些吃惊,他说不能偷东西。我说送你了,你拿走好了,他一下欢天喜地起来,嘿嘿笑着,顾不得摸一把满头大汗,赶紧把纸箱放到车上捆好,很快,吱吱扭扭,叽里咕噜地走远了。”我们暂且不提语言上的讲究,但“老树根”的形象却真的像老树根一样植入了人们的心灵。正如作者接下来所叙述的那样:我不知道他怎么判断偷和捡这两个概念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知道不能当小偷,不能偷东西。如此“愚笨”的老树根尚知在几个废纸箱面前冒着顶头的烈日判断着是“偷”还是“捡”的抉择,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什么是真正的纯净,尽管老树根被冻死在冰天雪地里,身上却盖着一层白玉无瑕的雪,正是他的这种纯静才会有着如此的殊荣,因为虽然哈喇子鼻涕滴流了半尺长,但他仍然是干净的,因为在他生存过的世界上,他没有因自己的丝毫利益去伤害过别人,更没有因自我的名利空间去巧立名目地去豪夺或夺取他人的什么东西,也尽管他没有像“堂吉诃德”那样豪言壮语地实践着自己什么伟大的理想,但他却用自己的质朴走完属于自己无欺无诈、无怨无悔、无名无利的一声。但留给那些所谓“聪明人”的却是“你做不到的,我却能”。当那些腰缠万贯的大佬或是高位权重的重级人物在暴风雪的天气里坐在酒店的某处用手机对着年老的父母喊着“我顾不上去看你们”的时候,当你的腰包满着农民发不出工资的农民工血汗钱的时候,当一位教授绞尽脑汁儿地拿着自己学生的论文签上自己的名字到处炫耀的时候……,你难道想不起老树根吗?作者的这种构思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她没有去谴责别人的不是,而是把老树根亦或是俏树根当成了自我欣赏的叙述主体,这显然是一种更具普世价值意义的深情呼唤,是一种自我燃烧后并给予毁灭形式的赎救过程。
文到此处,使人不得不发出自渐形愤的感叹,叹然之后,那老树根般的灵魂也会像真正的老树根,根深地固地融合在一种文化内涵的骨髓与血液里,任你如何撼动但又却之不去。
做为散文来讲,深刻地追溯与富有情感的艺术构想同心灵的颤抖相融相济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武雁萍在系列抒情类的散文诸如《失火的眼睛》,《蔓延的忧伤》,《像花朵那样盛开》等等,在疏密相融的世界里依然装载着思想的重量,但却又凭着内心强大的轫性和情感的密度跨越着时空的旅程去寻找这个世界最为本真的那种核质。因为散文最藏不住“我”的文体。品性、灵气、思考、情感都会在散文中得以体现,这就是散文精神与诗歌精神的本位所在。都是在天地,世界、生灵与“我”的关系里立身的。只要“我”在,寻找的路程就在,要多远,就在多远……。
注①童强著:《空间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注②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前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2页
注③梁晓东《空间与身份建构》见《当代作家评论》2012第3期第117页
———武雁萍诗歌与散文创作的情感密度与探索精神
阚 凤 臣
如果说做为文学主体的诗人或是作家一直在关注自我意识存在的话,那么这种存在的方式是靠着怎样语体对其精神世界进行围封或突围则一直是困绕着创作主体情绪的重要认知过程。而因为受到诗人或作家在活动时的物质性限制,“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意识到,从根本上来说,人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是被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独特的空间性单元的主体。”这就是说,除了物质性的人际复杂的关系空间之外,空间也可以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而文学场域则一直以情感决定着思维向度试图在时间或空间的桎梏下进行突围,以便达到更加具有广阔意义自我表达需要。换言之,这不是诗人们截材的需要,更不仅仅是学理上的需要,而是来自创作主体本身的需要。所以,当写作者在驰骋于属于自我精神原野的时候,往往是从这种表达需要出发做为原点坐标去构建作家作品本身所系在的位置,继而寻找着能够得到认同的身份与所构建精神世界的合理诉求。在这个前提下,文学的语境首先在精神域准度上便提升出了更为丰富的属项内涵。
当“忧伤问:你忧伤了?我答:是。忧伤问:你为什么忧伤?忧伤:找不到家了”这样的句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不得不惊愕地提出如下问题:时间在哪儿?空间在哪儿?家,又在哪?这样的叙述只留下世上每一个人都存在内心之核中最具裂变性质的感情因素,这不是个人存在的时空位置,而是每一个人情感世界中最具灼人心痛的那个点,只要人类存在着,这个点就在每个人的内心存在着,诗人武雁萍在她的作品中一直在通过寻找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点,并在大量富有密集情感的语境中实现着跨越时空的情感旅行。尽管她截取着现代人表征中的各种元素,甚至是不乏个人空间和地域空间的各种元素,但其核心核却是集过去,现在,未来的各种人物的身份构建及其心灵状态进行着价值意义上的寻找,并在寻找的同时开辟出属于她适合于自我个性特征的艺术园地。
一 意象与情感相融合的精神探索
无庸置疑,意象中的象征意义是抒情与写意类作品最具表现力的手法之一。但在其具体的运用中却是诗人在抒发自我情怀的大意象中取舍着只能属于自我感觉最为本真的那个部分,所以每一位诗人的诗意也就为自己的抒张而化幻心得各自丰富又各自独立的诗歌境界。在诗人的一大组《爱或者向往》的诗作中,我们逐步地找到并进入了这个世界:“如果风再低一点,山在缓一点/借助你的宁静我再轻一点/那么,用不着尾随/我就是一场小雨/可以从头顶“唰唰唰唰”地爱你/可以从脚底“哗啦哗啦”地爱你/蹲在你的手心,我就爱树叶/爬上你的脊背,我就爱树枝……”(见《山林小雨》)这是一个细腻而柔和的情感世界,是没有喧泄,不尽张扬地爱的宣言。因为爱本身就是不提任何条件的付出过程,无论什么人,无论走到哪里,只有爱的付出,世界才会象小雨润泽着山林一样使之变得丰富多彩且生机勃勃。这种诗情的内敛性抒发是诗人择诗的另一个向度,是拒绝尘俗世嚣张扬作秀之类现场消费状态下的自我洗涤过程和心灵赎救方式。所以她以一种强大的生命动感和内心解读方式来勇敢地进行着属于自我的精神掘出。因为爱,我会落地生根、落花生色、落地生泽。所以,可以从头顶“唰唰唰唰”地爱,可以是“哗啦哗啦”地爱,落在树叶上便可爱你的手心,落在脊背上便可爱你的树枝,这一系列的“几乎不是场景的场景”有条不素地吟唱着爱的进行曲。
这不仅是诗人内力的表现,更是一种执着的写意方式,她把时空删去,只有进行时,难道这种强大还不能够震摄人的灵魂吗?延着这样的脉络,所有的自然,所有的人类,所有人类之外的生命在她的笔下便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于是,“森林都是大打头的/大片的松树和柏树/大堆的乔木和灌木/就连野花野草也分外大胆/鸟儿总是旁若无人/它们凭借高超的技艺/个个都是森乐队的首席/而那飘过的花香、涌来的松涛/则是乐队最好的指挥/不能没有歌手/那顺着山泉逆流而上/急急赶路的一对小蝌蚪就是你我/我们要在天黑前迅速长大/好用青蛙默契的重唱完成乐队漂亮的和声……”(见《森林乐队》)。写森林的诗作层出不穷,即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郭小川的《祝酒歌》似乎也缺少更多“动”的东西。而在这首诗中,诗人的笔触都具有生命的形态,都有着生命的情感,一切都在按着她们的生命形式在自由地成长着,自由地快乐着。正是这种舒展,造就着这种文学价值功能的现实存在,按着顾彬的依据,即:“主要依据语言的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的标准②”来衡量,武雁萍无论是语言上的驾驭,形象的塑造与个体精神等方面都有着她独特的优势,仅形象与语言,她几乎能够很轻松地介入文学世界进行自由而快乐地漫游着,比如“一道沟和另一道沟/长相差不多/像大山的两个儿子/一个林子密些野草高些/另一个,石头大些水流急些……”(见《从一道沟到另一道沟》)这几乎是平民口语话的语言,却在她的笔下组合成情趣盎然的诗语,并用人格化的情调诠解着两道沟的个性特征,借自然状态的迥异表达并传递着二者之间的微妙差异。在同样利用自然景物做为情绪依托时,她用自我娴熟的心语表达着渗透理性精神的批判和感性精神的纯质所带来的个体化价值。正如在《辽阔的……》诗中所言的那样:“不必提白云或者蓝天/也不用惊叹无边无际/这里,有太多的辽阔可供挥霍/从绿草织成的海洋/到牛羊铺成的大地/百灵鸟唱得旁若无人/可惜,我没有资格代替清风和唱/与野兔比赛跑/我死的心都有了/风提着篮子采摘花香/我只有跟在后面眼红份/阳光还没有被用旧/流水也是新的/此时,如果我展翅/你会看到一只鸿雁/穿越辽阔,并把辽阔弄出声响,”(见组诗《赞美或感叹》)这是一首借草原之景来写意个体情绪的诗,之所以我称之为“心语表达”,就是她没有借用草原外景的感观野视上的冲击简单获取审美上的价值意义,而是以否定的形式来理性地判断出草原博大内涵中人们对她所属的认知程度,因为“有太多的辽阔可供挥霍”一句便在厉责那些暴殄天物般掠夺意识的漫延,但她在责斥中并不是“世纪末”般或悲壮或感叹或怨天尤人般声撕历竭地发难一番以证明自己清白后草草了事,她的情感取向又开始延着“非救世主”式的赎救方式加以纵深,所以“百灵鸟唱的旁若无人”,“所以阳光还没有被用旧”,“流水也是新的”更所以 “把辽阔弄出声响。”恰恰是弄出响声才会使这种辽阔更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以致抒发出“我应怎么做”这样极具人文内质的呐喊。当然,这种呐喊绝不是简单地去呼吁什么,而是用全身心地投入把自我也完全同自然与人生状态结合在一起,这才是诗人在精神探索中的本能之 所在。在人文诗方面,诗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表面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如果说只是一种关怀,那可以说是一个关于过程的关怀,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准度上讲,过程当属第一要务,诗也是。“我用逗号跟你说话,用分号述说细节/用冒号隐去一缕欲说还休的情怀/……想到你的笑脸,我让/一摞动词爬上树梢向远方张望/想到你的真诚,我让/一串名词躲在心房深处落脚/因为你,我把所有的词汇赶到大树下面乘凉/只留下一个数词,伴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慢慢地咀嚼/写到春天,我栽一株小草在冬天发芽/写到春天。我派一群小鹿扑向你的怀抱/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写你的眼睛/我怕写着写着到海水/我担心海水泛滥,延误/我们在这首诗里美丽的重逢”(见《为你,安静地写诗》)这是一首内容从具体到抽象,从有根到虚无,从有细微到广阔的抒情诗,尽管里面的形象太多用得是汉语言文字中的标点符号。但这些标点符号的背后确隐藏着巨大的,足可以把人们的想象发挥到致极的无域的信息空间。尽管诗中还夹带着一些写实的成分,但更为精要的还是在“意”的进取过种中所包孕的浓得几手要流出汁儿感的那份情感,因为“我不能写你的眼睛,”更因为“我怕写着写着就写出海水,”诗人之所以不用“泪水”而是用“海水”,这不仅仅是一种喻向体的依托,更是直接地将情绪在思念的过程中得以升华的无阶梯式地上升。无论是写给什么人或什么事儿,只因心里总是梦魂萦绕地挂着,所以诗神般的绵延在这里就得不到终止。至此,诸多人至此依然认为诗人只是一位热衷于情感小世界中那种只“沾风惹月”般的情调而已,其实我们在前文的辨析中已经感受到诗人在内韵与价值取向上的“大气”之所在。之所以给人在认知上的误判,只是截材与选项上的偏爱而已,比如在《给远方》诗中,另一面的境象不由使人为之一震:“……世界安眠药般寂静,胸口快要决堤/当距离与星星合谋/除了望穿双眼别的都不够资格/不能靠远方的时候/我是地地道道的搬运工/我把玫瑰的祖国搬去/我把巫山的祖国搬去……”诗人以更为辽阔博大的意象牵动着诗情向着远方诉说着,诉说什么?以心向所定,是豪迈,是伤痛,是悲喜,是欢歌笑语。
无论是什么,都是无界地真实精神走向。但在诗材的另一个层面上,诗人也曾许多次地放下意象中的融合去追逐并展现具体细节上的现实诗意。在系列组诗《别样的村庄》里,一副现在农村民俗写意画般的情调浓抹着声、情、音、色和俗语乡风在我们的视野里晃动“是躯身迎接的玉米、水稻、柿子/通过它们,我想叫欢喜做加法/快乐做乘法。仅这些还不够/必须加上一眼井,让泉水/在管里做好加乘混合运算/因为乡亲的水缸有水了/水泉沟才能叫做水泉沟。”(见《幸福水》)如果我们用世俗的目光去读诗,完全可以说:“歌颂了农村什么什么新变化”之类的概括语去肯定该诗的“思想内容”。但此诗不仅仅是,幸福精神的本质是什么?是“水缸里有水了,水泉沟才能叫水泉沟,”点出了诗眼,因为最靠近本质的才是具灵魂的。正是为了揭示这种本质上的精神存在,在《最炫乡土风》里,诗人正在散发着泥土的气息里过滤着诗情:“到大蟒沟村,我不必拘谨/在一壶酒跟前,品嘬与狂饮/我绝对会选择后者/对于一位远道而来的伪诗人/拿捏曾是我苦练多年的一门手艺/但今天,我要和锣鼓、唢呐、二胡一起/掀起一场最炫乡土风/风里不要平仄不要押韵/也不讲究什么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要的,只是红,只是火,只是疯/如果,红是十万亩桃花一起绽放/火是十万堆鞭炮一起轰鸣/那么疯便是我提着十万亩桃花/十万堆鞭炮在大蟒沟村来回飞奔。”可以说,《别样的村庄》是武雁萍选择诗境中“最接着地气”式叙述与抒情互为交融,互为渗透,互为照应的诗作,她激情澎湃着把生活细节的“正能量”同“我”的“正激情”揉合在一起,即带着无可阻挡的欢快情绪,将人人之乐融入自我的欢乐之中,颇有些“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大庇寒土尽欢颜”,之文人“胸天下”之情怀。可见,尽管诗人以自我精神价值取向而不断地构建属于自己的诗度王国,但她并不是拒绝世俗的,她所拒绝的世俗,是一种打着或穿着什么“高雅”,“纯净”,“为民”等旗号或外衣到处招摇撞骗,实则为自己中饱私囊或是本质上早已利欲熏心的那种世俗在诗中或在生活本身的场域中高频率地介入。因为生活是真实的,你可以伪装自己,但不能伪装生活。就像思念故去的母亲那样真实:“我跟你分开二十七年了/竟然远远超过我们相守的年头/如果,你能回来该有多好啊/我给你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帮你洗澡捶背,替你做饭洗衣/陪你聊天,跟你散步,带你旅游/还像以前,我腻着你,你腻着我该多好啊,”(见组诗《副词与连词》之《仅仅》)真实就这么简单,没有装饰也没有夸张,但却有着被压缩后的情感浓度。这种情感或许每个人都有,但却浓淡不一,浓者越积越浓,浓成诗,穿越时空,呼唤并牵扯着人间最为真挚,最具软肋质感的痛楚神经。
而谈者则又往往自视非凡,一切化成烟云飞掠过却对一切刺痛者视做阙如。二者相较,哪一个更真实则不言而喻,正如:“一条大炕,她尿湿过他跳坍过/一口大锅,你炒过芹菜我蒸过馒头/一张饭桌,她抢咸菜我抢辣椒你抢黄酱/后来,三间土方呈一个原点/把我们都变成了射线/即使我们相隔很远/即使我们相见很难/即使听了闲言碎语,即使道了家长里短/即使气了恼了,砸断骨头连着筋/原点,仍是我们心中共同的渴盼/一个人痛大家都痛/一个人欢大家都欢/因为,我们是一根藤上结出的瓜/苦,往一处苦。甜往一处甜。”(见《即使》)这是一个独幕剧般的表白,却让人如遇至亲般地袒露着火热的亲情,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倾吐出最多的言语去进行对于亲情的自述,用自我陈述的言语用诗歌提供给人们的空间进行沟通,融合。这种融合当然不需要什么物质性做为媒介,而是直脱脱的情感的互通互合,因为情感是不需要物质空间的,但在精神空间里却是不可缺位的。这也是我们理解诗的又一文学涵属,是对人性底片最精心的擦洗过程。正是由此,使我们感到自己文化所属场域集结的过程:“文学艺术又是文化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③”。诗人在这里创造的境界,正是利用着心底放射出的精神光芒来开拓着文化疆域的领地并使这片领地在时空的交响中奏出高亢的灵魂曲。
二 疏密相间的叙述方式与情绪细节的心灵化处理。
如果说诗歌是诗人精神探索的独行者,而散文是需要有着更多人参考的旅行团,她需要更多人的介入与评判才能使一路的好景致同每一个参与者分享才能获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散文的普世性价值应该是高于诗歌的。但这里有一个置关重要的问题。散文在处理这些“好景致”的时候,是体现团队意识?还是个人意识?在这两个疑问中人们曾在犹豫中行了多年,这使散文的领地却在这行中多少有些荒芜,但你会惊奇地发现,尽管是荒芜后的原野,偶然怒放的花朵却更是以其夺目的活力给人以勃勃的生机动感,原来,只有顺其自然的秉性是永远高于人为地分门别类的。当初读武雁萍散文作品的时候,笔者一直是把她当做诗歌来读的,后来尽管带有浓重诗意的文体随着细节及情绪的在连绵不断而又疏离相间的叙述中你却感觉到这是散文的存在而不是其它。因为你会在那些却之不去的细节里发现着层出不穷的具有坚强硬度的东西叩进你的软肋,让人在疼痛中获得更具质感的思考深度。正像她文中的台阶之于父亲:“每次回家看父亲,父亲都在门口的台阶上坐着。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避风的墙角没有台阶,父亲会在哪里打发他生命中这段最空闲的时光。我不清楚,父亲坐在台阶上都做些什么,跟人聊天,看街上的风景……我想,这些台阶一定比我更了解父亲,它一定倾听过父亲的心声,一定见过父亲脑海中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见《老去的秋天》)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只截取了两个形象:“父亲”、“台阶”。父亲经历着风雨人生,台阶承载着苍桑岁月,作者对这两种生命状态进行情感全注入式地描写,细腻,婉转,凄苦无奈,她的深思与外喧都在这里得出一个脚注式地慨叹,即你可以关注除你而外的任何一个个体,但你却不能从生命的本质上去改变他,包括父亲,尽管他给予了你的生命,但你却无论如何不能回馈他所希望的什么,包括欢乐的给予,痛苦的解除、孤独的排泄、情绪的释放……,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因为“我” 需要对其改变而改变,比如我可以每天给他换上无数次新衣,但也只因是“我”看上去父亲改变了,给他做可口的饭菜,也只因“我”认为他满足了。但实质上父亲却什么也没有改变。所以,作者在这里立即打了个转向,台阶一定比我更了解父亲把人性中自我最终的无奈寄托于另外一种形式去加以诠解。我们曾多次希望人生的多彩或者说是一种希望的饱满,但是什么类的任何人却都因这方面的不自知而缺位顿足,而抱憾终身。
武雁萍在这方面的敏感是超乎常人的,她首先以情绪的涌动去推动着细节的发展速度,而在情节上她几乎一带而过,这种节奏尽管在作品中不以起伏见长,但这种浓浓的气息却推进自我认知延着情感的脉络不断地延伸着。她不但在这个向度里思考着个体命运的走向,同时也更加关注个体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的空间存在中所派生出来的命运无奈,由此,其散文的视野也在这个契合点上逐步变得开阔,在《那一声长叹》中,作者将继母为……继母的人生境遇与她坎坷生命历程,并由此向她的灵魂深处进行挖掘,正如继母的一声长叹:“唉—,这都是命!’继母拉着长音,用这句结束语结束了那个冬日的黄昏,我对她身世的探访。七十七年的人生历程,困苦灾难,被她轻而易举地浓缩在这声叹息里,掷向命运……”这是一种解读式的切入,自此揭开了曾经的辉煌与无奈孤苦的人生覆历表;丧父,失子,不是天灾的天灾,不是人祸的人祸,一次又一次地沉重撞击把逼仄 在一个几乎是令人窒息的夹缝中得以生存,所以在继母的那一声极具意味的长叹声中,暗含着具有穿透力的慨叹揭示着哪怕是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也隐藏着命运的不可预测性。尽管她可以把握住机遇(嫁给了一个有身份,有地位而且“高高大大,好人才”的丈夫),但却终不能把握住命运(丈夫含冤致疯直至死,儿子的死),这种半隐语式的解读方式,带给人的又不仅仅是一种沉重而是一连串的叩问,这一切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发生?有了这个问题的做为向导,作者一连串地写下了《小城水彩画》之《红色浪漫》、《白色深情》,等系列人物散文,其所包含着的社会性价值意义则更容易为人所接受,究其原因,无不是作者在这些人物和人生经历和具体境地的遭遇中隐含着巨大的社会信息,而在这样信息的背后却用另一种语言形式表示着对人类文明缺位进行着文化价值方向的深度思考。这样的叙述,无疑给散文的创作输入着更具生活力的生命元素。作者截取于一个:“那是被红旗,红宝书,红袖章席卷的年代。红姨是时代的弄潮儿,当然更喜欢红。是她梦寐以求的有着镰刀斧头的红……”(见《红色浪漫》)的确,红色的年代无疑给任何人都给予了红色的梦想,当乌托邦式的红色漫卷人们视野的时候,红姨尽管从灵魂甚至肢体都淹没在红色狂潮的时候,她的命运则依然不可逆转地出现了尴尬。原因很简单:“红姨穿列宁装。海军蓝的颜色艳而不俗。
正好衬托出了红姨年轻向上的个性。裁剪得体窄腰身的上衣,隐勾勒出红姨圆润的腰部曲线。包臀瘦裤脚的长裤,在满大街水桶裤当中,属于独树一帜,把红姨的翘臀长腿表现得淋漓尽致……,”只因如此,无论红姨怎样向红,但已为她凄惨的命运埋下了重重的伏笔,在那个到处涂抹着虚假光环的年代,任你的心灵袒露的如何“见得阳光”,只因你真实地表露着现实的自我,所以,你会别无选择并兴高采烈地坠入别人早已布下的,充满着世上最为肮脏气息的陷阱,哪怕她的丈夫是武装部的参谋也无力回天任凭她在屡次精神受虐后沉湎在一片红色疯狂的记忆里,直至永恒。表面近乎荒诞的东西却以极为真实的面貌出现,但作者在整个行文的过程中却没有借助任何调侃的因素,作者是以庄严的形式出现的,尽管那时身边的“孩子”们一提起红姨都表现出内心上的恐惧和行为上的规避,却因我的好奇而渐渐揭开红姨的面纱而又进一步深入到她的内心世界的。正因如此,红姨做为一个以“人”而不是传说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性里的善知和魔咒中的无度是谁在戗杀谁的软性暴力在这里得到证实。所以,只有个人认知的纵深才是疗救自身的良药。
任何一种盲从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其结果都是悲剧性的。这种暗示即是社会性的,也更是个性的,作者在这两个难度上进行着情感与理性地游走,无疑带给人们不仅仅是一种生活层面的启迪,也是灵魂取向上的问知。再进一步,作者对社会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探索也在同步进行着。在《白色深情》里,作者给我们刻画了一个“俏树根”的形象,这是一个极具人文特质,闪烁着人性之光的小人物形象,尽管他每天拉着车走街串巷,而且反应迟顿,但他诚实守信,不打谎语。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并且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如数地交给自己的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坚守却是深信不疑,为了等几个废纸箱,他在坚守,正如文中写道:“正是伏天,太阳火焰一样烤软了柏油马路,老树根站在上面,头顶没有一点阴凉,一动不动。店里刚卸了新货,我验票点数入库,忙完了一切后,发现他还在毒日头底下站着,不免有些好奇,跑出去问他,他指着店门口几个废纸箱说,想要。我说想要过来拿走好了,他的回答让我有些吃惊,他说不能偷东西。我说送你了,你拿走好了,他一下欢天喜地起来,嘿嘿笑着,顾不得摸一把满头大汗,赶紧把纸箱放到车上捆好,很快,吱吱扭扭,叽里咕噜地走远了。”我们暂且不提语言上的讲究,但“老树根”的形象却真的像老树根一样植入了人们的心灵。正如作者接下来所叙述的那样:我不知道他怎么判断偷和捡这两个概念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知道不能当小偷,不能偷东西。如此“愚笨”的老树根尚知在几个废纸箱面前冒着顶头的烈日判断着是“偷”还是“捡”的抉择,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什么是真正的纯净,尽管老树根被冻死在冰天雪地里,身上却盖着一层白玉无瑕的雪,正是他的这种纯静才会有着如此的殊荣,因为虽然哈喇子鼻涕滴流了半尺长,但他仍然是干净的,因为在他生存过的世界上,他没有因自己的丝毫利益去伤害过别人,更没有因自我的名利空间去巧立名目地去豪夺或夺取他人的什么东西,也尽管他没有像“堂吉诃德”那样豪言壮语地实践着自己什么伟大的理想,但他却用自己的质朴走完属于自己无欺无诈、无怨无悔、无名无利的一声。但留给那些所谓“聪明人”的却是“你做不到的,我却能”。当那些腰缠万贯的大佬或是高位权重的重级人物在暴风雪的天气里坐在酒店的某处用手机对着年老的父母喊着“我顾不上去看你们”的时候,当你的腰包满着农民发不出工资的农民工血汗钱的时候,当一位教授绞尽脑汁儿地拿着自己学生的论文签上自己的名字到处炫耀的时候……,你难道想不起老树根吗?作者的这种构思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她没有去谴责别人的不是,而是把老树根亦或是俏树根当成了自我欣赏的叙述主体,这显然是一种更具普世价值意义的深情呼唤,是一种自我燃烧后并给予毁灭形式的赎救过程。
文到此处,使人不得不发出自渐形愤的感叹,叹然之后,那老树根般的灵魂也会像真正的老树根,根深地固地融合在一种文化内涵的骨髓与血液里,任你如何撼动但又却之不去。
做为散文来讲,深刻地追溯与富有情感的艺术构想同心灵的颤抖相融相济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武雁萍在系列抒情类的散文诸如《失火的眼睛》,《蔓延的忧伤》,《像花朵那样盛开》等等,在疏密相融的世界里依然装载着思想的重量,但却又凭着内心强大的轫性和情感的密度跨越着时空的旅程去寻找这个世界最为本真的那种核质。因为散文最藏不住“我”的文体。品性、灵气、思考、情感都会在散文中得以体现,这就是散文精神与诗歌精神的本位所在。都是在天地,世界、生灵与“我”的关系里立身的。只要“我”在,寻找的路程就在,要多远,就在多远……。
注①童强著:《空间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注②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前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2页
注③梁晓东《空间与身份建构》见《当代作家评论》2012第3期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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