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原动力 杨献平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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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原动力
——读桑麻散文长卷《我的沉重的纪念碑》
■杨献平
这是一个自圆其说又难以自圆其说的年代，一个表演也被表演的年代，一个化腐朽为神奇也将神奇化作腐朽的年代。一切都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在如此的背景下，谈论文学如同谈论信仰一般的可贵和可耻。就我本人而言，在非写作场合，绝对不会主动对任何人说自己是一个写作者。在某些场合和人群当中，作家、诗人的“冠冕”更多地叫人感到尴尬。这种尴尬完全派生于个人内心，与周围的人事乃至习性形成强烈反差。文学终究是一项极端的私人活动，也是一个人的信仰，是一个人向着虚无乃至众多的大师乃至最宏阔的梦想宣战并持续进攻的行为。在前行中，它极少惊动同类，它只是一个人的战争，攻城略地抑或全线溃退，其实都无人助阵。
我有时常会想到这样一些问题：a.你对当下或者“此刻我在”的生活介入多深？b.你具备不朽的内力吗？c.你是在写作，还是以写作作为某种世俗及其利益的工具？d.你的文字具备了向上的力量与扩散的光亮吗？e.你能持久吗？f.你对人性会有新的发现力吗？写作是一种自我拯救，只不过希望把自己的姓名留得稍微长一点而已。然而，我们所操持的文字乃至其他与生命、生存、尊严和梦想密切关联的活动，都无法脱离人在当世的种种功利诉求。对写作者而言，即使在某种境遇中取得了一些自以为是的突破，当时间稍微向前漂移一个节点，漂白我们及周身的一切，我们就会很沮丧地发现：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自我肯定，面对的仍旧是群山大河与浩瀚荒原，我们向往的，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未知。
与前人大师相比，当今的一切，其实还是在喋喋不休地重复。这是令人虚弱的。我们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够在某些领域获得前无古人的创造与抵达。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形式已经山穷水尽，唯一可以给我们以创造基点的，应当就是“此刻我在“的这个时代及其本质和种种外在特征。
以散文写作为例，突破谈何容易？当我们在大谈形式美和如何创新的时候，在论述散文的语言及其对传统的反抗，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乃至不遗余力地对物象和生活本身作现代性的阐解和发现的时候，我们恰恰忘了散文的原动力及其生长点究竟是什么，它的品质和境界到底需要什么来支撑。在当下，我们的散文写作仅仅是那些创造性（反向）的思维吗？是标新立异的虚构能力及令人惊诧的修辞艺术吗？是浮在典籍上的灵魂气息和走马观花的大地印象、人间姿态和生命体验吗？我想，这一些其实应当是“散文根系”以上的问题，绝不是散文之所以赖以参天、枝繁叶茂的“生源”所在。
由以上看法和思考出发，阅读桑麻先生长篇散文《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是一件富有启发，引人思想的活动。这些文字，从总体上说，她们不是愉悦的，也不是标新立异的，不是优闲的，更不是故作暖心状的。她们是一根根扎在内心最脆弱部分的尖刺，是掸开尘土兀自发光的刀锋。从这一部长卷作品当中，得到的启发应当有三个方面。一是散文的根系问题。文学艺术之所以存在并不断地有人书写，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时代的不可重复性。时代就是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一个准确的节点，在过去和未来，这些都不可能严丝合缝地重复。因此，一切的艺术创造之根应当深入到“此时我在”的特定时代之内。二是散文的原动力在于洞察和开掘生命及生活深处、内部的大地伦理、生存世像、思想希求和人心人性。三是散文乃至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绝不仅仅只是要给人一些情感安慰、心灵引渡之类的等“小感动”和“伪温暖”，更要具备切入现实，切入时代的勇气和担当，以更自由的笔触，深刻的洞见，安静的姿态，将我们这个时代的“肉身“和“灵魂”热腾腾地“捧出来”、“引“出来给人看。
桑麻的大部分散文作品我都读过，较之他以往的散文作品，我以为，《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是其散文写作上台阶、出成就的一部重要作品。这是一个飞跃性的到达。这部长篇散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巧妙而结实地抓住了“此时我在”的这个时代本质特征，从一个隐秘而公开的侧面，刀子一样进入一个宏阔而深邃的“内陆”。计划生育这个题材是极其敏感的。人所共知。前些年，我的一个亲戚因为生了第三胎，被扒掉了房屋门窗，拉走了家具。我的另一个亲人，为再生一个男孩，不得不请人给有关部门说情送礼，见到负责计划生育的乡干部，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恨不得给人家磕头。那种卑微和哀怜，尊严的丧失乃至人格的自我瓦解，真叫人无法忍受。
如果再从整个地球人口乃至国情出发：如果再不实行计划生育，自然资源就会面临枯竭，众多的人汇集起来，“有的吃”肯定相安无事，若是没有了“吃穿用”，其结果可能比想象的还要糟糕甚至惨烈。
《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打开的是一副隐秘而公开的时代人心画卷，展现的是当下乡村人群在“生和不生”、被“计划”当中的反抗、妥协，以及各姿各样的性格、心理及俗世功利要求。毋庸讳言，这部作品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是一个人性的实验场和展示台。仅此而言，桑麻的现实主义（姑且称之）散文写作，已经将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写作带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境界”或说“高地”。与周遭的闲适性、娱乐性、虚构性甚至智慧性的散文写作形成鲜明对比。较之前两年来的某些红火的散文写作，我以为，这种散文写作是有道统的，这个道统就是胸怀苍生万事，参悟天地人心。纳博科夫说：“文学不是研究人的生存，而是研究人的生存的可能性。”（《文学讲稿》）在一些人看来，写人，写某一人群生存画卷及其命运形状，是小说家的事，但恰恰忽略了，散文也是文学，散文和小说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甚至浑然一体的。
在首篇《十六个村庄的白夜》中，有这样两段：“房顶似乎迟疑了片刻，突然 “卡嚓”一声爆出断裂的信号，先是缓慢地而后忽然加快了下落速度，巨大沉重的屋顶势不可当地压下来，瞬间彻底垮塌。所有人的耳朵聋了半分钟。烟尘像巨浪一样席卷了整个院落，迅速扩散到大街上……”。这一场景，读起来惊心动魄。这是村里上好的一栋房子，因为房主要生第三胎，又不交罚款。众人上去，用锤子砸，镐锤抛撬，然后“用粗壮的绳索系紧两头，多人提起、架空、悠荡起来，让能量集聚，集聚……然后猛冲墙体释放。”“‘一个老党员的儿子生了三胎，没钱，也借不上来，看到一拨拨人来缴钱，压力很大。他对村干部说，把我捆起来游街示众，或者打我一顿吧！没人理他。副乡长说，现在不兴捆人，也不兴打人了。他说，你们不捆，我让家里人捆。你们不打，我自己打。我得起模范带头作用……说罢，噼哩叭啦打起自己耳光来。我说，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像他这种情况就要照顾，不过不是现在。我们不能捆人，可以让他在大门口站着，给没缴钱的人做个“榜样’”。
就文字的表现力而言，这是比小说还要精到的语言，简洁有力，而更大的力量却蕴含在叙述当中。它们呈现是整个过程，一个工作的细节或者一座房屋如何倒掉的情景，还有一个老人，儿子生了三胎，告借无门，求人捆起来打而不能，当场自己抽打自己……这样的一种人，或者赎罪、求饶方式，是如此叫人锥心刺骨。看到这里，我满眼热泪，胸口汹涌着一股压抑的波涛。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但我知道，在许多事情，或者在公权和世俗利益面前，个人的尊严是极其脆弱的。在生养子嗣与生存利益之间，更多的人选择前者，这是与乡间代代不竭的“有人不算贫，没人贫死人”的 “人本主义”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胶合力和承继性。
《我梦见我有一千座新房》中 “冯春安和他妻子姚美丽”是悲剧性的一对，她们的身体都不约而同地留下结扎的后遗症（冯春安为“附睾郁积症”，姚美丽为“肠粘连、附件炎”）。他们坚持或者要求赔偿，也做过一些农民式的抗争（上访），尽管那些抗争方式看起来是拙劣甚至丑陋的。尤其是姚美丽“不分场合，不顾别人是否难为情，随时随地解开上衣，让领导审查她越来越大的乳房（称手术影响了内分泌）”。这种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是极端的，同时也是悲哀的。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强大的力量，让这个乡村妇女不惜以随时随地裸露自己的身体，不顾基本人格和廉耻来进行诉告呢？最终，他们得到了一些赔偿，但“种种原因”之下，始终没有落实。冯春安和姚美丽仍旧疾病缠身，多年之后，还住在“建于五十年前，大梁下弯，檩椽朽败，一到雨季就成了漏勺” 的老宅里。
这一篇的结尾，桑麻有意安排了冯春安梦见一千多间新房的场景，叙述也非常的精彩到位，加大了文章的张力，令人回味，且能从中体验到一种命运的悲凉之感，以及凡俗之人在穷途末路时的卑微梦想。可以说，这部长篇散文每个单篇作品当中，都叙述和呈现了一个个体的人以及一个家庭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人生片段，其中一些，已经超越了计划生育所带给或者启始的那些超常的人生“体验”，深刻揭示了人在捍卫自我生命权利乃至尊严时所达到的某种极端和极致状态。
与此相同，《只有一条路通向对岸》中持“自制猎枪的男人”、“正躺在床上，脸朝里香甜睡觉”的女人；《他们的算术》当中的石榴阿姨、停停、二爷；《以右臂的代价》中的郝玉敏，以及一脚踏空，摔断右臂的“我”；《一个秋天的明朗和暧昧》中进公厕突然发病栽入茅坑淹死的张铜拴老婆；《杀青》中的李贵新、二满；《温婉与决绝》中的李家集村母女以及侯丽芳；《深冬里，整个乡在疼……》中的刘红霞、大辫子女子、电工老婆，主管计划生育的顾主任；《偏锋》中作为乡党委书记的“我”、刘礼成；《活儿干完了……》中的冯主任、王洪斌等等人，或是决策者、执行者，或是被执行者。这种关系本身就是对立的两个极端，一方要生，一方不要生。这种矛盾是触及到生命本身的。或许，从宗教精神乃至人性道义、人的生殖权等角度来看，这肯定是有违自然及人类本性的。人类之所以绵延不休，性及生殖是生命的出发点也是原动力。一旦将这样的“天赋”的权利割取掉，在数千年来以“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为人生荣耀及成功点的乡土社会里，引发的矛盾乃至反抗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桑麻《我的沉重的纪念碑》，集中展现的就是这种矛盾，以及在这些矛盾冲突中的各色人等，这些人各有秉性，各有特点，命运更是光怪陆离，在具体事件中闪现的人性或是令人难以置信，或是深深同情。这是一扇窥探当下乡村文化的透亮窗口，更是照耀乡村变迁乃至世道人心的明澈光束。这一切，本来是小说更能够深刻呈现的，但桑麻用散文的方式将之带到了一个叫人心神黯然且有悲悯丛生的“境界”。当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都在试图温暖人，讲一些无毒的故事，用以获得俗世名声及利益；再或，用精致的建构砌垒比梦境还虚幻的空中楼阁；当散文写作越来越自闭，以自我的个性体验乃至变异情感来获得廉价的掌声；甚或用私生活乃至一点小痛而辐射时代，并且在某些功利驱动下被人推广、叫卖和夸赞；诗歌一如既往地消泯崇高，越来越下作或者浅薄的时候，桑麻的这种写作无疑是可敬的，也富有启发意义。因为，《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打开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如何进入时代，进入生活实质的可能，尽管它只是先行的一个。
在很多年前，我就觉得，在这个时代，写作者其实不用费心费力在形式上做手脚，前人大师已经将文学的形式实验到无处立足的地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和这片土地，当然，还有土地之上的莽苍宇宙和向内的纷繁内心，以及周边的物事、形态和流变。我也提出一个想法，那就是，每个在不同位置和“阶级”、境遇当中的人，只需要艺术地将自己的生活、生命、思想及生存真相呈现出来就足够震撼人心，甚至万世不朽了。可惜，大家都在王顾左右而言他，都在拼命地从他处摄取写作题材，从别处搬迁貌似深刻动听的故事。
桑麻这么去做了，他这部洋洋洒洒的长篇散文，似乎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斯。当然，若是要论及这部作品的特色。我想无外乎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姿态上朴素和真实。二是实录和实证的勇气，三是精当的文笔及极强的穿透力，四是张弛有度的叙述技巧，五是浓淡相宜的白描功夫。这一切，都促使了这一部长篇散文的成功，甚至使得这一部作品超出了我和许多同道的预期。其中，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品质就是，这部作品中写作者所持那种平等意识，完全蜕掉了役使、凌驾、斜视、厌恶等等“习气”。“平等是人类灵魂必不可少的一种需求。它在于公开、普遍和有效地承认，并得到各种制度和习俗的正式表达，要给予所有的人以等量的尊重和敬意，因为必须把尊敬给予人本身，且没有制度之别。”（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生责任宣言绪论》）
综合以上所说，桑麻的《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是近年来我看到的，并从内心里叫好的散文著作之一（这个数目是极少的，不过五部）。我能够理解计划生育这项国策的某些不得已的初衷，也看到并觉察到了它实施的难度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某些“泥沙俱下”和“不可避免”。我也能理解被计划生育的人们，对他们（其实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和衣食父母）来说，生养儿女是邻里乃至乡俗道德衡量他们人生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乡村宗法传统，乃至以农耕者对劳力乃至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的渴求本能，这种自古以来的伦理已经深入骨髓。我老家也是这样，人人都相信，人就是一切，世俗的财富、家庭的力量都取决于家庭成员人数多寡，也相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砸断骨头连着筋”等朴素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利益联结方式。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原样。……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对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人类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 （T.R.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现在已经很突出了，这个现状人人感同身受。但在乡村，人本主义观念仍旧占有强势地位。我们不能责怪他们的不觉醒。每个人都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的。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沉重的命题。桑麻的这部长篇散文所提供给我们的意义、重量和思考，已经超出了寻常的文学范畴。散文不惟已有的途径和方式，更深层次地关注人在这个时代的生存及其尊严，关注个体及群落的命运及生命状态，呈现人在某些特定境遇下的奔突和融合，以及在我们周身蜿蜒跌宕的人生景观，烛照人性本真，揭示人在时间当中的那些匪夷所思甚或如同寻常的挣扎、诉求、希冀、自戕、卑微、挫败和梦想，既是一个无限宏阔的书写背景与泉源，也是一个深刻、驳杂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昭示与原点。因为，我们无从触摸消失的，也无法置身尚未来到的，——唯有现在，唯有此刻。
2010年5月26日于弱水河畔
——读桑麻散文长卷《我的沉重的纪念碑》
■杨献平
这是一个自圆其说又难以自圆其说的年代，一个表演也被表演的年代，一个化腐朽为神奇也将神奇化作腐朽的年代。一切都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在如此的背景下，谈论文学如同谈论信仰一般的可贵和可耻。就我本人而言，在非写作场合，绝对不会主动对任何人说自己是一个写作者。在某些场合和人群当中，作家、诗人的“冠冕”更多地叫人感到尴尬。这种尴尬完全派生于个人内心，与周围的人事乃至习性形成强烈反差。文学终究是一项极端的私人活动，也是一个人的信仰，是一个人向着虚无乃至众多的大师乃至最宏阔的梦想宣战并持续进攻的行为。在前行中，它极少惊动同类，它只是一个人的战争，攻城略地抑或全线溃退，其实都无人助阵。
我有时常会想到这样一些问题：a.你对当下或者“此刻我在”的生活介入多深？b.你具备不朽的内力吗？c.你是在写作，还是以写作作为某种世俗及其利益的工具？d.你的文字具备了向上的力量与扩散的光亮吗？e.你能持久吗？f.你对人性会有新的发现力吗？写作是一种自我拯救，只不过希望把自己的姓名留得稍微长一点而已。然而，我们所操持的文字乃至其他与生命、生存、尊严和梦想密切关联的活动，都无法脱离人在当世的种种功利诉求。对写作者而言，即使在某种境遇中取得了一些自以为是的突破，当时间稍微向前漂移一个节点，漂白我们及周身的一切，我们就会很沮丧地发现：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自我肯定，面对的仍旧是群山大河与浩瀚荒原，我们向往的，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未知。
与前人大师相比，当今的一切，其实还是在喋喋不休地重复。这是令人虚弱的。我们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够在某些领域获得前无古人的创造与抵达。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形式已经山穷水尽，唯一可以给我们以创造基点的，应当就是“此刻我在“的这个时代及其本质和种种外在特征。
以散文写作为例，突破谈何容易？当我们在大谈形式美和如何创新的时候，在论述散文的语言及其对传统的反抗，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乃至不遗余力地对物象和生活本身作现代性的阐解和发现的时候，我们恰恰忘了散文的原动力及其生长点究竟是什么，它的品质和境界到底需要什么来支撑。在当下，我们的散文写作仅仅是那些创造性（反向）的思维吗？是标新立异的虚构能力及令人惊诧的修辞艺术吗？是浮在典籍上的灵魂气息和走马观花的大地印象、人间姿态和生命体验吗？我想，这一些其实应当是“散文根系”以上的问题，绝不是散文之所以赖以参天、枝繁叶茂的“生源”所在。
由以上看法和思考出发，阅读桑麻先生长篇散文《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是一件富有启发，引人思想的活动。这些文字，从总体上说，她们不是愉悦的，也不是标新立异的，不是优闲的，更不是故作暖心状的。她们是一根根扎在内心最脆弱部分的尖刺，是掸开尘土兀自发光的刀锋。从这一部长卷作品当中，得到的启发应当有三个方面。一是散文的根系问题。文学艺术之所以存在并不断地有人书写，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时代的不可重复性。时代就是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一个准确的节点，在过去和未来，这些都不可能严丝合缝地重复。因此，一切的艺术创造之根应当深入到“此时我在”的特定时代之内。二是散文的原动力在于洞察和开掘生命及生活深处、内部的大地伦理、生存世像、思想希求和人心人性。三是散文乃至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绝不仅仅只是要给人一些情感安慰、心灵引渡之类的等“小感动”和“伪温暖”，更要具备切入现实，切入时代的勇气和担当，以更自由的笔触，深刻的洞见，安静的姿态，将我们这个时代的“肉身“和“灵魂”热腾腾地“捧出来”、“引“出来给人看。
桑麻的大部分散文作品我都读过，较之他以往的散文作品，我以为，《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是其散文写作上台阶、出成就的一部重要作品。这是一个飞跃性的到达。这部长篇散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巧妙而结实地抓住了“此时我在”的这个时代本质特征，从一个隐秘而公开的侧面，刀子一样进入一个宏阔而深邃的“内陆”。计划生育这个题材是极其敏感的。人所共知。前些年，我的一个亲戚因为生了第三胎，被扒掉了房屋门窗，拉走了家具。我的另一个亲人，为再生一个男孩，不得不请人给有关部门说情送礼，见到负责计划生育的乡干部，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恨不得给人家磕头。那种卑微和哀怜，尊严的丧失乃至人格的自我瓦解，真叫人无法忍受。
如果再从整个地球人口乃至国情出发：如果再不实行计划生育，自然资源就会面临枯竭，众多的人汇集起来，“有的吃”肯定相安无事，若是没有了“吃穿用”，其结果可能比想象的还要糟糕甚至惨烈。
《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打开的是一副隐秘而公开的时代人心画卷，展现的是当下乡村人群在“生和不生”、被“计划”当中的反抗、妥协，以及各姿各样的性格、心理及俗世功利要求。毋庸讳言，这部作品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是一个人性的实验场和展示台。仅此而言，桑麻的现实主义（姑且称之）散文写作，已经将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写作带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境界”或说“高地”。与周遭的闲适性、娱乐性、虚构性甚至智慧性的散文写作形成鲜明对比。较之前两年来的某些红火的散文写作，我以为，这种散文写作是有道统的，这个道统就是胸怀苍生万事，参悟天地人心。纳博科夫说：“文学不是研究人的生存，而是研究人的生存的可能性。”（《文学讲稿》）在一些人看来，写人，写某一人群生存画卷及其命运形状，是小说家的事，但恰恰忽略了，散文也是文学，散文和小说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甚至浑然一体的。
在首篇《十六个村庄的白夜》中，有这样两段：“房顶似乎迟疑了片刻，突然 “卡嚓”一声爆出断裂的信号，先是缓慢地而后忽然加快了下落速度，巨大沉重的屋顶势不可当地压下来，瞬间彻底垮塌。所有人的耳朵聋了半分钟。烟尘像巨浪一样席卷了整个院落，迅速扩散到大街上……”。这一场景，读起来惊心动魄。这是村里上好的一栋房子，因为房主要生第三胎，又不交罚款。众人上去，用锤子砸，镐锤抛撬，然后“用粗壮的绳索系紧两头，多人提起、架空、悠荡起来，让能量集聚，集聚……然后猛冲墙体释放。”“‘一个老党员的儿子生了三胎，没钱，也借不上来，看到一拨拨人来缴钱，压力很大。他对村干部说，把我捆起来游街示众，或者打我一顿吧！没人理他。副乡长说，现在不兴捆人，也不兴打人了。他说，你们不捆，我让家里人捆。你们不打，我自己打。我得起模范带头作用……说罢，噼哩叭啦打起自己耳光来。我说，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像他这种情况就要照顾，不过不是现在。我们不能捆人，可以让他在大门口站着，给没缴钱的人做个“榜样’”。
就文字的表现力而言，这是比小说还要精到的语言，简洁有力，而更大的力量却蕴含在叙述当中。它们呈现是整个过程，一个工作的细节或者一座房屋如何倒掉的情景，还有一个老人，儿子生了三胎，告借无门，求人捆起来打而不能，当场自己抽打自己……这样的一种人，或者赎罪、求饶方式，是如此叫人锥心刺骨。看到这里，我满眼热泪，胸口汹涌着一股压抑的波涛。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但我知道，在许多事情，或者在公权和世俗利益面前，个人的尊严是极其脆弱的。在生养子嗣与生存利益之间，更多的人选择前者，这是与乡间代代不竭的“有人不算贫，没人贫死人”的 “人本主义”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胶合力和承继性。
《我梦见我有一千座新房》中 “冯春安和他妻子姚美丽”是悲剧性的一对，她们的身体都不约而同地留下结扎的后遗症（冯春安为“附睾郁积症”，姚美丽为“肠粘连、附件炎”）。他们坚持或者要求赔偿，也做过一些农民式的抗争（上访），尽管那些抗争方式看起来是拙劣甚至丑陋的。尤其是姚美丽“不分场合，不顾别人是否难为情，随时随地解开上衣，让领导审查她越来越大的乳房（称手术影响了内分泌）”。这种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是极端的，同时也是悲哀的。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强大的力量，让这个乡村妇女不惜以随时随地裸露自己的身体，不顾基本人格和廉耻来进行诉告呢？最终，他们得到了一些赔偿，但“种种原因”之下，始终没有落实。冯春安和姚美丽仍旧疾病缠身，多年之后，还住在“建于五十年前，大梁下弯，檩椽朽败，一到雨季就成了漏勺” 的老宅里。
这一篇的结尾，桑麻有意安排了冯春安梦见一千多间新房的场景，叙述也非常的精彩到位，加大了文章的张力，令人回味，且能从中体验到一种命运的悲凉之感，以及凡俗之人在穷途末路时的卑微梦想。可以说，这部长篇散文每个单篇作品当中，都叙述和呈现了一个个体的人以及一个家庭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人生片段，其中一些，已经超越了计划生育所带给或者启始的那些超常的人生“体验”，深刻揭示了人在捍卫自我生命权利乃至尊严时所达到的某种极端和极致状态。
与此相同，《只有一条路通向对岸》中持“自制猎枪的男人”、“正躺在床上，脸朝里香甜睡觉”的女人；《他们的算术》当中的石榴阿姨、停停、二爷；《以右臂的代价》中的郝玉敏，以及一脚踏空，摔断右臂的“我”；《一个秋天的明朗和暧昧》中进公厕突然发病栽入茅坑淹死的张铜拴老婆；《杀青》中的李贵新、二满；《温婉与决绝》中的李家集村母女以及侯丽芳；《深冬里，整个乡在疼……》中的刘红霞、大辫子女子、电工老婆，主管计划生育的顾主任；《偏锋》中作为乡党委书记的“我”、刘礼成；《活儿干完了……》中的冯主任、王洪斌等等人，或是决策者、执行者，或是被执行者。这种关系本身就是对立的两个极端，一方要生，一方不要生。这种矛盾是触及到生命本身的。或许，从宗教精神乃至人性道义、人的生殖权等角度来看，这肯定是有违自然及人类本性的。人类之所以绵延不休，性及生殖是生命的出发点也是原动力。一旦将这样的“天赋”的权利割取掉，在数千年来以“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为人生荣耀及成功点的乡土社会里，引发的矛盾乃至反抗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桑麻《我的沉重的纪念碑》，集中展现的就是这种矛盾，以及在这些矛盾冲突中的各色人等，这些人各有秉性，各有特点，命运更是光怪陆离，在具体事件中闪现的人性或是令人难以置信，或是深深同情。这是一扇窥探当下乡村文化的透亮窗口，更是照耀乡村变迁乃至世道人心的明澈光束。这一切，本来是小说更能够深刻呈现的，但桑麻用散文的方式将之带到了一个叫人心神黯然且有悲悯丛生的“境界”。当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都在试图温暖人，讲一些无毒的故事，用以获得俗世名声及利益；再或，用精致的建构砌垒比梦境还虚幻的空中楼阁；当散文写作越来越自闭，以自我的个性体验乃至变异情感来获得廉价的掌声；甚或用私生活乃至一点小痛而辐射时代，并且在某些功利驱动下被人推广、叫卖和夸赞；诗歌一如既往地消泯崇高，越来越下作或者浅薄的时候，桑麻的这种写作无疑是可敬的，也富有启发意义。因为，《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打开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如何进入时代，进入生活实质的可能，尽管它只是先行的一个。
在很多年前，我就觉得，在这个时代，写作者其实不用费心费力在形式上做手脚，前人大师已经将文学的形式实验到无处立足的地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和这片土地，当然，还有土地之上的莽苍宇宙和向内的纷繁内心，以及周边的物事、形态和流变。我也提出一个想法，那就是，每个在不同位置和“阶级”、境遇当中的人，只需要艺术地将自己的生活、生命、思想及生存真相呈现出来就足够震撼人心，甚至万世不朽了。可惜，大家都在王顾左右而言他，都在拼命地从他处摄取写作题材，从别处搬迁貌似深刻动听的故事。
桑麻这么去做了，他这部洋洋洒洒的长篇散文，似乎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斯。当然，若是要论及这部作品的特色。我想无外乎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姿态上朴素和真实。二是实录和实证的勇气，三是精当的文笔及极强的穿透力，四是张弛有度的叙述技巧，五是浓淡相宜的白描功夫。这一切，都促使了这一部长篇散文的成功，甚至使得这一部作品超出了我和许多同道的预期。其中，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品质就是，这部作品中写作者所持那种平等意识，完全蜕掉了役使、凌驾、斜视、厌恶等等“习气”。“平等是人类灵魂必不可少的一种需求。它在于公开、普遍和有效地承认，并得到各种制度和习俗的正式表达，要给予所有的人以等量的尊重和敬意，因为必须把尊敬给予人本身，且没有制度之别。”（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生责任宣言绪论》）
综合以上所说，桑麻的《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是近年来我看到的，并从内心里叫好的散文著作之一（这个数目是极少的，不过五部）。我能够理解计划生育这项国策的某些不得已的初衷，也看到并觉察到了它实施的难度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某些“泥沙俱下”和“不可避免”。我也能理解被计划生育的人们，对他们（其实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和衣食父母）来说，生养儿女是邻里乃至乡俗道德衡量他们人生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乡村宗法传统，乃至以农耕者对劳力乃至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的渴求本能，这种自古以来的伦理已经深入骨髓。我老家也是这样，人人都相信，人就是一切，世俗的财富、家庭的力量都取决于家庭成员人数多寡，也相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砸断骨头连着筋”等朴素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利益联结方式。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原样。……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对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人类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 （T.R.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现在已经很突出了，这个现状人人感同身受。但在乡村，人本主义观念仍旧占有强势地位。我们不能责怪他们的不觉醒。每个人都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的。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沉重的命题。桑麻的这部长篇散文所提供给我们的意义、重量和思考，已经超出了寻常的文学范畴。散文不惟已有的途径和方式，更深层次地关注人在这个时代的生存及其尊严，关注个体及群落的命运及生命状态，呈现人在某些特定境遇下的奔突和融合，以及在我们周身蜿蜒跌宕的人生景观，烛照人性本真，揭示人在时间当中的那些匪夷所思甚或如同寻常的挣扎、诉求、希冀、自戕、卑微、挫败和梦想，既是一个无限宏阔的书写背景与泉源，也是一个深刻、驳杂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昭示与原点。因为，我们无从触摸消失的，也无法置身尚未来到的，——唯有现在，唯有此刻。
2010年5月26日于弱水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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