迸发奔腾的力量——2013年少数民族文学亮点扫描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文艺报》2014年01月15日第五版  作者杨玉梅（侗族）
　　2013年少数民族文学依然保持蓬勃发展的态势，备受关注与瞩目，如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全面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深入发展。不过，即便是花团锦簇、精彩纷呈，在写作变得大众化、平常化的情况下，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可喜的是，一批精品力作喷涌而出，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与丰富的艺术内涵为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新的动力，也为2013年中国文坛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因阅读范围和文章篇幅所限，在此，仅对笔者所关注的部分作品进行粗略扫描。
　　“故乡思维”的文学升华
　　每个作家身后都有一个故乡。许多作家即便远离故土，生活在异乡，而文学之根却依然深深扎根在自己心灵的故乡。如黄永玉(土家族)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朱雀城》和帕蒂古丽(维吾尔族)的散文集《隐秘的故乡》都生动诠释了故乡的文学魅力。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黄永玉在1945年就曾动笔写过而没能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分为三部，今年出版的第一部《朱雀城》洋洋洒洒80多万字。一位90岁的老先生，靠什么完成这样的鸿篇巨制？料想，这首先需要一种文学精神，一种对文学就像珍爱生命一样的坚守和热爱。无怪乎黄永玉说，“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文学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乡思维”。读过《朱雀城》，我所理解的“故乡思维”不仅仅包括故乡人、故乡事、故乡情、故乡理，还包括故乡的语言、思维、气质和风格等等。
　　黄永玉的故乡是湘西凤凰，朱雀城也就是凤凰城。《朱雀城》描述了作者12岁前在家乡的生活，但是作者显然不是为了讲故事，不是仅仅叙述一个游子的故乡记忆与成长故事，而是描绘生活，展示一个真实的丰富的湘西，一个饱含文化内涵的、充满人情美与人性美的湘西。小说篇幅巨大，文字却简洁精练，叙述如行云流水、从容淡定，看似随意，实则是匠心独运、字字珠玑。一个个生活细节、一幅幅生活图画、一个个人物的音容笑貌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朱雀城还是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作者将朱雀城社会各层面的人物都纳入笔端，借个人与家族的命运演绎时代风云，将深切的故乡情怀与中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
　　这个湘西，在沈从文等作家的笔下都有过深刻的艺术呈现。然而，《朱雀城》所描写的众多生活侧面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所承载的深厚的生活内涵与思想情感、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的湘西文化特质以及自如从容的叙述、鲜活灵动的口语与独到的人生感悟，都体现出崭新的风貌。可以说，这是关于湘西叙事的一部重要作品，一部厚重的充满民族风格与中华气派的杰作。
　　帕蒂古丽近两年来脱颖而出，她的故乡大梁坡及其散文写作备受瞩目。生活的苦涩原本冲淡了帕蒂古丽的乡土记忆。离乡多年后她才开始回望故乡，是文学给了她勇气和力量让她重新审视故乡，让故乡在她的文学想象、思索与回味中复活，变得真实、生动而深刻。她的文学经历说明，只有具备一定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和文学积累，才能让邮票大小的故乡获得文学的升华。
　　在《隐秘的故乡》中，一个文化混血儿的别样的生命体验、一个由疯母亲和孤独的父亲组建的家庭的苦难记忆、在多元文化杂糅与碰撞下的村庄的世态人情，经过帕蒂古丽细腻的描绘一层层铺展开来。《一堵墙用缝隙说话》《混血的日子》《模仿者的生活》《第六根手指》等等，不仅标题新颖，思想内容也新鲜、独特，然而，帕蒂古丽的散文并不依靠题材的新奇吸引读者，而是通过文化差异背后真切的生命体验感动人，并通过深刻的人生思索与生命感悟震撼人。在散文写作中，一般都会用第一人称叙述，可是帕蒂古丽大多数用的是第二人称。她说：“我用第二人称诉说记忆时感觉很平静，仿佛照镜子，很愉悦，很自在，很安全。”第二人称叙述拉开了“我”与生活的距离，遥望过往生活的酸楚与疼痛，因距离而变成一种文学的审美，使得回望的笔触变得平静、从容、自然而真切。多元文化的丰富性与差异性、独特的叙述方式和深刻的思考巧妙交融，造就了帕蒂古丽，使得她的故乡书写成为中国散文写作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鲁若迪基(普米族)的诗集《一个普米人的心经》、杨启刚(布依族)的诗集《打马跑过高原》、蔡劲松(侗族)的随笔集《云影松风》、龙章辉(侗族)的散文集《好像听见父亲在风中说话》等，也是从故乡启程，思索生活，感悟人生，营造诗意。阮殿文(回族)的长篇小说《湾湾田之恋》追忆孩童的一往深情，言之切切，感人肺腑。
　　民族文化记忆的深度开掘
　　阿来(藏族)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以瞻对土司部落为中心，准确再现了从清朝、民国政府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两百年间康巴地区的传奇历史。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以小说方式展开叙述，对阿来来说，可谓轻车熟路。可阿来不要戏说和虚构，而是要还原历史的真实。为此，他得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辨别真伪，梳理历史，还得调查采访，通过大量真实的细节再现历史。阿来说：“写历史，实际上是想回答今天的问题。很多时候，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过于宏观，而文学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瞻对》写的是历史，其实是在关注今天少数民族特别是藏区不安定的现实问题。现实和历史总是有关联的。写每本书，我都首先要回答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困惑。”这部作品通过瞻对两百多年的生存斗争折射整个川属藏族地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状况，对当下现实的启示意义不言而喻。从艺术形式来说，阿来采用了小说的叙事技法：“我”在讲述历史时自如地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既有史料的展示和对历史的客观描述，又有作者考察采访的小插曲。历史与现实及作者的感悟融为一体，避免了史料的堆积和阅读的乏味，而增加了可读性与吸引力。它为“非虚构写作”文体从现实延伸到历史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范本，也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叙事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走出《瞻对》的历史风云，再读丹增(藏族)的小说散文合集《小沙弥》，可以卸下心头的沉重，而获得精神的慰藉。中篇小说《江贡》生动再现了转世活佛小江贡从一个贫苦的牧童阿措成长为活佛的艰难历程。虽然是虚构，许多细节却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神秘而复杂的修炼成佛的过程，变成真切的抵达圣洁境界的生命体验。虽然充满藏传佛教文化的慈悲情怀和良善思想，却没有深奥的教法与说教之嫌。其他作品均为散文，大多取材于作者的自身经历，饱含博爱之心与普世情怀，又蕴含着深刻的哲思和感悟，在不动声色中传递出宗教信仰的大善大美，就像一盏明灯，感化心灵，照亮世界。
　　郭雪波(蒙古族)的长篇小说《天玄机》依然坚持作者一贯的民族文化题材，但是又有了新的突破，视野更高远，主题思想更深邃。作品以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交错展开故事，一方面叙述上世纪20年代以丹麦探险家亨宁·哈士伦为主的科考队考察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坎坷历程，另一方面描写“我”回到家乡考察民间文化及人类谈了数千年的灵魂问题的遭遇。作者采取人类学家的文化视角审视生活，探寻历史与灵魂的秘密，又批驳现实存在的尖锐问题，思索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之根，表现出宽广的人类意识和世界情怀。
　　阿云嘎(蒙古族)一直以来坚持双语写作，着力于反映蒙古族文化在时代发展变迁中的生存境遇，塑造民族精神。长篇新作《满巴扎仓》(哈森译)围绕一部神秘的蒙古药典展开故事，反映了从朝廷、旗贝勒府、寺院到民间的激烈斗争。权力与欲望、忠诚与背叛、圣徒与流氓、情爱与贪欲、侠骨与柔情等等都在作者运筹帷幄的叙述中展示出来，构成了19世纪末鄂尔多斯高原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小说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但是小说的要义却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通过各色人物的命运挣扎表现人性的复杂，以历史反观现实，启人深思民族文化的发展传承问题。
　　现实观照与艺术超越
　　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的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充满时代性与民族性的作品。小说叙述了商人艾莎麻利与劲敌哈里的恩怨情仇，大开大合，张弛有力，深刻反映了当下维吾尔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风貌。结仇、复仇而最终化解，善感化恶，这样的故事与主题并不新鲜。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表现人物进行灵魂的自我拷问与救赎，获得了对人生价值、善恶、金钱、欲望、爱情、亲情、友情、信仰、时间等问题的解答与顿悟。比如，艾莎麻利意识到：“一个男人的名声，才是他真正的呼吸器。”“在大地的一切角落，好人和坏人，都逃不出时间的牢笼。”“在一切有光和风雨放肆的地方，好名声都是引路的灯塔。”“钱是双刃剑，它可以让一个男人山一样地高大，也可以让一个男人污水一样发臭。”穆医生说：“心地善良了，才能有嘴脸和尊严。”这些深邃的充满智慧的话语，是作者深入思考之后的结果，也是维吾尔民族文化的结晶，反映了当下百姓的理想和愿望，堪称为新时代的“把人们导向幸福”的《福乐智慧》。而且，维吾尔族独特的思维造就了小说新颖的意象和别致的表达，语言机智幽默，给汉语文学带来了质朴与清新之气。
　　凡一平(壮族)的《上岭村的谋杀》是作者第一部将视野和心灵返回故乡农村的长篇小说。虽然他借用了自己的故乡上岭村作为小说环境，但是故事本身却与自己的乡亲无关，它指向的是当下中国的乡村，关注的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农村生活与农民命运。多年来，乡村沉重的现实像磐石一样压迫着凡一平，这部作品使之摆脱了“梦魇”。他说：“我写完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浑身轻松且愉快。我想我解放了，得救了。我终于有勇气和力量，获得了一次艺术的跨越和心灵的救赎！”
　　小说里的这场谋杀非同寻常，是好人谋杀恶人的命案，而且是村民集体处理一个村霸的案件。坏人韦三得欺男霸女、作恶多端、横行乡里。村民在大学生黄康贤的策划组织下成功实施了谋杀，并做出韦三得自杀的现场。然而韦三得被杀，故事只是告一段落，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是：有人报案说韦三得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村支书的大儿子韦波为了村民独自承担了杀人的罪名，一个美好的家庭被摧毁了。最有前途的黄康贤集善良、正义、智慧、学识与爱于一身，是村里的希望，可最后却被韦三得的情妇要挟，被逼上了自杀之路。凡一平是讲故事的高手，在一个个悬念中带领读者走进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然而，小说的深刻还不在于故事，而是故事里包含的乡村伦理道德沦丧、社会秩序紊乱、农村家庭爱的残缺与留守妇女性的扭曲、法律对恶的无能为力等等，这是当下农村乃至中国社会出现的不容忽视的新矛盾、新问题。上岭村的疼痛与深刻是源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
　　周建新(满族)的中篇小说《分裂的村庄》叙述一个村庄的裂变：高速公路将村子分为两半，一部分走向与世隔绝、贫困保守，另一部分走进了现代文明，却因都市垃圾污染水源致使多人得病而走向衰败。这个村庄的命运也是当下乡村的一个缩影，启人深思。山哈(畲族)的《追捕》写狱警在追捕逃犯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和爱的温暖，令人动容。光盘(瑶族)的《渐行渐远的阳光》关注底层人物的悲苦命运。穷困潦倒的吕得林患了眼癌却无钱医治，妻子汪小麦被迫离婚，带着病人嫁给家境稍好的二良，小说叙事充满了荒诞色彩，却是残酷的真实。蒙飞(壮族)的《卢长火传》叙述小人物卢长火令人啼笑皆非的生命历程，人物的命运悲剧里隐含着对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王华(仡佬族)的《向日葵》关注的是贫困户的精神生活，启示人们帮扶工作不应该仅仅是物质的扶持，更需要精神的慰藉和生活的尊严，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现实还包括自然生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都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突出主题。胡冬林(满族)深入长白山原始森林20年，构建了一个林中写字台。散文集《狐狸的微笑》描绘森林里的青羊、熊、狐狸等生灵的生活习性与生命形态，是生态文学写作的重要收获。这样独特的生命写作和文学坚守，也为少数民族作家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2013年少数民族文学的热点还有康巴作家群和内蒙古草原文学，以及女性文学等。比如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的“阅读中国    五彩霓裳”丛书推出了叶梅(土家族)的小说集《歌棒》、赵玫(满族)的散文集《叙述者说》、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的散文集《远离严寒》，金仁顺(朝鲜族)的小说集《僧舞》、娜夜(满族)的诗集《睡前书》。这些作品文体不一，各具特色，从不同方面代表了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的最新成就。另外，马金莲的中篇小说《长河》在从容的叙述中将生活的苦难、生命的消亡与人性之美、信仰之美和语言艺术之美生动而细腻地表现出来，内涵深厚，意味隽永，是近年来中国中篇小说创作的新收获。
　　更有一些充满活力的文学生力军在崛起。如广西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丛书推出黄土路、陶丽群、周耒、潘小楼、梁志玲、费城、杨仕芳、何述强、林虹、黄芳等10位作家的新作。还有傈僳族作家李贵明，哈萨克族作家艾多斯·阿曼泰、田榕、阿依努尔·毛吾力提，蒙古族作家苏笑嫣，土家族作家田耳、向迅、刘年、朱雀，瑶族作家钟二毛，回族作家马笑泉、于怀岸、敏洮舟，达斡尔族作家达拉、晶达等等，均有佳作发表。文学薪火相传，这些锋芒毕露的充满潜质的青年作家是少数民族文学保持勃勃生机的发展动力，也将成为未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