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批评的七条看法（李建军）

我对批评的七条看法
李建军

　这是我第二次获得“新批评”的“优秀论文奖”。虽然受之有愧，但也还是高兴。说受之有愧，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像火腿一样老实”，实在缺乏足以使读者醍醐灌顶的“慧力”，也缺乏使作家陷入狂悖状态的魔力；说很高兴呢，是因为“新批评”是一个包容求真精神和对话精神的空间，是一个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的园地，而它所给予的奖赏，因此便有着内在的真诚和更高的价值，有着促人继续前行、不敢懈怠的力量。谢谢《文学报》！祝愿“新批评”特刊越办越好，拥有更多自愿掏钱包订阅的读者。下面谈几点对文学批评的看法，算是我的“获奖感言”。
　　一，文学批评家要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趣味倾向。张潮在《幽梦影》里说：“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对文学批评来讲，所谓“癖”者，就是独具个性的审美好恶。趣味无可争辩，那是指面对同样高级的趣味，例如，在喜欢李白与喜欢杜甫之间，就无须“争辩”，也难分轩轾。但是，趣味本身是有雅俗高下之分的，——在高而雅的趣味里，总是含着良好的教养和普遍的人性内容。喜欢《肉蒲团》就是俗，欣赏《红楼梦》就是雅；热爱司马迁的《史记》就显得“高”，赞赏魏收的“秽史”就显得“下”。文学批评的最大危机，就是批评家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趣味倾向，就是跟着流行的风尚转，就是以俗为雅、以下为高、以丑为美、以假为真。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事情，似乎并不鲜见。文学性和诗意性很贫乏的作品，无节制地渲染污秽和酷虐事象的作品，只要是名家写的，只要获了奖，我们某些批评家就都照单全收，就都说它好。这种审美趣味上的低下、麻木和无个性，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二，如果说，“不满是上进的车轮”，那么，怀疑和否定则是批评最内在的本质。没有认同，就没有经验的吸纳；没有否定，就没有认知空间的拓展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即使“肯定”的翅膀，也要借着“否定”的动力来飞翔。这是因为，只有经过怀疑和反思等否定性的检验过程，肯定性的认知才是可靠的。吕坤《呻吟语》云：“过宽杀人，过美杀身。”所以，即使在欣赏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时候，也要保持清醒的否定意识和冷静的分析态度。在怀疑精神与否定性冲动寂灭的地方，谎言和欺诈必然泛滥成灾。无原则地把“说好话”和“要厚道”当做绝对原则，这是鄙俗的庸人习气，是对批评本质的误解，是对批评精神的无知，往往造成个性的萎缩和创造力的低下。古尔德纳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向社会提供“批判性的言论文化”。批评家就是敢于“说难听话”的人，就属于典型的“批判性的言论文化”的生产者。
　　三，批评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独白，而是一种积极的对话行为。只有通过对话性甚至对抗性的批评，我们才能逐渐成熟和强大起来。一个人既是批评的主动的施为主体，也是批评的受动的对象主体，也就是说，他固然可以批评人，但也要接受别人的反批评。承受批评是每一个拥有声望资源和话语权力的公民的义务。在一个现代型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享有批评上的豁免权。一个没有人敢批评的人，其实是非常寂寞的，也是非常不幸的，因为，一个缺少平等的言说对象的人，就是一个孤独的人，而且很可能因为缺乏“交流”而“发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将别人斥责一通，然后宣布从此“不看”、“不说”、“不理”，这不仅是一种傲慢，而且是对批评本质的无知，是对接受批评的义务的逃避。
　　四，看人下菜碟的势利，应伯爵式的市侩习气，实乃批评的大敌，也是当下文学批评界的大问题。因为一个作家有名气、有地位、获了奖，便天花乱坠地吹捧他，——这既是对被吹捧者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更是对文学的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不能随便就将一个“著名作家”奉为“大师”，不能随便就将一个获奖作家当做“我们的名族品牌”，更不能将他当做什么“文学共和国”的缔造者，因为，这种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评价，或许可以引几个人开心一笑，至于别的意义，仿佛很是寥寥。
　　五，有话好好说。要学会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这就需要介入批评的人，懂得并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文学批评不是打群架，不是扎堆起哄架秧子，不是任何方式的撒娇和撒野。“微博”可以迅捷地传播消息，可以发泄愤怒，但以我浅见，似乎并非展开文学批评的可靠平台。在“微博”上随便骂两句人，进而纠合起“无主名”的“哄客”一起来鼓噪，———这固然很热闹，但也很无聊；这种行为，虽然像屠格涅夫所嘲笑的“口哨声”那样，会“在某一部分读者中引起赞许的笑”，但是，本质上是一种傲慢而浅薄的幼稚行为，毫无对话的诚意和建设性可言。你如果真的讨厌卡扎菲，那就别像他那样歇斯底里地说话，好吗？
　　六，别怕那些攻击者诬你为“疯子”。一个虔诚而认真的批评家，总是容易被人视为另类。俄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恰达耶夫，就曾被斥为俄罗斯的“敌人”和“叛徒”。沙皇本人甚至将恰达耶夫当做“疯子”，在圣谕中称他的《哲学书简》“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并指派医生每天去给恰达耶夫“治病”。京剧界有一句行话，道是：“不疯魔不成活”。既然如此，就只管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让那些“和厚之态可掬”的“正常人”说去吧。
　　七，整体上看，我们的文学仍然停留在不够成熟的状态，当代的不少“著名作家”和“文学大师”的文学才华与写作能力、人格境界与批判勇气，都很值得怀疑。唉！卑卑世态，袅袅人情，泥鳅一样滑溜的聪明人实在太多了，虚假的文学“高峰”实在太多了，“皇帝的新衣”实在太多了。在追求文学自觉方面，在重建文化自信方面，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要研究，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我们的文学批评任重而道远。文学批评的牛虻和猫头鹰，飞起来吧！




　　李建军，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从事小说理论研究及当代文学评论。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及《文艺研究》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理论、批评文章。有专著及论文集《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必要的反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文学因何而伟大——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华夏出版社，2010年）、《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文学还能更好些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数种。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　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　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　优秀论文奖、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首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以及《文学报》“首届新批评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原载：《文学报》2013年0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