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那一边 作者 耿立
2021-12-24经典散文
[db:简介]
站在历史的那一边
耿立
在中国，世俗和时间之外，还有更高的意义和权威存在么？在人之上，是否有个高于个人的神性，一直不是十分的明晰。但是有一个独异的现象，国人敬畏历史，相信历史的神圣和绝对的权威以及不可背谬。
看到稗官野记：1961年初，刘少奇知道已饿死3000万人。4-5月刘少奇返湖南老家，他的姐夫已饿死，姐姐也快饿死，一个12岁的男孩因呼喊打倒刘少奇，被公安以反革命逮捕。刘少奇当即吩咐释放他。回京后，刘少奇对高层说“我们不能再象这样继续下去了”。私下还对毛主席说“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
何谓历史？历史何谓？英国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说：“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并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
是的，历史是由记忆的，并且历史最重要的是有最后的审判：千秋公论。于是，历史成了中国的一种不思宗教的宗教情怀和价值尺度。
我要说的是，再狂妄的人也高不过历史，地上的万国和意识形态，也高不过历史，但是有时强权、国家的崇拜和意识形态的崇拜，却一再羞辱历史，他们打扮着自己在历史中的身份，恶的漂白、
电影《窃听风暴》冷血无比的基尔德•维斯莱尔，负责监听异议知识分子们的言行。他24小时监听一位剧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生活;当维斯莱尔准备汇报剧作家将秘密给西德写稿的消息时，他上司偶然谈论起被监控的四种人的理论。他说，你窃听的这个人属于第三种，叫历史性人物。千万不要和他们有任何接触，不然你会被记在历史当中。于是貌似强大的政权在历史面前的虚弱就出来了。历史的定位给维斯莱尔带来了一个提醒，于是悄悄收起了报告，决定站在历史那一边。
拿破仑的身高：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开头：一八○二年三月,正是法兰西与英、俄、西班牙等国在亚眠磋商和约的时期。这天,拿破仑浴后照例要量量身高。他矮矮的身材,健壮的体魄,深邃的服睛,显得特别精悍。“啦啦!我有多高”拿破仑一边哼着歌,一边问他的侍从康斯坦。康斯坦淡淡地说:“老样子,一米六八”。拿破仑有些急躁了:“看准些,蠢东西!嗯……”“高了五厘米……”康斯坦连忙答道,可当他发现拿破仑是踮着脚量高的时候,不觉笑了:“啊,老是耍花招。”拿破仑象是命令,又象是恳求地说:“康斯坦,将来你要是写回忆录,给我加五厘米,嗯,一米七三。嘘!天底下只有你知道我真有多高。”
这个电影镜头，使我不得不说：历史只承认被记录下的东西，，于是历史难免被要挟被涂改被强权玷辱，于是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皇帝史，与百姓何干？什么是历史？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我本人是经常意识到有必要降低胜利者宣传的必要性。”此话验之拿破仑对仆人康斯坦的对话，确实是揭示了一种历史存在。
拿破仑的仆人康斯坦是诚实的，也许他在心中有历史的敬畏，他的回忆录里说拿破仑"他身高5尺2寸3分"，这相当于1米685，也就是 168.5 公分。法国当时的顾贺高将军在1815年9月8日亲自量过拿破仑的身高，而且记在日记里----"5尺2寸半"，相当于1米692，也就是169.2公分。拿破仑去世后，安托马奇医生验尸时候量的高度是5法尺2法寸4法分。但历史处处有歧路，后来人们将法尺当成英尺去换算，结果造成了拿破仑身高只有1米57左右的讹传，并且人们相信了，这个巨人个子虽矮，但影响却长。
人是根据记载来复原历史的，但记录是有选择和遗漏的，史料也不能包办一切，但史料记载，却是我们复原的基础。历史曾发生过的，也许没有记录，对记录的我们都能认可么？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那这就要凭记载着对历史的敬畏和良知了。但把历史的真寄托在写作者身上，也是危险的。但人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在中国，民间有个人记录的传统，这是一种补偿也是一种补充。
历史是可以作假的，也是可以装扮的，但每每这个朝代过去了，历史才可能复原出原貌，于是人们对历史的公正也就充满了期待，比如岳飞冤死21年之后，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而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年。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劲敌明将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在西方，迟来的正义不算是正义，在中国，这却是一种期待，一种价值。
吴思先生在《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里曾写道一个故事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
吴思先生说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对死者的慰安。
历史是一种力量，历史是一种社会价值。这种力量可以塑造人，阅读历史，不仅仅是得到知识，重要的是陶冶，是熏陶，是修正一些野蛮，是褒扬高贵，是赞赏正义鞭笞不义；历史可以深邃人的心灵，为心灵增容，提升人的境界，与古人对话，尚友古代的志士仁人，从他们的血脉里唤醒自己；从这点来说，无疑历史也是一种启蒙。
历史的社会价值是一种标杆，历史规范人，使人类不敢为所欲为胡作非为。
2011年12月6日纪念国际人权日上希拉里有个演讲《请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我喜欢这句话，所谓的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就是受到历史的肯定的那一边。她是从人的权利而说的，但她表达了一种历史的社会价值，什么是历史肯定的？“权利不是政府赋予，而是所有的人与生俱来的。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无论我们的领导人是谁，也无论我们是什么人，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是人，因此我们享有权利。因为我们享有权利，政府就必须保护我们的权利。”
希拉里所谓历史的正确一边，应该是孟子所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应该是普世的，但历史很多的时候，百姓如蝼蚁，辗转沟壑。“人相食。”，这时的百姓的运命可知。但“你我要上史书的”，用历史来提醒，用对历史的敬畏，用千秋公论来提醒：我们要选择历史正确的一边。
我们要明白，人和国家和政府一样，都是会犯错误的，有时会站到历史的错误的一边，比如1992年11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17世纪被教廷审判的伽利略平反，不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又致函教皇科学院，为达尔文摘掉“异端”罪名。
1997年，希拉里的丈夫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后被误控有变节行为，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47岁。良知终于战胜了偏见和谬误，美国政府终向低头向艾迪•卡特亡魂道歉。
我想起了左拉的遭遇， 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法国《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他以一个作家的良知，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向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政府控告“国家犯罪”，替一位犹太血统的小人物呼吁正义。
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德雷福斯清白。然而，为了所谓的尊严，其实是自大的军方心里的排犹意识，他们觉得国家绝不能向一个小人物地下高贵的头颅。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祟，最后竟然荒唐到间谍获释，而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
面对历史的如此荒谬，左拉怕案而起，用如椽之笔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向世人揭露军方的谎言，痛斥司法机器被民族主义绑架，成为狭隘的帮凶，左拉称这是“最黑暗的国家犯罪”；《我控诉》是良知的代言，是正义的呼吁，是为历史的正确张目，于是整个法兰西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也都开始了站队：良知人站在左拉身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颛顼的军方利用权力谩骂、甚至恐吓暗杀左拉。
左拉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左拉觉得这是社会良知，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知识分子应该是敢于向强权向不义和罪恶说不的一群，如果顾及自己的一己之私，对强权、不义和罪恶保持沉默，甚至如草遇风俯仰，那是一种对历史良知的背叛。然而，更加荒谬的事竟然出现了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这年的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左拉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他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最后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然而，历史的纠错行为终于站在了左拉这边，，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4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军方败诉。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行文至此，我悲哀的发现，我们身边的很多小人物，多的是德雷福斯的遭遇，而少的是左拉的出现：有的被精神病，有的被自杀，有的喝水死、洗脸死，种种荒诞层出不穷，所喜的是在这个大地上的劳教终于废止了，但左拉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利益化，犬儒化，软体脊柱化，于是历史终于有一天会记得这个时段的知识分子,并追问：他们选择站在了哪一边？
茨威格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他。”是的，每一个文字也意味着选择，因为文字也是有方向感有态度的，也会选边站。
耿立
在中国，世俗和时间之外，还有更高的意义和权威存在么？在人之上，是否有个高于个人的神性，一直不是十分的明晰。但是有一个独异的现象，国人敬畏历史，相信历史的神圣和绝对的权威以及不可背谬。
看到稗官野记：1961年初，刘少奇知道已饿死3000万人。4-5月刘少奇返湖南老家，他的姐夫已饿死，姐姐也快饿死，一个12岁的男孩因呼喊打倒刘少奇，被公安以反革命逮捕。刘少奇当即吩咐释放他。回京后，刘少奇对高层说“我们不能再象这样继续下去了”。私下还对毛主席说“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
何谓历史？历史何谓？英国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说：“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并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
是的，历史是由记忆的，并且历史最重要的是有最后的审判：千秋公论。于是，历史成了中国的一种不思宗教的宗教情怀和价值尺度。
我要说的是，再狂妄的人也高不过历史，地上的万国和意识形态，也高不过历史，但是有时强权、国家的崇拜和意识形态的崇拜，却一再羞辱历史，他们打扮着自己在历史中的身份，恶的漂白、
电影《窃听风暴》冷血无比的基尔德•维斯莱尔，负责监听异议知识分子们的言行。他24小时监听一位剧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生活;当维斯莱尔准备汇报剧作家将秘密给西德写稿的消息时，他上司偶然谈论起被监控的四种人的理论。他说，你窃听的这个人属于第三种，叫历史性人物。千万不要和他们有任何接触，不然你会被记在历史当中。于是貌似强大的政权在历史面前的虚弱就出来了。历史的定位给维斯莱尔带来了一个提醒，于是悄悄收起了报告，决定站在历史那一边。
拿破仑的身高：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开头：一八○二年三月,正是法兰西与英、俄、西班牙等国在亚眠磋商和约的时期。这天,拿破仑浴后照例要量量身高。他矮矮的身材,健壮的体魄,深邃的服睛,显得特别精悍。“啦啦!我有多高”拿破仑一边哼着歌,一边问他的侍从康斯坦。康斯坦淡淡地说:“老样子,一米六八”。拿破仑有些急躁了:“看准些,蠢东西!嗯……”“高了五厘米……”康斯坦连忙答道,可当他发现拿破仑是踮着脚量高的时候,不觉笑了:“啊,老是耍花招。”拿破仑象是命令,又象是恳求地说:“康斯坦,将来你要是写回忆录,给我加五厘米,嗯,一米七三。嘘!天底下只有你知道我真有多高。”
这个电影镜头，使我不得不说：历史只承认被记录下的东西，，于是历史难免被要挟被涂改被强权玷辱，于是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皇帝史，与百姓何干？什么是历史？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我本人是经常意识到有必要降低胜利者宣传的必要性。”此话验之拿破仑对仆人康斯坦的对话，确实是揭示了一种历史存在。
拿破仑的仆人康斯坦是诚实的，也许他在心中有历史的敬畏，他的回忆录里说拿破仑"他身高5尺2寸3分"，这相当于1米685，也就是 168.5 公分。法国当时的顾贺高将军在1815年9月8日亲自量过拿破仑的身高，而且记在日记里----"5尺2寸半"，相当于1米692，也就是169.2公分。拿破仑去世后，安托马奇医生验尸时候量的高度是5法尺2法寸4法分。但历史处处有歧路，后来人们将法尺当成英尺去换算，结果造成了拿破仑身高只有1米57左右的讹传，并且人们相信了，这个巨人个子虽矮，但影响却长。
人是根据记载来复原历史的，但记录是有选择和遗漏的，史料也不能包办一切，但史料记载，却是我们复原的基础。历史曾发生过的，也许没有记录，对记录的我们都能认可么？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那这就要凭记载着对历史的敬畏和良知了。但把历史的真寄托在写作者身上，也是危险的。但人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在中国，民间有个人记录的传统，这是一种补偿也是一种补充。
历史是可以作假的，也是可以装扮的，但每每这个朝代过去了，历史才可能复原出原貌，于是人们对历史的公正也就充满了期待，比如岳飞冤死21年之后，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而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年。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劲敌明将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在西方，迟来的正义不算是正义，在中国，这却是一种期待，一种价值。
吴思先生在《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里曾写道一个故事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
吴思先生说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对死者的慰安。
历史是一种力量，历史是一种社会价值。这种力量可以塑造人，阅读历史，不仅仅是得到知识，重要的是陶冶，是熏陶，是修正一些野蛮，是褒扬高贵，是赞赏正义鞭笞不义；历史可以深邃人的心灵，为心灵增容，提升人的境界，与古人对话，尚友古代的志士仁人，从他们的血脉里唤醒自己；从这点来说，无疑历史也是一种启蒙。
历史的社会价值是一种标杆，历史规范人，使人类不敢为所欲为胡作非为。
2011年12月6日纪念国际人权日上希拉里有个演讲《请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我喜欢这句话，所谓的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就是受到历史的肯定的那一边。她是从人的权利而说的，但她表达了一种历史的社会价值，什么是历史肯定的？“权利不是政府赋予，而是所有的人与生俱来的。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无论我们的领导人是谁，也无论我们是什么人，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是人，因此我们享有权利。因为我们享有权利，政府就必须保护我们的权利。”
希拉里所谓历史的正确一边，应该是孟子所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应该是普世的，但历史很多的时候，百姓如蝼蚁，辗转沟壑。“人相食。”，这时的百姓的运命可知。但“你我要上史书的”，用历史来提醒，用对历史的敬畏，用千秋公论来提醒：我们要选择历史正确的一边。
我们要明白，人和国家和政府一样，都是会犯错误的，有时会站到历史的错误的一边，比如1992年11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17世纪被教廷审判的伽利略平反，不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又致函教皇科学院，为达尔文摘掉“异端”罪名。
1997年，希拉里的丈夫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后被误控有变节行为，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47岁。良知终于战胜了偏见和谬误，美国政府终向低头向艾迪•卡特亡魂道歉。
我想起了左拉的遭遇， 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法国《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他以一个作家的良知，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向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政府控告“国家犯罪”，替一位犹太血统的小人物呼吁正义。
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德雷福斯清白。然而，为了所谓的尊严，其实是自大的军方心里的排犹意识，他们觉得国家绝不能向一个小人物地下高贵的头颅。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祟，最后竟然荒唐到间谍获释，而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
面对历史的如此荒谬，左拉怕案而起，用如椽之笔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向世人揭露军方的谎言，痛斥司法机器被民族主义绑架，成为狭隘的帮凶，左拉称这是“最黑暗的国家犯罪”；《我控诉》是良知的代言，是正义的呼吁，是为历史的正确张目，于是整个法兰西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也都开始了站队：良知人站在左拉身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颛顼的军方利用权力谩骂、甚至恐吓暗杀左拉。
左拉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左拉觉得这是社会良知，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知识分子应该是敢于向强权向不义和罪恶说不的一群，如果顾及自己的一己之私，对强权、不义和罪恶保持沉默，甚至如草遇风俯仰，那是一种对历史良知的背叛。然而，更加荒谬的事竟然出现了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这年的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左拉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他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最后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然而，历史的纠错行为终于站在了左拉这边，，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4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军方败诉。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行文至此，我悲哀的发现，我们身边的很多小人物，多的是德雷福斯的遭遇，而少的是左拉的出现：有的被精神病，有的被自杀，有的喝水死、洗脸死，种种荒诞层出不穷，所喜的是在这个大地上的劳教终于废止了，但左拉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利益化，犬儒化，软体脊柱化，于是历史终于有一天会记得这个时段的知识分子,并追问：他们选择站在了哪一边？
茨威格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他。”是的，每一个文字也意味着选择，因为文字也是有方向感有态度的，也会选边站。
很赞哦！ ()
相关文章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