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古丽散文《变种者》赏析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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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古丽《隐秘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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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古丽的散文是独特的，她的独特在于她的叙述方式——帕蒂古丽并没有采用多么现代主义的语言，只是一种自然的、随和的、亲切的叙述方式，但她的叙述切入点却与众不同，她总是能抓住生活中最敏感、最独特、最具有深长意味的那一点展开，这就给读者造成了惊奇感。
一个作家，一个成功的作家，总是被表达的欲望所驱动，迫切地想要表达她所发现的，她所感受的。如果发现与感受与常人没什么不同，那么，这种表达是失败的，因为没有个性。而艺术是个性的美，不是共性的美。
帕蒂古丽在表达上有一种天分，她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渗透到灵魂里的那种东西，不是浅层次的，而是直抵灵魂内核的，难以表达的东西。《隐秘的故乡》是帕蒂古丽的新散文集，也是她最爱的一本。“隐秘”二字，是她挖掘出的记忆里的秘密，故乡的秘密。本篇《变种者》正是从这部散文集中摘出来的。是《村庄的隐秘》四篇中的一篇。
《变种者》的第一节讲了两个朦胧的意识，一个是政治，一个是性。政治是通过两类不同成分的人来表现的，大梁坡识字的人只有四个，能看报纸，两个是造反派，穆纳瓦尔、扎旦；另两个是“里通外国的右派”亚森，还有亚森的朋友“投机倒把分子”爹爹。古丽将爹爹放在第一位，然后是造反派，之后是亚森，故意打乱了次序，但事实上爹爹和亚森性情相投，有共同的认识。两类人的区别在哪里呢，造反派看新报纸，右派和四类分子看旧报纸，文字是截然不同的，新的是拼音字母式的文字，旧的是阿拉伯《古兰经》上那种古老的文字。但报纸对村人来说没什么收藏意义，多被用来卷莫合烟、擦屁股、糊顶棚、糊墙纸用，只对这四个文化人有意义。
古丽还讲了朦胧的性意识，一个是弟弟撒尿的家什，一个年幼的她把裙子卷成硬的，放在耻骨下。
《变种者》主要是讲文化冲突的，帕蒂古丽是一个“变种者”，维吾尔族和回族的混血儿，“二转子”，她又上的汉族学校，受到了文化差异的冲击，饱受折磨。那么为什么古丽要以这两个朦胧的意识起笔呢？这和文化冲突有什么联系呢？
表面上看，没什么必然联系，政治和性，跟文化冲突没关系。但事情不那么简单，文化冲突是有社会性和时代性的，避免不了政治。大清时期一个样儿，国民革命时期一个样儿，建国后又一个样儿。那么这篇散文的背景是什么时代呢？是文革，在狭隘的阶级观念的冲突之下，在多数人是文盲的愚昧的现状之下，文化冲突和以往是不同的，有很强的时代性。帕蒂古丽旨在写出冲突的复杂性，她不会把冲突从背景中剥离出来，一个高明的作家是不会单纯地、片面地理解事物的，而是要全面地、复杂地理解事物。
那么为什么又要植入性意识呢？性意识和文化冲突又有什么关系？在文化冲突中，有很多带有侮辱意味的言辞和行为，是和性脱离不了关系的。性意识是人类的天性，本性，是任何斗争都压制不了的。而文革不但毁灭传统文化，毁灭良知，同时还在毁灭人性。性意识在某种程度下是政治的对抗者，你不是毁灭人性吗？那我就要弘扬人性。严肃作家是很难避免性问题的，性不是罪恶，不是羞耻，而是很纯很纯的东西，只不过世人给它涂上了猥亵色彩，严肃作家恰恰是要把性从这种猥亵色彩下解救出来，把它还原为很纯很纯的东西。文化冲突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素的。如果理解不了文化冲突的多重含义，那么就很难理解帕蒂古丽。
第一节，正是给全文奠定一个大的背景，这是一个混乱的背景，人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但是百姓在扭曲的价值观下也有对抗，从对待报纸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百姓要的是生活，对于阶级斗争是不感兴趣的，是反感的。这种鼓吹的斗争对百姓而言没任何意义，真正能够深入民心的，一个是生活，一个是民族传统文化。
很多人写作是单一化的，读书也是简单化的，读不出深层次的意义来，这样很难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因为艺术只靠语言表达是不行的，它的内涵深度体现在认知境界上，没有高的境界，也不会有高的艺术水平。
第二节写了维吾尔族的爹爹和回族的妈妈之间的融合，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但因为都信仰伊斯兰教，所以这种融合是有基础的。虽然有基础，但文化还是不同的，用古丽的话说“你家里爹爹和妈妈的戏，按说是很难唱到一处去的，干活倒是能干到一处。爹爹踩着缝纫机唱维吾尔族的木卡姆，妈妈在一旁帮着手工锁扣眼，缝衣服边，边做活边捏着尖细的嗓子唱她的回族花儿。”民族冲突历来存在，但不是主流，融合才是主流，是吧？一切文明都是在融合中进步的，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但冲突也是好事，没有文化的碰撞，就不会有思想的火花。
古丽的家，有两种不同文化的民族物品，比如，维吾尔族的大花毡，回族大红大绿的被子。古丽对民族物品充满了感情，所以她的叙述很琐碎，在叙述里悄悄地带出感情来。比如“那些彩色丝线绣的鸳鸯蝴蝶和羊毛花毡的几何花纹放在一起猛一看，像是一个回族媳妇睡错了炕头。维吾尔族的爹爹和回族的妈妈一辈子就是睡在这样的炕上，把毡子睡旧，被子睡破，枕头睡烂。一直到爹爹睡进黄土里，他们才分开。”不同的民族，却很和谐，夫妻恩爱。
不和谐的因素在哪里呢？不是在外部，而是民族内部。爹爹会唱木卡姆，木卡姆是民族史诗式的大型套曲，是民族瑰宝，也是维吾尔族的精魂。这是高难度的音乐。后来当了造反派的穆纳瓦尔学会了弹都塔尔，唱一些招人喜欢的小曲，引姑娘开心，抢了爹爹的风头，爹爹很不高兴。这段叙述表面上看就是人性问题，但是，你不要忽视背景，和背景联系起来就有深意了，暗指什么呢？它暗指民族文化的流失，毕竟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精深的，但是人们的兴趣逐渐转向了一些浅层次的东西，这是文化的悲哀。这是扭曲的价值观给传统文化带来的一个冲击。所以说古丽的散文不仅是文化冲突，还有文化传承问题，很深刻，更巧妙的是她让穆纳瓦尔来冲击文化精髓，用意颇深啊，这点我就不讲了。古丽的语言看似不经意一笔，往往很有深度，比如“村里食堂里的大灶像一个无底洞，多少柴禾填进去都能变成灰。”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食堂就是一个无底洞，是无法填饱人的食欲的，都在挨饿。那么，和食欲相比，人的精神能填饱吗？也同样是空虚的，整天就是阶级斗争，是很空虚的，也是无底洞。
第三节写的是马扎英和爹爹的对话，后面写逃荒的乞讨者。马扎英是汉族女人，山东人，比较泼辣，她直接问爹爹和妈妈的隐私，暗指他们没有性生活。逃荒者连渣儿都要吃干净，靠在坟头上睡觉。读了这部分我们会觉得帕蒂古丽的思考方式很奇怪，这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为什么要放在同一节里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一个是性，一个是食，一个是繁衍后代的问题，一个是生存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是怎么来的呢？不言而喻，是时代造成的。所以古丽的文笔是实的，又是虚的，她有这特点，实写的一面，写得很具体；虚写的一面，是她把人物象征化了，让人物代有象征寓意，哪怕是爹爹这个真实人物，都带有象征色彩。如果你很实在地读这篇散文，那么好多东西就被漏过去了。爹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和气的人，娶了回族老婆，很恩爱；面对汉族女子，也不冲突，同意女儿认汉族女人为干妈，坦然接受让女儿上汉族学校的建议，是很开明的。在这点上，古丽也继承了爹爹的基因，她也很开明，是提倡民族融合的。但在融合中，又因冲突产生过许多的纠结，很复杂。事实上开明往往会面对这样的困惑，越开明的人越人性化，面对的问题越复杂，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而我们自建国以来，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种简单看问题的方式，非白即黑，总是想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种幼稚的观点是要命的。一个作家能不能写出复杂性，是体现他境界高低的分水岭。很多人不喜欢诺奖作品，就是因为太复杂，如库切写《耻》，他把殖民问题看得很复杂，既看到殖民给落后地区带来的文明进步，又看到罪恶的一面；没有殖民史，非洲可能永远是落后的，可是，又确实在殖民过程中有暴力的一面。我们不会这么看问题，往往只会以狭隘的爱国主义来看问题，视殖民为罪恶。但是反过来想，没有那段历史，大清可能会一直存在，我们男人今天可能还会留着辫子。文化冲突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没有冲突就没有融合。非洲某种落后地区没有冲突也没有融合，结果还保持着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当然人类学家不会这么看问题，原始部落犹如史前生物，是个很好的标本，有研究意义。我们大多数还是希望生活过得更好一些，是认同融合，正如今天我们已经认同了许多西方文化。大家都认可了情人节，这是好事，有些狭隘的人不这么看，觉得这不是中国老祖宗的东西，没必要过。如果这么偏激的话，我们也没必要用公历了，还恢复农历吧。如果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人，他总是觉得自己如何如何好，总是排斥别人的长处，那么，他不会有作为的，不会的，他只能成为一个让人讨厌的人，狭隘偏激的人。
第四节是小古丽在上汉族学校时面对的民族冲突，马扎英的女儿樱花是最先歧视古丽的人，说：“维族娃，身上有股羊奶子味儿。”古丽饿了就在上课时吃馕，又受到了汉族老师的歧视。这导致她第二节课跑到了对面的民族班，那里全是熟人。当时小古丽是汉族班的唯一一个维吾尔族学生。但并非所有的汉族学生都歧视她，小石头就是一个例外，对她非常好。但是小石头又受到少数民族学生的欺负，对他做出猥亵的动作。这节描写的关键词是邻居，爹爹说亚森是邻居，亚森和他很近。小古丽在汉族班受到歧视，于是向往民族班，民族班对她而言是邻居。但是她又想和小石头做邻居，她喜欢他的纯真和善良。邻居这个概念被古丽演变成了心理认同感，一个很巧妙的转换。这是一种很纠结的心态，心理描写非常鲜活。小孩子的冲突影射了成人的冲突，因为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小孩子无形中会模仿成人的所作所为。所以不要以为小孩子的冲突是非理性的，成人的冲突也同样存在野蛮与非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人性美的一面。如何才能做一个好邻居，如何才能没有冲突？这个问题是复杂的，无法理想化的。
第五节民族冲突减弱了，更多的体现了人性冲突。因为小古丽替爹爹写的请假条，被队长夸奖为“这份假条代表了大梁坡维吾尔族很高的汉语水平”。所以吐尔松因为嫉妒，也让他的儿子亚合普上了汉族班。因为是同一民族的，亚合普当然处处护着小古丽，谁欺负小古丽，他就揍谁。但是小古丽并不领情，她不喜欢欺负别人的人，反而处处躲开亚合普。这体现了超越民族观念的一种人文理念，同情弱者，蔑视强者。虽然在小孩子的心里，是朦胧的，幼稚的，但是这种观念还是形成了。亚合普可以看作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但也狭隘，他以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小古丽却是融合心很强的人，看问题开明，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两个典型对比很有代表性，两个人都是好人，但观念却截然不同。文学艺术是超国界、超阶级、超民族的，必须以一种更宽广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要有世界眼光，不要太狭隘。但是很多成人，包括很多作家依然用狭隘的眼光看问题，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境界上不去，在国际上难有作为。帕蒂古丽有这潜质，根底非常好，她从小就接受了不同的文化，身在文化冲突之中，所以很容易突破种种束缚。同样写民族文化冲突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就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作家，《我的名字叫红》《雪》，这些作品中体现的复杂性令人耳目一新。很多作家总是在表达上下功夫，在修辞上玩技巧，不懂得境界的重要性，这样是不行的，境界是决定作品深度的很重要很关键的东西。
因为是维吾尔族的女孩，所以要戴头巾，这也成了汉族小孩欺负古丽的一样道具，总是悄悄地把她的头巾拽下来，嘲笑她的黄头发。爹爹怎么对待这件事呢？他采取了一种很可笑很荒唐的办法，给小古丽剃了光头。结果可想而知，只能引来更多的嘲笑。但是在荒唐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爹爹的隐忍之心，他面对冲突总是忍让的，很善良。人善被人欺，这个世界的潜规则很不讲理，充满无奈。汉族学生竟然在周总理的追悼会还玩恶作剧，结果让哀乐声中传出了笑声。这是善良的代价。
第六节也是人性的冲突，但人性的冲突中也包含民族的冲突，因为大梁坡是一个民族聚集地，有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汉族。少数民族彼此之间也是有冲突的，但相对于汉族，他们之间更和睦一些。
亚合普学会汉字后给古丽写了一封情书，“喜欢，爱，玉米地，约会，亚合普”，结果这封情书被努尔汗看到了，自然会传播出去，成为流言蜚语。青春期是隐秘的，这个时期许多秘密迅速成长，身体的秘密，心灵的秘密。我们看到过许多作家写萌芽时期的性心理，比较隐晦。而古丽相对而言是大胆的，她直接描写，比较客观。她写了回族的马高欺骗她，说有虫子会爬到身子里，让她脱了衣服把腿分开，好观察她的私处。幸亏妈妈路过，避免了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但是小古丽也挨了一顿揍。
另一件直接描写，是小古丽已经开始发育，一天到河里游泳，结果被阿里木带着一帮巴郎子把她从水里光溜溜地捉了出来，阿里木招呼曾经给小古丽写过情书的亚合普，说：“渠沟里有水蛇，也不怕钻进去！亚合普，你不是想跟她去玉米地约会吗，快来看，二转子的那里跟母羊一样，都有白奶皮子了，今晚就去羊圈吧，可以交妊了。”但亚合普的反应是奇怪的，“亚合普远远地冲着你的身体吐唾沫，阿里木看到亚合普的动作，噗通扔下你在泥地里，走过去拿了衣服，把手搭在亚合普肩上，推搡着亚合普从渠沟边走开了。”
两件写少年性心理的描写，都带有一定的羞辱色彩，性心理是人性的，可羞辱色彩却是民族文化的，体现了文化冲突。回族的马高欺负“二转子”、混血的小古丽，本身就带着歧视意味。而维吾尔族的亚合普吐唾沫，也是歧视的。这种歧视是混合的，因为为求爱不成功，因爱生恨，转成歧视心理。歧视心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血统来的，少数民族更注重血统的正统性，混血儿是不受欢迎的。一些贫穷的家庭在找不到同族的结婚对象情况下，才会选择异族，所以混血身份是受歧视的。当然过去的人愚昧，我们现在都知道混血儿是很聪明的，从科学上也证明了融合的重要性，融合不仅能带来文明的进步，也能带来基因的改良。清朝时满蒙通婚并非出于血统考虑，仅仅是出于政治考虑，那么大的地域，单靠武力是不行的，要有政治手腕。这和唐朝的和亲是一样的，公主远嫁，是迫不得已的。
通过历史看民族融合，可以明白，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而是被迫的，往往是在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搞缓合，或者是一方征服了另一方造成了被动融合的局面。可以说，冲突是融合的前奏。东西方文化冲突也是这样，不能因为屈辱的殖民史就盲目排斥西方文化，要明白，融合是必走之路。
第七节是变种者的心理变化过程，尽管经历过磨难，歧视，屈辱，但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以及心理促使小古丽走向了融合之路。
第一件促使她心理转变的是戴上了红领巾，在那个年代，红领巾是一个护身符，无形中会挡掉许多污蔑。对小古丽而言，没有什么做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崇高心理”，仅仅是一种被认可的兴奋。在此之前，汉族学生一直是排斥她的，除了小石头。而在此之后，她已然超过了许多汉族学生，成为佼佼者。在这种变化之中，小古丽排斥起了同族文化，这个过程也是必然的，从排斥到后来的回归，到热
我们可以从批判大会上，小古丽的表现里看出她的心理，她戴上红领巾仅仅是因为认同的快乐，但这并不意味认同那种扭曲的价值观。在批判她的汉族老师赵子虎的母亲时，她的老师面无表情地举起手跟着喊口号，但是在批判她的爹爹时，她却没有举手，也没有喊口号。回来后被樱花揭发，但有同样感触的赵老师却维护了小古丽。
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幸是对人性的摧残，让亲人之间互相揭发，互相批判，互相仇视，这完全是违背人之常情的。所以说人性变坏，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而不是经济发达以后才变的，恰恰相反，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那个时代已经埋下了许多人性的隐患，阴暗面延续下来了。管仲在两千年前就看透这个问题了，他很尖锐地评价易牙，竖刁、开方这三个小人，这三个人分别用杀掉儿子、抛弃父母、伤害自己的方法来取得齐桓公的喜爱，但是，人的天性是什么呢？一个人不爱儿子，不爱父母，不爱自己，那他还能爱什么呢？这样的人是阴险的，丑恶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把爱亲人，爱自己的行为视为自私，反之，易牙这种小人行为被视为大公无私，这无疑是悲剧。如果今天还有人看不透，还把过去那些冷血行为视为高尚的行为，那只能说这样的人太弱智了。在那个年代，许多所谓高尚的人都是冷血动物。
因为民族融合心理，小古丽喜欢上了黑头发，黑眉毛，而不喜欢自己的黄头发，高鼻梁。她先是幼稚地在外貌上融合，用乌斯曼叶子的汁染黑眉毛，以取得更好的民族认同感。除了为能听懂样板戏而得意外，还喜欢上了秦腔，接受了更多的不同文化理念。小古丽这时发生了严重的心理偏移，作为弱势的一方迷恋上了强势一方的文化，并且沉浸在其中。结尾写道“散戏的时候表哥叫你，你才从戏里惊醒过来。你坐上戴白帽子的回族汉子赶的牛车，听着粗声野气的秦腔和花儿在黑黢黢的河沟和坡梁上回响，你觉得眼皮越来越重，眉梢在黑暗里慢慢吊起来，眼睛细细地眯成一条缝，你觉得自己快要变脸了，你不再是那个高鼻子抠眼窝的黄毛维吾尔女孩，你变成了细眉凤眼的黑发回族女孩……”
在《模仿者的生活》一文中，帕蒂古丽对文化融合有着清晰的认识，强势的一方总是迫使弱势的去学习它的文化。这种过程是无奈的，也是必然的，但在融合的过程中，是不可以丢掉自己的根的。正如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在接受西方先进理念的同时，也要维护民族文化的传统基因，融合就是把两种优秀的因子融合为一体。正是因为帕蒂古丽能以更开明、更积极的心态看待文化差异与文化融合，所以她的散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文学评价不仅仅是从文字表达本身来评价的，还要评价它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没有真正超越时代和社会的文字，相反，文学无论怎样提倡纯粹，提倡完美，都无法摆脱时代性与社会性。评价一篇文学作品，也只能放到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去评价它的意义，脱离背景的评价，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
帕蒂古丽谈文化融合时是这样说的“我现在所写的散文，都是出自一种把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置于文化和地域两极进行一种修补和缝合。”“对于我，最理想的生命状态是，在接受一种文化的同时，不要连根割断母文化的脐带，而是在两种相互融合的血液中获取生命的滋养。父亲是一种象征，他象征的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文化。我仅仅采取父亲的方式，用文字糅合完整的自我。”
帕蒂古丽的散文，不仅在文化融合上，在社会意义上，在时代意义上，以及人性的价值上，都有着很高的成就。（邓迪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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