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评第六十一篇—《南方》：记录与还原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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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记录与还原
楚些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二十几年，同步进行的是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深刻裂变。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业、打工潮的涌动等构成了贡献国民生产总值的基座部分。学者秦晖曾指出，中国经济这一高速列车，其持续性挺进是建立在低人权和低福利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其所言成立，那么提及的低人权和低福利的对象是哪些群体?这里面的答案不言自明，也许最先想到的就是农民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与我们血肉相关，贴近当下的现实，却似乎又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作为个体的价值、权利、尊严，遭遇资本与权力大面积的整饬与删改，宿命般的无奈与软弱将其裹紧。相比他们的经济收入，或者所在的社会层级的地位这样的问题，他们集体的失语似乎更令人担忧。多年前的孙志刚案可为佐证，当他的悲惨遭遇只能以一具冰冷的尸体说话，就此激发人们普遍关注，进而推动整体架构中某一制度层面的改进之际，如此这般，岂不为之而感慨！
二十几年过去了，一些声音正努力地冲破这一失语的语境，其中有来自外围的社会学方面的调查手记，也有内部声音的鹊起，自媒体时代的微博和博客是其中的信息分散点，而话语的聚合则集中在打工文学的涌现这一事件之上。郑小琼、王十月、塞壬以及《南方》的作者张谋，作为打工族中的一员，分别以不同的体裁，承载自我鲜活的打工体验，以此切入等级森严、生铁一般沉默冰冷的生活整体。恰恰是因为采取内部迸发的形式，所以，他们的撼动才会如此真切。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偏爱苦难，偏爱苦难叙事中的独特体验。韩少功曾经说过：“人很怪，很难记住享乐，对一次次盛宴的回忆必定空洞和乏味，唯有在痛苦的土壤里，才可以得到记忆的丰收”。即使是同一个群体，苦难的姿态也不尽相同，对于沉睡者来说，苦难是肉体的，是一种短暂的存在，其精神投射的力度偏弱，与他者相切之际，或者被赏鉴，或者施之以同情；而对于苏醒者来说，苦难将越过具体之上，进入记忆，成为永远抹不去的心理原点。他们并不在乎他者的怕打手法，之所以长久地面对苦难，最大的诉求仅仅是从中照见自己，即“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理解生活。”
《南方》系列组章计十六万字，作者以散文体的形式，将那些逝去的打工生活片断（1999-2009十年打工生活）加以连缀和组合。从青春少年到近而立之岁，自我精神的倔强生长映射其间，当然，再次从记忆中打捞那些苦难的细节，书写它们，还原它们，非精神勇气这样的客套用语所能解答。作者张谋，为80后散文新势力群体中的一员，《南方》之前，通过论坛形式，我接触了不少他的散文作品。在我的理解，《南方》似乎更像一个拐点，因为他此前的写作形式，如同漂荡在空中的风筝，虽然有若隐若现的细线连接于大地，依然失之于空旷和游离。当然，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其处理方式以及文字的传达能力紧密相关。拾级而上的过程中，对于散文作者的自我重复，以及由此生发的写作困境以及情绪上的苦恼，我自身有着深切的理解。跨过去不一定就是海阔天空，而跨不过去却总是幽闭的洞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南方》里，作者张谋换了一种方法来书写自己。从手法上看，走的是纪实的路子，一方面致力于物理性要素的落定，比如打工阶段的衣食住行等，皆一一得以还原。在《南下》一节中，从列车的极端拥挤中，读者可见出作为个体的生理上的极限，二十多个小时的旅程下来，只有两瓶水来对付。在拘留所里，恐惧和绝望压在肉体之上，使得年青的他遗忘了生理排泄。在《饭堂》一节中，为了控制支出，他在为三元一碗的刀削面和五元一碗的家乡面食间纠结。在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三十元一件的衣服作为他一生中穿的最昂贵的上衣，还有工友们由二点五元的散装酒所带来的快乐，等等，诸如这样的细节很多，我们很容易算出其中的经济账，当然，由经济账也很容易透视个体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作者又致力于去情感化以及去价值判断化的话语建构。他的语言表达近乎贴近地面的低语，即使是涉及感情经历的场景，也总是努力控制悲怆的情绪，面对宿命般的挫败，他坦言：“工厂，养不起爱情，爱情是上层建筑，需要物质这个基础。”去情感化并不意味着叙述中没有情感，只是让情感经过沉淀之后变得低沉，隐藏地更深。作为社会信息的交集点，他在讲述周遭的世界的时候，同样控制自我的倾向性，或者可以这样说，张谋努力地讲清楚事实，让其具象化，场景化。比如《死亡》小节中的结尾，一个工友是电工高手，死亡后才被人发现是故意触电而死，他为家庭的巨大压力而殉道，用一份保险单来还生存之债，这种巨大的生存之重，将是个永恒的秘密，所以，作者在结尾处使用了“猜想”这个词汇，以免打扰逝者。生存真相高于一切，窥见它的秘密，不是来自个体的学问训练，而是来自苦痛细节的一点点积累，也因此，先验的价值判断，在塞尚所言的令人可畏的“生活”面前，有时是失效的。从技术处理上看，作者将打工生活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单元，让其重新陌生化。这些单元一一对应生活历程中重要的精神地理标记，它们包含工厂、流水线、旱冰场、录像厅、城中村、黑职介、集体宿舍等等，这些标记的聚合，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生活场景的聚合，进而实现对个体生活史的整体还原。书写这些场景的心理状态，凸显出冷静和客观的色泽，这就意味着王国维先生所言的“出”的问题，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散文写作，离开观照，意味着太多的紧张，太多个人情绪的带入，必影响传达的深度，以及审美效果的接受。有了观照，记忆的片断，曾经的过往，包括“我”自己，皆会得以重新陌生化，这也是文学作品具备审美感染力的必经之途。在《南方》这部集子里，可以惊喜地发现张谋这位80后年青散文作者艺术上初步的成熟。
类似记录片式的风格，场景的叠加过程中，细节如刀锋般冷冷地楔入，摇晃的影像稳稳地扎根于个人史的各个端点之上，构成深入的根系，诸如此类，这些特性，对应了非虚构写作的主体内容。当然，涉及打工生活的非虚构文本，如果仅仅是个人苦难生活的还原，还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有所投射，比如长期的流水线操作带来的人与机器同质化的结果，比如等级架构对个体精神的碾压以及对大量工人的意志的摧毁，还有权力话语体系下个体的扁平化，还有长期恶劣的环境所形成的负面因素的传染性。这些更为宽阔的社会学主题，对于文本是个很大的挑战。《南方》系列，作者对上述问题也有所触及，不过，很显然是以压缩的形式。总体而言，这部作品自我的色彩浓厚一些，如何打开自己，让更多外围的影像进入心理沉淀的内容，是作者以后的写作实践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虽然马尔克斯说过，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而此处提及的真实，应该对应的是一般的真实，包容诸多社会现实的本质上的真实。河流足够宽阔，方能收容更多的鱼儿，也因此，我们都应该请记住别尔加耶夫的忠告，必须尽早从专注于自我的状态中超越出来，说出我的真相的同时，也要说出他们的真相。
楚些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二十几年，同步进行的是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深刻裂变。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业、打工潮的涌动等构成了贡献国民生产总值的基座部分。学者秦晖曾指出，中国经济这一高速列车，其持续性挺进是建立在低人权和低福利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其所言成立，那么提及的低人权和低福利的对象是哪些群体?这里面的答案不言自明，也许最先想到的就是农民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与我们血肉相关，贴近当下的现实，却似乎又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作为个体的价值、权利、尊严，遭遇资本与权力大面积的整饬与删改，宿命般的无奈与软弱将其裹紧。相比他们的经济收入，或者所在的社会层级的地位这样的问题，他们集体的失语似乎更令人担忧。多年前的孙志刚案可为佐证，当他的悲惨遭遇只能以一具冰冷的尸体说话，就此激发人们普遍关注，进而推动整体架构中某一制度层面的改进之际，如此这般，岂不为之而感慨！
二十几年过去了，一些声音正努力地冲破这一失语的语境，其中有来自外围的社会学方面的调查手记，也有内部声音的鹊起，自媒体时代的微博和博客是其中的信息分散点，而话语的聚合则集中在打工文学的涌现这一事件之上。郑小琼、王十月、塞壬以及《南方》的作者张谋，作为打工族中的一员，分别以不同的体裁，承载自我鲜活的打工体验，以此切入等级森严、生铁一般沉默冰冷的生活整体。恰恰是因为采取内部迸发的形式，所以，他们的撼动才会如此真切。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偏爱苦难，偏爱苦难叙事中的独特体验。韩少功曾经说过：“人很怪，很难记住享乐，对一次次盛宴的回忆必定空洞和乏味，唯有在痛苦的土壤里，才可以得到记忆的丰收”。即使是同一个群体，苦难的姿态也不尽相同，对于沉睡者来说，苦难是肉体的，是一种短暂的存在，其精神投射的力度偏弱，与他者相切之际，或者被赏鉴，或者施之以同情；而对于苏醒者来说，苦难将越过具体之上，进入记忆，成为永远抹不去的心理原点。他们并不在乎他者的怕打手法，之所以长久地面对苦难，最大的诉求仅仅是从中照见自己，即“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理解生活。”
《南方》系列组章计十六万字，作者以散文体的形式，将那些逝去的打工生活片断（1999-2009十年打工生活）加以连缀和组合。从青春少年到近而立之岁，自我精神的倔强生长映射其间，当然，再次从记忆中打捞那些苦难的细节，书写它们，还原它们，非精神勇气这样的客套用语所能解答。作者张谋，为80后散文新势力群体中的一员，《南方》之前，通过论坛形式，我接触了不少他的散文作品。在我的理解，《南方》似乎更像一个拐点，因为他此前的写作形式，如同漂荡在空中的风筝，虽然有若隐若现的细线连接于大地，依然失之于空旷和游离。当然，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其处理方式以及文字的传达能力紧密相关。拾级而上的过程中，对于散文作者的自我重复，以及由此生发的写作困境以及情绪上的苦恼，我自身有着深切的理解。跨过去不一定就是海阔天空，而跨不过去却总是幽闭的洞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南方》里，作者张谋换了一种方法来书写自己。从手法上看，走的是纪实的路子，一方面致力于物理性要素的落定，比如打工阶段的衣食住行等，皆一一得以还原。在《南下》一节中，从列车的极端拥挤中，读者可见出作为个体的生理上的极限，二十多个小时的旅程下来，只有两瓶水来对付。在拘留所里，恐惧和绝望压在肉体之上，使得年青的他遗忘了生理排泄。在《饭堂》一节中，为了控制支出，他在为三元一碗的刀削面和五元一碗的家乡面食间纠结。在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三十元一件的衣服作为他一生中穿的最昂贵的上衣，还有工友们由二点五元的散装酒所带来的快乐，等等，诸如这样的细节很多，我们很容易算出其中的经济账，当然，由经济账也很容易透视个体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作者又致力于去情感化以及去价值判断化的话语建构。他的语言表达近乎贴近地面的低语，即使是涉及感情经历的场景，也总是努力控制悲怆的情绪，面对宿命般的挫败，他坦言：“工厂，养不起爱情，爱情是上层建筑，需要物质这个基础。”去情感化并不意味着叙述中没有情感，只是让情感经过沉淀之后变得低沉，隐藏地更深。作为社会信息的交集点，他在讲述周遭的世界的时候，同样控制自我的倾向性，或者可以这样说，张谋努力地讲清楚事实，让其具象化，场景化。比如《死亡》小节中的结尾，一个工友是电工高手，死亡后才被人发现是故意触电而死，他为家庭的巨大压力而殉道，用一份保险单来还生存之债，这种巨大的生存之重，将是个永恒的秘密，所以，作者在结尾处使用了“猜想”这个词汇，以免打扰逝者。生存真相高于一切，窥见它的秘密，不是来自个体的学问训练，而是来自苦痛细节的一点点积累，也因此，先验的价值判断，在塞尚所言的令人可畏的“生活”面前，有时是失效的。从技术处理上看，作者将打工生活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单元，让其重新陌生化。这些单元一一对应生活历程中重要的精神地理标记，它们包含工厂、流水线、旱冰场、录像厅、城中村、黑职介、集体宿舍等等，这些标记的聚合，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生活场景的聚合，进而实现对个体生活史的整体还原。书写这些场景的心理状态，凸显出冷静和客观的色泽，这就意味着王国维先生所言的“出”的问题，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散文写作，离开观照，意味着太多的紧张，太多个人情绪的带入，必影响传达的深度，以及审美效果的接受。有了观照，记忆的片断，曾经的过往，包括“我”自己，皆会得以重新陌生化，这也是文学作品具备审美感染力的必经之途。在《南方》这部集子里，可以惊喜地发现张谋这位80后年青散文作者艺术上初步的成熟。
类似记录片式的风格，场景的叠加过程中，细节如刀锋般冷冷地楔入，摇晃的影像稳稳地扎根于个人史的各个端点之上，构成深入的根系，诸如此类，这些特性，对应了非虚构写作的主体内容。当然，涉及打工生活的非虚构文本，如果仅仅是个人苦难生活的还原，还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有所投射，比如长期的流水线操作带来的人与机器同质化的结果，比如等级架构对个体精神的碾压以及对大量工人的意志的摧毁，还有权力话语体系下个体的扁平化，还有长期恶劣的环境所形成的负面因素的传染性。这些更为宽阔的社会学主题，对于文本是个很大的挑战。《南方》系列，作者对上述问题也有所触及，不过，很显然是以压缩的形式。总体而言，这部作品自我的色彩浓厚一些，如何打开自己，让更多外围的影像进入心理沉淀的内容，是作者以后的写作实践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虽然马尔克斯说过，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而此处提及的真实，应该对应的是一般的真实，包容诸多社会现实的本质上的真实。河流足够宽阔，方能收容更多的鱼儿，也因此，我们都应该请记住别尔加耶夫的忠告，必须尽早从专注于自我的状态中超越出来，说出我的真相的同时，也要说出他们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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