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散文观以及创作经验（之一）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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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散文观以及创作经验
王克楠
在根上的写作
我想到散文应该有根的时候，就做起了故乡的梦，梦中自己是生命的风，用自己的能量走过了一条河。这条河是家乡的沁河或者是远方的什么河流。在这条河里，我成为河流的血管，或者河流成为了我的血管，血管里流动的是水，浑浊或者片刻的清澈。
写作有没有“根”，依靠的是造化。根，是有光芒的，看到了光芒，就要无所畏惧地走过去。因为写散文，常常使我轻易地回到童年，回到稚气而清澈的眼睛。我的眼睛里看到了鸟，看到鸟在窗外舞蹈，看到了自己的心脏，看到了心脏上生长的绿树。多么感谢童年，留住了自己对世界的许多清晰记忆。
童年时，我和蚂蚁是好朋友，孩童时住在河坡老街大院子里，总是能看到很多蚂蚁，一群一群的。蚂蚁居住在树下或者是沟垄边，不厌其烦地殷勤搬家、觅食和战争。那时我还不太懂得人和人之间的战争，令我心抖的战争，不太懂得充满激情的厮杀。黑压压的，两只蚂蚁进行着厮拼，看得我心颤，就用扫帚苗把它们拨开，可是，少顷，它们重新组织战斗团队又撕杀在一起。本是同类，撕杀无情。战争过去，双方伤亡惨重，大片大片的蚂蚁死尸。我穿梭在在一堆一堆的蚂蚁死尸山中，偶尔可以看到几只残疾蚂蚁在喘息，冷丁间有几只健壮蚂蚁惊慌地忙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蚂蚁收尸队。死尸很多，总是收不完的，只能等一场大雨一古脑冲干净......蚂蚁战争使得我想到了人类的际遇。
散文是什么，是精神的还是非精神的？生锈的管子，叮叮当当的自行车铃铛，大街上男孩子吹着避孕套当作气球，白色的气球。麦穗躺在田地里。大楼高处的高音喇叭。全民为了霍元甲的电视剧而激动，一些青年为了三毛的自杀而愿意自杀。文学就是记忆，散文也是记忆和对记忆的整理，有时候可以对人生的可能性进行一些探究。我的记忆到底哪些有些意义？意义对于散文有什么用？是起点还是归结？散文是记录生命的缺席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缺了什么，我不太相信写作可以抵达生命“开始的地方”，那是一个不可攀登的高度。
说到散文的根，我就必须接触“疼痛”这个词汇。我的写作来源于疼痛。这从表面上似乎无法解释。实际上，它无处不在。那是结结实实的疼痛，总是来的很及时，生活的顺利是暂时的，大多数时候，我是在深渊里挣扎。因为疼痛，不敢忽视生活的一切事物。一棵老树，一座桥，一节钢铁，一辆火车，一匹马，或者一群羊。我的生命密码就是多元的，我喜欢生活场的多元因素。人能活过一只猫，却不见得活过一棵树。
我的根是我从小居住的那条巷子，是太行山的雄健和内蒙古草原的辽阔，是漫漶着长江黄河水汽的中华文化。2000年对我是重要的，我写了《巷子里的阳光》，被《中华散文》刊登，一发而不收。今年对我也是重要的，巷子重新回到我的眼界，我写了《掌纹里的北方巷子》，被《散文》刊登，不是我写的好，是我的根扎的结实。草原上的呼和浩特是我的出生地，那里有一口井，叫做——玉泉。也许奶奶是蒙古人，我的血管了有蒙古人的血，每次到草原，我都特别有感觉，写了《永远的歌者》（刊登在《民族文学》），那是我梦幻里的蒙古歌者，但是2013年，我在柏青老师的介绍下，真的认识了一位蒙古族歌手包布仁，他唱了原汁原味的《小黄马》，令我终生难忘，我知道了神秘的大草原到底可以发生了什么。
人总是在大地上行走，在大地上进行一切活动。人生发生的大多数事情多是发生在大地上；即使是在天空发生的事情，也是经过了大地的孕育和催发。大地和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人对于大地比较重视，现代人因为科学技术发达了，往往忽视了大地的存在。我不行，我一直对于大地心存感激，几乎是无限依恋着这个绿色的星球。我经常在大地上行走，大踏步地行走，还经常去探访大地上的山梁湖泊，不断地与大地对话。只要伏到案上写作，我不容许自己进入无根状态，我需要指挥自己的每片叶子接通大地的根系。因为我一直依偎着根，今年终于写出了《大地物语》。
散文是对记忆的过滤和深化
一个人的写作就是一个人的记忆，一个人的写作就是一个人的历史，一个人写作就是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一个人的写作就是一个人从单纯----复杂---回归单纯的历史。文字的“干净”感觉，不是在写作之初可以感觉到的。简练也是这样的，写作之初，总是担心读者读不懂自己，总是不停地说啊，说啊，直到把自己也说糊涂了。
有些东西很陌生，一写就寡淡，比如写历史。有些历史细节是世人所不知道的，写出来了，也可以造成一些轰动。但是这样的历史散文能存在多久呢？历史素材的散文可以让人明智，也可以让作者和读者一起犯错误，因为历史很多时候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同一个历史事件有许多个版本，总让人说不清，道不明。写历史素材，至少不能跟着素材走，让历史做自己的儿子，不让它做自己的父母。
散文是在委屈中长大的，可以直面现实，也可以背对现实。我十七岁的时候，为了躲避上山下乡的现实，到了叫一塑料厂的地方躲避现实，靠近了文学。在文字的缝隙找到了自己的呼吸。那是一段以黄土为生的日子，愁郁中的我，整天在赵武灵王跑马射箭的岗子上周游。那里有一个枪毙人的场子（打靶场），正是由于文革的骚乱，我知道枪声响过之后，躺倒的并不全是坏人。对于人的极度的失望，使得我靠近了文学，靠近了散文。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语感、语境，更不知道“新散文”。只是记了一些日记，这些日记也成了我以后写作的根。
爱，也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生是生命意识，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有趣味，有诗意，有价值，这也是生命意识。即使是世界上有千万种活法，缺乏自由的活着只是机械地活着，不是“有生命”地活着。这一点，对于写作的人是重要的。怎样活着的问题，对于一个写作人，是根上的问题。爱，这个词汇说起来简单，实际在人的心里各自有各自的感觉，爱，不是欲，所以，当热恋中的人相互爱着的时候，我不把他们称作爱。爱是人到中年落地生根的一种感觉，是难舍难分生命与共的感觉。去年我写了《一棵芦苇的思索》，写的是少年时代和年轻时代的坎坷，写的是痛，这样的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言说的。在这篇散文里，我写了我的出生和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实际上写的是环境对自己的伤害，还有生活里的种种陷阱，让一个人成为“非人”。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过了大半辈子回忆这段岁月，我感到应该忏悔，而不是一味地埋怨家庭，埋怨环境，因此写了这篇随笔式的散文，是心灵的轨迹。
散文为心灵自由提供了一个空间
任何文学体裁都应该呈现人类的自由精神，散文亦然。散文应该表达人类生存的人文精神，真实、善良、宽容、坚忍、牺牲、博爱、抗拒暴力等。伟大的作家总是能洞察时代的秋毫，并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散文家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精神”是人类生存中的盐，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精神的自由不仅是人类进入高级文明状态的一个标志，也是写出好散文的前提。
具有自由精神的散文家绝不会因为各种原因去出卖灵魂。灵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对于文学，对于散文来说，它是高于政治的，它是由个体担当的人类精神。这样的高度关乎人类的自省，关乎人类的完善，更关乎某一人群、某一个民族真正建立自己的崇高——如能从这个角度理解散文和写作散文，方能写出大气象。人类的精神家园又是在不断地在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中丰富起来的。崇高来自心灵的拷问，我们的民族并不乏苦难，但缺乏陀夫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样的善于进行心灵拷问的伟大作家。文学史上有些现象令人郁闷，比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小说，有戏剧，有诗歌，偏偏散文沉寂了；在文革，散文更是销声匿迹。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散文这种文体是最容易呈现作者心态，也是最容易被人揪辫子和打棍子。我想，一个民族如果消失了眼泪和怀念，散文还能从什么地方生长呢？
散文家不应该狂妄自大，但必须有独立的人格，在任何条件下保持站立的姿态。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如果发生整体下降，那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包括散文）走下坡路的开始。散文的最大现实性来自散文家的危机感，来自对民族精神的观察和产生危机根源的追问。人类肯定是有丑恶的，这样的丑恶对生命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里出现了彩票、股票交易所、炒卖房地产、夜总会、公款消费、公费出国旅游、高消费、娼妓、买官卖官、黑社会、艾滋病村......这些在1976年前近似传说的东西，在1978年以后渐渐成为当下中国人每天遇到的东西，这样的事情多了，多了就近似合理了，人们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建造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家园，渐渐退化为天方夜谭。一个民族的灾难无过于明明摆摆地无心灵、无真实、无繁荣，却偏偏自我感觉良好。
散文家不是政治家，但是散文家对人类热衷的一切“时髦行动”（包括自己的民族）保持距离，有助于产生清醒的认识。士大夫散文讲究中庸，儒家文化也讲究中庸之道，偏偏中庸之道害死了散文。闲适是人类的生活状态之一，散文可以闲适，但是闲适绝不可以成为散文的主流；散文可以歌功颂德，但是歌功颂德绝不可以成为散文的主流；散文可以歌颂真善美，但是更多的时候要看到假恶丑（在表达上未必粗粝）；散文里可以有政治，但是对政治的关心不能超过对民族群体心灵的关心；散文文体可以循规蹈矩，更多的时候是革命性的。散文家是常人，又是特殊的人，他们一辈子和自我较劲并且具备牺牲精神，永远和真理以及人类终极价值站在一起的人。这两年，我对中国的城镇化运动有一些思索，对激进的城镇化是保持怀疑态度的，2009年就写过《废墟》，对城市拆迁中文明遗迹的保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既有文化的思索，也有现实生活的内容。发表以后，被多种版本收录进去。
出版和发表和得到评论家的注目，是重要的，但真正有定力的散文家只是遵循内心自由的原则和个体担承的精神。人类兴亡，散文家有责。散文的写作是个体的，但是体现出的散文精神却是公共的。散文的精神是人类的精神，散文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散文的语言是心灵语言，无数优秀的散文直接丰富着人类的心智。有的时候散文语言似乎冷（比如鲁迅的杂文），但散文家的内心是暖的。散文家只青睐于大地和人类的“善”的趋向，如果说写散文也有主旋律的话，这才是散文的主旋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主动放弃多年来已经顺手的写法，主动挑战自我，写了一系列特殊的散文，我把它们命名为“意识流散文”，其实也不全是，因为它们所隐含了现实生活的画面，如《村庄消失》（发表在《岁月》），写的是中国当下城镇化运动的“缺陷”，亦真亦幻，“幻”的那一面，是对农耕文明的割舍不开的东西。
任何社会都不会把任何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作为散文作家，要正视这个现实，要探讨和揭示各种社会形态下的贫困、困难和灾难以及改造的可能性。散文家不是政治家，但至少应该是觉悟者。无论是政治时代还是经济时代，“精神”都是被压缩的对象，一篇散文有没有“自由精神”，说起来抽象，做起来并不抽象。有自由精神的散文具有“唤醒”的品质，“唤起”意识从一个作家写作准备阶段就在潜意识里萌芽了：你通过这篇即将写出的散文唤醒读者什么？你从哪一个方面完善人类的心智？你要把你的读者带到什么地方-----这样的拷问贯穿于写作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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