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疯》的艺术技巧及其它-----读钟清平的小说集《儒疯》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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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小说家一生都只能写一部长篇小说，那就是他的生活故事。即使他著作等身，你在他的作品里，看到期他在不断地重复他的生活。虽然呈现的是不同的故事，那也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因为他的生活早已出卖了他。如果你把《儒疯》当一部虚构的故事来读，那你的智商一定低极为零。全部的故事真实的，是带一种自传性质的抒写方式。全部的人物事件也是真实的，只是作家置换了一种语言符号呈现。小说写得很老实，很符合中国的小说传统。小说先用倒叙的笔法，呈现出人物命运，并抓住了读者。然后，再用顺序的笔法展开故事，推进情节。在小说叙述的进程中，不断带出人物。起承转合的开端、高潮、结局，是传统的小说叙事笔法。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
小说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浮荡开历史尘埃，在心灵吟唱出感伤的青春挽歌。同时小说所表达的人物命运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 。在那种重集体轻个人的政治生态下，小说主人公逆向而为，注定要以失败收场。小说有很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批判了在极权社会体制下对个人才华的扼杀和毁灭。和路遥的《人生》不同的是，作家强化了个人奋斗被社会压制生产生的悲剧。
小说以自我奋斗作为表现主题，这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却是一个一直贯 穿的精神传统。从《拉摩的侄儿》《红与黑》《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到《俊友》《约翰。克里斯朵夫》，无不都是生命的个体渴望着自我发展的梦想。但彼时的中国，没有这样实现个人理想的生存土壤。个人奋斗的终级是不甘心过不上的生活。也是为了征服世界，站在成功的巅锋俯视芸芸众生。袁文进的一句话就道出了这样的心声“等我功成名就了再向她求爱”。但可惜袁文进落败得是那么不堪。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彼时中国文化的悲剧。
路遥《人生》 的主人公高加林拚得鲜血淋漓的进城梦，更具一种震撼人心的真实和魄力。这就是《人生》最激荡人心的地方。路遥的聪明处在于跳出当时的文学语境，直逼个人内心欲望的抒写。在贾平凹、陈忠实们还在图解政策，图解政治的文学语境徘徊时，他却比他们先走一步，一下子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们拉开了距离。他对当时文学的突破和贡献，是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没有那么多的附加值。这也是当时《人生》震动文坛的原因。路遥的《人生》有一种生命的亮度，是一种向上的抒写，它的文学意义是唤醒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一代中国青年向上拚搏的人生大志的欲望。一个时代的青年觉醒，让我们感受到文学对人内心召唤的巨大力量。所以说它是向上的抒写。而《儒疯》是一种控诉和批判的哀歌，写了一种生命的落败和感伤，底色有些灰暗。但能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
小说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角“我”，这个“我”即是叙述者，也是文本里一个人物。 从这个故事来看，叙述者“我”和文本里的“我”是合二为一的。所以就不存在叙述者“我”在讲故事中另一个“我”的故事。有的小说文本往往叙述者“我”之后。还有另一个叙述者“我” 。如鲁讯的《狂人日记》和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它们都有两个叙述者，即第一叙述者和第二叙述者。叙述者伊斯玛埃尔也采取了第一人称，他是一个水手，一个没文化的人，但他的叙述有一种文化身份和教养，他的背后肯定有一位叙述者。而《儒疯》的叙述是单一的，作家一直在场，自已充当叙述者，自已讲述和自已相关联的故事，都是自已熟悉的人物和故事，这样作家的身份和叙述者合二为一叙述的故事，也即是人们说的本色作家。这样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几近逼真。但当他把他的生活写完了，创作就会枯竭。比如鲁讯一直想要写一部反映一部红军战争生活的小说，但一直没有写出来。不是他没有时间，而是他没有生活作为依托的创作感觉。所以这也是一个本色作家的创作缺陷。同时说明生活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多么重要。
小说采用倒叙的笔法虽然能吸引读者，但也弱化了读者阅读小说时对某种悬念 的期待，就象说相声的过早抖开了包袱。所以当代小说很少用倒叙的笔法。这样就是为了保留读者对故事永远的期待，不到最后一刻不离开故事。现代小说的开头是一下子进入小说的中心。一样也能吸引读者。
小说的结尾和人物的最终命运用的是虚笔。 这一虚笔化的运用削弱了小说高潮部分应有的效应。袁文进为何而疯？都没交待清楚。因为甘露露而疯？对于一个有着个人奋斗野心的人，让人不大信服。结尾的笔势呈现出了弱势，有着草草收场的意味。结尾应该实写，把所有的生活矛盾和人物困境交织起来抒写，写成戏剧化的高潮。而作者不应该突出“我”的悲悯情怀来抢占主要人物的风头。同时不要在外围和表征下来写这个人物，而要进入人物内心状态来写他前途暗淡、情场失意形成的心灵焦灼和痛苦、以及人生的绝望，然后导致他精神崩溃成疯的内在根源。这样处理的效果也许要比那种虚化隐匿式的写法强烈震撼一些。更能体一种感染人的艺术力量。目前的这种结尾越读到最后，读者的期望越少。这就是结尾弱化带来的后果。
虽然作家这样处理是为了前后照应，但笔者认为可以放到小说的“尾声 ”部份去交待。达到一种空谷回音的艺术效果。结尾还可以采用工笔绘画式的抒写，主人公内心的起伏痛苦的波澜铺展得越繁密，就越能呈现出情感的丰富复杂，然后在高潮处嘎然而止。这样更能扩展小说的想象空间。
现在回到小说的叙事视角上来，在叙述的姿态上，作家还是讲究了一些叙事策略。开篇的戏剧化的巧遇，是为了铺展并层层剥开下面要讲述的故事 。客观地说，作者在设置情节、埋下伏笔、制造矛盾和悬念的小说技巧方面，还是很有章法的。在情景设置的造势上很受他戏剧人的身份影响。由于长期受戏剧的熏染，他的小说有些戏剧化的元素。比如巧合、转折、对话悬念的设置戏剧化十足。特别是在对话中设置人物的矛盾冲突、对抗，把人物的性格展现得十分鲜明，逼真、生动。比如袁文进和胡大鹏对话冲突那一节。这样的处理可读性强，也使人物性格跃然纸上。这是这部小说的最大特色和亮点。但是作为第一人称小说，小说的自我分析不要太多，最好让读者能看到他的精神世界。否则，就会影响人物和故事的真实性。
不可否认，第一人称小说总是带有一种自传性质的抒写，作家抒写的是他本人的生活和感受。第一人称小说能更好地表现自已的观测和偏好，以及准确呈现自已内心感受和对世界的认知。它的魅力在于作家缅怀往事的时候，自传文学能忠于 作家曲折的思路。自传性文学区别一些主观性小说的内核就是：作家的感觉和意念就是一切。
应 该来说《儒疯》是一部描绘情景或戏剧性的小说，但它又象绘画性或全景性的小说，原因是作者在用他的亲身经历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书中的故事，但不他运用的那一种小说叙事模式，但作家笔下的小说主观陈述性多，风景描写少，往往风景描写更能表现出人物性格和命运。。纵观现当代中国文学，也莫不如此。
这部小说可以归类到“伤痕小说”里面去。伤痕小说就象我前面提到过的是一种控诉和批判。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叙事。是在当时冤假错案的历史背景下催生出来的。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伤痕》《吉普赛人 》和《竹叶子》等无不表现的是人的纯洁心灵在文革期间席卷全国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伤害。《儒疯》所表现出的人物命运遭际也是这类小说的写作范式。但《儒疯》这部小说和“伤痕文学”又有些微的不同，不能说它没有政治元素叙事，但它也有回归个体心灵的文学叙事。回归到个体心灵，也即是回归文学本身。它没有象那些“伤痕文学”刻意渲染，而是客观叙事。没有文学的功利性，而只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光芒。
“伤痕文学”不论是鲁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灵与肉》，还是芦新华的《伤痕》，这些在当时名震一时的小说都逃不脱政治叙事的元素，它们以一种政治社会的角度抨击批判另一种政治社会的生态环境。他们怎么也逃不脱为当时政治服务写作的嫌疑 。从这些作品里看不见拷问和反思，所以说这是主性缺失的一代作家。而《儒疯》不缺失主体性，因为那种主体性历史背景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消解了。通过历史和现实的二元叙事，把作家主体人格的悲悯情怀的人性之光丰富而饱满地展现出来。这部小说的内核是以巨大的悲悯情怀对人物命运在那一种历史境遇下的遭际在当下进行反思和拷问，并彻底回到人的身上下在内心深深慨叹。但这部小说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于为这个浮躁的物欲世界竖起了一座真与善的坚实的标杆。
2013。9。3
小说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浮荡开历史尘埃，在心灵吟唱出感伤的青春挽歌。同时小说所表达的人物命运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 。在那种重集体轻个人的政治生态下，小说主人公逆向而为，注定要以失败收场。小说有很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批判了在极权社会体制下对个人才华的扼杀和毁灭。和路遥的《人生》不同的是，作家强化了个人奋斗被社会压制生产生的悲剧。
小说以自我奋斗作为表现主题，这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却是一个一直贯 穿的精神传统。从《拉摩的侄儿》《红与黑》《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到《俊友》《约翰。克里斯朵夫》，无不都是生命的个体渴望着自我发展的梦想。但彼时的中国，没有这样实现个人理想的生存土壤。个人奋斗的终级是不甘心过不上的生活。也是为了征服世界，站在成功的巅锋俯视芸芸众生。袁文进的一句话就道出了这样的心声“等我功成名就了再向她求爱”。但可惜袁文进落败得是那么不堪。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彼时中国文化的悲剧。
路遥《人生》 的主人公高加林拚得鲜血淋漓的进城梦，更具一种震撼人心的真实和魄力。这就是《人生》最激荡人心的地方。路遥的聪明处在于跳出当时的文学语境，直逼个人内心欲望的抒写。在贾平凹、陈忠实们还在图解政策，图解政治的文学语境徘徊时，他却比他们先走一步，一下子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们拉开了距离。他对当时文学的突破和贡献，是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没有那么多的附加值。这也是当时《人生》震动文坛的原因。路遥的《人生》有一种生命的亮度，是一种向上的抒写，它的文学意义是唤醒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一代中国青年向上拚搏的人生大志的欲望。一个时代的青年觉醒，让我们感受到文学对人内心召唤的巨大力量。所以说它是向上的抒写。而《儒疯》是一种控诉和批判的哀歌，写了一种生命的落败和感伤，底色有些灰暗。但能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
小说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角“我”，这个“我”即是叙述者，也是文本里一个人物。 从这个故事来看，叙述者“我”和文本里的“我”是合二为一的。所以就不存在叙述者“我”在讲故事中另一个“我”的故事。有的小说文本往往叙述者“我”之后。还有另一个叙述者“我” 。如鲁讯的《狂人日记》和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它们都有两个叙述者，即第一叙述者和第二叙述者。叙述者伊斯玛埃尔也采取了第一人称，他是一个水手，一个没文化的人，但他的叙述有一种文化身份和教养，他的背后肯定有一位叙述者。而《儒疯》的叙述是单一的，作家一直在场，自已充当叙述者，自已讲述和自已相关联的故事，都是自已熟悉的人物和故事，这样作家的身份和叙述者合二为一叙述的故事，也即是人们说的本色作家。这样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几近逼真。但当他把他的生活写完了，创作就会枯竭。比如鲁讯一直想要写一部反映一部红军战争生活的小说，但一直没有写出来。不是他没有时间，而是他没有生活作为依托的创作感觉。所以这也是一个本色作家的创作缺陷。同时说明生活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多么重要。
小说采用倒叙的笔法虽然能吸引读者，但也弱化了读者阅读小说时对某种悬念 的期待，就象说相声的过早抖开了包袱。所以当代小说很少用倒叙的笔法。这样就是为了保留读者对故事永远的期待，不到最后一刻不离开故事。现代小说的开头是一下子进入小说的中心。一样也能吸引读者。
小说的结尾和人物的最终命运用的是虚笔。 这一虚笔化的运用削弱了小说高潮部分应有的效应。袁文进为何而疯？都没交待清楚。因为甘露露而疯？对于一个有着个人奋斗野心的人，让人不大信服。结尾的笔势呈现出了弱势，有着草草收场的意味。结尾应该实写，把所有的生活矛盾和人物困境交织起来抒写，写成戏剧化的高潮。而作者不应该突出“我”的悲悯情怀来抢占主要人物的风头。同时不要在外围和表征下来写这个人物，而要进入人物内心状态来写他前途暗淡、情场失意形成的心灵焦灼和痛苦、以及人生的绝望，然后导致他精神崩溃成疯的内在根源。这样处理的效果也许要比那种虚化隐匿式的写法强烈震撼一些。更能体一种感染人的艺术力量。目前的这种结尾越读到最后，读者的期望越少。这就是结尾弱化带来的后果。
虽然作家这样处理是为了前后照应，但笔者认为可以放到小说的“尾声 ”部份去交待。达到一种空谷回音的艺术效果。结尾还可以采用工笔绘画式的抒写，主人公内心的起伏痛苦的波澜铺展得越繁密，就越能呈现出情感的丰富复杂，然后在高潮处嘎然而止。这样更能扩展小说的想象空间。
现在回到小说的叙事视角上来，在叙述的姿态上，作家还是讲究了一些叙事策略。开篇的戏剧化的巧遇，是为了铺展并层层剥开下面要讲述的故事 。客观地说，作者在设置情节、埋下伏笔、制造矛盾和悬念的小说技巧方面，还是很有章法的。在情景设置的造势上很受他戏剧人的身份影响。由于长期受戏剧的熏染，他的小说有些戏剧化的元素。比如巧合、转折、对话悬念的设置戏剧化十足。特别是在对话中设置人物的矛盾冲突、对抗，把人物的性格展现得十分鲜明，逼真、生动。比如袁文进和胡大鹏对话冲突那一节。这样的处理可读性强，也使人物性格跃然纸上。这是这部小说的最大特色和亮点。但是作为第一人称小说，小说的自我分析不要太多，最好让读者能看到他的精神世界。否则，就会影响人物和故事的真实性。
不可否认，第一人称小说总是带有一种自传性质的抒写，作家抒写的是他本人的生活和感受。第一人称小说能更好地表现自已的观测和偏好，以及准确呈现自已内心感受和对世界的认知。它的魅力在于作家缅怀往事的时候，自传文学能忠于 作家曲折的思路。自传性文学区别一些主观性小说的内核就是：作家的感觉和意念就是一切。
应 该来说《儒疯》是一部描绘情景或戏剧性的小说，但它又象绘画性或全景性的小说，原因是作者在用他的亲身经历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书中的故事，但不他运用的那一种小说叙事模式，但作家笔下的小说主观陈述性多，风景描写少，往往风景描写更能表现出人物性格和命运。。纵观现当代中国文学，也莫不如此。
这部小说可以归类到“伤痕小说”里面去。伤痕小说就象我前面提到过的是一种控诉和批判。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叙事。是在当时冤假错案的历史背景下催生出来的。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伤痕》《吉普赛人 》和《竹叶子》等无不表现的是人的纯洁心灵在文革期间席卷全国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伤害。《儒疯》所表现出的人物命运遭际也是这类小说的写作范式。但《儒疯》这部小说和“伤痕文学”又有些微的不同，不能说它没有政治元素叙事，但它也有回归个体心灵的文学叙事。回归到个体心灵，也即是回归文学本身。它没有象那些“伤痕文学”刻意渲染，而是客观叙事。没有文学的功利性，而只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光芒。
“伤痕文学”不论是鲁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灵与肉》，还是芦新华的《伤痕》，这些在当时名震一时的小说都逃不脱政治叙事的元素，它们以一种政治社会的角度抨击批判另一种政治社会的生态环境。他们怎么也逃不脱为当时政治服务写作的嫌疑 。从这些作品里看不见拷问和反思，所以说这是主性缺失的一代作家。而《儒疯》不缺失主体性，因为那种主体性历史背景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消解了。通过历史和现实的二元叙事，把作家主体人格的悲悯情怀的人性之光丰富而饱满地展现出来。这部小说的内核是以巨大的悲悯情怀对人物命运在那一种历史境遇下的遭际在当下进行反思和拷问，并彻底回到人的身上下在内心深深慨叹。但这部小说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于为这个浮躁的物欲世界竖起了一座真与善的坚实的标杆。
20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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