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撒散文论 杨静南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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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读朱以撒的散文,常常感觉水汽扑面而来。就拿手边这册《腕下消息》来说吧,你看他起的标题,直接就用了《流觞之水》、《楼台烟水》和《滋润的南方之雨》等等,至于《幽深的潮湿》、《悄然浸润》、《隔岸的花树》之类,它们沾染水光云影,在显现空灵缥缈状态的同时,同样带给人湿漉漉的感觉。朱以撒以书法和散文名世,水墨是他每天都会面对的形态,而他对这一形态的喜好和深思,也真是大大超过了常人。明末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朱以撒对水墨这一物质形态的深好,真引起了我对他的兴趣。
朱以撒祖籍泉州惠安,这是一个以石雕和惠安女名扬天下的地方。石头当然是坚硬的,而戴着斗笠披着花头巾出现在各种美术摄影画册上的惠安女无论怎样勤劳坚忍,本质上也是柔美的。我未曾读到过朱以撒专门谈论家乡的文字,但一个人的成长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地域的影响,惠安乡土中这一坚硬一柔美的地域基因很可能早就互为表里,深深潜藏在了朱以撒的血液之中。
朱以撒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其父的书法在教育界有些名气,也是朱以撒的启蒙老师。但认真说起来,似乎朱以撒的母亲对他影响更大。在写到母亲时,朱以撒多次有过类似的表达:“母亲这种脾性也传给了我,譬如无党无派,不屑与官僚交往,靠自己的艺术功夫快乐地生活。”(《浮生》)
父母亲工作繁忙,年轻时朱母给孩子留下的最深印象竟然是在风风火火的行走上,有如神行太保戴宗。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孩子们没什么地方可以去,自然是整天在林木草丛中奔跑。朱以撒在相当多的散文里提起过他的少年,那些文字几乎全都覆上了草木深浅不一的绿色,显得一片阴翳。这些少年时代的阴翳对朱以撒来说相当重要,只是当时他还不可能察觉。
朱以撒十六岁那年,泉州政府划定年龄界线,凡1953年9月1日后出生者可留在家乡继续上学,他以8天之差而背井离乡,去了闽西北农村插队,在那里过了郁郁寡欢的十年。文革后他考上福建师大,毕业时留校任教,很快就去现代散文史研究室给系主任俞元桂当了资料员。那个时期,除了完成工作上的任务,朱以撒更多是在图书馆里埋首畅读。他偏嗜古典和艺术方面的书籍,古旧的字帖当然更让他心动,“不知不觉已忘了主次”。
有意思的是,看到助手和自己研究的方向出现偏差,俞元桂“只是笑笑,既然要谈书法,他知道的也很多,那么,就两个人一起来谈书法吧。”(《像潮水一样漫过》)爱才的俞元桂不仅给了朱以撒一个相对自在的空间,日后更出其意料,在中文系新开设了一门书法课,朱以撒由此走上讲台,开始了书法教学生涯。1984年,朱以撒在《文汇报》举办的一次全国性书法竞赛中,以一幅小楷在五万多件作品中夺得头奖。
这是一个让人如坐春风的时期。朱以撒写到当年俞元桂所住的文园,“文园的清幽安静是很适宜休闲和治学的,花木扶疏,地气滋润,尤其是春夏二季,和气融融。”他们一班师生在文园里小聚,“正午的阳光泼洒下来,文园蛱蝶穿花,枝上凝翠,又是一个南方的仲夏到来了。”(《像潮水一样漫过》)
可惜,美好的梦境总是不能持久。人间万事,大抵月圆则亏。没过几年,俞元桂先生去世,时代也在发生剧变,这一个古典幽梦般的时期就要过去了。
喜欢古典文学,在大学校园里以传授书法谋生,朱以撒的爱好和职业既符合他的性情,又与时代有着合适的间隔。他的生活,可以说是安闲惬意的了。可从另一方面来看,知识分子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也未尝不隐含着危机,倘在心中不加以警惕,一个人差不多也就接近于报废。也许是感觉到了某种需要,朱以撒1995年左右开始散文写作。他熟读古书,又能把对书法、自然、历史和生活的理解融合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风貌。在回首少年生活时,朱以撒这样写道:
小时候,专注的都是细微之物,看绵密的蚁群上树,看长脚的蜘蛛扯网,看笨拙的知了蜕壳,过程很慢。时日过去了许多,一点意义也没有,只是趣味出来了。(《在林莽中奔跑的野孩子》)
“趣味”这个词至关重要,我想它应该是朱以撒成年后的思考所得。因为这个“趣味”,朱以撒书法创作的水墨情趣和少年时代草木丛中的阴翳、古典文学的影响结合在了一起,他人生前期的许多经历和体悟因此融会贯通,就像“那些自然的景致,有机会日复一日地复活起来”,(《闲笔》)或许还是因为这个“趣味”,朱以撒的人生早已经暗暗定下了走向,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只是不断寻找和接近它而已。
在福州住了几年,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朱以撒的恶评。说来说去,大概都是讲他性情孤僻,偏执倔强,不肯送字给人等等。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讲有人到朱以撒处取已经讲好的对联,此人一时抠门,说不够凑巧,钱只带了一半。你猜朱以撒怎么回答?他说,“上联是写好了,你先拿回去吧。”这个人没有办法,只好重新翻开口袋,意外地“发现”另一个口袋里面还有钱。等他掏出钱来,朱以撒说:“下联也写好了,你一起拿走吧。”
每次听到诸如此类的评论,我都在心里笑得乐不可支。这些事情我知道确有其事,但其骨子里未必是评说者所认为的那样。怎么说呢,你去读读朱以撒的文字就明白了。很多时候,一个写作者的文字比他本人还要能说明作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让我随手举一段他写南岳植物的例子吧:
巨大的柳杉、罗汉松随着风势抻展,在有规则的摇曳中,有淡淡的植物香气徐徐散了开来。已经不是开花的季节了,这一定是从体内沁出的暗香,它的素淡、隐约,也许是最适宜一个中年人此时闲散的心气的。和百花竞放的浓艳相比,它们是似有若无的。不同的植物,内部贮存着不同的汁水,饱满而壮硕,被坚韧的树皮紧紧包裹,难以泄露。南岳风势强劲,使枝叶的摇摆、碰撞程度达到极限,香气便从拉抻的缝隙中沁了出来,融入流动的空气里,为外来人灵敏的嗅觉触摸。这些气味的倾向是生涩的,或者辛苦的,却都一样的淡薄,容不得多想、分析,它已经悄然走远。(《幽深的潮湿》)
这么一种飘忽短暂的感受,朱以撒都能够写得体贴入微,对细小之物的观照里还带着个人独特的气息,这样一个人的情怀是断不可能趋向低下的。我想,朱以撒对人对事,有着他独特的理解和判断,而他的这些理解判断,距离世俗常情真有那么一些距离了。
在《三先生》一文里,朱以撒写到一个叫张榕光的人,此先生特别善谈,“就像一个很大的皮囊,里面装了锦绣,一定要解开袋口,让绵绣悉数涌出。旁观者快乐,怀宝者更是乐不可支。”文章结尾,朱以撒这个性情孤僻的人竟然写道:张先生好久没来家里讲话,我都有些想他了。
魏晋时阮籍看人有青眼白眼之分,我觉得,朱以撒自己可能也相当失望,世间能见以青眼的人怎么就这么少呢?
《三先生》一文除了谈张先生,还谈了贾平凹和李万钧。朱以撒谈贾平凹用的是点穴法,他当然点得好,要不然他还怎么给研究生上书法理论课呢!
让我读后悚然一惊的是写李万钧的那篇文字。李万钧是福建师大中文系著名的三张铁嘴之一,主讲外国文学,早年福建省搞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朱以撒在这篇文章里讲了他和李万钧的一些交往,其中李万钧劝导朱以撒不要“惜墨如金”,要“为大家服务”,“天天写上一大堆,做到有求必应”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另外一个细节,讲退休后的李万钧无课可上,滔滔不绝的口才没了用武之地,就在家里瞎折腾,还把省长签署的文史馆馆员聘书装框挂起也值得细细品味。这篇文字最后,朱以撒写道:令人吃惊的是李先生在一个午后突然去世,灰飞烟灭。
灰飞烟灭!朱以撒这个词用得好重。重得让人不太好接受。
合上书本,细细想来,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特的建树和成果存世,无论生前如何有名,地位多高,死后确实也只是一缕轻烟。想起李万钧生前所说的“天天写上一大堆,做到有求必应”云云,不禁感慨良多,知识分子于生存之道上的选择,能不慎乎!
说到底,朱以撒和李万钧们极不相同。从骨子里来说,朱以撒也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但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家不同,朱以撒心慕手追的是庄子,是率真洒脱的魏晋名士,他的行为风格和现代精神是自然相通的。
与儒家的庄严肃穆、仁义道德相比,朱以撒更加迷恋大自然的道德,他一直保持着自身天性的鲜活和心灵的自由,以期能够“脱屣千乘,驾虚游刃”,“生长出灵异之翅羽”。(《在林莽中奔跑的野孩子》)这样的追求,使得他与许多人渐行渐远,最后分道扬镳。
在某年秋日的午后,朱以撒接到一个已经觉得十分遥远的电话,对方是他当年插队那个县里头的有关部门,告知他明年就是他们插队四十周年了,县里头想要写一部《知青史》。对这个电话,朱以撒的反应敏感而又强烈,他觉得相当恼火:“经过四十年的有意遗忘,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像是身上的包袱,长途跋涉中逐渐甩掉了,现在又被人提起,又重新负重。”(《城市流水》)
独裁和专政,让朱以撒在闽西北农村虚掷了十年光阴,对我们民族来说,则是一个巨大的噩梦。一直到现在,封建主义的幽灵还未完全死去。无论如何,朱以撒对此事都提不起来兴趣。可毕竟是整整四十个年头,想要回去看看当年消耗了他们最宝贵时光的土地的知青并不在少数。他们内心世界里究竟在想着些什么?在接到一个当年一起去插队的知青打来的电话后,朱以撒写道:
秋冬之际,离乡背井,越往闽西北走,越是寒冷凄怆,端的尤难为怀。为什么不一年年地淡去,最后如同一抹白烟呢?秋日会逗引一些人怀旧感的增生,想到很多的往事,想见很多的故人,想到很多去过的地方,这些念头随着秋风风骨的坚硬,纠缠无休,使人的情绪都恍惚不宁起来。这都是些充满向下坠落的气息,有些人就绊在那儿起不来了。我和她的分歧在于,我在努力地淡忘着,她却持抱这段经历不放,铭刻于心,在逢五逢十的周年里,都要发作一番。(《时维九月》)
朱以撒根本就不想去走这一遭,也不想去管别人对此如何看待,能不能理解他。现在,他渴望的是“自由、率真、随意”,“借助秋日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师大从福州仓山搬到闽侯大学城后,遥远的路途促使朱以撒学会了开车。一个大半辈子过着慢生活的文人,突然间要面对冰冷坚硬的机械,以及随之产生的速度、时间感的变化,确实会有几分排斥与不适。但朱以撒还是适应了下来。
现在,我自己也经常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坐定。把手机关闭,世界上的人找不到我了。发动、挂档、放手刹,飞快前行,没有人知道我驶向何方,想干什么。过去,我对农耕社会无遮无拦的大空间生活表示喜爱,现在应该说:再见。
在《阻隔》末段,朱以撒略带诙谐地说出“再见”的时候,我似乎瞧见了他颇为快意的表情。很好,毕竟时代有了进步,让朱以撒心生怨恨和不满的时代不太可能重来了。他完全可以凭智慧和能力选择自己的人生,就像他在《腕下消息》里面写到的荆元和殷浩。和前辈文人相比,朱以撒拥有的自由多了很多。对一个身心都极为健康的人来说,这些自由并非无用的自由。
当然,车行路上,许多地方都充满了变数,消费主义的凶险之处也为数不少。朱以撒青年时代就熟读老庄魏晋,先天性地具有现代性和批判现代性的他应该不至于迷路。
朱以撒现在住在闽江南岸的一个小区里,他喜欢家门口那条舒展的江流,每天都会在江边消磨许多时光。晚上睡觉前,他会关了大厅的灯,走到临江的阳台上,倚栏眺望夜色中的江面。夜色静谧,涌动的江流犹如一个空灵缥缈的梦。但愿朱以撒的书法和散文能在这条江水的滋润下,升至自由、逍遥的最高境界。
朱以撒祖籍泉州惠安,这是一个以石雕和惠安女名扬天下的地方。石头当然是坚硬的,而戴着斗笠披着花头巾出现在各种美术摄影画册上的惠安女无论怎样勤劳坚忍,本质上也是柔美的。我未曾读到过朱以撒专门谈论家乡的文字,但一个人的成长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地域的影响,惠安乡土中这一坚硬一柔美的地域基因很可能早就互为表里,深深潜藏在了朱以撒的血液之中。
朱以撒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其父的书法在教育界有些名气,也是朱以撒的启蒙老师。但认真说起来,似乎朱以撒的母亲对他影响更大。在写到母亲时,朱以撒多次有过类似的表达:“母亲这种脾性也传给了我,譬如无党无派,不屑与官僚交往,靠自己的艺术功夫快乐地生活。”(《浮生》)
父母亲工作繁忙,年轻时朱母给孩子留下的最深印象竟然是在风风火火的行走上,有如神行太保戴宗。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孩子们没什么地方可以去,自然是整天在林木草丛中奔跑。朱以撒在相当多的散文里提起过他的少年,那些文字几乎全都覆上了草木深浅不一的绿色,显得一片阴翳。这些少年时代的阴翳对朱以撒来说相当重要,只是当时他还不可能察觉。
朱以撒十六岁那年,泉州政府划定年龄界线,凡1953年9月1日后出生者可留在家乡继续上学,他以8天之差而背井离乡,去了闽西北农村插队,在那里过了郁郁寡欢的十年。文革后他考上福建师大,毕业时留校任教,很快就去现代散文史研究室给系主任俞元桂当了资料员。那个时期,除了完成工作上的任务,朱以撒更多是在图书馆里埋首畅读。他偏嗜古典和艺术方面的书籍,古旧的字帖当然更让他心动,“不知不觉已忘了主次”。
有意思的是,看到助手和自己研究的方向出现偏差,俞元桂“只是笑笑,既然要谈书法,他知道的也很多,那么,就两个人一起来谈书法吧。”(《像潮水一样漫过》)爱才的俞元桂不仅给了朱以撒一个相对自在的空间,日后更出其意料,在中文系新开设了一门书法课,朱以撒由此走上讲台,开始了书法教学生涯。1984年,朱以撒在《文汇报》举办的一次全国性书法竞赛中,以一幅小楷在五万多件作品中夺得头奖。
这是一个让人如坐春风的时期。朱以撒写到当年俞元桂所住的文园,“文园的清幽安静是很适宜休闲和治学的,花木扶疏,地气滋润,尤其是春夏二季,和气融融。”他们一班师生在文园里小聚,“正午的阳光泼洒下来,文园蛱蝶穿花,枝上凝翠,又是一个南方的仲夏到来了。”(《像潮水一样漫过》)
可惜,美好的梦境总是不能持久。人间万事,大抵月圆则亏。没过几年,俞元桂先生去世,时代也在发生剧变,这一个古典幽梦般的时期就要过去了。
喜欢古典文学,在大学校园里以传授书法谋生,朱以撒的爱好和职业既符合他的性情,又与时代有着合适的间隔。他的生活,可以说是安闲惬意的了。可从另一方面来看,知识分子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也未尝不隐含着危机,倘在心中不加以警惕,一个人差不多也就接近于报废。也许是感觉到了某种需要,朱以撒1995年左右开始散文写作。他熟读古书,又能把对书法、自然、历史和生活的理解融合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风貌。在回首少年生活时,朱以撒这样写道:
小时候,专注的都是细微之物,看绵密的蚁群上树,看长脚的蜘蛛扯网,看笨拙的知了蜕壳,过程很慢。时日过去了许多,一点意义也没有,只是趣味出来了。(《在林莽中奔跑的野孩子》)
“趣味”这个词至关重要,我想它应该是朱以撒成年后的思考所得。因为这个“趣味”,朱以撒书法创作的水墨情趣和少年时代草木丛中的阴翳、古典文学的影响结合在了一起,他人生前期的许多经历和体悟因此融会贯通,就像“那些自然的景致,有机会日复一日地复活起来”,(《闲笔》)或许还是因为这个“趣味”,朱以撒的人生早已经暗暗定下了走向,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只是不断寻找和接近它而已。
在福州住了几年,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朱以撒的恶评。说来说去,大概都是讲他性情孤僻,偏执倔强,不肯送字给人等等。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讲有人到朱以撒处取已经讲好的对联,此人一时抠门,说不够凑巧,钱只带了一半。你猜朱以撒怎么回答?他说,“上联是写好了,你先拿回去吧。”这个人没有办法,只好重新翻开口袋,意外地“发现”另一个口袋里面还有钱。等他掏出钱来,朱以撒说:“下联也写好了,你一起拿走吧。”
每次听到诸如此类的评论,我都在心里笑得乐不可支。这些事情我知道确有其事,但其骨子里未必是评说者所认为的那样。怎么说呢,你去读读朱以撒的文字就明白了。很多时候,一个写作者的文字比他本人还要能说明作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让我随手举一段他写南岳植物的例子吧:
巨大的柳杉、罗汉松随着风势抻展,在有规则的摇曳中,有淡淡的植物香气徐徐散了开来。已经不是开花的季节了,这一定是从体内沁出的暗香,它的素淡、隐约,也许是最适宜一个中年人此时闲散的心气的。和百花竞放的浓艳相比,它们是似有若无的。不同的植物,内部贮存着不同的汁水,饱满而壮硕,被坚韧的树皮紧紧包裹,难以泄露。南岳风势强劲,使枝叶的摇摆、碰撞程度达到极限,香气便从拉抻的缝隙中沁了出来,融入流动的空气里,为外来人灵敏的嗅觉触摸。这些气味的倾向是生涩的,或者辛苦的,却都一样的淡薄,容不得多想、分析,它已经悄然走远。(《幽深的潮湿》)
这么一种飘忽短暂的感受,朱以撒都能够写得体贴入微,对细小之物的观照里还带着个人独特的气息,这样一个人的情怀是断不可能趋向低下的。我想,朱以撒对人对事,有着他独特的理解和判断,而他的这些理解判断,距离世俗常情真有那么一些距离了。
在《三先生》一文里,朱以撒写到一个叫张榕光的人,此先生特别善谈,“就像一个很大的皮囊,里面装了锦绣,一定要解开袋口,让绵绣悉数涌出。旁观者快乐,怀宝者更是乐不可支。”文章结尾,朱以撒这个性情孤僻的人竟然写道:张先生好久没来家里讲话,我都有些想他了。
魏晋时阮籍看人有青眼白眼之分,我觉得,朱以撒自己可能也相当失望,世间能见以青眼的人怎么就这么少呢?
《三先生》一文除了谈张先生,还谈了贾平凹和李万钧。朱以撒谈贾平凹用的是点穴法,他当然点得好,要不然他还怎么给研究生上书法理论课呢!
让我读后悚然一惊的是写李万钧的那篇文字。李万钧是福建师大中文系著名的三张铁嘴之一,主讲外国文学,早年福建省搞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朱以撒在这篇文章里讲了他和李万钧的一些交往,其中李万钧劝导朱以撒不要“惜墨如金”,要“为大家服务”,“天天写上一大堆,做到有求必应”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另外一个细节,讲退休后的李万钧无课可上,滔滔不绝的口才没了用武之地,就在家里瞎折腾,还把省长签署的文史馆馆员聘书装框挂起也值得细细品味。这篇文字最后,朱以撒写道:令人吃惊的是李先生在一个午后突然去世,灰飞烟灭。
灰飞烟灭!朱以撒这个词用得好重。重得让人不太好接受。
合上书本,细细想来,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特的建树和成果存世,无论生前如何有名,地位多高,死后确实也只是一缕轻烟。想起李万钧生前所说的“天天写上一大堆,做到有求必应”云云,不禁感慨良多,知识分子于生存之道上的选择,能不慎乎!
说到底,朱以撒和李万钧们极不相同。从骨子里来说,朱以撒也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但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家不同,朱以撒心慕手追的是庄子,是率真洒脱的魏晋名士,他的行为风格和现代精神是自然相通的。
与儒家的庄严肃穆、仁义道德相比,朱以撒更加迷恋大自然的道德,他一直保持着自身天性的鲜活和心灵的自由,以期能够“脱屣千乘,驾虚游刃”,“生长出灵异之翅羽”。(《在林莽中奔跑的野孩子》)这样的追求,使得他与许多人渐行渐远,最后分道扬镳。
在某年秋日的午后,朱以撒接到一个已经觉得十分遥远的电话,对方是他当年插队那个县里头的有关部门,告知他明年就是他们插队四十周年了,县里头想要写一部《知青史》。对这个电话,朱以撒的反应敏感而又强烈,他觉得相当恼火:“经过四十年的有意遗忘,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像是身上的包袱,长途跋涉中逐渐甩掉了,现在又被人提起,又重新负重。”(《城市流水》)
独裁和专政,让朱以撒在闽西北农村虚掷了十年光阴,对我们民族来说,则是一个巨大的噩梦。一直到现在,封建主义的幽灵还未完全死去。无论如何,朱以撒对此事都提不起来兴趣。可毕竟是整整四十个年头,想要回去看看当年消耗了他们最宝贵时光的土地的知青并不在少数。他们内心世界里究竟在想着些什么?在接到一个当年一起去插队的知青打来的电话后,朱以撒写道:
秋冬之际,离乡背井,越往闽西北走,越是寒冷凄怆,端的尤难为怀。为什么不一年年地淡去,最后如同一抹白烟呢?秋日会逗引一些人怀旧感的增生,想到很多的往事,想见很多的故人,想到很多去过的地方,这些念头随着秋风风骨的坚硬,纠缠无休,使人的情绪都恍惚不宁起来。这都是些充满向下坠落的气息,有些人就绊在那儿起不来了。我和她的分歧在于,我在努力地淡忘着,她却持抱这段经历不放,铭刻于心,在逢五逢十的周年里,都要发作一番。(《时维九月》)
朱以撒根本就不想去走这一遭,也不想去管别人对此如何看待,能不能理解他。现在,他渴望的是“自由、率真、随意”,“借助秋日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师大从福州仓山搬到闽侯大学城后,遥远的路途促使朱以撒学会了开车。一个大半辈子过着慢生活的文人,突然间要面对冰冷坚硬的机械,以及随之产生的速度、时间感的变化,确实会有几分排斥与不适。但朱以撒还是适应了下来。
现在,我自己也经常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坐定。把手机关闭,世界上的人找不到我了。发动、挂档、放手刹,飞快前行,没有人知道我驶向何方,想干什么。过去,我对农耕社会无遮无拦的大空间生活表示喜爱,现在应该说:再见。
在《阻隔》末段,朱以撒略带诙谐地说出“再见”的时候,我似乎瞧见了他颇为快意的表情。很好,毕竟时代有了进步,让朱以撒心生怨恨和不满的时代不太可能重来了。他完全可以凭智慧和能力选择自己的人生,就像他在《腕下消息》里面写到的荆元和殷浩。和前辈文人相比,朱以撒拥有的自由多了很多。对一个身心都极为健康的人来说,这些自由并非无用的自由。
当然,车行路上,许多地方都充满了变数,消费主义的凶险之处也为数不少。朱以撒青年时代就熟读老庄魏晋,先天性地具有现代性和批判现代性的他应该不至于迷路。
朱以撒现在住在闽江南岸的一个小区里,他喜欢家门口那条舒展的江流,每天都会在江边消磨许多时光。晚上睡觉前,他会关了大厅的灯,走到临江的阳台上,倚栏眺望夜色中的江面。夜色静谧,涌动的江流犹如一个空灵缥缈的梦。但愿朱以撒的书法和散文能在这条江水的滋润下,升至自由、逍遥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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