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集体的光亮与个体的无名》——2012中国散文创作综述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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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光亮与个体的无名
——2012中国散文创作综述
王冰
散文写到现在,很多散文作家并未完成作为作家主体的最后确认。于是,无论中国散文如何逐渐走向对个体自我的肯定和探求,并以此为起点,走向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度的理解和探索;也无论贯通在散文作品中,有多少对人的情感和爱的渴望,对个体自我存在的真实吐露和对人性的强烈追求,散文创作最终呈现出来的结局依然是集体在焕发更多的光亮,而具体到作为个体的作家,似乎并没有谁能够在本年度的散文写作中拔地而起,成为一抹鲜艳的亮色。
可以说,本年度的散文创作仍停留在一种浑沌状态,其中包括散文创作的观念、创作的技法、对于社会的理解和生活的认识等各个方面,加之散文作家个人对于散文文体和创作理解的模糊,这使得本年度散文创作前行的方向出现了迷乱,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于是本年度的散文作家在创作中必然显现出更多的散漫无状,或者更多的对于僵化的创作模式的维持。如此,最终的结果是,即使散文创作有些许些集体的光亮,但其背后,依然是散文作者作为个体的无力与无名。
当然这样说的意思,绝不是否认本年度散文中集体创作的成绩与荣光,不是否认本年度散文创作中有很多对外界景物描写之微,对内部心灵感受之细的优秀作品。那些对现实与历史的知性思考,对百姓哀伤与欢乐的细腻抒写,对闲适隐逸情致的详尽描摹,在本年度的散文创作中均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的一丘一壑,一亭一园,一事一人,均表现出本年度散文作家强烈的个性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都拓宽了散文表现的疆域,加大了散文掘进的力度。
一、历史中那些光亮或者灰暗的人
本年度相关历史题材的散文写作应该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亮点,当然,其写作的重点不在于人们对历史的不堪重负的心理焦虑,而是侧重表达从人的命运发展与生存方式中透露出的更为本质、更为隐秘的意义,说到底就是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态度问题。既然人的存在是无法选择的,每个人客观地或者被逼迫地置身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当中,那么回顾历史就成了人成长为人的一个借鉴,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人的宿命。是时代,也是个人赋予作家的那种对自身困境的深切感知和深刻内省的责任,让他们怎么也绕不开历史中我们所经的磨难、所享的幸福,绕不开那些世俗的压制、疾患的折磨、自然的刑罚等等宿命的怪圈,所以散文作家的写作很多时候是从探入历史开始,才慢慢进入到对于现实的映照和理解的。
《悲悯与诅咒——关于鲁迅的絮语》(《山花》第5期),作者敬文东,这篇散文写得鞭辟入里,惊心动魄。本文分四个部分,分别为“伟大的爱心”、“鲁迅式的同情”、“一个也不爱……”、“丧钟正为你敲响……”,全文围绕“悲悯”与“诅咒”两个关键词来写,写了作为人间伟人的鲁迅,同其他伟人一样,也秉承了伟人家族的遗训:不得爱人间的任何人,有的只是怜悯与诅咒的和合,所以鲁迅身上才充满对忘恩负义的中国庸众——这些可悲悯的、可诅咒的凡人——的复杂感情。作者认为悲悯与诅咒这两种情感之中任何单独一种都不能构成伟人的情感,正是它们的和合,才成就了古往今来代表人类力量的英雄,而悲悯作为一种情绪底色,在道义上和身份上似乎都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滑稽意味,所以鲁迅在写作上越到后来诅咒的成分越多,“以致让人看不见还有多少悲悯包含在同情之内,尽管悲悯依然还是维系伟人之同情能够得以存在的一根暗线”。此文显现出了作者思想的深度、独特的发现和广博的学识。
《小春秋》,作者李敬泽,其中的《寤生二三事》《二子同舟》《一盘棋》亦庄亦谐,是作者智慧的外显。文章表面写得是历史,矛头却是指向当下的诸多现状的,里面有作者面对古人的倾慕和对今人今世的叹息,或让人触目惊心、或让人忍俊不禁。此文最大的特点是将历史人物和事件完全化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又信手拈来把它们描述出来,完全不是那种生搬一堆历史材料,又加上自己的一点小感想的蹩脚写法。李敬泽的《春秋的老实人和天真汉》(《百花洲》第3期)也是本年度散文的收获之一,作者用历史中那些人物的老实和天真,来影射现实中人的聪明与诡诈,这给那些想自己聪明一点,再聪明一点的人一种启示,要向古人学天真、学老实,不要使老实人和天真汉成了“珍稀动物”,也只有做老实人、天真汉,不掩饰自己的弱,才能听见看见一些更为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事情。
王剑冰的《洗耳河畔的又一个春天》《春秋那棵繁茂的树》(《海燕》第6期)写得从容舒缓,其中掩藏在文字背后的心绪却像一条河一样在流动。前者写了“不愿意跟人打打斗斗”“一说禅位给他,他跑得比谁都快”的许由,以及他所隐居的箕山,用于清洗自己耳朵的洗耳河,让人不觉就荡漾在了历史的河流中不能自持。后一篇写了我们既熟悉又似乎陌生的子产,写了这个清癯的不高大魁梧老者的一世清廉,写了他的所谓的“不识时务”,写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感。但当一切成为往事,虽然大地繁花依旧,却也已是物是人非,夕阳一轮,苍然于山,让人颇有“彼黍离离”之感。
吴光辉在《无法灰飞烟灭》(《散文百家》第2期)中写了被人们也被历史遗忘的卢慕贞,作者写“在一心求死的卢慕贞看来,深不可测的海洋已经成为苦难的象征,凄凄惨惨的秋雨也已变作孤独的表述,而成群结队的海鸟在漆黑的夜里反反复复地游荡则是一种绝望的暗示”;文章里充满了各种隐晦的词汇,比如噩运、早已残疾虚弱的小脚、生命的绝境、逃亡生涯、以死殉夫、极度悲伤的秋夜、苦风凄雨、艰难、颠沛流离、落寞惨淡、心被辗碎、甚至儿女的死亡等等,作为一个女人的卢慕贞,当以上这些词语在现实中压到她的身上,巨大的现实和精神的压力难道不会足以摧毁她吗,于是,当卢慕贞“用她那双小脚走完了被历史遗弃的悲惨一生”,她就是一部中国式的女人的命运史。
《井冈山往事》(《百花洲》第3期),作者江子,其中的《火》写了被人遗忘的播火者欧阳洛。对于这个人的写作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因为作者要面对的是一段似是而非的史料,几乎所有的史料很少记录这个叫欧阳洛的人,人们对他也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一无所知,但是,作者能巧妙地将自己的思绪深入到了军阀混战,硝烟四起,百姓流离失所的那个时代,用自己的想象跟随着这个年轻的农民的历程一路行走,看他如何从一名年轻的农民成长为一个坚定、成熟、刚毅和自信的革命者的。虽然在众多的英雄人物中,欧阳洛不过是一个轮廓不清的人物,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永新的将军馆也没有他的记载,但他燃起了一把灰暗中的火焰,已经融入整个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已经化作中国共产党人的丰厚遗产,他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让现在的我们敬佩不已。《囚》中的另一个革命者刘仁堪临刑前蘸血为墨写下慷慨标语“革命成功万岁”,也成为了我们每个人耳边不绝的回声。另外江子的《母亲》(《北京文学•原创版》第2期),写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陈正人的母亲张龙秀烈士,写出了一个革命者母亲的经历,读后让人不觉荡气回肠,正气凛然。
在《落日前的凭吊》(《百花洲》第1期)中,作者耿立将曾经为人所熟知的袁世凯推到了人们似乎不太知道的一面。作者认为袁世凯有术是有术,但他不明大势,心中始终有传统发酵的小农特有的做皇帝的春梦,当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片瓦无存、灰飞烟灭,这一语也算点到了袁世凯登基闹剧的死穴上了。耿立的《秋瑾:襟抱谁识?》(《北京文学•原创版》第2期)也是一篇让人扼腕的散文,作者将秋瑾之死的各种被人忽视的细节写了出来,写了杀害秋瑾的不同的人的不同结局,也写了秋瑾的尸骨多次被掘出,被辗转的过程,“使我们不能不怀疑某些所谓的正义和良知”,于是作者认为,“烈士的血和历史一样在某些人的眼里再没有了敬畏,历史成了戏弄和戏法,烈士的血渐渐凝固成了虚无。”
《浪人传奇》(《上海文学》第5期),作者从维熙,此文写了自己在山西永济监狱的伍姓湖劳改农场一段旧事,一个旧友王臻,并借这位旧友的命运传奇来写文革中的各种非正常的事件;文章也写了1976年人们预感到命运即将发生转变的那种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写了新千年开头的日子,两位朋友在风雪里的相逢,分别之后的不同际遇和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以此拷问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知识分子的灵魂。
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个年代的副本》(《百花洲》第1期),作者薛忆沩,与上篇文章不同的是,作者是从孩子的视角来观察周围的一切的,写自己由母亲带着去沙漠腹地见父亲的艰辛,写相见之后全家人以及父亲“难友”们的快乐,于是作者慨叹道,“我必须走进这个年代,将它当成我的水、我的空气、我的土壤和我的恩师。我所有的感官都将由它启蒙。”
《中国旧文人的两种范型及奴才型的宿命》(《黄河》第1期),作者蔡润田,文章以嵇康和宋之问为例,从各个角度做了对比。就两个人的个人教养和文学成就来说,他们都受过儒道文化传统的熏陶,在诗文创作上都有独到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他们思想品质,行为方式却大不相同,其人格大相径庭。虽说中国士子多有正道直行、挫而弥坚者,但在强权政治下,偏离固有价值系统,“枉道而从势”的人还是大有人在,文章彰显出的就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范型——骨气型与奴才型。
孙郁在《十月》第1期发表了《〈民报〉拾趣》,在《十月》第3期发表了《〈奔流〉》琐记》,两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都还原了当时的现场,将蒙在历史之上的灰尘轻轻拂拭。其中前者围绕《民报》还原了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依稀可辨的面容,以及流亡到域外的奋争经历,让人体味到了从清末时期的寒冷里传来的那些暖意;后者围绕《奔流》这本旧期刊写出了鲁迅内心的隐秘,晚年的诸多心思、寄托,晚年的转向以及旧日的光景等。
陈希米的《让“死”活下去》(《天涯》第5期),是长歌当哭的一篇文章,是追问和思考并重的一篇文章,是一篇怎么都难以化解心中之痛的文章。其中对于生死、爱情、诚实、孤独、时间、永恒、生存意义等问题的追问,时时闪烁在字里行间,散发出炫目的智慧之光。其中有一段是直接关于是生是死这一终极问题的,作者写:“我们说过,人生其实没有意义,但是,先不要去死,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干,看看究竟想干什么,这就是‘在世热情’,每个人的热情,就是他的意义。”“人忙忙碌碌,终为一死,明白人都难免会有荒诞感,进而发现活着其实没有意义(那些宏大理性)。但一细想,发现为了孩子,为了母亲,为了画画……还想活,想活,有了热情,意义便有了。”因此,“它可以具体为爱一个男人和女人,爱孩子,爱打球、爱画画……把肉体和一个操持、一个牵挂连起来,生命就运动起来,意义就出来”,这真是经历了切肤之痛、心灵的大悲伤之后才有的箴言。
另外,刘心武的《祥云飞渡》(《上海文学》第5期)、王充闾的《卓文君的勇气》(《海燕》第6期)、《诗人的妻子》(《鸭绿江》第7期)、沙爽的《人言》(《文学界》第6期)、周楠本的《瞿秋白绝笔诗》(《散文•海外版》第2期)、游利华的《声声慢》(《岁月》第6期)、樵夫的《一个让人仰望的人》(《文学港》第3期)、李浩的《闲话明清小品(四题)》(《四川文学》第7期)、闵臣的《读胡适随笔二题》(《四川文学》第7期)、陈洪金的《一个逝者的博南古道》(《四川文学》第12期),都是本年度这个题材写作的收获。
二、那些被风吹远的往事
对于每个人而言,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处不在一种枷锁中。当现代文明造就了诸多文化荒漠之后,社会已经开始渐渐走向各种思想交错的时代,在各种现代化标识的包围中,包括道德标准在内的诸多标准已经开始四下崩塌,于是对于往事中那些纯真和质朴的回望便成了当下生活的一种虚幻的依托,它虽然已经远逝并且飘渺,但以此来对抗越来越恐怖和坚硬的现代阴影,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于是,本年度这种类型的散文就成为当下散文表述存在的方式之一,这些散文依旧在一片废墟或苔藓之上,张扬着充盈的艺术表现力,依旧具有很强的使命感,这使得本年度的散文创作更为坚实有力。
《逝与在》(《百花洲》第3期),作者苍耳,其中的《乡村琴师》写得滞涩灰暗,读完此文心中也是涩涩的。如同作者在文中所写的,在这个世界上,二胡的弦音是不能单靠耳朵去听的,因为有的弦声是低度的、宽厚的、凝涩的,甚至带有一种沙哑,是与人的内心相通的。这种声音从一个晦暗的地方慢慢泻出,汩汩流淌,会使人低下头,慢慢回到自己麻木的内心,同时会使人有一种悲哀和力量从底部升起。而且这种声音从一降生起,就天然地属于广大卑微的民间,一直流淌在人间、世间和民间,滋润着孕育它的昏暗的草舍和幽巷。另外《那飘忽的微咸气息》一篇,带人进入了一种弥散着腐朽的气息之中,而这种气息就是“曹家湾的梅雨季节飘忽着一缕盐的气息”。而在曹家湾这个诡秘的所在,马头墙高耸,曹氏祠堂气势恢宏,是那么的神秘、古奥和隔膜,它似乎久远的存在,老到到处都生出了青苔,高崖断岩般的巨大的青灰墙面,下半部微微向外鼓凸,渗出薄薄的盐霜,门上大锁锈死了似的一动不动,仿佛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些在村庄上空莫名地飘忽着的微咸气息,在时间里成了人们的轨迹或者悲哀,就像皖南农民在烈日下劳作的衣衫上再度结晶的盐花。《公园哦公元》中作者的语言感觉是相当出色的,在新千年即将到来的那个时候,“在时间的背面目击千年之尾”,“我深深地意识到时间的悬隔:这边和那边,此和彼”,并由此感叹,时间本身就是一场奇怪的洪水,人们一生除了抗击空间的大洪水,还得抵抗这时间的大洪水。苍耳的《多余的亡灵》(《文学界》第4期)也是很有分量的作品。
《被风吹远的事情》(《辽河》第12期),作者王宏哲,文章写得韵味十足,这不只是源于作者对语言把握的熟稔,更是源于作者对人生思考的细致与深入。文章表面写的是物,其实写的是人,是对生命的思考和解释。在《风从街巷吹过》中,作者将风作为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来写,风能将村中的一切按照时间的安排进行整理,在风的吹佛中,村庄在不知不觉间就已变得悠远而又模糊,“风把一些岁月吹远了,风把村庄和村庄里的一些人和事情吹远了”。在《雨落在身上》中,作者写人类在面对事物的时候要与之进行平等的对话,这个姿态要低到“那个下午,我和一些玉米们在一起”的程度。在《马记着那些事》中,作者写自己去马市买马,当自己牵着那匹马兴高采烈地往回走时,看到“那匹马却显得心事重重。它低着头,耷拉着脸”,为何如此呢,因为它“归谁或者不归谁本来是马的事,但往往就被人给强行安排了”,难道这不是人的命运吗,最终,那匹马被光阴老成了一个遥远的影子,而自己年轻的日子也被光阴老成了一片模糊的记忆。《虫子在角落里注视着》的写作视角也同前者相似,对生命的深深感悟也在其中,作者感到,“一只虫子如果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到老死,一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人呢?《狗这一生不容易》也是一样的优秀之作。
《等待我的一堵墙》(《飞天》第1期),作者靳万龙,文章是写农事的,但又不全是,比如写牲口们挨饿,叫声连天,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自己也糟蹋掉了一部分粮食,“这一段饥饿中也有自己挥霍掉的一部分”;比如作者从鸡的行为中看到,人在一生中也干不了多少像样的事情;而作者所写的盖房那段,其实就是人生的一段深深的哲理,“我在活过了几十年后才明白,一个人还没有能力干成一件事的时候,就只有等待。世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这样。某一件事是属于你的,它早就撂在那里,它在寂寞的时光中一直就那样撂着,它在静静地等待一个人,一年、两年或者更长”。而谁是干完最后一件事情的人?谁又迷失在往事的苍茫中,再也喊不回来?这是值得我们去沉思一会的。
南帆的《火车驶过田埂》(《收获》第5期),是一篇具有四棱镜效果的文章,作者对于语言的驾轻就熟,对于往事的追述迷离而又具有光彩,就如同作者写道的那样,连自己也没有想到,“风驰电掣的火车不断地搅动三十多年的记忆”,虽然自己当年冒着严寒书写的红漆标语已然模糊,铁路桥的桥梁上结了厚厚的一层锈色污垢,但“内心的错愕之感始终挥之不去,如同漂浮在水面的一层油污”。那时自己同很多知青一样,生活愈来愈沉闷,在偏僻的乡村,自己能亲身触及的唯一能够通往城市的道路就是延伸到远处的铁路。那列一直遥遥无期的火车,给了作者无限的想象,也给了作者无限的无奈,自己只能爬到山顶去看,“到了夜晚,铁路尽头的一列客车愈来愈近,车厢内灯火通明,一排闪亮的车窗如同一串灯笼飞驰而过……”但它总是趾高气扬地呼啸而来,转瞬之间绝尘而去,这只能让人伤感,而那只“有点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鸟”能飞起来吗?作者在《收获》第2期发表的《饥饿惯性》也是一篇写得很精致的散文。
《我们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天涯》第2期),作者帕蒂古丽,语言做得很是有灵气,比如开篇一句:“那一年,地里的稻谷还没有收回来,大雪就像盗贼一样从南山那边扑过来,抢夺了村庄里收割的喜悦。”比如写人们从稻田里回村的时候,是“一步一回头,好像那些稻谷会在他们哪一次回头时,一下子从雪窝里蹿出来,蹿到他们跟前”,这些都是很有灵性的句子,是长时间的写作实践之后才能得到的。
《在村庄里闲走》(《北京文学•原创版》第7期),作者李雪峰,作者的视角是别致的,语言的表述能力是很强的,作者的写作感觉就像一根触须,紧紧缠绕着他在文中所要表述的,他对于村庄的发现也是有别于其他人的。比如他写“路是缔结村庄的藤蔓。一条歪歪扭扭的路东一扭,就结出一个瓜一样的村庄;西一斜,就又结出了一个瓜一样的小村庄”,而且作者将日常的事物化成生命的想象,用以表述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他写道:一个人在村庄里走动生活了一辈子,但他却不会说村庄里的路自己全知道,因为总有一些路他琢磨不清楚”,而“一个人需要知道的,不过是自己梦想远行的道路和自己迢迢回来的归程”。在《有一些花朵是为你开的》中,作者感叹生命中的宿命,那么“一个人在白云苍狗的岁月里能同多少朵花相遇?一朵花在绽开和凋零之间能与多少人相遇?”“你寻觅到那朵为你才静静绽开的花朵了吗?”“你被一朵花点亮过你的心魂吗?”《有一些眼睛你不会看见》也是作者苦心写就的散文,让人很能获取阅读的快感。
《亮》(《鸭绿江》第8期),作者彭家河,文章中将灯火以“亮”来命名,很有些怀旧的味道,很容易让人沉入到往事的情景中,不能脱离出来。那个在高高铜台上伸出小手样盛着桐油放根灯草的铜勺,那个用个小墨水瓶做的亮,亮上的灯花,都是些让人怀旧的物件。而像在亮下看书、打牌、做农活,读书、吃饭摆条、打牌算命这样的情趣,是取代亮的一种叫电的东西之后所不再能有的,如同作者所写的那样,“亮熄灭了,电灯燃起了。乡村夜晚再没有那团昏黄之光的笼罩,一切都如同白昼,朦胧神秘的乡村故事已经大白于电光之下,无秘密的乡村迅速变得索然无味”。
《冬天的一些事情》(《广州文艺》第11期),作者海飞,文章写得很有意思,其中的《风吹院门》一篇中,仅拿黛玉葬花来说,作者就处理得很好,作者故意将黛玉的名字隐去,只称她为“镜子背面的图画上一个古代的女人”,而父亲更是有趣,在看了圆镜背后的画说,“这一定是一个古代的女农民,但是她那么瘦的肩怎么会扛得动锄头呢”,赤脚医生的结论更是古怪,“从这个女人锁得那么深的眉头来看,一定是患了忧郁症,大概是他的老公不要她了,或者她的老公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写得可谓味道十足。
《吾祖》(《芙蓉》第5期),作者郑小驴,此文写自己的祖父,他懂得怎样享受生活,能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抄写佛经。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将要辞世的时候,“像匹即将死去的老马,用那只尚未中风的右手使劲地支撑着想要爬起来。在茅厕的门口,他又摔了一跤。额头磕碰在水沟旁边的瓦砾上,磕出了血。他一动也不动地卧在水沟里”,此段不由让人唏嘘,人在时间面前总是会被打败,不论是这个人如何不想服输,就像文中的祖父敏感地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一样,无法躲避。
李晓君在《乡村爱情故事》(《天涯》第5期)中,将在时间深处湮埋的往事翻了出来,这些事是动感的,又是静悄悄的,像一幕幕无声的电影,其中也有光亮的,也有灰暗的,有沉寂,也有兴奋,有珍宝,也有废墟。他写那个姓黄的才子,写一夜之间空降在小镇的几位女教职工,写“飞鸽”牌自行车、恋爱、孤寂的夜晚、通宵达旦地痛饮、欢笑,写燕女士和庞师傅的绯闻,写“每年春天,山冈周围的油菜花恣意盛开”,那些往事虽然远去,但人们在回首的时候心里还是五味杂陈。
《远在我的身体之外》(《海燕》第6期),作者李景林,其中在《一滴水的命运》中,作者写到:“一个人不比一滴水更沧桑,也不比一滴水更性情”,“一滴水的一生有多长,一滴水又有多深?”“谁为谦卑的生命掌灯,谁为一滴水送行?”话不在多,但表达的内容是丰厚的。
《树之絮语》(《上海文学》第9期),作者王彬,文章分别写了小叶梣、金枝槐、橡树等几种树木,文章写树,又不拘于树,从中可见作者的博学和心态的从容;严平的《生命的承受》(《收获》第3期),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弯腰鞠躬,眼泪滴落到地上”的沙汀。祁玉江的《回家过年》(《散文•海外版》第1期),陈洪金的《新田》(《山西文学》第7期),透透的《透透散文二题》(《广西文学》第5期),葛水平的《走过时间》(《山西文学》第4期),薛舒的《鲁院日记》(《山西文学》第2期),柳宗宣的《居无定所》(《百花洲》第1期),阿贝尔的《早春的镜像》(《上海文学》第4期),于坚的《众神之河》(《文学界》第4期),何镇邦的《汪曾祺、林斤澜的福建之行》(《北京文学》第6期)等,都是本年度散文的优秀之作。
三、散文是一件智慧的事情
当下的某些散文,往往在用一种方式显示自己智慧的同时,或是呈现出一种游离,或者表达出一种忤逆,或者显出一种喧哗。其中的原因,除了与一个作家的才力有关之外,还应该与某个作家的智性有关。因此好的散文要在其中渗透作者的智慧,在智慧性中显示自己的个性。本年度中,很多散文作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书写着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散文中故意显弄一些或大或小的智慧,这应该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散文要想写好,要想在境界上有所开拓挖掘,要想有探索内心世界的深邃,要想有面对人类苦难的悲悯,对文本背后的智慧是应该有所要求的,这样写出的的散文,已经不只是一种文学体裁,更是一种看生活的眼光,一种启人智性的智慧,本年度这个方面的散文创作也是很突出的。
《“康雍乾”三朝对于上人的驯化——再说清代有经学无儒学》(《雨花》第6期),作者王学泰,作者写了清朝“康雍乾”三朝对于文人士大夫的驯化,手段呢,无外乎打击与拉拢两种,而在皇帝心目中这些士大夫不过都是些奴才而已。确实,与明代士人相比,到了清代,“士人的心态变了,骨鲠之士越来越稀缺,争着做奴才的却大有人在”,作者觉得作为士林必须保持独立的人格,要有气,要有背后的道统,否则“没了‘气’的文人士大夫便成了无耻的一群,实际上这是国家的最大的耻辱”。
《夜的城堡》(《岁月》第3期),作者李汀,文中写到的黑夜并不是安静的黑夜,里面有热闹,更有芜杂,有晦暗,更有内心的喧嚣,于是在《我仿佛是黑夜的一只虫子》中,作者突然感觉自己多么像黑夜里的一只虫子,“躲在草丛里,院子里的拐角处,试探性地叫上一两声”,“毫无疑问,我的身份同样像这只虫子一样谨慎、小心”,“这个世界上,能有一两只虫子能听懂人的心声,也该是人的幸福了,”“我越来越相信,在黑夜里,只要有一只虫子陪在身边,那些埋藏在心里的鬼魂就会被风吹得一干二净”,难道文章写到的这些虫子不是作者自己、我们自己吗?
《爱与死的变奏》(《福建文学》第4期),作者黄加芳,这是一篇直刺我们心灵的作品,就如同作者在文中写到的,读完这篇文章,噩梦的图景就出现了,它刺激我们,压迫我们,甚至将要无情吞噬我们,因为作者所写到的画家爱德华•蒙克用他诸多作品中所创作的主题,比如死亡、焦虑、爱等,都在重重地撞击着我们的心魄,将我们带到正在吞噬我们的地域,让我们惊异,却不能逃离。
《试着病了一回》(《火花》第6期),作者梁衡,作家的观察力与敏感度确实是异于常人的,所以作者才在打点滴的时候,见到一幕幕平日正常的生活里所见不到的场景,比如护士那犹如寒冬的惨白面容、白眼或者抢白;比如病人觉得自己“就是正在经受变革的试验品,实验的主人是命运之神(包括死神)和那些白衣天使”;比如地上的输液架、氧气瓶、器械车,“颇有点拥兵自重的骄傲”四世同堂的老汉,“脸白净得像个瓷娃娃,长发披肩,夹克束身,脚下皮鞋贼亮的翩翩少年”,“用一块热毛巾为老妇人洗脚”的中年妇女,可谓男女老少,品种齐全。而当“我“躺到这台子上亲身作着病的试验时,自己也才知道病魔决不肯夺你的力而又为你留一点神,于是作者很是感慨:人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应该懂得,要加倍地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人间草木》(《四川文学》第8期),作者刘学刚,其中写的灰灰菜,是如此叶叶相互对立、相互交错生长,最后形成了一棵庞大而深刻的植株;萋萋菜,“圆润的直立的绿茎上举着一个小小的拳头,绿茎林立”,这是一种伴着祖母、母亲还有我一起成长的植物;而苦菜呢,“微微的苦滑过舌尖之后,是沉沉的香,那香很结实,就像一根细长的绳子,柔韧,直逼你的内心”。这些植物在过去的时光里都见证自己的辛酸和苦辣,是伴随自己一路成长甚至是养活自己的东西,不会那么容易就被人忘记。
《谁能让一只公鸡停止啼叫》(《创作与评论》第7期),作者陈启文,文章写了康德、叔本华、张爱玲三个人,从中我们得知,每个人都渴望外界的安静,内心的宁静,但得到它、进入它是多么的不容易,这对当下喧嚣的世界和内心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高维生在《走在平原》(《清明》第2期)中,将世俗的生活铺开了来写,平原的野地上、动物们、四蹄荡起尘土的驴拉的车、蔬菜批发市场、年代久远的老屋、屋里木桌的抽屉、摆着的一摞信、乡村学校等,都写得细密,有声有色。
《心重》(《文汇报》2月17日),作者刘庆邦,作者写心重关乎敏感,关乎善良,关乎对人生的忧患意识,关乎对责任的担当等等,认为所谓生命的分量也就是心的分量。《在时间的边缘寻找石头和水》(《福建文学》第1期),作者巴客,此文既开启了人们的心智,又让人们呼吸到了思想的气息,让我们再次确信思想不但是有重量的,也是美丽的。《踏青与“咬春”》(《海燕》第6期),作者侯德云,文中写得轻松清淡,写出了作者心中的色彩。《叶琛散文三章》(《辽河》第12期)中,作者写听雨会让人想象,做白日梦,确实如此,听雨不就是在听自己的生活吗?《有些树生活在屯子里》(《岁月》第3期),作者李广智,此文写得颇有哲理,是将自己所写的事物与自己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放到一起了。
另外,王开岭的《湮灭的燕事(外一篇)》(《广西文学》第2期)、肖欣楠的《私语书》(《文学界》第4期)、杨永康的《春天操练》(外一篇)、张承志的《扬州的仙鹤》(《散文•海外版》第3期)、宁肯的《西藏日记》《散文•海外版》第2期)、吴明泉的《皇城密码》(《北京文学》第6期)、赵治的《古道•藏茶》(《四川文学》第7期),竹鸿初的《听尽十里蛙声》(《江河文学》第3期)、沙爽的《残年》(《作品》第8期)、王太生的《水有植物的清香》(《安徽文学》第12期)都是很好的作品。
四、有一种生活叫真实
在本年度的散文写作中,很多散文家也在尽力表现着真实的现实,于是从这一点出发,众多作家写出来的散文,真挚、热爱、忧郁,有诉说、辩解、剖析时的战栗和激动,有心灵的煎熬与疼痛,更有现实生命的激情,体现着自己独特的写作价值。这些作家往往从内心主体体验出发,拨开纷乱的生活表象,通过观察人生、描摹世态,对人的存在、人的心灵世界进行探寻和追问,从而写出灵魂的悸动,精神的痛楚。本年度的散文作者举着现实的旗帜,把社会现实的状态或直接或隐语性式地加以表露,于是那些不可遏制的生存欲望、生存的快乐与痛苦,便在其间突现出来。
《南方工业生活手记》(《广州文艺》第4期),作者周齐林,文章写了一个打工者离开家乡,进入钢铁丛林的城市打工的生活。自己怀揣梦想,想着要像鸟儿一样飞翔,但城市生活显然不属于自己,自己只能“在南方,从这个小镇辗转到那个小镇,从这个出租屋到那个出租屋”,像一条盛满泪水的小船在异域的大海中漂泊,有的只是白天的劳累和夜晚的疲惫。机器的那些铁的气息,进入了自己的骨髓深处,将自己的身体也变成僵硬的机器;城市里那些充塞着暧昧和肉体的气息,与避孕套、黑丝袜牵连,将隐性存在的暴力显露,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里,“欲望的气息在这里弥漫、张扬,行走在城市的胃里,你如一只细小的蚂蚁,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可能”,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城市生活吗?
《在重庆的码头上流浪或飞奔》(《福建文学》第2期),作者吴佳骏,文中写了自己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艰难。当我像游魂一样飘荡在城乡之间,周围的景色都是暗灰色的,寒冷的,“天桥上行走的人,都缩短脖子,穿起大衣,把身体保护起来”,而“对于这个庞大而繁华的大都市而言,我是渺小的,易碎的,不堪一击。哪怕身旁汽车经过时的一阵气流,都有可能把我卷入这座城市生活的漩涡,在劫难逃”,连自己的影子也被行色匆匆的人群踏扁,踩碎,压成齑粉;文章中还写了自己的一个朋友x,x与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家决裂之后,“走街串巷,搞过传销,捣过烟酒,卖过碟片,发过传单……他曾数次被公安机关拘留,后来又都化险为夷”,这算是对于作者经历的一种佐证吧,而在现实的壁垒前,作者的所有经历也只是依旧让悲伤包围着自己罢了。吴佳骏在《流浪在城市里的候鸟》(《山东文学》第8期)写道,“城市是一个张大欲望嘴巴的胃,它的任何一种表象都凸显出饥饿的本质”,“在它繁荣景象涌动下的生活,充满金属的质感和纯物质的姿态”,自己“只能长时间处于漂泊或流浪的状态,从城市的夹缝中去寻找自己渴求的方向”,其中很能见到作者内心的执着与倔强:自己不属于一个城市,知道了乡村通往城市道路的漫长与行走的艰难,但又要在这个城市打拼,获取幸福的希望,于是,那些“无根的人宛若空中游移的云朵,永远处于悬浮的状态”,只能“像一只迁徙的候鸟,南来北往,颠沛失所”,那么,一个人最终的宿营地又将是哪里呢?
《往北》(《滇池》第10期),作者李达伟,文中分《往北》、《游荡》、《词语的破碎》、《幽暗》几篇,作者写了一种执着的向往,写了一种往北的倔强。作者写到,往北是隐藏于内心深处的秘密,自己感受到了内心深处开始出现一条无法摁住的蛇,它像一只潜藏的情欲的苏醒,能让灵魂触及生命的疼痛与真实;文中还写了自己对幽暗的偏爱,对于电影院那一小片幽暗的深深记忆和那种淡淡的忧伤。另外作者在《文学界》第2期发表的《潞江坝:心灵书》也是相当耐读的文章。
《小旅馆》(《四川文学》第11期),作者杨献平,在作者眼中,城市是虚浮和不可靠的,眼前的景象只有那走廊上挂着的几盏白炽灯泡,只有陈旧而低矮的泛黄的房间,只有陌生和城市给人的茫然和覆压,以及在内心深处蕴藏的那种不可救药的渴望或奇迹。杨献平的《我的武侠江湖》(《广西文学》第6期)的写作视角和题材都是新鲜的,整个文章写得雄阔与悲情,雄阔是武侠小说中的雄阔,悲情是现实生活中的悲情,所以作者感到“一个村子,乃至一个地域,其实就是一个江湖。这个江湖往往是自生自灭的,一些看起来主持正义的公器实际上还是由人操纵”,以至于最后作者自己往往是震惊不已,坐在电脑前很长时间不能挪动身子。
瓦当在《出走记》(《天涯》第3期)中写了自己最近几年不安定的生活,“一路颠簸,窗外,北方,大地寥廓萧索,如人元人笔墨”,在生活的压力下,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是如此不易,而“那些从故乡出走的人,那些无法返回故乡的人,那些仇恨故乡的人,那些没有故乡的人,那些寻找故乡的人”,却都要在这种孤绝的境域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口,否则人还能存活吗?
丁燕写的《她在东莞:南方饭桌》(《文学界•原创版》第7期)、《她在东莞:边城过年》(《山西文学》第9期),《诗生活》(《红岩》第7期),全方位写了东莞一带的城市生活,细密而有张力,也是本年度不错的散文。
结语:人的精神与散文的质地
文学与人的质地有关,散文更本质地接近人的本色,一个会用思想写作的人,就会经常关切人的精神本质问题,就会不断地在自己的炼狱中将自己警醒,也就是说,在最低限度上,当人们沉溺于享乐主义或乐观主义的时候,散文家要始终保持一种坚守的姿态,绝不能让那种简单的宣泄降低到一种盲从的地步,从而进入到一种迷狂的状态。一个好的散文作家要有深入骨髓的清醒与思考,以及淡然、达观的态度,还有一种由此显现的对人生和生命具有智慧的参悟。散文家要把那些最细微的和最隐秘的信息传达给我们,给我们以心灵的悔悟和冲动。由此我们断定,思考的梦想与精神的留存会在后人的重新构思、描绘、着色或塑形之中,使散文写作的深处产生更大的自由,并能使之去掉那些或已朽掉的腐质层,去掉那些固有的肤浅的甚至是麻木的判断,重获具有激情、想象和深度的精神光彩。
——刊于2013年第四期《文学界·文学风》
——2012中国散文创作综述
王冰
散文写到现在,很多散文作家并未完成作为作家主体的最后确认。于是,无论中国散文如何逐渐走向对个体自我的肯定和探求,并以此为起点,走向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度的理解和探索;也无论贯通在散文作品中,有多少对人的情感和爱的渴望,对个体自我存在的真实吐露和对人性的强烈追求,散文创作最终呈现出来的结局依然是集体在焕发更多的光亮,而具体到作为个体的作家,似乎并没有谁能够在本年度的散文写作中拔地而起,成为一抹鲜艳的亮色。
可以说,本年度的散文创作仍停留在一种浑沌状态,其中包括散文创作的观念、创作的技法、对于社会的理解和生活的认识等各个方面,加之散文作家个人对于散文文体和创作理解的模糊,这使得本年度散文创作前行的方向出现了迷乱,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于是本年度的散文作家在创作中必然显现出更多的散漫无状,或者更多的对于僵化的创作模式的维持。如此,最终的结果是,即使散文创作有些许些集体的光亮,但其背后,依然是散文作者作为个体的无力与无名。
当然这样说的意思,绝不是否认本年度散文中集体创作的成绩与荣光,不是否认本年度散文创作中有很多对外界景物描写之微,对内部心灵感受之细的优秀作品。那些对现实与历史的知性思考,对百姓哀伤与欢乐的细腻抒写,对闲适隐逸情致的详尽描摹,在本年度的散文创作中均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的一丘一壑,一亭一园,一事一人,均表现出本年度散文作家强烈的个性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都拓宽了散文表现的疆域,加大了散文掘进的力度。
一、历史中那些光亮或者灰暗的人
本年度相关历史题材的散文写作应该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亮点,当然,其写作的重点不在于人们对历史的不堪重负的心理焦虑,而是侧重表达从人的命运发展与生存方式中透露出的更为本质、更为隐秘的意义,说到底就是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态度问题。既然人的存在是无法选择的,每个人客观地或者被逼迫地置身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当中,那么回顾历史就成了人成长为人的一个借鉴,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人的宿命。是时代,也是个人赋予作家的那种对自身困境的深切感知和深刻内省的责任,让他们怎么也绕不开历史中我们所经的磨难、所享的幸福,绕不开那些世俗的压制、疾患的折磨、自然的刑罚等等宿命的怪圈,所以散文作家的写作很多时候是从探入历史开始,才慢慢进入到对于现实的映照和理解的。
《悲悯与诅咒——关于鲁迅的絮语》(《山花》第5期),作者敬文东,这篇散文写得鞭辟入里,惊心动魄。本文分四个部分,分别为“伟大的爱心”、“鲁迅式的同情”、“一个也不爱……”、“丧钟正为你敲响……”,全文围绕“悲悯”与“诅咒”两个关键词来写,写了作为人间伟人的鲁迅,同其他伟人一样,也秉承了伟人家族的遗训:不得爱人间的任何人,有的只是怜悯与诅咒的和合,所以鲁迅身上才充满对忘恩负义的中国庸众——这些可悲悯的、可诅咒的凡人——的复杂感情。作者认为悲悯与诅咒这两种情感之中任何单独一种都不能构成伟人的情感,正是它们的和合,才成就了古往今来代表人类力量的英雄,而悲悯作为一种情绪底色,在道义上和身份上似乎都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滑稽意味,所以鲁迅在写作上越到后来诅咒的成分越多,“以致让人看不见还有多少悲悯包含在同情之内,尽管悲悯依然还是维系伟人之同情能够得以存在的一根暗线”。此文显现出了作者思想的深度、独特的发现和广博的学识。
《小春秋》,作者李敬泽,其中的《寤生二三事》《二子同舟》《一盘棋》亦庄亦谐,是作者智慧的外显。文章表面写得是历史,矛头却是指向当下的诸多现状的,里面有作者面对古人的倾慕和对今人今世的叹息,或让人触目惊心、或让人忍俊不禁。此文最大的特点是将历史人物和事件完全化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又信手拈来把它们描述出来,完全不是那种生搬一堆历史材料,又加上自己的一点小感想的蹩脚写法。李敬泽的《春秋的老实人和天真汉》(《百花洲》第3期)也是本年度散文的收获之一,作者用历史中那些人物的老实和天真,来影射现实中人的聪明与诡诈,这给那些想自己聪明一点,再聪明一点的人一种启示,要向古人学天真、学老实,不要使老实人和天真汉成了“珍稀动物”,也只有做老实人、天真汉,不掩饰自己的弱,才能听见看见一些更为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事情。
王剑冰的《洗耳河畔的又一个春天》《春秋那棵繁茂的树》(《海燕》第6期)写得从容舒缓,其中掩藏在文字背后的心绪却像一条河一样在流动。前者写了“不愿意跟人打打斗斗”“一说禅位给他,他跑得比谁都快”的许由,以及他所隐居的箕山,用于清洗自己耳朵的洗耳河,让人不觉就荡漾在了历史的河流中不能自持。后一篇写了我们既熟悉又似乎陌生的子产,写了这个清癯的不高大魁梧老者的一世清廉,写了他的所谓的“不识时务”,写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感。但当一切成为往事,虽然大地繁花依旧,却也已是物是人非,夕阳一轮,苍然于山,让人颇有“彼黍离离”之感。
吴光辉在《无法灰飞烟灭》(《散文百家》第2期)中写了被人们也被历史遗忘的卢慕贞,作者写“在一心求死的卢慕贞看来,深不可测的海洋已经成为苦难的象征,凄凄惨惨的秋雨也已变作孤独的表述,而成群结队的海鸟在漆黑的夜里反反复复地游荡则是一种绝望的暗示”;文章里充满了各种隐晦的词汇,比如噩运、早已残疾虚弱的小脚、生命的绝境、逃亡生涯、以死殉夫、极度悲伤的秋夜、苦风凄雨、艰难、颠沛流离、落寞惨淡、心被辗碎、甚至儿女的死亡等等,作为一个女人的卢慕贞,当以上这些词语在现实中压到她的身上,巨大的现实和精神的压力难道不会足以摧毁她吗,于是,当卢慕贞“用她那双小脚走完了被历史遗弃的悲惨一生”,她就是一部中国式的女人的命运史。
《井冈山往事》(《百花洲》第3期),作者江子,其中的《火》写了被人遗忘的播火者欧阳洛。对于这个人的写作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因为作者要面对的是一段似是而非的史料,几乎所有的史料很少记录这个叫欧阳洛的人,人们对他也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一无所知,但是,作者能巧妙地将自己的思绪深入到了军阀混战,硝烟四起,百姓流离失所的那个时代,用自己的想象跟随着这个年轻的农民的历程一路行走,看他如何从一名年轻的农民成长为一个坚定、成熟、刚毅和自信的革命者的。虽然在众多的英雄人物中,欧阳洛不过是一个轮廓不清的人物,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永新的将军馆也没有他的记载,但他燃起了一把灰暗中的火焰,已经融入整个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已经化作中国共产党人的丰厚遗产,他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让现在的我们敬佩不已。《囚》中的另一个革命者刘仁堪临刑前蘸血为墨写下慷慨标语“革命成功万岁”,也成为了我们每个人耳边不绝的回声。另外江子的《母亲》(《北京文学•原创版》第2期),写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陈正人的母亲张龙秀烈士,写出了一个革命者母亲的经历,读后让人不觉荡气回肠,正气凛然。
在《落日前的凭吊》(《百花洲》第1期)中,作者耿立将曾经为人所熟知的袁世凯推到了人们似乎不太知道的一面。作者认为袁世凯有术是有术,但他不明大势,心中始终有传统发酵的小农特有的做皇帝的春梦,当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片瓦无存、灰飞烟灭,这一语也算点到了袁世凯登基闹剧的死穴上了。耿立的《秋瑾:襟抱谁识?》(《北京文学•原创版》第2期)也是一篇让人扼腕的散文,作者将秋瑾之死的各种被人忽视的细节写了出来,写了杀害秋瑾的不同的人的不同结局,也写了秋瑾的尸骨多次被掘出,被辗转的过程,“使我们不能不怀疑某些所谓的正义和良知”,于是作者认为,“烈士的血和历史一样在某些人的眼里再没有了敬畏,历史成了戏弄和戏法,烈士的血渐渐凝固成了虚无。”
《浪人传奇》(《上海文学》第5期),作者从维熙,此文写了自己在山西永济监狱的伍姓湖劳改农场一段旧事,一个旧友王臻,并借这位旧友的命运传奇来写文革中的各种非正常的事件;文章也写了1976年人们预感到命运即将发生转变的那种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写了新千年开头的日子,两位朋友在风雪里的相逢,分别之后的不同际遇和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以此拷问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知识分子的灵魂。
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个年代的副本》(《百花洲》第1期),作者薛忆沩,与上篇文章不同的是,作者是从孩子的视角来观察周围的一切的,写自己由母亲带着去沙漠腹地见父亲的艰辛,写相见之后全家人以及父亲“难友”们的快乐,于是作者慨叹道,“我必须走进这个年代,将它当成我的水、我的空气、我的土壤和我的恩师。我所有的感官都将由它启蒙。”
《中国旧文人的两种范型及奴才型的宿命》(《黄河》第1期),作者蔡润田,文章以嵇康和宋之问为例,从各个角度做了对比。就两个人的个人教养和文学成就来说,他们都受过儒道文化传统的熏陶,在诗文创作上都有独到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他们思想品质,行为方式却大不相同,其人格大相径庭。虽说中国士子多有正道直行、挫而弥坚者,但在强权政治下,偏离固有价值系统,“枉道而从势”的人还是大有人在,文章彰显出的就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范型——骨气型与奴才型。
孙郁在《十月》第1期发表了《〈民报〉拾趣》,在《十月》第3期发表了《〈奔流〉》琐记》,两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都还原了当时的现场,将蒙在历史之上的灰尘轻轻拂拭。其中前者围绕《民报》还原了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依稀可辨的面容,以及流亡到域外的奋争经历,让人体味到了从清末时期的寒冷里传来的那些暖意;后者围绕《奔流》这本旧期刊写出了鲁迅内心的隐秘,晚年的诸多心思、寄托,晚年的转向以及旧日的光景等。
陈希米的《让“死”活下去》(《天涯》第5期),是长歌当哭的一篇文章,是追问和思考并重的一篇文章,是一篇怎么都难以化解心中之痛的文章。其中对于生死、爱情、诚实、孤独、时间、永恒、生存意义等问题的追问,时时闪烁在字里行间,散发出炫目的智慧之光。其中有一段是直接关于是生是死这一终极问题的,作者写:“我们说过,人生其实没有意义,但是,先不要去死,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干,看看究竟想干什么,这就是‘在世热情’,每个人的热情,就是他的意义。”“人忙忙碌碌,终为一死,明白人都难免会有荒诞感,进而发现活着其实没有意义(那些宏大理性)。但一细想,发现为了孩子,为了母亲,为了画画……还想活,想活,有了热情,意义便有了。”因此,“它可以具体为爱一个男人和女人,爱孩子,爱打球、爱画画……把肉体和一个操持、一个牵挂连起来,生命就运动起来,意义就出来”,这真是经历了切肤之痛、心灵的大悲伤之后才有的箴言。
另外,刘心武的《祥云飞渡》(《上海文学》第5期)、王充闾的《卓文君的勇气》(《海燕》第6期)、《诗人的妻子》(《鸭绿江》第7期)、沙爽的《人言》(《文学界》第6期)、周楠本的《瞿秋白绝笔诗》(《散文•海外版》第2期)、游利华的《声声慢》(《岁月》第6期)、樵夫的《一个让人仰望的人》(《文学港》第3期)、李浩的《闲话明清小品(四题)》(《四川文学》第7期)、闵臣的《读胡适随笔二题》(《四川文学》第7期)、陈洪金的《一个逝者的博南古道》(《四川文学》第12期),都是本年度这个题材写作的收获。
二、那些被风吹远的往事
对于每个人而言,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处不在一种枷锁中。当现代文明造就了诸多文化荒漠之后,社会已经开始渐渐走向各种思想交错的时代,在各种现代化标识的包围中,包括道德标准在内的诸多标准已经开始四下崩塌,于是对于往事中那些纯真和质朴的回望便成了当下生活的一种虚幻的依托,它虽然已经远逝并且飘渺,但以此来对抗越来越恐怖和坚硬的现代阴影,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于是,本年度这种类型的散文就成为当下散文表述存在的方式之一,这些散文依旧在一片废墟或苔藓之上,张扬着充盈的艺术表现力,依旧具有很强的使命感,这使得本年度的散文创作更为坚实有力。
《逝与在》(《百花洲》第3期),作者苍耳,其中的《乡村琴师》写得滞涩灰暗,读完此文心中也是涩涩的。如同作者在文中所写的,在这个世界上,二胡的弦音是不能单靠耳朵去听的,因为有的弦声是低度的、宽厚的、凝涩的,甚至带有一种沙哑,是与人的内心相通的。这种声音从一个晦暗的地方慢慢泻出,汩汩流淌,会使人低下头,慢慢回到自己麻木的内心,同时会使人有一种悲哀和力量从底部升起。而且这种声音从一降生起,就天然地属于广大卑微的民间,一直流淌在人间、世间和民间,滋润着孕育它的昏暗的草舍和幽巷。另外《那飘忽的微咸气息》一篇,带人进入了一种弥散着腐朽的气息之中,而这种气息就是“曹家湾的梅雨季节飘忽着一缕盐的气息”。而在曹家湾这个诡秘的所在,马头墙高耸,曹氏祠堂气势恢宏,是那么的神秘、古奥和隔膜,它似乎久远的存在,老到到处都生出了青苔,高崖断岩般的巨大的青灰墙面,下半部微微向外鼓凸,渗出薄薄的盐霜,门上大锁锈死了似的一动不动,仿佛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些在村庄上空莫名地飘忽着的微咸气息,在时间里成了人们的轨迹或者悲哀,就像皖南农民在烈日下劳作的衣衫上再度结晶的盐花。《公园哦公元》中作者的语言感觉是相当出色的,在新千年即将到来的那个时候,“在时间的背面目击千年之尾”,“我深深地意识到时间的悬隔:这边和那边,此和彼”,并由此感叹,时间本身就是一场奇怪的洪水,人们一生除了抗击空间的大洪水,还得抵抗这时间的大洪水。苍耳的《多余的亡灵》(《文学界》第4期)也是很有分量的作品。
《被风吹远的事情》(《辽河》第12期),作者王宏哲,文章写得韵味十足,这不只是源于作者对语言把握的熟稔,更是源于作者对人生思考的细致与深入。文章表面写的是物,其实写的是人,是对生命的思考和解释。在《风从街巷吹过》中,作者将风作为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来写,风能将村中的一切按照时间的安排进行整理,在风的吹佛中,村庄在不知不觉间就已变得悠远而又模糊,“风把一些岁月吹远了,风把村庄和村庄里的一些人和事情吹远了”。在《雨落在身上》中,作者写人类在面对事物的时候要与之进行平等的对话,这个姿态要低到“那个下午,我和一些玉米们在一起”的程度。在《马记着那些事》中,作者写自己去马市买马,当自己牵着那匹马兴高采烈地往回走时,看到“那匹马却显得心事重重。它低着头,耷拉着脸”,为何如此呢,因为它“归谁或者不归谁本来是马的事,但往往就被人给强行安排了”,难道这不是人的命运吗,最终,那匹马被光阴老成了一个遥远的影子,而自己年轻的日子也被光阴老成了一片模糊的记忆。《虫子在角落里注视着》的写作视角也同前者相似,对生命的深深感悟也在其中,作者感到,“一只虫子如果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到老死,一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人呢?《狗这一生不容易》也是一样的优秀之作。
《等待我的一堵墙》(《飞天》第1期),作者靳万龙,文章是写农事的,但又不全是,比如写牲口们挨饿,叫声连天,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自己也糟蹋掉了一部分粮食,“这一段饥饿中也有自己挥霍掉的一部分”;比如作者从鸡的行为中看到,人在一生中也干不了多少像样的事情;而作者所写的盖房那段,其实就是人生的一段深深的哲理,“我在活过了几十年后才明白,一个人还没有能力干成一件事的时候,就只有等待。世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这样。某一件事是属于你的,它早就撂在那里,它在寂寞的时光中一直就那样撂着,它在静静地等待一个人,一年、两年或者更长”。而谁是干完最后一件事情的人?谁又迷失在往事的苍茫中,再也喊不回来?这是值得我们去沉思一会的。
南帆的《火车驶过田埂》(《收获》第5期),是一篇具有四棱镜效果的文章,作者对于语言的驾轻就熟,对于往事的追述迷离而又具有光彩,就如同作者写道的那样,连自己也没有想到,“风驰电掣的火车不断地搅动三十多年的记忆”,虽然自己当年冒着严寒书写的红漆标语已然模糊,铁路桥的桥梁上结了厚厚的一层锈色污垢,但“内心的错愕之感始终挥之不去,如同漂浮在水面的一层油污”。那时自己同很多知青一样,生活愈来愈沉闷,在偏僻的乡村,自己能亲身触及的唯一能够通往城市的道路就是延伸到远处的铁路。那列一直遥遥无期的火车,给了作者无限的想象,也给了作者无限的无奈,自己只能爬到山顶去看,“到了夜晚,铁路尽头的一列客车愈来愈近,车厢内灯火通明,一排闪亮的车窗如同一串灯笼飞驰而过……”但它总是趾高气扬地呼啸而来,转瞬之间绝尘而去,这只能让人伤感,而那只“有点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鸟”能飞起来吗?作者在《收获》第2期发表的《饥饿惯性》也是一篇写得很精致的散文。
《我们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天涯》第2期),作者帕蒂古丽,语言做得很是有灵气,比如开篇一句:“那一年,地里的稻谷还没有收回来,大雪就像盗贼一样从南山那边扑过来,抢夺了村庄里收割的喜悦。”比如写人们从稻田里回村的时候,是“一步一回头,好像那些稻谷会在他们哪一次回头时,一下子从雪窝里蹿出来,蹿到他们跟前”,这些都是很有灵性的句子,是长时间的写作实践之后才能得到的。
《在村庄里闲走》(《北京文学•原创版》第7期),作者李雪峰,作者的视角是别致的,语言的表述能力是很强的,作者的写作感觉就像一根触须,紧紧缠绕着他在文中所要表述的,他对于村庄的发现也是有别于其他人的。比如他写“路是缔结村庄的藤蔓。一条歪歪扭扭的路东一扭,就结出一个瓜一样的村庄;西一斜,就又结出了一个瓜一样的小村庄”,而且作者将日常的事物化成生命的想象,用以表述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他写道:一个人在村庄里走动生活了一辈子,但他却不会说村庄里的路自己全知道,因为总有一些路他琢磨不清楚”,而“一个人需要知道的,不过是自己梦想远行的道路和自己迢迢回来的归程”。在《有一些花朵是为你开的》中,作者感叹生命中的宿命,那么“一个人在白云苍狗的岁月里能同多少朵花相遇?一朵花在绽开和凋零之间能与多少人相遇?”“你寻觅到那朵为你才静静绽开的花朵了吗?”“你被一朵花点亮过你的心魂吗?”《有一些眼睛你不会看见》也是作者苦心写就的散文,让人很能获取阅读的快感。
《亮》(《鸭绿江》第8期),作者彭家河,文章中将灯火以“亮”来命名,很有些怀旧的味道,很容易让人沉入到往事的情景中,不能脱离出来。那个在高高铜台上伸出小手样盛着桐油放根灯草的铜勺,那个用个小墨水瓶做的亮,亮上的灯花,都是些让人怀旧的物件。而像在亮下看书、打牌、做农活,读书、吃饭摆条、打牌算命这样的情趣,是取代亮的一种叫电的东西之后所不再能有的,如同作者所写的那样,“亮熄灭了,电灯燃起了。乡村夜晚再没有那团昏黄之光的笼罩,一切都如同白昼,朦胧神秘的乡村故事已经大白于电光之下,无秘密的乡村迅速变得索然无味”。
《冬天的一些事情》(《广州文艺》第11期),作者海飞,文章写得很有意思,其中的《风吹院门》一篇中,仅拿黛玉葬花来说,作者就处理得很好,作者故意将黛玉的名字隐去,只称她为“镜子背面的图画上一个古代的女人”,而父亲更是有趣,在看了圆镜背后的画说,“这一定是一个古代的女农民,但是她那么瘦的肩怎么会扛得动锄头呢”,赤脚医生的结论更是古怪,“从这个女人锁得那么深的眉头来看,一定是患了忧郁症,大概是他的老公不要她了,或者她的老公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写得可谓味道十足。
《吾祖》(《芙蓉》第5期),作者郑小驴,此文写自己的祖父,他懂得怎样享受生活,能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抄写佛经。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将要辞世的时候,“像匹即将死去的老马,用那只尚未中风的右手使劲地支撑着想要爬起来。在茅厕的门口,他又摔了一跤。额头磕碰在水沟旁边的瓦砾上,磕出了血。他一动也不动地卧在水沟里”,此段不由让人唏嘘,人在时间面前总是会被打败,不论是这个人如何不想服输,就像文中的祖父敏感地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一样,无法躲避。
李晓君在《乡村爱情故事》(《天涯》第5期)中,将在时间深处湮埋的往事翻了出来,这些事是动感的,又是静悄悄的,像一幕幕无声的电影,其中也有光亮的,也有灰暗的,有沉寂,也有兴奋,有珍宝,也有废墟。他写那个姓黄的才子,写一夜之间空降在小镇的几位女教职工,写“飞鸽”牌自行车、恋爱、孤寂的夜晚、通宵达旦地痛饮、欢笑,写燕女士和庞师傅的绯闻,写“每年春天,山冈周围的油菜花恣意盛开”,那些往事虽然远去,但人们在回首的时候心里还是五味杂陈。
《远在我的身体之外》(《海燕》第6期),作者李景林,其中在《一滴水的命运》中,作者写到:“一个人不比一滴水更沧桑,也不比一滴水更性情”,“一滴水的一生有多长,一滴水又有多深?”“谁为谦卑的生命掌灯,谁为一滴水送行?”话不在多,但表达的内容是丰厚的。
《树之絮语》(《上海文学》第9期),作者王彬,文章分别写了小叶梣、金枝槐、橡树等几种树木,文章写树,又不拘于树,从中可见作者的博学和心态的从容;严平的《生命的承受》(《收获》第3期),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弯腰鞠躬,眼泪滴落到地上”的沙汀。祁玉江的《回家过年》(《散文•海外版》第1期),陈洪金的《新田》(《山西文学》第7期),透透的《透透散文二题》(《广西文学》第5期),葛水平的《走过时间》(《山西文学》第4期),薛舒的《鲁院日记》(《山西文学》第2期),柳宗宣的《居无定所》(《百花洲》第1期),阿贝尔的《早春的镜像》(《上海文学》第4期),于坚的《众神之河》(《文学界》第4期),何镇邦的《汪曾祺、林斤澜的福建之行》(《北京文学》第6期)等,都是本年度散文的优秀之作。
三、散文是一件智慧的事情
当下的某些散文,往往在用一种方式显示自己智慧的同时,或是呈现出一种游离,或者表达出一种忤逆,或者显出一种喧哗。其中的原因,除了与一个作家的才力有关之外,还应该与某个作家的智性有关。因此好的散文要在其中渗透作者的智慧,在智慧性中显示自己的个性。本年度中,很多散文作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书写着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散文中故意显弄一些或大或小的智慧,这应该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散文要想写好,要想在境界上有所开拓挖掘,要想有探索内心世界的深邃,要想有面对人类苦难的悲悯,对文本背后的智慧是应该有所要求的,这样写出的的散文,已经不只是一种文学体裁,更是一种看生活的眼光,一种启人智性的智慧,本年度这个方面的散文创作也是很突出的。
《“康雍乾”三朝对于上人的驯化——再说清代有经学无儒学》(《雨花》第6期),作者王学泰,作者写了清朝“康雍乾”三朝对于文人士大夫的驯化,手段呢,无外乎打击与拉拢两种,而在皇帝心目中这些士大夫不过都是些奴才而已。确实,与明代士人相比,到了清代,“士人的心态变了,骨鲠之士越来越稀缺,争着做奴才的却大有人在”,作者觉得作为士林必须保持独立的人格,要有气,要有背后的道统,否则“没了‘气’的文人士大夫便成了无耻的一群,实际上这是国家的最大的耻辱”。
《夜的城堡》(《岁月》第3期),作者李汀,文中写到的黑夜并不是安静的黑夜,里面有热闹,更有芜杂,有晦暗,更有内心的喧嚣,于是在《我仿佛是黑夜的一只虫子》中,作者突然感觉自己多么像黑夜里的一只虫子,“躲在草丛里,院子里的拐角处,试探性地叫上一两声”,“毫无疑问,我的身份同样像这只虫子一样谨慎、小心”,“这个世界上,能有一两只虫子能听懂人的心声,也该是人的幸福了,”“我越来越相信,在黑夜里,只要有一只虫子陪在身边,那些埋藏在心里的鬼魂就会被风吹得一干二净”,难道文章写到的这些虫子不是作者自己、我们自己吗?
《爱与死的变奏》(《福建文学》第4期),作者黄加芳,这是一篇直刺我们心灵的作品,就如同作者在文中写到的,读完这篇文章,噩梦的图景就出现了,它刺激我们,压迫我们,甚至将要无情吞噬我们,因为作者所写到的画家爱德华•蒙克用他诸多作品中所创作的主题,比如死亡、焦虑、爱等,都在重重地撞击着我们的心魄,将我们带到正在吞噬我们的地域,让我们惊异,却不能逃离。
《试着病了一回》(《火花》第6期),作者梁衡,作家的观察力与敏感度确实是异于常人的,所以作者才在打点滴的时候,见到一幕幕平日正常的生活里所见不到的场景,比如护士那犹如寒冬的惨白面容、白眼或者抢白;比如病人觉得自己“就是正在经受变革的试验品,实验的主人是命运之神(包括死神)和那些白衣天使”;比如地上的输液架、氧气瓶、器械车,“颇有点拥兵自重的骄傲”四世同堂的老汉,“脸白净得像个瓷娃娃,长发披肩,夹克束身,脚下皮鞋贼亮的翩翩少年”,“用一块热毛巾为老妇人洗脚”的中年妇女,可谓男女老少,品种齐全。而当“我“躺到这台子上亲身作着病的试验时,自己也才知道病魔决不肯夺你的力而又为你留一点神,于是作者很是感慨:人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应该懂得,要加倍地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人间草木》(《四川文学》第8期),作者刘学刚,其中写的灰灰菜,是如此叶叶相互对立、相互交错生长,最后形成了一棵庞大而深刻的植株;萋萋菜,“圆润的直立的绿茎上举着一个小小的拳头,绿茎林立”,这是一种伴着祖母、母亲还有我一起成长的植物;而苦菜呢,“微微的苦滑过舌尖之后,是沉沉的香,那香很结实,就像一根细长的绳子,柔韧,直逼你的内心”。这些植物在过去的时光里都见证自己的辛酸和苦辣,是伴随自己一路成长甚至是养活自己的东西,不会那么容易就被人忘记。
《谁能让一只公鸡停止啼叫》(《创作与评论》第7期),作者陈启文,文章写了康德、叔本华、张爱玲三个人,从中我们得知,每个人都渴望外界的安静,内心的宁静,但得到它、进入它是多么的不容易,这对当下喧嚣的世界和内心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高维生在《走在平原》(《清明》第2期)中,将世俗的生活铺开了来写,平原的野地上、动物们、四蹄荡起尘土的驴拉的车、蔬菜批发市场、年代久远的老屋、屋里木桌的抽屉、摆着的一摞信、乡村学校等,都写得细密,有声有色。
《心重》(《文汇报》2月17日),作者刘庆邦,作者写心重关乎敏感,关乎善良,关乎对人生的忧患意识,关乎对责任的担当等等,认为所谓生命的分量也就是心的分量。《在时间的边缘寻找石头和水》(《福建文学》第1期),作者巴客,此文既开启了人们的心智,又让人们呼吸到了思想的气息,让我们再次确信思想不但是有重量的,也是美丽的。《踏青与“咬春”》(《海燕》第6期),作者侯德云,文中写得轻松清淡,写出了作者心中的色彩。《叶琛散文三章》(《辽河》第12期)中,作者写听雨会让人想象,做白日梦,确实如此,听雨不就是在听自己的生活吗?《有些树生活在屯子里》(《岁月》第3期),作者李广智,此文写得颇有哲理,是将自己所写的事物与自己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放到一起了。
另外,王开岭的《湮灭的燕事(外一篇)》(《广西文学》第2期)、肖欣楠的《私语书》(《文学界》第4期)、杨永康的《春天操练》(外一篇)、张承志的《扬州的仙鹤》(《散文•海外版》第3期)、宁肯的《西藏日记》《散文•海外版》第2期)、吴明泉的《皇城密码》(《北京文学》第6期)、赵治的《古道•藏茶》(《四川文学》第7期),竹鸿初的《听尽十里蛙声》(《江河文学》第3期)、沙爽的《残年》(《作品》第8期)、王太生的《水有植物的清香》(《安徽文学》第12期)都是很好的作品。
四、有一种生活叫真实
在本年度的散文写作中,很多散文家也在尽力表现着真实的现实,于是从这一点出发,众多作家写出来的散文,真挚、热爱、忧郁,有诉说、辩解、剖析时的战栗和激动,有心灵的煎熬与疼痛,更有现实生命的激情,体现着自己独特的写作价值。这些作家往往从内心主体体验出发,拨开纷乱的生活表象,通过观察人生、描摹世态,对人的存在、人的心灵世界进行探寻和追问,从而写出灵魂的悸动,精神的痛楚。本年度的散文作者举着现实的旗帜,把社会现实的状态或直接或隐语性式地加以表露,于是那些不可遏制的生存欲望、生存的快乐与痛苦,便在其间突现出来。
《南方工业生活手记》(《广州文艺》第4期),作者周齐林,文章写了一个打工者离开家乡,进入钢铁丛林的城市打工的生活。自己怀揣梦想,想着要像鸟儿一样飞翔,但城市生活显然不属于自己,自己只能“在南方,从这个小镇辗转到那个小镇,从这个出租屋到那个出租屋”,像一条盛满泪水的小船在异域的大海中漂泊,有的只是白天的劳累和夜晚的疲惫。机器的那些铁的气息,进入了自己的骨髓深处,将自己的身体也变成僵硬的机器;城市里那些充塞着暧昧和肉体的气息,与避孕套、黑丝袜牵连,将隐性存在的暴力显露,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里,“欲望的气息在这里弥漫、张扬,行走在城市的胃里,你如一只细小的蚂蚁,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可能”,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城市生活吗?
《在重庆的码头上流浪或飞奔》(《福建文学》第2期),作者吴佳骏,文中写了自己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艰难。当我像游魂一样飘荡在城乡之间,周围的景色都是暗灰色的,寒冷的,“天桥上行走的人,都缩短脖子,穿起大衣,把身体保护起来”,而“对于这个庞大而繁华的大都市而言,我是渺小的,易碎的,不堪一击。哪怕身旁汽车经过时的一阵气流,都有可能把我卷入这座城市生活的漩涡,在劫难逃”,连自己的影子也被行色匆匆的人群踏扁,踩碎,压成齑粉;文章中还写了自己的一个朋友x,x与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家决裂之后,“走街串巷,搞过传销,捣过烟酒,卖过碟片,发过传单……他曾数次被公安机关拘留,后来又都化险为夷”,这算是对于作者经历的一种佐证吧,而在现实的壁垒前,作者的所有经历也只是依旧让悲伤包围着自己罢了。吴佳骏在《流浪在城市里的候鸟》(《山东文学》第8期)写道,“城市是一个张大欲望嘴巴的胃,它的任何一种表象都凸显出饥饿的本质”,“在它繁荣景象涌动下的生活,充满金属的质感和纯物质的姿态”,自己“只能长时间处于漂泊或流浪的状态,从城市的夹缝中去寻找自己渴求的方向”,其中很能见到作者内心的执着与倔强:自己不属于一个城市,知道了乡村通往城市道路的漫长与行走的艰难,但又要在这个城市打拼,获取幸福的希望,于是,那些“无根的人宛若空中游移的云朵,永远处于悬浮的状态”,只能“像一只迁徙的候鸟,南来北往,颠沛失所”,那么,一个人最终的宿营地又将是哪里呢?
《往北》(《滇池》第10期),作者李达伟,文中分《往北》、《游荡》、《词语的破碎》、《幽暗》几篇,作者写了一种执着的向往,写了一种往北的倔强。作者写到,往北是隐藏于内心深处的秘密,自己感受到了内心深处开始出现一条无法摁住的蛇,它像一只潜藏的情欲的苏醒,能让灵魂触及生命的疼痛与真实;文中还写了自己对幽暗的偏爱,对于电影院那一小片幽暗的深深记忆和那种淡淡的忧伤。另外作者在《文学界》第2期发表的《潞江坝:心灵书》也是相当耐读的文章。
《小旅馆》(《四川文学》第11期),作者杨献平,在作者眼中,城市是虚浮和不可靠的,眼前的景象只有那走廊上挂着的几盏白炽灯泡,只有陈旧而低矮的泛黄的房间,只有陌生和城市给人的茫然和覆压,以及在内心深处蕴藏的那种不可救药的渴望或奇迹。杨献平的《我的武侠江湖》(《广西文学》第6期)的写作视角和题材都是新鲜的,整个文章写得雄阔与悲情,雄阔是武侠小说中的雄阔,悲情是现实生活中的悲情,所以作者感到“一个村子,乃至一个地域,其实就是一个江湖。这个江湖往往是自生自灭的,一些看起来主持正义的公器实际上还是由人操纵”,以至于最后作者自己往往是震惊不已,坐在电脑前很长时间不能挪动身子。
瓦当在《出走记》(《天涯》第3期)中写了自己最近几年不安定的生活,“一路颠簸,窗外,北方,大地寥廓萧索,如人元人笔墨”,在生活的压力下,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是如此不易,而“那些从故乡出走的人,那些无法返回故乡的人,那些仇恨故乡的人,那些没有故乡的人,那些寻找故乡的人”,却都要在这种孤绝的境域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口,否则人还能存活吗?
丁燕写的《她在东莞:南方饭桌》(《文学界•原创版》第7期)、《她在东莞:边城过年》(《山西文学》第9期),《诗生活》(《红岩》第7期),全方位写了东莞一带的城市生活,细密而有张力,也是本年度不错的散文。
结语:人的精神与散文的质地
文学与人的质地有关,散文更本质地接近人的本色,一个会用思想写作的人,就会经常关切人的精神本质问题,就会不断地在自己的炼狱中将自己警醒,也就是说,在最低限度上,当人们沉溺于享乐主义或乐观主义的时候,散文家要始终保持一种坚守的姿态,绝不能让那种简单的宣泄降低到一种盲从的地步,从而进入到一种迷狂的状态。一个好的散文作家要有深入骨髓的清醒与思考,以及淡然、达观的态度,还有一种由此显现的对人生和生命具有智慧的参悟。散文家要把那些最细微的和最隐秘的信息传达给我们,给我们以心灵的悔悟和冲动。由此我们断定,思考的梦想与精神的留存会在后人的重新构思、描绘、着色或塑形之中,使散文写作的深处产生更大的自由,并能使之去掉那些或已朽掉的腐质层,去掉那些固有的肤浅的甚至是麻木的判断,重获具有激情、想象和深度的精神光彩。
——刊于2013年第四期《文学界·文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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