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评之三十四篇：曾强散文的艺术特性
2021-12-24经典散文
[db:简介]
西北朔风下的硬朗叙事
——曾强散文的艺术特性
楚些
在当下散文地图中，山西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块，老中青三代繁木成林，层峦叠嶂。梁衡、张锐锋、杨新雨、葛水平、聂尔、玄武、指尖、闫文盛等散文作家分属于不同的年代，错落有致，构成始终汹涌的长流。整个流域内，还有诸多丰沛的支系，来自大同的曾强先生就是其中显著的一条。
大同古城，冷兵器时代一直作为北方的战略支点而存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型为重要的资源型城市。曾强的故乡距离大同仅几公里之遥，他本人也有多年的矿业从业经验，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其散文书写的对象，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置入矿山、流水线、工人、地下巷道、缆车等要素，而是将大量的笔触切入到故乡的组成要件上来，村庄人事的变迁，饱经沧桑的器物，记忆打捞后的童年光泽，村庄地理的构成细节，等等，构成了其散文写作的主体内容。
周土庄，这个北中国土地上籍籍无名的村庄，借助游子的文字雕刻，渐渐苏醒，兀然清晰。它的身躯如同其他村庄一样，也许是缓缓的，微小的，但足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倒影伫立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它也许是许多从这里出生的人们的现实故乡，更关键的是，它是曾强的故乡，是其在纸张上不断重构的精神刻痕。在一次次回乡的旅途中，他的目光一一抚摸那些无比熟悉的人事和器物，在他的笔下，乡土坠落的频率朝向某种加速度，无论是窑泊的塌陷还是周遭景物的变迁，以及熟悉之人的离去或者迁移，皆是如此。就物理意义而言，村庄的衰颓划出的是一条缓曲线，一旦放置到情感取向的层面，却又如此的突兀，如同一根针刺，刺入观察者的脉搏之中。从故土的凋零出发，作者以笔为船体，上溯到诸多童年往事的深涧里，端点与端点间所形成的时空距离，促成了其散文作品的一个突出特性，即跨度叙述的普遍存在。当然，这种叙述并不是简单的今昔对比，简单的今昔对比只会带来状物抒情的逼仄性，作者在处理时空跨度因素之际，事件和场景交互融入，纵横相间，从而有效避免了结构的单薄，也丰富了叙事的内容。比如故居物语之《金花》篇，可谓前重后轻，由植物迅速转向对一位名叫金花的邻家姑娘的描摹，逼真地勾勒了小学时代女生和男生间的隐秘关系，既充溢着灵性生动，负载着神秘和未知，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判断——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这样的。文章结尾处，笔锋陡转，用了两三个段落，叙及多年之后两人的巧遇，以及镌刻在彼此脸上的沧桑。跨度的存在，使得文章的韵味隽永悠长。当然，故居物语系列中的篇章，并非皆是前重后轻的结构，而是根据依据书写对象的特性，安排对应的结构方式。跨度叙述，带来了诸事物之变，作者在处理的时候，尽量让情感的触角隐藏在事物之后，也因此，那种单薄的情感外显式的感兴触发相对鲜见。
法国作家布封说过：“风格即人”，生于北地，经历了风沙、历史遗留、困苦年代熏染的作者，其散文的质地趋于硬朗，此处所言的硬朗凸显于两个层面。其一是写作主体的精神个性；积极介入生活的文学观相对完整地贯彻到他的系列作品之中，需要申明的是，这里提及的“介入”二字，绝非马克思文论再现说以及存在主义文论介入说的翻版，若仔细剥析的话，其背后的思想渊源则是传统儒家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积极入世态度。因为介入，所以曾强的散文在精神内涵上，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爱憎分明的价值判断，从某个意义上而言，随和与诗性并非散文的全部，硬朗，同样是散文的一种向度，能否支撑起硬朗，依托于主体人格的建构。由文观人，曾强本人就是一位倔强之人，他并不愿将散文当做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凭据，如同诸多传统文人一样，走独抒性灵的路线，而是借助散文随笔，直面现实，寄托忧怀。散文《甲午》总长度在5000字以上，在跨度叙述的纵横结构里，作者截取了一位名叫甲午的光棍（作者的一个表兄弟），其一生的横断面，太多的苦难压在他的肩上，文革时为躲避灾祸而举家外迁，因为成分问题一个人只能游荡在草原深处，归来后父母双亡，人到中年却必须四处漂泊。岁月的沉浮，却没有磨损掉其身上的忠义和敦厚。文章结尾处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当作者问他恨不恨当年（文革时期）那些曾经打过他的人们，他如此答道：“恨？恨啥呢，恨谁呢，那是社会的过，也是我们那一茬人的灾疾，该着谁都免不了的”。这段应答如果仅仅以觉悟程度加以理解的话，则离题万里，因为觉悟这个词汇，长期以来被意识形态化了。认真思量甲午的应答，也许会在孔子“忠恕而已”的自道中找到答案。作者以片断叙事的组合写出了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北方男人的真实内心，其重点并非刻画鲜明的性格，而是有力地呈现了某种文化皈依，一种为文化所化的本真情状，这情状无比宽阔，甲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端点。《洗澡》一篇，则以个体的洗澡经历为基点，带入社会实相的呈现，直面欲望对肉体的囚笼，以及人性复杂的流变，就基本路向而言，与《甲午》篇恰恰形成对照，当然，也是一种互补。
其二，其散文质地的硬朗外显于语言风格层面，翻检其系列文章，就会发现，其文风中有一种刚性的存在，比如山西北部方言的大量融入。方言的后面是一方水土的精神存在，这些方言大多具备直切、倔、不轻易妥协的特性，作为读者，一旦有这样的语词碰面，即使需要费力猜测其意思，但其中漂荡出的硬朗气息却逼人双眼。除了方言的运用之外，叙事的偏重，促使着作者使用大量的短句来勾勒细节的转换与起伏，这些短句的组合，因为内在转换的快速，所有短促而有力。换句通俗的话讲，曾强的散文在语言风格上非常实在，这种实在带来了内容的沉，却疏漏了虚的因素，也因此少了一些灵动和秀美。
有人曾说过，语言是作家的秘密武器。在语言能力上，曾强一直在努力向着生动的方向开掘，不过，其散文距离练达还有着一定的距离，某些篇章尚显得芜杂，比如《甲午》篇中，方言段落后面，往往直接跟进雅化的书面语，使得语气和节奏的转换显得生硬。在保持硬朗质地的前提下，如何抵达行云流水的境界，这是一道必须跨越的沟坎。
读完《甲午》，脑海中一直在闪动着另外一个人物形象，《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思索着他耕读传家的家训，以及他在风雨飘摇之际，于黄土源上的坚持。有某种东西是始终屹立的，只要你去审视他，书写他，关于这一点，我一直坚信。
——曾强散文的艺术特性
楚些
在当下散文地图中，山西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块，老中青三代繁木成林，层峦叠嶂。梁衡、张锐锋、杨新雨、葛水平、聂尔、玄武、指尖、闫文盛等散文作家分属于不同的年代，错落有致，构成始终汹涌的长流。整个流域内，还有诸多丰沛的支系，来自大同的曾强先生就是其中显著的一条。
大同古城，冷兵器时代一直作为北方的战略支点而存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型为重要的资源型城市。曾强的故乡距离大同仅几公里之遥，他本人也有多年的矿业从业经验，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其散文书写的对象，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置入矿山、流水线、工人、地下巷道、缆车等要素，而是将大量的笔触切入到故乡的组成要件上来，村庄人事的变迁，饱经沧桑的器物，记忆打捞后的童年光泽，村庄地理的构成细节，等等，构成了其散文写作的主体内容。
周土庄，这个北中国土地上籍籍无名的村庄，借助游子的文字雕刻，渐渐苏醒，兀然清晰。它的身躯如同其他村庄一样，也许是缓缓的，微小的，但足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倒影伫立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它也许是许多从这里出生的人们的现实故乡，更关键的是，它是曾强的故乡，是其在纸张上不断重构的精神刻痕。在一次次回乡的旅途中，他的目光一一抚摸那些无比熟悉的人事和器物，在他的笔下，乡土坠落的频率朝向某种加速度，无论是窑泊的塌陷还是周遭景物的变迁，以及熟悉之人的离去或者迁移，皆是如此。就物理意义而言，村庄的衰颓划出的是一条缓曲线，一旦放置到情感取向的层面，却又如此的突兀，如同一根针刺，刺入观察者的脉搏之中。从故土的凋零出发，作者以笔为船体，上溯到诸多童年往事的深涧里，端点与端点间所形成的时空距离，促成了其散文作品的一个突出特性，即跨度叙述的普遍存在。当然，这种叙述并不是简单的今昔对比，简单的今昔对比只会带来状物抒情的逼仄性，作者在处理时空跨度因素之际，事件和场景交互融入，纵横相间，从而有效避免了结构的单薄，也丰富了叙事的内容。比如故居物语之《金花》篇，可谓前重后轻，由植物迅速转向对一位名叫金花的邻家姑娘的描摹，逼真地勾勒了小学时代女生和男生间的隐秘关系，既充溢着灵性生动，负载着神秘和未知，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判断——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这样的。文章结尾处，笔锋陡转，用了两三个段落，叙及多年之后两人的巧遇，以及镌刻在彼此脸上的沧桑。跨度的存在，使得文章的韵味隽永悠长。当然，故居物语系列中的篇章，并非皆是前重后轻的结构，而是根据依据书写对象的特性，安排对应的结构方式。跨度叙述，带来了诸事物之变，作者在处理的时候，尽量让情感的触角隐藏在事物之后，也因此，那种单薄的情感外显式的感兴触发相对鲜见。
法国作家布封说过：“风格即人”，生于北地，经历了风沙、历史遗留、困苦年代熏染的作者，其散文的质地趋于硬朗，此处所言的硬朗凸显于两个层面。其一是写作主体的精神个性；积极介入生活的文学观相对完整地贯彻到他的系列作品之中，需要申明的是，这里提及的“介入”二字，绝非马克思文论再现说以及存在主义文论介入说的翻版，若仔细剥析的话，其背后的思想渊源则是传统儒家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积极入世态度。因为介入，所以曾强的散文在精神内涵上，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爱憎分明的价值判断，从某个意义上而言，随和与诗性并非散文的全部，硬朗，同样是散文的一种向度，能否支撑起硬朗，依托于主体人格的建构。由文观人，曾强本人就是一位倔强之人，他并不愿将散文当做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凭据，如同诸多传统文人一样，走独抒性灵的路线，而是借助散文随笔，直面现实，寄托忧怀。散文《甲午》总长度在5000字以上，在跨度叙述的纵横结构里，作者截取了一位名叫甲午的光棍（作者的一个表兄弟），其一生的横断面，太多的苦难压在他的肩上，文革时为躲避灾祸而举家外迁，因为成分问题一个人只能游荡在草原深处，归来后父母双亡，人到中年却必须四处漂泊。岁月的沉浮，却没有磨损掉其身上的忠义和敦厚。文章结尾处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当作者问他恨不恨当年（文革时期）那些曾经打过他的人们，他如此答道：“恨？恨啥呢，恨谁呢，那是社会的过，也是我们那一茬人的灾疾，该着谁都免不了的”。这段应答如果仅仅以觉悟程度加以理解的话，则离题万里，因为觉悟这个词汇，长期以来被意识形态化了。认真思量甲午的应答，也许会在孔子“忠恕而已”的自道中找到答案。作者以片断叙事的组合写出了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北方男人的真实内心，其重点并非刻画鲜明的性格，而是有力地呈现了某种文化皈依，一种为文化所化的本真情状，这情状无比宽阔，甲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端点。《洗澡》一篇，则以个体的洗澡经历为基点，带入社会实相的呈现，直面欲望对肉体的囚笼，以及人性复杂的流变，就基本路向而言，与《甲午》篇恰恰形成对照，当然，也是一种互补。
其二，其散文质地的硬朗外显于语言风格层面，翻检其系列文章，就会发现，其文风中有一种刚性的存在，比如山西北部方言的大量融入。方言的后面是一方水土的精神存在，这些方言大多具备直切、倔、不轻易妥协的特性，作为读者，一旦有这样的语词碰面，即使需要费力猜测其意思，但其中漂荡出的硬朗气息却逼人双眼。除了方言的运用之外，叙事的偏重，促使着作者使用大量的短句来勾勒细节的转换与起伏，这些短句的组合，因为内在转换的快速，所有短促而有力。换句通俗的话讲，曾强的散文在语言风格上非常实在，这种实在带来了内容的沉，却疏漏了虚的因素，也因此少了一些灵动和秀美。
有人曾说过，语言是作家的秘密武器。在语言能力上，曾强一直在努力向着生动的方向开掘，不过，其散文距离练达还有着一定的距离，某些篇章尚显得芜杂，比如《甲午》篇中，方言段落后面，往往直接跟进雅化的书面语，使得语气和节奏的转换显得生硬。在保持硬朗质地的前提下，如何抵达行云流水的境界，这是一道必须跨越的沟坎。
读完《甲午》，脑海中一直在闪动着另外一个人物形象，《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思索着他耕读传家的家训，以及他在风雨飘摇之际，于黄土源上的坚持。有某种东西是始终屹立的，只要你去审视他，书写他，关于这一点，我一直坚信。
很赞哦！ ()
相关文章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