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春长怕花开早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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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春长怕花开早
——由廖华歌散文兼谈抒情散文路数
如果把文学豫军比拟为一个生机勃发的生态系统的话，那么南阳作家群落则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植被最为茂盛的核心区域。所谓茂盛有两个指向，其一是创作成就之显目，周大新、田中禾、柳建伟、乔典运、二月河、周同宾等知名作家，皆是从这一方盆地出发，走到文学的中心舞台之上，闪烁出各自夺人的光芒；其二是文体上的多元支撑，周大新的盆地叙事，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乔典运的乡土短篇，田中禾的人性启蒙，柳建伟的军事题材，行者的现代叙事，共同铸就了小说写作的繁茂景象，这里不仅有小说写作带来的亮丽，还有他种体裁洒下的阳光雨露。散文写作领域有老作家周同宾先生，虽年过七旬，而锐度依然。有坚持女性书写的廖华歌女士，诗歌写作方面则有汗漫与青年诗人一地雪等。
廖华歌女士就是在这一方沃土中成长起来的散文作家，并一直扎根于这片土地之中。如果将其定位的话，那么可归入河南散文中青一代阵营之中，同时纳入这一阵营的还有王剑冰、郑彦英、陈峻峰、鱼禾、曲令敏、冯杰等作家。面对河南散文后继乏力的局面，上述这些散文作家再加上周同宾先生，几乎就构成了当下中原散文写作的全貌。中国作协的彭学明先生曾在《南方文坛》发文阐述中原散文的风貌与风骨，并将这些散文作家归置到一个群体写作的范畴加以集中概述，褒誉有加。我认为这个判断有值得商榷之处，河南散文相比较小说、诗歌而言，在地域性框架内处于弱势的地位，放到全国的层面来说，河南很难称得上是散文大省。另外，河南的散文写作依据笔者的考察，尚难以以群体症候观照之，不仅风格路数不尽相同，文体亦宽窄不一。中原文化悠且长，河南也是农业大省，文化之根的探究也好，乡土写作也好，这些名号皆无法涵盖当下的写作。
201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消失或重生》收拢了廖华歌近十几年来的代表作品，这本集子约三十万字，近百篇文章。从内容上看，大部分为抒情文字，小部分为游记文章。实际上这些游记文章承载的依然是个体的心情点滴，他处的民情、风俗、实物等固然有所再现，但这些游记的主体，则为缘情而发的意绪、感兴。结合廖华歌另一本散文自选集《七色花树》，在我的理解，其作品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路子过窄，一个是格局太小。
林贤治先生在一篇关于散文的长文中指出，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任何一种文体。谢有顺在《法在无法之中》中对他提及的自由精神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回应，即散文在艺术处理上不仅恪守自由的原则，而且在传达层面也应是自由的。提到自由二字，过去总是囿于“题材自由”这个提法，其实自由的精神不仅贯穿到写什么的问题，更应该贯穿到怎么写的问题中，即鲁迅所言的散文写作大可以随便的主张。应该注意到，近二十年的散文繁荣带来了风格的多样化，写作边界的不断突围，而具体到某些个别的作家那里，他们的写作之路却总是在一口深井里打转。写起情感美文酣畅淋漓的作者，一旦触及杂感随笔路子，其见识的粗陋暴露无遗，或者走学术随笔路子的作者，处理家事伦常之际，往往隔阂极深，似乎是言说着他人的幸福伤悲。白话散文史上鲁迅被之所以公认为散文大家，概在于他在忆语体、思辨体、杂谈体、随笔体诸种路数上皆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专业造就方家，路数的打通才真正造就大家。回到作家个案的层面，有些作家始终坚持一种路数一条道走到黑，尽管特色突出，著述颇丰，但很容易自我复制，而这种自我复制恰恰是对散文自由精神的严重损害。
廖华歌的散文写作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年纪尚青即崭露头角，不过受到其时盛行的“真情实感”论的制约，其写作路数基本框定在抒情之路上。作为女性作家，她把所有的笔触皆投放到细腻与深情中去，所谓细腻指向女性特有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所谓深情指向主体情感的投射及散文品格的落定。其系列作品呼应了“一往情深深几许”、“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颜色”式的传统抒情文统，并不断强化，形成高度的一体性、同一化局面。在她的笔下，风物的因素远远超越人情的因素，情感诉说的因素远远超越思维认知的因素。四季的变化，景物的迁延，时光中变旧的物事，日常中的细微动作，等等，皆会因为投射，从而在主体的心湖里激起波澜，而这些因素，也构成了其散文作品的主体内容。呈现之际，她将自我的意绪折叠进去，注重画面的营造和片断的勾勒，这也促成其散文结构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即片断组合形式，具体到文本中，往往以一二三四加以组接。阅读她的散文过程中，我常常会想起华兹华斯的一个判断：“一朵微小的花对我来说，可以唤起用眼泪也表达不出的那样深的感情！”也因此，她的笔下，景物虽小，用情却深，由此可见出古典诗文，或者说古典抒情传统在其身上打下的烙印。
也正是因为对外在世界的一往情深，她的笔下，很少去记录看到的事物，而是去舒展感觉到的事物，从而使诸事物高度的人格化，主体化。阅读其系列散文之后，我注意到“眼泪”这一语词出现的高频率，也注意到问句设定的频频现身以及感叹号的过多使用。而就整体的语言风格来看，作为一种契合，她的行文走的是清丽、诗性的路线，抒情的控制张弛有度，相当成熟，某些片断的静悟文字尤其出彩。
就某些单篇来说，廖华歌散文抵达了很高的艺术性和自如性的高度，作为读者，也无需怀疑其散文内蕴的情感的真挚性，我在阅读的时候，甚至可以通过文本直接触及主体的善良与温情。不过，人品、情感纯度、手法的圆熟与散文的深度与厚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就当下散文创作的局面来看，有如下几种路数的写作步入越来越狭窄的胡同，一个是氤氲着古典气质的纯正抒情散文，一个是刘亮程式的诗化散文之路，另一个则是哲理散文的路数。在时代性面前，散文写作的路子显然有着气数的因素，与之对应，跨文体写作，人文历史随笔，叙事散文这些路数锋头正劲，总体观之，经验写作取代了真情写作，成为散文写作中的重中之重。抒情散文自我窄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以情感为本体，从而疏离了以个人性为本体的白话散文的本源，回过头来看，抒情散文这一路数与十七年文学所确立的国家抒情机制有着撇不清的干系。对于抒情窄化所带来的危险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汪曾祺先生就曾敏锐地指出：“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回望现代文学时期，大家学者们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即白话散文的繁荣根植于个性发现这一决定性因素。这里所提及的个性的背后，其实有着人道主义思潮的勃兴，有着中西文化对接下人的意识的觉醒，有着向着历史传统深处开掘而出的个性解放的基本精神。这三个因素支撑下的个人性的发现，才真正具备了实际的内容。散文的个性因素，放在今天，考量写作主体的有如下因素：思想的现代性、文化人格的自觉性、文体创新意识、玄远的人文关怀等，是以上这些因素的有效整合。
对于廖华歌散文来说，格局太小与路数窄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散文的格局问题相对具象，与文本的风格、特性、氛围有关，路数的指认则是宏观的。王国维先生曾给出判断大家之作的两个因素：所见着真，所知者深。此处的真非外在世界表象之真，而是内在的真，深的因素则需要主体审美判断力的支撑，康德也有过把判断力因素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能力的论点。如此，单靠直觉体验对于杰出作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尚需要创作主体极高的判断力的偕同。换句话说，离开了宏阔的社会价值判断体系，文学的格局很难趋于高远。就古典散文来说，太史公之史传散文，庄子散文的通达大化，且不言之，就明清小品来说，他们的取材固然微小，处理上比较自我，但这些因素的背后，是个人性情与整个社会礼法虚伪的习气相对抗，格局不可谓不大。
在廖华歌笔下，取材的特点上面已有表述，就艺术处理来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专注于自我，专注于自我情感、意兴的释放。关键的问题在于，她笔下的自我与社会学因素之间是隔离的，如春蚕般自我包裹，有些时候，走向某种伤情。下这样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她所有的作品皆绝缘于社会经验，在述及自我遭遇或者身边朋友熟人人生经历的篇章中，她也会带入社会性的认知和判断，不过，对人生故事的深刻观照并不是其擅长，在她营造的抒情片断里，更多看到的是返诸内心的倾向。她笔下的花、草、树、风、雪等景物，皆是有灵性的，她以此来营造相互低语的一个意境，这个时候，惜春长怕花开早式的自怜、自伤的特性氛围便凸显出来。
对于写作者来说，风格、路数一旦深化定型，自我镜像的因素将决定着突围的难度，惟其如此，对于以自由精神作为散文本体的散文写作来说，更应该自我超越，尝试着打通文体上各种路数，恰如歌德指出的那样—伟大的艺术是在限制中寻找自由。
——由廖华歌散文兼谈抒情散文路数
如果把文学豫军比拟为一个生机勃发的生态系统的话，那么南阳作家群落则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植被最为茂盛的核心区域。所谓茂盛有两个指向，其一是创作成就之显目，周大新、田中禾、柳建伟、乔典运、二月河、周同宾等知名作家，皆是从这一方盆地出发，走到文学的中心舞台之上，闪烁出各自夺人的光芒；其二是文体上的多元支撑，周大新的盆地叙事，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乔典运的乡土短篇，田中禾的人性启蒙，柳建伟的军事题材，行者的现代叙事，共同铸就了小说写作的繁茂景象，这里不仅有小说写作带来的亮丽，还有他种体裁洒下的阳光雨露。散文写作领域有老作家周同宾先生，虽年过七旬，而锐度依然。有坚持女性书写的廖华歌女士，诗歌写作方面则有汗漫与青年诗人一地雪等。
廖华歌女士就是在这一方沃土中成长起来的散文作家，并一直扎根于这片土地之中。如果将其定位的话，那么可归入河南散文中青一代阵营之中，同时纳入这一阵营的还有王剑冰、郑彦英、陈峻峰、鱼禾、曲令敏、冯杰等作家。面对河南散文后继乏力的局面，上述这些散文作家再加上周同宾先生，几乎就构成了当下中原散文写作的全貌。中国作协的彭学明先生曾在《南方文坛》发文阐述中原散文的风貌与风骨，并将这些散文作家归置到一个群体写作的范畴加以集中概述，褒誉有加。我认为这个判断有值得商榷之处，河南散文相比较小说、诗歌而言，在地域性框架内处于弱势的地位，放到全国的层面来说，河南很难称得上是散文大省。另外，河南的散文写作依据笔者的考察，尚难以以群体症候观照之，不仅风格路数不尽相同，文体亦宽窄不一。中原文化悠且长，河南也是农业大省，文化之根的探究也好，乡土写作也好，这些名号皆无法涵盖当下的写作。
201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消失或重生》收拢了廖华歌近十几年来的代表作品，这本集子约三十万字，近百篇文章。从内容上看，大部分为抒情文字，小部分为游记文章。实际上这些游记文章承载的依然是个体的心情点滴，他处的民情、风俗、实物等固然有所再现，但这些游记的主体，则为缘情而发的意绪、感兴。结合廖华歌另一本散文自选集《七色花树》，在我的理解，其作品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路子过窄，一个是格局太小。
林贤治先生在一篇关于散文的长文中指出，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任何一种文体。谢有顺在《法在无法之中》中对他提及的自由精神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回应，即散文在艺术处理上不仅恪守自由的原则，而且在传达层面也应是自由的。提到自由二字，过去总是囿于“题材自由”这个提法，其实自由的精神不仅贯穿到写什么的问题，更应该贯穿到怎么写的问题中，即鲁迅所言的散文写作大可以随便的主张。应该注意到，近二十年的散文繁荣带来了风格的多样化，写作边界的不断突围，而具体到某些个别的作家那里，他们的写作之路却总是在一口深井里打转。写起情感美文酣畅淋漓的作者，一旦触及杂感随笔路子，其见识的粗陋暴露无遗，或者走学术随笔路子的作者，处理家事伦常之际，往往隔阂极深，似乎是言说着他人的幸福伤悲。白话散文史上鲁迅被之所以公认为散文大家，概在于他在忆语体、思辨体、杂谈体、随笔体诸种路数上皆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专业造就方家，路数的打通才真正造就大家。回到作家个案的层面，有些作家始终坚持一种路数一条道走到黑，尽管特色突出，著述颇丰，但很容易自我复制，而这种自我复制恰恰是对散文自由精神的严重损害。
廖华歌的散文写作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年纪尚青即崭露头角，不过受到其时盛行的“真情实感”论的制约，其写作路数基本框定在抒情之路上。作为女性作家，她把所有的笔触皆投放到细腻与深情中去，所谓细腻指向女性特有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所谓深情指向主体情感的投射及散文品格的落定。其系列作品呼应了“一往情深深几许”、“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颜色”式的传统抒情文统，并不断强化，形成高度的一体性、同一化局面。在她的笔下，风物的因素远远超越人情的因素，情感诉说的因素远远超越思维认知的因素。四季的变化，景物的迁延，时光中变旧的物事，日常中的细微动作，等等，皆会因为投射，从而在主体的心湖里激起波澜，而这些因素，也构成了其散文作品的主体内容。呈现之际，她将自我的意绪折叠进去，注重画面的营造和片断的勾勒，这也促成其散文结构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即片断组合形式，具体到文本中，往往以一二三四加以组接。阅读她的散文过程中，我常常会想起华兹华斯的一个判断：“一朵微小的花对我来说，可以唤起用眼泪也表达不出的那样深的感情！”也因此，她的笔下，景物虽小，用情却深，由此可见出古典诗文，或者说古典抒情传统在其身上打下的烙印。
也正是因为对外在世界的一往情深，她的笔下，很少去记录看到的事物，而是去舒展感觉到的事物，从而使诸事物高度的人格化，主体化。阅读其系列散文之后，我注意到“眼泪”这一语词出现的高频率，也注意到问句设定的频频现身以及感叹号的过多使用。而就整体的语言风格来看，作为一种契合，她的行文走的是清丽、诗性的路线，抒情的控制张弛有度，相当成熟，某些片断的静悟文字尤其出彩。
就某些单篇来说，廖华歌散文抵达了很高的艺术性和自如性的高度，作为读者，也无需怀疑其散文内蕴的情感的真挚性，我在阅读的时候，甚至可以通过文本直接触及主体的善良与温情。不过，人品、情感纯度、手法的圆熟与散文的深度与厚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就当下散文创作的局面来看，有如下几种路数的写作步入越来越狭窄的胡同，一个是氤氲着古典气质的纯正抒情散文，一个是刘亮程式的诗化散文之路，另一个则是哲理散文的路数。在时代性面前，散文写作的路子显然有着气数的因素，与之对应，跨文体写作，人文历史随笔，叙事散文这些路数锋头正劲，总体观之，经验写作取代了真情写作，成为散文写作中的重中之重。抒情散文自我窄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以情感为本体，从而疏离了以个人性为本体的白话散文的本源，回过头来看，抒情散文这一路数与十七年文学所确立的国家抒情机制有着撇不清的干系。对于抒情窄化所带来的危险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汪曾祺先生就曾敏锐地指出：“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回望现代文学时期，大家学者们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即白话散文的繁荣根植于个性发现这一决定性因素。这里所提及的个性的背后，其实有着人道主义思潮的勃兴，有着中西文化对接下人的意识的觉醒，有着向着历史传统深处开掘而出的个性解放的基本精神。这三个因素支撑下的个人性的发现，才真正具备了实际的内容。散文的个性因素，放在今天，考量写作主体的有如下因素：思想的现代性、文化人格的自觉性、文体创新意识、玄远的人文关怀等，是以上这些因素的有效整合。
对于廖华歌散文来说，格局太小与路数窄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散文的格局问题相对具象，与文本的风格、特性、氛围有关，路数的指认则是宏观的。王国维先生曾给出判断大家之作的两个因素：所见着真，所知者深。此处的真非外在世界表象之真，而是内在的真，深的因素则需要主体审美判断力的支撑，康德也有过把判断力因素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能力的论点。如此，单靠直觉体验对于杰出作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尚需要创作主体极高的判断力的偕同。换句话说，离开了宏阔的社会价值判断体系，文学的格局很难趋于高远。就古典散文来说，太史公之史传散文，庄子散文的通达大化，且不言之，就明清小品来说，他们的取材固然微小，处理上比较自我，但这些因素的背后，是个人性情与整个社会礼法虚伪的习气相对抗，格局不可谓不大。
在廖华歌笔下，取材的特点上面已有表述，就艺术处理来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专注于自我，专注于自我情感、意兴的释放。关键的问题在于，她笔下的自我与社会学因素之间是隔离的，如春蚕般自我包裹，有些时候，走向某种伤情。下这样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她所有的作品皆绝缘于社会经验，在述及自我遭遇或者身边朋友熟人人生经历的篇章中，她也会带入社会性的认知和判断，不过，对人生故事的深刻观照并不是其擅长，在她营造的抒情片断里，更多看到的是返诸内心的倾向。她笔下的花、草、树、风、雪等景物，皆是有灵性的，她以此来营造相互低语的一个意境，这个时候，惜春长怕花开早式的自怜、自伤的特性氛围便凸显出来。
对于写作者来说，风格、路数一旦深化定型，自我镜像的因素将决定着突围的难度，惟其如此，对于以自由精神作为散文本体的散文写作来说，更应该自我超越，尝试着打通文体上各种路数，恰如歌德指出的那样—伟大的艺术是在限制中寻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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