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祝勇)

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
   祝勇
   一、问题：散文的价值由谁决定
   严重阻碍着我们时代的文学进展的，不是前方的荒漠与空无，而是身后的那些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以大多数人代表自居的庸人。庸人总是成批地产生出来，任何时代都如此；先锋却总是罕见的，任何时代也都如此。
   这是一位思想者的话。我在此复述，是因为它完全道出了文学的真理（散文自然也不例外）。从这个真理出发，去认识文学的历史，很多事情就会一目了然，比如那些十分畅销、到处转载、被反复提到、极具知名度的作品，可能是很糟糕的作品。人文精神和俗世利益在当下差不多成了天然的死敌，文学也由此分出两个不同的方向——追求空间的覆盖，还是时间的绵延。
   文学史是在时间向度上对文学作出的裁决，裁判者理应成为时间的代言人，因而自当远离喧哗的人群，回到文学的身边。伯尔说：“如果说文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一定要填补水银柱上的空白，要使人为的，或者是基于自我蒙骗的，似乎是现实的燥热冷却下来，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创造新的比例。”但现在的情况是，文学史以及各种文学选选本，不过是所谓“有反响的作品”的罗列，而真正保持着写作独立性的作品，可能被永远遮蔽。空间的获胜者企图同时获得时间上的特权。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散文领域，而且，在散文领域尤为严重。如果说杰出的文学作品体现着语言才华的最高值，那么，由大多数人的智慧平均值对它们作出裁决，显然是可笑的。现在的评论家和编选家大多受命于大众的选票——他们把艺术当成了选举，实际上是在使用空间的尺度，排斥了时间的尺度。这是空间向时间的侵略，也是向文学本身的侵略。
   二、体制：散文背后的手
   散文领域几乎是一个丧失了艺术标准的领域。散文表现出极强的依附性，也就是说，散文在本质上已经成了一种体制性文体，远离灵魂真实，套牢现实功用。这样，散文便成了一门手艺活儿，散文家成了能工巧匠。他们掌握着一般人没有掌握的技术，能够制造出特殊的工艺品，时势需要什么品种，他们就造出什么品种。从前讴歌大跃进的，如今歌颂起改革开放，也是行家里手；文化革命的急先锋，玩一出文化苦旅照样易如反掌，如果后现代一把——只要他们想干，他们就肯定能做到，对于他们的“才华”，我毫不怀疑。贞操对于很多人来说从来都是多余的，比如妓女，和散文家（某些）。
   按照辞典的解释，体制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二是指文体的格局、体裁，如：五言诗的体制。本文只谈文学，不过问国家机关的事儿，因而主要指向为文体的格局，以及导致格局形成的系统因素。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有呼风唤雨的本领。具体说，大致包括：
   （一）权力体制
   虽不能说形影不离，但散文与（政治）权力至少是关系密切。自秦汉始，至唐宋明清，散文一直有着级强的政治功用（先秦散文中有许多关乎宇宙人生的哲学冥想之作，是个例外，而公安派以后的花蝶泪梦、性灵闲适是对政治话语的反动，在文化史上只是微量元素）。翻开《古文观止》，政论策论、公文信札占绝对主流，即使“处江湖之远”的性情之作，比如描写湖波楼影什么的，也忘不了向政治暗送秋波。古代文人讲求代圣人立言，一副崇高表情，江山社稷，没他不灵，结果不是伪造孔夫子语录就是假传圣旨，作家不仅凌驾于他人之上，而且凌驾于自己之上，自己给自己当爷爷，有点乱了辈份。这项传统一直延宕到二十世纪后半叶。政治风云的变幻使得文学才子们忙于变脸，频频变脸的结果，是散文名家们只能出选集，而不能出全集，因为他们的许多文章是因时而变、前后矛盾的。当然，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他们始终是“名家”。
   （二）文学体制
   对于作家来说，政治权力虽令人向往，但毕竟飘忽，他们更多地生存于话语中，因而，向“业内”的话话霸权妥协更具可操作性，更能实现“自我价值”。文学界内部，也有它自己的“体制”。形形色色的名家、权威，构成一个看不见的小环境。它游离于政治权力之外，却深得其精髓，且有发扬光大之势，是权力体制在文学领域内的伸展和延续。也许因散文在写作上简易性所致，各界高手纷纷染指散文，而且到了散文“界”，继续享受名家待遇。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笑忘录》中曾经描述：“著书癖在人群中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车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这向我表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谁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力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这段话中，“作家”可以替换成“散文家”。女招待、家庭主妇自然无法构成话语霸权，但政治家、警长却能，此外再加上一些学者和名流们。“政治家散文”、“艺术家散文”、“学者散文”、“教授散文”，这些名词涌入散文界，标示着身份的重要。有趣的是，在几种文学体裁中，这种身份只有在散文界才有效。你听说过“学者诗歌”或者“教授戏剧”吗？由于散文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写作，因而身份的复杂可能于写作有益（比如瞿秋白这位失败的政治家在文学上却颇有所得），但在身份与作品之间并不能建立起等式关系。艺术面前人人平等，关键在于你为艺术贡献了什么东西。世俗世界（以及一切非文学领域）里的身份特权，显然不能在文学领域通用。如果作家自身是一个有文化品格的人，那么他自己首先应当排斥这样的意图。我虽不懂梵文，但对散文多少有些了解，我的常识是，对梵文的精通决不能成为散文领域的制胜法宝。
   在散文界，身份无处不在，它主宰着出版、发表、编辑选本、评奖等事务，也就是说，散文发表和传播的主要渠道都把持在一些重视身份轻视艺术的人手中。毋须对他们的文学趣味做任何考察，只需看看经他们之手流入社会的作品就知道了。且不论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的取舍，至少他们的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散文的方向——我不想说影响，因而还有一些人不愿受到他们的影响。要认识一个作家，以及一段时期内的文学，正确的渠道是阅读他（们）的作品。遗憾的是目前的出版物远远没有将具有自主精神的散文呈现出来。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在主流的边缘流浪。
   （三）市场体制
   庸众与精英，似乎构成了一对矛盾。我至今尚未见到化解它们的办法。现实几乎将写作的方向简化为两种：庸众的，或精英的。哈姆莱特式的诘问用在当今作家的身上，那就是：“流行还是不流行，这是个问题。”每个作家在从事写作的时候，都不可能摆脱这个问题的缠绕，不论他是否意识到。实际上，流行，对每一个作家都构成一种深刻的诱惑，何况它还时常假以大众的旗号。流行与否固然并不能成为评判作品优劣的绝对尺度，迷途众生固然需要道德指引，嗷嗷待哺的文化大众固然需要文化快餐来满足他们的欲望，写作的多样化固然是文化进步的结果，但是，出于文化建设目的，还是追求市场回报率，仍然可以区分出写作这种行为的品格。因为文学，毕竟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它对从业人员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大众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无时无刻不在损害着散文，而且这种损害丝毫不亚于权力体制——在权力体制控制下，不合规矩的作品可能受到批判；而在市场体制控制下，不媚时俗的超拔之作根本就无法得以问世——它从根本上斩断了文学进步的渠道。一个无情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畅销的散文在艺术上都不堪入目。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文同所有文学体裁一样，应具有某种超前性，引领人们走向尚未抵达的地方。一旦它被大多数人认同，它的超前性就不存在，就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吴亮曾说，“大众习俗、趣味、道德和日常规范无疑是对想象的窒息，对创造的扼杀……它导致文学的工具论和服务论，而将文学最内在本质——个人自由——掩盖起来，使它成为一种十足被动的东西，进而使所有读它和写它的人都成为一种被动的东西。”散文在表达上的平易性容易使其成为日常生活的注解和点缀，某种看图说话似的东西，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四）技术体制
   现在进入散文写作的技术层面。权威与大众们两厢情愿地构成了当前散文的卖方和买方。尽管市场渠道并不通畅，但无疑形成了当前散文的“主流”。它依附的显然是陈旧的表述体制。这个老掉牙的表述体制早已被小说、诗歌和戏剧修理过，但执著的散文家仍然维持着这台破机器的运转。说白了，尽管经历了白话文革命，但是中国现代与当代散文仍然把根基建立在古典散文上。而其中起到支撑作用的，一个是唐宋散文，一个是明清小品，要么文以载道，要么性灵闲适。这并非唐宋散文与明清小品的不是，因为当时的写作者都在各自的样式中显示出超越前人的创造力。这些作品被后世敬仰，不仅因其词语的光芒，而是对其创造的褒奖。看看二十世纪，尤其是近五十年的中国散文，除了将文言翻译成白话，并没有建立起新的话语体系。如此，我们便有理由对散文数量泡沫似的激增加以蔑视。对传统的妥协实际上是对大众的妥协，因为人民大众这个词组在阅读领域仅仅作为消费群体存在，而不具有政治上的含义。他们更多地依赖直觉、习俗来决定好恶，不可能具有理性的自觉。而散文界的既得利益者更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既省事，又卖乖。在传统的包庇下，写作与阅读达成共谋，那就是对于致力于灵魂探索和形式探索的写作者，以及由他们带来的对常态思维的破坏与颠覆，共同进行抵制。
   以上是对体制的大致分类与分析。这样分割，在科学家看来显然并不科学，因为上述体制都是互相勾联，难以分解的。对于某些道中高手来说，以上诸项，一人足可全部应付，官场市场处处走红，到了还混上个民间代言人的身份。这样的全能型选手，在政治需要的时候向政治靠拢，被政治冷淡时就捞市场好处。说到底，还是追求世俗影响，因为散文的一切影响，最终都要落实到阅读上，其他各种特权，都是为实现作品的空间覆盖率保驾护航。至于具体战术，就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了。
   毫无疑问，体制成了散文通行的庇护者，凡是得到体制包庇的散文，都畅通无阻，反之则寸步难行。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高尚者深埋于墓地，卑鄙者却在世界上大行其道。在一次友人聚会上，梁小斌谈到这句诗时说，用不着证明谁是卑鄙，只要知道谁在通行就行了，因为通行者，肯定是卑鄙者，不卑鄙，就不可能通行。他一语击中了散文界的命门。
   散文在空间上无限蔓延的同时，在时间上却越发短命。散文界的“繁荣”和“热闹”几乎已经成为笑柄，它背后隐藏着一种失语，主流散文界回避了散文的实质性问题和散文创作的实质性贡献，而有意对现有的写作原则和写作秩序提出挑战的写作者，则陷入一种“欲说还休”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是说得太多，却几乎无效；一方面是保持沉默，我行我素。散文界差不多成了歧义最多的一个文学领域。
   仅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新时期散文的印象就与权威（主流）文本的描述有本质差异。并非有意质疑权威，但是他们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表情不能不令人生疑，甚至不难从其面孔中看到他们内在的空虚。本书表达了个人立场介入文学史书写的初衷。编者并不是时间机器的掌握者，也不标谤自己的正确，只想强调个人立场的绝对重要。由一个没有特权的人讲述废除特权的意义，或许还有几分可信。在回避了权威立场之后的个人介入，更有可能触摸到散文那不为人常见的、隐秘却真实的核心。
   三、矛盾：写作实践对散文本质的背离
   现在从散文的概念入手。回到起点是迷途的旅者寻找方向的最简单的办法，表面上是浪费时间，实际上远比在广漠的空间胡乱摸索更加有效。
   《现代汉语辞典》在“散文”的条目下有两条释义：一、“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区别于‘韵文’）。”二、“指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随笔、特写等。”同样查阅“小说”、“戏剧”、“诗歌”诸条，我们不难发现，只有“散文”是通过“不是××”这样的句式来定义的。这很有趣。假设有人问：“张三是谁？”我们回答他：“张三不是李四。”这样的回答很精彩，它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恐怕连回答者自己都能体会这种永远的正确中所包含的滑稽色彩。我想起一位朋友的话：它只是将问题遮蔽起来，使问题变得更加深沉、冷峻；或者说，在我们试图远离问题的时候，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饥渴地接近了我们，它似乎要将我们仅有的一点思考吞噬掉。
   郁达夫说，中国向来没有“散文”之名，现在所用，是由翻译得来。但没有“散文”之名，未必等于没有“散文”之实。《现代汉语辞典》的两层释义，刚好指出了“五四”以来白话散文的两个源头，一为与古代韵文相对应的古代散文，一为与戏剧、小说一同来自域外的西方散文，具体说，就是Essays。是否把杂文、随笔、特写、墓志、策论、信札、日记等归入散文，是又一争论焦点。这些争论再次聚焦于外在形态而忽视了对本质的认识。显然，这些外在特征不能完成对散文的界定。
   在认为，散文是一种依靠个人感觉和经验来展现时间和空间，并对夹杂其间的人（包括个人与群体）的状态、命运进行认识、判断、思考和言述的文体。它具有无比开放的结构形式，如果要寻找永恒尺度的话，那就是表达的直接性及其美学标准。其他文学体裁都不具备散文表达的直接性。无论借助怎样的外壳——杂文、随笔、还是信札，在美学标准之上的，就是散文，否则便不是。散文首先是门艺术，记录着心灵的奇迹，与正义、睿智、机敏、沉着同时存在。它反对语言单纯的通讯性质。那些仅有实用性、史料性等功能而不具备审美功能的文章，显然应排除在散文之外。
   作为表达个性和工具，散文从一开始就与个体密切相联。也就是说，在构成散文的所有条件中，个体性是首要条件。个体性是自由的果，也是真实的因。林贤治说：“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五十年：对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考察》，第一四七页，大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