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禾和她的《非常在》（文艺报3、25）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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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在》：暴风雨从内部迸发
作家与作家间的精神渊源，包括相互切入，施加影响，后来者的致敬等因素，在不同语境下的交往体系之中，多有差异。透过传纪材料及相关随笔，一些并不清晰的世相也许就会浮出水面。就西方文学语境来说，虽然人们常常乐道于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罗曼•罗兰对歌德的轻慢，或者马尔克斯与略萨间拳脚相加的戏剧性情节。不过就整体来说，这些仅仅是正餐前的小甜点而已，真正正餐的内容却是惺惺相惜与彼此的敬重。刘再复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茨威格对罗丹的尊崇，一种绝对的尊崇，就发生在茨威格被对方冷落和忽视的具体场景下。很多时候，这种尊崇扩展到同辈人身上，他们间的相互追慕，常演绎为一段段佳话。别林斯基、福楼拜，《非常在》中曾提到的帕斯捷尔纳克等，皆是具备宽广人格的对象。
反观现当代中国文学，这种同道间相惜的品格是如此的稀缺，尤其是作家间投向同代人的敬重，更为稀少。其间因由，似乎有三：其一是文人相轻的历史语境的存留；其二是文化转型期，东西方之间“刺激—反应”模式的建构；其三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后，随立场分化而来的思想取消及肉身消灭的杀伐之气。从以上因素出发，考量作家们为何纷纷将精神渊源投向域外，也就顺理成章。有许多作家借助随笔或书札的形式表达对域外同道的致敬，余华、格非、莫言等，皆如是。而摆在我面前的鱼禾的新著《非常在》亦殊归同途。
《非常在》题目取的甚为特别，非常在，这三个汉字的组合直指多义性的存在，如果加以断句，至少有两种组合方式，即非常加在或非加常在的组合。若结合这部集子书写的对象，前一种组合方式指向活着的光芒和重量，后一种则指向情感态度、思维方式上女性作家们迥异于男性作家的内在化写作方式。而两种指向皆内蕴于非常在这三个汉字之中。作为读书笔记，这本书走的是随笔写作的路数。作者鱼禾则是河南写作版图中的一个异数，所谓异数，意思是在乡土叙事气息浓郁的中原写作群体中，她对纯粹精神写作的坚持，以及现代性气息的呈现。无论小说或散文写作，鱼禾的书写皆具备洞穴式写作的基本特征，洞穴式写作出自笔者本人的比喻性命名，在我的理解，除了狭长、幽深、明暗相间的外部特征外，它的主体内容应包括，自由至上原则，个体叙事的私语性，内向性写作，极致的精神探险这些因素。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洞穴式写作并非性别写作的分野所在，只不过较多地集中在女性书写的层面。
写于此书封底上的一段话给我以极大的触动，这段话是这样的：“这些名字都堪称大师——多丽丝•莱辛，杜拉斯，茨维塔耶娃，苏珊•桑塔格，伊萨克•迪内森。她们的写作，她们的命运，她们的情与爱，她们的精神特质，在这个日渐斑驳的世界上，构成了非常寻常的生命景象。相对于我们黯淡的生存，她们意味着热量与光芒。《非常在》，是对卓异心灵的深度解读，对伟大而朴素的创造者的虔诚致敬，亦是女性间血脉相通的深情呼应。”以上话语传达出的信息是繁复的，涉及写作对象、书写方式、主体姿态等层面，对其中心灵解读这一判断，尤为认同。就阅读接受来说，最好的阅读应是心灵对话关系的建立，最深入的文学研究也应该建立在阅读主体与作者、文本之间的心灵对话关系上。勃兰兑斯曾提到文学史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学，它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我们都知道，所有伟大的灵魂皆是孤独的，个体注定是他自己，这样以来，建立灵魂的通道何其难也！稍有不慎，就容易滑向借他者来言说自我的泥淖，所谓的对话就演变成了卡夫卡式的绳索。也因此，这不仅需要精神维度的相似性，心灵经验的共通性，更需要阅读者所拥有的精神探险的品格。
鱼禾所书写的这五位作家除莱辛外皆为已经故去的隶属于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师，且都是女性作者，分别来自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丹麦这五个国家，就欧美的文化传统而言，这五个国家皆为近代以来的文学大国。她们的写作，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掀起不同的风暴，越过民族—国家的边界，进入欧美文学的正统之中。不过，当她们在世的时候，往往被大众贴上先锋、前卫的标签，并因其女性身份而遭受系列的误读。她们的书写风格极致而锋利，为了避免被权力话语吞没，不得不时刻反抗着虚伪的世界；她们深爱着世界，而周遭的事物又曾切实地伤害过她们；她们是热闹的，又是孤独的；借助《非常在》，鱼禾致力于厘清她们掩藏于话语漩涡之后的现代性，并以此为基点，透视写作、女性、性别、人性的秘密。
纪伯伦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实质，不在于他向你显露的那一面，而在于他所不能向你显露的那一面，因此，如果你想了解他，不要去听他说出的话，而要去听他所没有说出的话”。解读这五位杰出作家的灵魂，单靠作品、传记、年谱、相关报道是远远不够的，鱼禾绕开了这些必要的程序，采取节点透视的方法，去靠近那些她们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去探究深层次上的精神真相，从而还原被误读的她们的存在。她的节点透视的方法，即针对每一位具体的对象，提炼出关键细节，并让这些细节彼此支撑，彼此呼应，当然，这些细节间是跳跃式的，它们覆盖了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节点。具体来说，包含如下叙事步骤：成长期的伤痛记忆，情爱经验和追求，重要作品与其本人的关系，最暧昧也是最本真的话语。并在节点透视的基础上，将相关对象的重要精神侧影提炼出来，关于多丽丝•莱辛，对应了“我只是想要逃走”这句话，杜拉斯对应的是“爱上爱情”，苏珊•桑塔格对应的是“隐形的洞穴”，茨维塔耶娃对应是“我要从所有的时代夺回你”，而关于伊萨克•迪内森，则使用了“当我们彻底输掉过去”这句话。针对每个节点，鱼禾皆采取进入、对话、呈现、观照的书写方式。饱满而又诗性的语言对应着那些丰满的细节，因“入乎其内而有深致”，比如书中写到杜拉斯的初恋故事，即电影《情人》的故事原型，一位十七岁的法国少女在殖民地与一位出身富商家庭的中国青年间，混合着成人世界欲望与纯真梦想的一段恋情。作者以这样的语言来进入和呈现的——于是，这个故事不断走近她的虚构，也走进她的爱情。这个故事成为杜拉斯生命经验中的一枚钉子，时间久了，逐渐生锈，但它一直钉在心里，成为一种难以拔除的钝痛。作者在这里不仅发现了这个故事之于杜拉斯的隐秘意义，而且也提炼出这段心灵经验对作家产生的致命影响。它是如此的简洁，又是如此的有力。仿佛感染了杜拉斯式的“病毒”，在叙事风格上与对象间形成一种同构关系。
也正是因为避开了作品批评、传记、年谱的写作路径，所以，读者想从《非常在》这本书中寻找趣味，寻找作家人生成长的所有细节，找寻严谨的论证和说明，皆是徒劳无益的。这本读书随笔抛却了诸多虚浮的符号，以直接切入的形式进入心灵现场。鱼禾凭借自身对现代性的理解，自身写作经验的图式，跨越民族、时代、文化的差异，以平等、真诚的姿态，进入这些女性作家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片断。同样是女性写作，鱼禾谙熟生命经验表达的难度，她深知，她和她们一样，一方面要反抗虚伪的世界，另一方面也要时刻警惕男性权力话语的删改和施压。她们对性别写作的视域不屑一顾，在性别写作的台阶上，她们皆有向上攀登的勇气，去探求写作之于人类的本体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存在本相的呈现，精神苦难的超越，死亡的短暂性与永恒性，情爱的深刻性。如同雨果的宣言：在绝对正确的主义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也可以说，鱼禾和她书写的对象一样，她们都是自由的深刻理解者，彼此渴望相知、相遇，在相遇和相知中被打动，在被打动时体验生命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常在》是被打动者的感情书写，虽然这感情被密闭在一口深井里，因为井口的窄小，并没有太多水流的外溢，而只要足够细心，皆能感知这口井内部的翻涌和波动。
心灵对话——精神空间的建构——重建场域。这三个阶段覆盖了《非常在》的写作过程，在此过程中，作者不仅坚持去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更为显目的是，她还采取了超越人伦范畴的精神立场。去意识形态化对应了精神写作的纯粹性，虽然书写的对象，如多丽丝•莱辛、杜拉斯在日常现实中皆有其政治立场，但她们的写作远远超越政治立场的视域。另有茨维塔耶娃，间接殒命于前苏联的大清洗及极权主义政策，以及苏珊•桑塔格对女权主义的自我隔离，等等。除了必要的揭示之外，鱼禾并没有使用过多的笔墨评述她们政治立场的得失，经过其处理，这些仅仅是构成作家们外围的身份，她们对精神维度的极致深入才是作者所努力关注的。谈及人伦的范畴或者道德的因素，这个层面触及真正棘手的问题。莱辛的抛夫别子，66岁的杜拉斯与27岁的情人安德烈亚之间疯狂坦荡的激情之爱，桑塔格的双性恋，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爱的强迫性，迪内森的感染梅毒。情爱关系直接对应了女性的本质，那么如何去认知、去理解她们的“不道德”因素，在我们这个道德感十足、人伦意识强烈的东方语境下，评头论足、指指点点，甚至是大加批斥，皆是容易做到的，难以做到的是坦承这些事实，并找寻其合理性。鱼禾以生命的强烈性为基点，认识到她们酷烈的情爱经验与一生寻找自我的深刻关系，她们忘情的投入与忘情的逃离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她们的生命经验已经深入到精神领域里幽僻又荒凉的地段。这也是她们的深刻性所在，锋利性所在，这一切，与人伦道德无关，甚至与爱上某个具体的个体也无关。
《非常在》中多处提及这些女性作家所面临的困扰，即她们成名之后被读者标签化的过程。标签化过程中一个尤其值得警惕的因素就是，读者通常将她们的文学书写等同于自传，从而营造一个想象中的他者。这种误解严重背离了文学接受的正确道路。舍斯托夫曾指出：“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误读不仅容易造成对写作者的偏见，最重要的是，它伤害了作品本身。女性作家不是喋喋不休的自语者，即使是她们建基于自身经验上的私语，也涂满想象的光泽。伟大的想象力是一切杰出艺术作品的共同所有，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作者在这本书里，廓清了经验传达与文学写作的渊源关系，同时，也以辩护的姿态，向五位杰出女性的伟大想象力予以致敬。
如果将文学史比喻成婉转的河流，那些出色的书写者是其中畅快的鱼儿，那么，那些同样杰出的阅读者则是环绕鱼儿的一株株水草，这水草不仅滋养着鱼儿，而且，还将给与鱼儿们最温暖的落脚点，彼此休戚相关，彼此呼吸与共。写作中的鱼禾扮演了鱼儿的角色，而在《非常在》中，她则是那株绰若的水草。两种身份间的从容切换，恰似一换一番春色的秘密花蕾。
作家与作家间的精神渊源，包括相互切入，施加影响，后来者的致敬等因素，在不同语境下的交往体系之中，多有差异。透过传纪材料及相关随笔，一些并不清晰的世相也许就会浮出水面。就西方文学语境来说，虽然人们常常乐道于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罗曼•罗兰对歌德的轻慢，或者马尔克斯与略萨间拳脚相加的戏剧性情节。不过就整体来说，这些仅仅是正餐前的小甜点而已，真正正餐的内容却是惺惺相惜与彼此的敬重。刘再复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茨威格对罗丹的尊崇，一种绝对的尊崇，就发生在茨威格被对方冷落和忽视的具体场景下。很多时候，这种尊崇扩展到同辈人身上，他们间的相互追慕，常演绎为一段段佳话。别林斯基、福楼拜，《非常在》中曾提到的帕斯捷尔纳克等，皆是具备宽广人格的对象。
反观现当代中国文学，这种同道间相惜的品格是如此的稀缺，尤其是作家间投向同代人的敬重，更为稀少。其间因由，似乎有三：其一是文人相轻的历史语境的存留；其二是文化转型期，东西方之间“刺激—反应”模式的建构；其三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后，随立场分化而来的思想取消及肉身消灭的杀伐之气。从以上因素出发，考量作家们为何纷纷将精神渊源投向域外，也就顺理成章。有许多作家借助随笔或书札的形式表达对域外同道的致敬，余华、格非、莫言等，皆如是。而摆在我面前的鱼禾的新著《非常在》亦殊归同途。
《非常在》题目取的甚为特别，非常在，这三个汉字的组合直指多义性的存在，如果加以断句，至少有两种组合方式，即非常加在或非加常在的组合。若结合这部集子书写的对象，前一种组合方式指向活着的光芒和重量，后一种则指向情感态度、思维方式上女性作家们迥异于男性作家的内在化写作方式。而两种指向皆内蕴于非常在这三个汉字之中。作为读书笔记，这本书走的是随笔写作的路数。作者鱼禾则是河南写作版图中的一个异数，所谓异数，意思是在乡土叙事气息浓郁的中原写作群体中，她对纯粹精神写作的坚持，以及现代性气息的呈现。无论小说或散文写作，鱼禾的书写皆具备洞穴式写作的基本特征，洞穴式写作出自笔者本人的比喻性命名，在我的理解，除了狭长、幽深、明暗相间的外部特征外，它的主体内容应包括，自由至上原则，个体叙事的私语性，内向性写作，极致的精神探险这些因素。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洞穴式写作并非性别写作的分野所在，只不过较多地集中在女性书写的层面。
写于此书封底上的一段话给我以极大的触动，这段话是这样的：“这些名字都堪称大师——多丽丝•莱辛，杜拉斯，茨维塔耶娃，苏珊•桑塔格，伊萨克•迪内森。她们的写作，她们的命运，她们的情与爱，她们的精神特质，在这个日渐斑驳的世界上，构成了非常寻常的生命景象。相对于我们黯淡的生存，她们意味着热量与光芒。《非常在》，是对卓异心灵的深度解读，对伟大而朴素的创造者的虔诚致敬，亦是女性间血脉相通的深情呼应。”以上话语传达出的信息是繁复的，涉及写作对象、书写方式、主体姿态等层面，对其中心灵解读这一判断，尤为认同。就阅读接受来说，最好的阅读应是心灵对话关系的建立，最深入的文学研究也应该建立在阅读主体与作者、文本之间的心灵对话关系上。勃兰兑斯曾提到文学史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学，它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我们都知道，所有伟大的灵魂皆是孤独的，个体注定是他自己，这样以来，建立灵魂的通道何其难也！稍有不慎，就容易滑向借他者来言说自我的泥淖，所谓的对话就演变成了卡夫卡式的绳索。也因此，这不仅需要精神维度的相似性，心灵经验的共通性，更需要阅读者所拥有的精神探险的品格。
鱼禾所书写的这五位作家除莱辛外皆为已经故去的隶属于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师，且都是女性作者，分别来自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丹麦这五个国家，就欧美的文化传统而言，这五个国家皆为近代以来的文学大国。她们的写作，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掀起不同的风暴，越过民族—国家的边界，进入欧美文学的正统之中。不过，当她们在世的时候，往往被大众贴上先锋、前卫的标签，并因其女性身份而遭受系列的误读。她们的书写风格极致而锋利，为了避免被权力话语吞没，不得不时刻反抗着虚伪的世界；她们深爱着世界，而周遭的事物又曾切实地伤害过她们；她们是热闹的，又是孤独的；借助《非常在》，鱼禾致力于厘清她们掩藏于话语漩涡之后的现代性，并以此为基点，透视写作、女性、性别、人性的秘密。
纪伯伦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实质，不在于他向你显露的那一面，而在于他所不能向你显露的那一面，因此，如果你想了解他，不要去听他说出的话，而要去听他所没有说出的话”。解读这五位杰出作家的灵魂，单靠作品、传记、年谱、相关报道是远远不够的，鱼禾绕开了这些必要的程序，采取节点透视的方法，去靠近那些她们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去探究深层次上的精神真相，从而还原被误读的她们的存在。她的节点透视的方法，即针对每一位具体的对象，提炼出关键细节，并让这些细节彼此支撑，彼此呼应，当然，这些细节间是跳跃式的，它们覆盖了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节点。具体来说，包含如下叙事步骤：成长期的伤痛记忆，情爱经验和追求，重要作品与其本人的关系，最暧昧也是最本真的话语。并在节点透视的基础上，将相关对象的重要精神侧影提炼出来，关于多丽丝•莱辛，对应了“我只是想要逃走”这句话，杜拉斯对应的是“爱上爱情”，苏珊•桑塔格对应的是“隐形的洞穴”，茨维塔耶娃对应是“我要从所有的时代夺回你”，而关于伊萨克•迪内森，则使用了“当我们彻底输掉过去”这句话。针对每个节点，鱼禾皆采取进入、对话、呈现、观照的书写方式。饱满而又诗性的语言对应着那些丰满的细节，因“入乎其内而有深致”，比如书中写到杜拉斯的初恋故事，即电影《情人》的故事原型，一位十七岁的法国少女在殖民地与一位出身富商家庭的中国青年间，混合着成人世界欲望与纯真梦想的一段恋情。作者以这样的语言来进入和呈现的——于是，这个故事不断走近她的虚构，也走进她的爱情。这个故事成为杜拉斯生命经验中的一枚钉子，时间久了，逐渐生锈，但它一直钉在心里，成为一种难以拔除的钝痛。作者在这里不仅发现了这个故事之于杜拉斯的隐秘意义，而且也提炼出这段心灵经验对作家产生的致命影响。它是如此的简洁，又是如此的有力。仿佛感染了杜拉斯式的“病毒”，在叙事风格上与对象间形成一种同构关系。
也正是因为避开了作品批评、传记、年谱的写作路径，所以，读者想从《非常在》这本书中寻找趣味，寻找作家人生成长的所有细节，找寻严谨的论证和说明，皆是徒劳无益的。这本读书随笔抛却了诸多虚浮的符号，以直接切入的形式进入心灵现场。鱼禾凭借自身对现代性的理解，自身写作经验的图式，跨越民族、时代、文化的差异，以平等、真诚的姿态，进入这些女性作家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片断。同样是女性写作，鱼禾谙熟生命经验表达的难度，她深知，她和她们一样，一方面要反抗虚伪的世界，另一方面也要时刻警惕男性权力话语的删改和施压。她们对性别写作的视域不屑一顾，在性别写作的台阶上，她们皆有向上攀登的勇气，去探求写作之于人类的本体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存在本相的呈现，精神苦难的超越，死亡的短暂性与永恒性，情爱的深刻性。如同雨果的宣言：在绝对正确的主义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也可以说，鱼禾和她书写的对象一样，她们都是自由的深刻理解者，彼此渴望相知、相遇，在相遇和相知中被打动，在被打动时体验生命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常在》是被打动者的感情书写，虽然这感情被密闭在一口深井里，因为井口的窄小，并没有太多水流的外溢，而只要足够细心，皆能感知这口井内部的翻涌和波动。
心灵对话——精神空间的建构——重建场域。这三个阶段覆盖了《非常在》的写作过程，在此过程中，作者不仅坚持去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更为显目的是，她还采取了超越人伦范畴的精神立场。去意识形态化对应了精神写作的纯粹性，虽然书写的对象，如多丽丝•莱辛、杜拉斯在日常现实中皆有其政治立场，但她们的写作远远超越政治立场的视域。另有茨维塔耶娃，间接殒命于前苏联的大清洗及极权主义政策，以及苏珊•桑塔格对女权主义的自我隔离，等等。除了必要的揭示之外，鱼禾并没有使用过多的笔墨评述她们政治立场的得失，经过其处理，这些仅仅是构成作家们外围的身份，她们对精神维度的极致深入才是作者所努力关注的。谈及人伦的范畴或者道德的因素，这个层面触及真正棘手的问题。莱辛的抛夫别子，66岁的杜拉斯与27岁的情人安德烈亚之间疯狂坦荡的激情之爱，桑塔格的双性恋，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爱的强迫性，迪内森的感染梅毒。情爱关系直接对应了女性的本质，那么如何去认知、去理解她们的“不道德”因素，在我们这个道德感十足、人伦意识强烈的东方语境下，评头论足、指指点点，甚至是大加批斥，皆是容易做到的，难以做到的是坦承这些事实，并找寻其合理性。鱼禾以生命的强烈性为基点，认识到她们酷烈的情爱经验与一生寻找自我的深刻关系，她们忘情的投入与忘情的逃离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她们的生命经验已经深入到精神领域里幽僻又荒凉的地段。这也是她们的深刻性所在，锋利性所在，这一切，与人伦道德无关，甚至与爱上某个具体的个体也无关。
《非常在》中多处提及这些女性作家所面临的困扰，即她们成名之后被读者标签化的过程。标签化过程中一个尤其值得警惕的因素就是，读者通常将她们的文学书写等同于自传，从而营造一个想象中的他者。这种误解严重背离了文学接受的正确道路。舍斯托夫曾指出：“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误读不仅容易造成对写作者的偏见，最重要的是，它伤害了作品本身。女性作家不是喋喋不休的自语者，即使是她们建基于自身经验上的私语，也涂满想象的光泽。伟大的想象力是一切杰出艺术作品的共同所有，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作者在这本书里，廓清了经验传达与文学写作的渊源关系，同时，也以辩护的姿态，向五位杰出女性的伟大想象力予以致敬。
如果将文学史比喻成婉转的河流，那些出色的书写者是其中畅快的鱼儿，那么，那些同样杰出的阅读者则是环绕鱼儿的一株株水草，这水草不仅滋养着鱼儿，而且，还将给与鱼儿们最温暖的落脚点，彼此休戚相关，彼此呼吸与共。写作中的鱼禾扮演了鱼儿的角色，而在《非常在》中，她则是那株绰若的水草。两种身份间的从容切换，恰似一换一番春色的秘密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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