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读阎纲《文网.世情.人心》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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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读阎纲《文网.世情.人心》
王克楠
中国当下是一个物质化的世界，一切是物的，物质掩盖过了精神，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面对更多的是诱惑，是对人生道义的淡化。在这个背景下，读阎纲先生的《文网.世情.人心》，不禁有醍醐灌顶之感。
这是一部散文体的书，是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在场”证明的书，书中呈现了一大批，可以说概括中国1949年以降来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这些人的名字：顾准、侯金镜、老舍、丁玲、冯雪峰、严文井、郭小川、臧克家、巴金、廖沫沙、黄秋耘、韦君宜、冯牧、吴冠中.....这些人大部分是作家、诗人、评论家，这些人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建设有贡献的人，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这些人的当年的生活却是十分困顿，甚至悲惨........胡风被判刑二十年住进了监狱，老舍先生带着对新中国的眷恋投身太平湖，郭小川在安阳招待所因吸烟引燃泡沫塑料床垫而窒息死亡，侯金镜铁骨铮铮，在干校竟然被累死，然后被当做一捆柴禾送到火化场，臧克家被诬蔑为“革命叛徒”......这些今天看来是天方夜谭事情，在当年却是真真实实地发生了。
《文艺报》是中国文学界一份重要的报纸，因为阎纲先生1956年即到了《文艺报》报到，对这家报纸非常了解，虽然当时的工作人员尽忠敬业，想把事情做好，但是17年来，从批《武训传》》到反胡风，从批判《红楼梦》到反右的《再批判》，从北戴河会议批“中间人物论”到1964年假整风批判裴多菲俱乐部，一直到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处放枪，枪口朝外，又对内，伤了文坛的元气，同时充当了自己的掘墓人。”这真的是不堪回首的。
“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鲁迅语），此书真实地再现了1958年1月25日出版的第二册《文艺报》上的《再批判》专辑，这等于给反右再烧了一把火，也断送了一代革命老作家。处于悲惨处境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怎样的人生态度呢，在书里做了揭示。首先是丁玲，她的遭遇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政治的风雨表，这位曾经获得斯大林文学二等奖的作家，不管当时邓颖超和康克清怎样说情，丁玲还是被开除了党籍，1959年下了北大荒，丁玲在政治上忍辱负重，在墙倒众人推的情境下，只有爱人陈明相依相靠了，只有爱情支撑着蜘蛛丝一般的生命。
侯金镜是阎纲先生的老师。侯先生为人处世的实事求是，以文衡文的现实主义精神，严谨周密的真知灼见（反对不会作品进行分析就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对阎纲先生具有深远的影响。阎纲先生在文革时期虽然年轻，但是也莫名其妙地以“5.16事件”受到冲击，被发配到了干校，他在干校受难重重，当时熬了过来。打倒四人帮后，阎纲焕发了文学青春，继续说真话，做真事。写了《神学.人学.文学》《提出一个问题——以简代文》《一点质疑——文艺路线问题的提问》，对当时文学界思想解放起到了推进作用。
阎纲先生尊重事实，一切用事实说话，在涉及政治敏感性问题时，他没有含糊其辞，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明历史真相，以供后代知识分子参阅。比如作为在场者，真实地再现了《文艺报》上的《再批判》前前后后的真实过程。比如《毛诗血案》真实地再现了青年学生朱学逵受迫害致死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是令人心寒的，当然也有暖色，就是恋人小顾不顾朱学逵受迫害，毅然与他结婚。书的可贵之处在于揭示了悲剧后的内因，“到底是谁杀害了朱学逵？不把个人神话，群众发动得起来吗？不’‘煽动’群众，文革搞得起来吗？不挑衅群众斗群众，‘最广大的群众’能绝对服从吗？亿万万人的良心被改变了。”
作者是许多文学“事件”的当事人，他自己没有对自己的进行美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明了自己的逐渐清醒地过程。回顾自己60年文坛生涯的时候，他这样自我解剖，“我批极左也跟着极左跑过，灭神又造神，胶柱于革命的现实主义以至衡文失当，放情谠论但失之粗陋。我一生最大的不幸在于思无主，盲目紧跟，现在明白了，没有我辈的奴性作祟，‘文革’疯不起来。”至于他也《文艺报》的关系，他是这样描述的“我与《文艺报》同命运，一损俱损。我情愿当充当这个阵地的驯服工具，既约请许之乔张扬《红旗谱》里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又组织马文兵大批巴人的修正主义人情、人性论，并且代表文艺报出席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李何林批判会......每每念起，心情沉重。”,作者还真实地叙写了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作者去西安找陈忠实约稿，约一个“走资派还在走”的稿子，陈忠实婉言拒绝了，多年以后阎纲先生回忆这次约稿，还是对陈忠实拒绝约稿的态度是肯定的。
阎纲先生是充满激情的评论家，在书中充满感情地回忆和他交往过的那些老作家、老诗人，仰望他们的人格，对中国分子追求真理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进行了讴歌，在他的笔下有老舍、侯金镜、巴金、廖沫沙、牛汉、黄秋耘等知识分子顶着政治高压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不出卖良心，保持知识分子良知。牛汉终生佩服胡风，在1965年审判胡风的时候，牛汉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场为胡风辩护，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廖沫沙在监狱中苦中作乐，一身正气，不肯就范，1967年的一天，有人到监狱找廖沫沙调查一位同志的情况，廖沫沙说“你让我胡说八道，我是不干的，你们这样逼供，什么材料也得不到的.......我是等人判我死刑的，死，吓不倒我。”黄秋耘信奉人道主义，他始终不被“马列主义批评家”的主流社会所器重，而且屡遭整伤。顾准是一个老革命，但是两次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文革中妻子自杀，子女与他断了来往，孑然一身，仍然刻苦地钻研马列，“用热血和胆汁写就掷地有声的文字”，在“凡是”思想风靡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书中还充满感情地写了老作家韦君宜唱罢挽歌而瞑目的不凡，写了这位老作家的坦诚，坦诚地转身，在散文《当代人的悲剧》剖析丈夫杨述的“愚忠”。在这位老作家看来，延安“抢救”殷鉴不远，“文化革命”青出于蓝，老作家欲哭无泪....书中也有对在政治高压下的烈士们的敬仰（这才是中国的脊梁），如张志新，再如1980年，惊闻史云峰烈士罹难，阎纲写了《“救救我的孩子”》，“宣布死刑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但侦破、诉、审、判、驳手续齐全，大会公审，公事公办，他死的不明不白，鬼蜮攒聚，大夜弥天，行刑偷偷摸摸，只有小草萋萋，他死得又是多么地清醒啊。”
进入了新时期以后，市场经济不可遏制，阎纲先生赞赏巴金老人的“说真话”，在上下一致禁锢贾平凹的《废都》的时候，他认为这部书是一部才子书，不要噤若寒蝉。称赞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石雕式的现实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和文化，历史和现实，在中国是潘多拉的盒子，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灵，也是十分复杂的，而在阎纲先生的笔下，用曾经的现实做材料，简要地刻画出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读之，有振奋，有哀叹，有沉重，有喷张.......面对真实的作家会得到历史的尊重的（面对别人和面对自己），阎纲也会得到历史的尊重。
阎纲的精神资源直接来自鲁迅先生直面现实的精神，也来自鲁迅先生的自我解剖精神。一个民族如果永远不敢面对现实，不敢面对现实，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这个国家也不会真正强大。落后就会挨打，“落后”分物质的落后和精神的落后，从一定程度上说，后者比前者更加可怕。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踏实向上的精神，如果丧失自我解剖的精神，如果丧失了内在的刚力，即使是物质上暂时富有了，也会最终走上衰落，读阎纲的《文网.世情.人心》，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中国文坛一向需要健康的文学批评的，现在更是这样。阎纲是批评家，按照李建军先生的评价是“从水中吐火到火中生莲”。因为他的勇敢无畏，一些敢于揭示社会矛盾、触及尖锐问题的作家才没有被埋没，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才不至于被忽略。先生在结语中说：“跻身文坛60年，最动心者，莫过于人格力量，它不完美，但满怀悲悯”，这样的人格力量是当代中国文坛所需要的，也是中国的历史所需要的。
——读阎纲《文网.世情.人心》
王克楠
中国当下是一个物质化的世界，一切是物的，物质掩盖过了精神，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面对更多的是诱惑，是对人生道义的淡化。在这个背景下，读阎纲先生的《文网.世情.人心》，不禁有醍醐灌顶之感。
这是一部散文体的书，是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在场”证明的书，书中呈现了一大批，可以说概括中国1949年以降来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这些人的名字：顾准、侯金镜、老舍、丁玲、冯雪峰、严文井、郭小川、臧克家、巴金、廖沫沙、黄秋耘、韦君宜、冯牧、吴冠中.....这些人大部分是作家、诗人、评论家，这些人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建设有贡献的人，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这些人的当年的生活却是十分困顿，甚至悲惨........胡风被判刑二十年住进了监狱，老舍先生带着对新中国的眷恋投身太平湖，郭小川在安阳招待所因吸烟引燃泡沫塑料床垫而窒息死亡，侯金镜铁骨铮铮，在干校竟然被累死，然后被当做一捆柴禾送到火化场，臧克家被诬蔑为“革命叛徒”......这些今天看来是天方夜谭事情，在当年却是真真实实地发生了。
《文艺报》是中国文学界一份重要的报纸，因为阎纲先生1956年即到了《文艺报》报到，对这家报纸非常了解，虽然当时的工作人员尽忠敬业，想把事情做好，但是17年来，从批《武训传》》到反胡风，从批判《红楼梦》到反右的《再批判》，从北戴河会议批“中间人物论”到1964年假整风批判裴多菲俱乐部，一直到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处放枪，枪口朝外，又对内，伤了文坛的元气，同时充当了自己的掘墓人。”这真的是不堪回首的。
“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鲁迅语），此书真实地再现了1958年1月25日出版的第二册《文艺报》上的《再批判》专辑，这等于给反右再烧了一把火，也断送了一代革命老作家。处于悲惨处境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怎样的人生态度呢，在书里做了揭示。首先是丁玲，她的遭遇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政治的风雨表，这位曾经获得斯大林文学二等奖的作家，不管当时邓颖超和康克清怎样说情，丁玲还是被开除了党籍，1959年下了北大荒，丁玲在政治上忍辱负重，在墙倒众人推的情境下，只有爱人陈明相依相靠了，只有爱情支撑着蜘蛛丝一般的生命。
侯金镜是阎纲先生的老师。侯先生为人处世的实事求是，以文衡文的现实主义精神，严谨周密的真知灼见（反对不会作品进行分析就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对阎纲先生具有深远的影响。阎纲先生在文革时期虽然年轻，但是也莫名其妙地以“5.16事件”受到冲击，被发配到了干校，他在干校受难重重，当时熬了过来。打倒四人帮后，阎纲焕发了文学青春，继续说真话，做真事。写了《神学.人学.文学》《提出一个问题——以简代文》《一点质疑——文艺路线问题的提问》，对当时文学界思想解放起到了推进作用。
阎纲先生尊重事实，一切用事实说话，在涉及政治敏感性问题时，他没有含糊其辞，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明历史真相，以供后代知识分子参阅。比如作为在场者，真实地再现了《文艺报》上的《再批判》前前后后的真实过程。比如《毛诗血案》真实地再现了青年学生朱学逵受迫害致死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是令人心寒的，当然也有暖色，就是恋人小顾不顾朱学逵受迫害，毅然与他结婚。书的可贵之处在于揭示了悲剧后的内因，“到底是谁杀害了朱学逵？不把个人神话，群众发动得起来吗？不’‘煽动’群众，文革搞得起来吗？不挑衅群众斗群众，‘最广大的群众’能绝对服从吗？亿万万人的良心被改变了。”
作者是许多文学“事件”的当事人，他自己没有对自己的进行美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明了自己的逐渐清醒地过程。回顾自己60年文坛生涯的时候，他这样自我解剖，“我批极左也跟着极左跑过，灭神又造神，胶柱于革命的现实主义以至衡文失当，放情谠论但失之粗陋。我一生最大的不幸在于思无主，盲目紧跟，现在明白了，没有我辈的奴性作祟，‘文革’疯不起来。”至于他也《文艺报》的关系，他是这样描述的“我与《文艺报》同命运，一损俱损。我情愿当充当这个阵地的驯服工具，既约请许之乔张扬《红旗谱》里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又组织马文兵大批巴人的修正主义人情、人性论，并且代表文艺报出席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李何林批判会......每每念起，心情沉重。”,作者还真实地叙写了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作者去西安找陈忠实约稿，约一个“走资派还在走”的稿子，陈忠实婉言拒绝了，多年以后阎纲先生回忆这次约稿，还是对陈忠实拒绝约稿的态度是肯定的。
阎纲先生是充满激情的评论家，在书中充满感情地回忆和他交往过的那些老作家、老诗人，仰望他们的人格，对中国分子追求真理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进行了讴歌，在他的笔下有老舍、侯金镜、巴金、廖沫沙、牛汉、黄秋耘等知识分子顶着政治高压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不出卖良心，保持知识分子良知。牛汉终生佩服胡风，在1965年审判胡风的时候，牛汉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场为胡风辩护，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廖沫沙在监狱中苦中作乐，一身正气，不肯就范，1967年的一天，有人到监狱找廖沫沙调查一位同志的情况，廖沫沙说“你让我胡说八道，我是不干的，你们这样逼供，什么材料也得不到的.......我是等人判我死刑的，死，吓不倒我。”黄秋耘信奉人道主义，他始终不被“马列主义批评家”的主流社会所器重，而且屡遭整伤。顾准是一个老革命，但是两次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文革中妻子自杀，子女与他断了来往，孑然一身，仍然刻苦地钻研马列，“用热血和胆汁写就掷地有声的文字”，在“凡是”思想风靡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书中还充满感情地写了老作家韦君宜唱罢挽歌而瞑目的不凡，写了这位老作家的坦诚，坦诚地转身，在散文《当代人的悲剧》剖析丈夫杨述的“愚忠”。在这位老作家看来，延安“抢救”殷鉴不远，“文化革命”青出于蓝，老作家欲哭无泪....书中也有对在政治高压下的烈士们的敬仰（这才是中国的脊梁），如张志新，再如1980年，惊闻史云峰烈士罹难，阎纲写了《“救救我的孩子”》，“宣布死刑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但侦破、诉、审、判、驳手续齐全，大会公审，公事公办，他死的不明不白，鬼蜮攒聚，大夜弥天，行刑偷偷摸摸，只有小草萋萋，他死得又是多么地清醒啊。”
进入了新时期以后，市场经济不可遏制，阎纲先生赞赏巴金老人的“说真话”，在上下一致禁锢贾平凹的《废都》的时候，他认为这部书是一部才子书，不要噤若寒蝉。称赞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石雕式的现实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和文化，历史和现实，在中国是潘多拉的盒子，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灵，也是十分复杂的，而在阎纲先生的笔下，用曾经的现实做材料，简要地刻画出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读之，有振奋，有哀叹，有沉重，有喷张.......面对真实的作家会得到历史的尊重的（面对别人和面对自己），阎纲也会得到历史的尊重。
阎纲的精神资源直接来自鲁迅先生直面现实的精神，也来自鲁迅先生的自我解剖精神。一个民族如果永远不敢面对现实，不敢面对现实，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这个国家也不会真正强大。落后就会挨打，“落后”分物质的落后和精神的落后，从一定程度上说，后者比前者更加可怕。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踏实向上的精神，如果丧失自我解剖的精神，如果丧失了内在的刚力，即使是物质上暂时富有了，也会最终走上衰落，读阎纲的《文网.世情.人心》，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中国文坛一向需要健康的文学批评的，现在更是这样。阎纲是批评家，按照李建军先生的评价是“从水中吐火到火中生莲”。因为他的勇敢无畏，一些敢于揭示社会矛盾、触及尖锐问题的作家才没有被埋没，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才不至于被忽略。先生在结语中说：“跻身文坛60年，最动心者，莫过于人格力量，它不完美，但满怀悲悯”，这样的人格力量是当代中国文坛所需要的，也是中国的历史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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