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理论发展不能悖离现实(古耜)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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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宏观格局中，散文理论建设一向处于异常贫弱与明显滞后的境地。关于这点，我们从以下两个维度可以看得真切而清晰：第一，相对于小说、诗歌和戏剧理论的观念成熟、体系完备，遗产丰厚，以及其发展态势的生机勃勃和推陈出新，已有的散文理论不仅找不到经典的、权威的、具有代表性的知识脉络和学术坐标，甚至缺乏起码的公共范畴、基础概念以及可以通约的审美范式、文体描述。这决定了迄今为止的散文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支离破碎的“前理论”阶段，并不具备真正的理论形态。第二，相对于“五四”时期和后新时期两度崛起，其整体成就并不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之下的散文创作，勉强在场的散文理论，始终未能做出积极的回应和有力的反馈，其原本有限的专业言说，不仅声音单薄和方法简陋，而且绝大多数都停留于感觉的表达、意趣的捕捉或现象的抚摸，根本无法介入散文创作的深层结构和复杂律动，更遑论用富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启迪和推助散文创作的健康前行。难怪既从事散文创作又关注散文理论的南帆，在多年之前就曾疾声发问：“什么时候，理论家才能够真正的抖擞精神，揪住这一匹怪兽(指散文——引者注)的尾巴呢？”
平心而论，现当代散文理论建设之所以呈现整体的贫弱和滞后，自有其客观和历史的原因。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应当是：自古迄今，中国的散文家族始终是一个驳杂、宽泛、笼统、多元的群体。古代散文——当时多称“古文”或“文章”——集文学写作与非文学写作于一体，其文质殊异，体用不一，自不待言。即使现代文学确立“四分法”体制，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比肩而立之后，所谓“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的纠葛，依然频现江湖，不绝于耳，属于前者的作品照样源源不断，而且优势昭然，风光无限。近年来，文坛更是出现了由“散文”向“文章”回归的呼声乃至实践，散文领域越发百花齐放，异态纷呈，种种拓展，全无禁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散文，必然存在着边界上的模糊不清，体式上的缭乱无序，功能上的交叉互渗，归属上的变动游移，这无疑给理论家的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面对一个头绪繁纷，杂乱无章的研究对象，他们很难一下子找到精当妥切的理论框架与观念通道，当然也就无法展开有效的逻辑分析和顺畅的推理演绎，散文理论的幼稚和贫弱也就近乎必然。
无独有偶，较之中国的散文家族，西方的散文划分更是林林总总，漫不经心。在绝大多数的英语语境里，散文几乎囊括了一切文学乃至非文学的无韵之文，以致外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在介绍英国散文时，不得不首先声明：自己所谈“不限于文学性散文，文学性散文也不限于小品随笔之类，还包括同类书通常不涉及的小说中的散文。”(《英国散文的流变·序》，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同样的有类无体孕育了同样的理论阙如。而世界性的散文理论的贫困，又将这些年来习惯了舶来和移植的中国学人，置之于一个几乎找不到“外援”的孤立境地。这时，整个散文理论建设的举步维艰，便几成宿命。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并承认，中国散文理论建设之所以贫弱和滞后，来自客观和历史的原因，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散文理论界自身的缺欠与失误，同样显而易见，不容忽视。甚至可以这样说，散文理论界所存在的观念、思维和方法上的误区与盲点，从根本上导致了散文理论建设的步履蹒跚，难见成效。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认识，窃以为，要想改变长期以来散文理论建设的贫弱和滞后局面，散文理论家必须首先对本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历史情形，进行认真回顾、全面清理和深入反思，就中发现自身的问题与症结所在，从而有所调整，有所扬弃，有所改进。在这一点上，我不太同意有的学者把“散文理论批评的孱弱”，说成是“一个陈旧而无奈的”，“改变很难，多说无益”的话题。因为果真那样，散文理论建设的贫弱和滞后，便成了一个只能永远如此的死局。
那么，中国散文理论界在自身建设过程中，究竟存在怎样的缺欠与失误？对此，我尝试着谈几点意见。
对汉语散文的理论遗产和已有成果，缺乏足够重视、及时总结、深入阐释和全面提升，使它们长期处于零散、寥落和旋生旋灭的境地，这是散文理论建设存在的缺欠与失误之一。
散文理论建设虽然是整个文论建设的弱项，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散文的大国和古国，在散文曲折而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一些作家和学人从不同的背景、需要和实践出发，针对不同的现象和问题，还是进行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理性思考，提出了若干内涵丰富的理论命题。以中国古代为例，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的“发愤之所为作”，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陆机《文赋》的“感兴”说，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论，白居易《与元九书》所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苏东坡《答谢师民书》所主张的“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以及袁中郎《叙小修诗》的为文贵在“独抒性灵”，魏禧《答施愚山侍读书》的“为文之道……在于积理而练识”，刘熙载《文概》的“文以识为主”等等，都是对散文创作颇有见地的发现和概括，具有不同层次和维度的启示与指导意义。此外，金圣叹评点《水浒》所谓“格物致知”，李渔《闲情偶记》所谓“成局了然”，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等等，虽然分别针对小说、戏剧和诗歌而提出，但其内在精神同样适合并有益于散文，因此，亦可借来丰富散文理论。
历史进入现代，散文理论建设尽管一向歉收，但也并非绝对空旷和荒芜，其富有原创性、根本性和可操作性的观点与说法，至少有鲁迅关于小品文特质以及散文写作“大可随便”的阐述；郁达夫关于散文个人性的强调；周作人对散文源流的梳理以及对“滋味”的看重。此外，还有肖云儒概括散文文体特征的“形散神不散”；余光中针对现代散文语言所倡导的“质料”、“弹性”与“密度”，以及“感性”与“知性”的互补与交融；童庆炳、阎庆生旨在凸显散文个性的“语象”论，孙绍振意在拓展散文表现力的“审智”说，等等。所有这些古今论述，虽然大都属吉光片羽，但无疑是中国散文理论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它们，如果立足于当代高度，予以精心梳理，科学转换，辩证分析和综合阐发，原本是可以为中国散文理论建设打下一定基础的。然而，与现代激进主义文化潮流的裹挟，以及商业科技时代催生的空疏浮躁之风不无关系，散文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种细致而艰苦的学术努力。多年来，有关中国散文理论研究之研究的论著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不仅古代散文理论遗产未能得到充分盘点、深入辨析和科学汲纳，即使现代散文理论的一些观点出现后，亦常常因为缺乏必要的跟进式的评析、总结和发展，以致转瞬即逝，湮灭不彰。有的甚至被当成陈旧和错误的东西，遭到简单的批评和否定。在这样的惯性和定势之下，散文理论建设的简陋、停滞、难见成效，自是不言而喻。
理论表述或重在配合形势，或只顾自说自话，但偏偏较少考虑它与创作实践的紧密联系，从而导致理论研究的马达空转或以偏概全，这是散文理论建设存在的缺欠与失误之二。
就根本质地而言，散文理论是一种应用性很强的文学理论。这种理论同那些以“独立价值和自身意义”相标榜的新潮文学理论相比，其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具有一种无法回避的实践性。也就是说，真正的散文理论必须是对散文创作实践的全面总结和对散文艺术规律的准确揭示；同时，它还应该回到散文创作实践，对散文家的精神劳作与创造，产生积极正确的影响。散文理论如果缺少这种品质，其自身价值就打了折扣，甚至会因此而失去存在的理由。
然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一些散文研究者似乎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提出的有关散文的观点和命题，从表面看仿佛顾及了创作情况乃至具体文本，但实际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了另外的原则与旨趣。譬如，1962年，柯灵发表笔谈《散文——文学的轻骑队》，散文遂有文学“轻骑兵”之称。如果说用一个“轻”字来形容一部分散文的篇幅短小、笔法自由，还算贴切，那么，所谓“队”或“兵”的用语，则分明打上了阶级斗争的印痕，流露出服务政治的意味。惟其如此，一旦时过境迁，这样的命名也就成了明日黄花。几乎与此同时，杨朔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提出；“散文像诗一样写”的观点。从一部分优秀散文确实不乏诗性的角度看，这种说法自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将其作为散文写作的不二法门，普遍圭臬，同时置之于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特定社会环境加以检视，即可发现，它真正的立论依据仍然不是完整的创作实践，而是一个时代的政治任务、氛围和导向。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的散文都像诗；而当时的社会生活却急切需要诗意的烘托与装点。毋庸讳言，这样的理论命题很难产生真正和恒久的实践意义。
进入新时期，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脱节疏离的现象依然存在，只是导致这种脱节疏离的原因，已不再是从形势需要出发的亦步亦趋，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追求理论自身完整性和自足性所导致的自说自话乃至削足适履。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证，是曾经产生一定影响的散文要“净化文体”或“弃类成体”的说法。力主此说的刘锡庆在《散文新思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点：“散文姓‘散’名‘文’，这个‘文’字，指的是‘文学’而不是‘文章’。”而在论者看来，文学性散文的标尺应包括：“精神的独创性、情感的震撼性和表现的优美性。”除此之外，其他的文章都不属于散文的范畴。应当承认，孤立地看，刘锡庆的观点可以自圆其说；经过此种观点的过滤，散文的疆界与特性也顿时清爽了许多；而在此基础上构建散文理论也变得相对容易。只是一旦将此说质之以日趋浩繁恣肆的散文创作实践，即不难觉察，它不过是在一相情愿地作散文的“减法”，即只承认狭义的艺术散文是散文，而将更多的同样活在作家笔下的多种多样的散文拒之门外。显然，这样的散文理论无视乃至有悖于散文的创作实际，因此，它无法同创作形成真正的对话，当然也就发挥不了理论所应有的作用。
思维方式单一化、教条化、模式化，拘泥于文学的一般特征而忽视了散文的特殊存在，致使理论探索在狭小封闭的空间里徘徊不前，这是散文理论建设存在的欠缺与失误之三。
如前所述，在中国现代文学“四分法”的体制中，小说、诗歌、戏剧理论与散文理论之间，存在着成熟与幼稚、丰厚与贫困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使得后者不仅每每向前者做视角上的采撷和概念上的借鉴，即如余光中所说：散文理论往往要靠向诗歌理论借贷过日子；更重要的是，它很容易将前者的结构形态与生成路径当成自身建设参照乃至模仿的对象。事实上，一些散文研究者正是将小说、诗歌、戏剧理论的研究路数，移植到了散文身上，即以文体特征和技术元素为核心，来搭建散文的理论世界。在文学的通常情况下，这样的选择无可挑剔，正所谓他山攻错，触类旁通。只是具体到散文而言，问题就来了：同小说、诗歌、戏剧相比，散文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这就是：它虽然代表了一个文学门类，但却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在它身上，我们抽象不出小说、诗歌、戏剧每见的诸如人物、情节、韵律、意象、高潮、冲突之类的文体特征和技术元素。取而代之的是直抒胸臆，返璞归真的“我说故我在”，是驻足于多种文体、多种学科边缘地带的自由表达和任意而谈。一言以蔽之，散文之所以为散文，其最突出的外部特征就是无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从文体特征和技术元素入手的散文理论建构，自然方枘圆凿，收效甚微。这些年来，理论界对散文文体的把握，始终停留在短小精悍、自由便捷之类的一般性和浅表性描述上，其原因恰恰就在这里。
平心而论，现当代散文理论建设之所以呈现整体的贫弱和滞后，自有其客观和历史的原因。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应当是：自古迄今，中国的散文家族始终是一个驳杂、宽泛、笼统、多元的群体。古代散文——当时多称“古文”或“文章”——集文学写作与非文学写作于一体，其文质殊异，体用不一，自不待言。即使现代文学确立“四分法”体制，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比肩而立之后，所谓“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的纠葛，依然频现江湖，不绝于耳，属于前者的作品照样源源不断，而且优势昭然，风光无限。近年来，文坛更是出现了由“散文”向“文章”回归的呼声乃至实践，散文领域越发百花齐放，异态纷呈，种种拓展，全无禁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散文，必然存在着边界上的模糊不清，体式上的缭乱无序，功能上的交叉互渗，归属上的变动游移，这无疑给理论家的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面对一个头绪繁纷，杂乱无章的研究对象，他们很难一下子找到精当妥切的理论框架与观念通道，当然也就无法展开有效的逻辑分析和顺畅的推理演绎，散文理论的幼稚和贫弱也就近乎必然。
无独有偶，较之中国的散文家族，西方的散文划分更是林林总总，漫不经心。在绝大多数的英语语境里，散文几乎囊括了一切文学乃至非文学的无韵之文，以致外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在介绍英国散文时，不得不首先声明：自己所谈“不限于文学性散文，文学性散文也不限于小品随笔之类，还包括同类书通常不涉及的小说中的散文。”(《英国散文的流变·序》，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同样的有类无体孕育了同样的理论阙如。而世界性的散文理论的贫困，又将这些年来习惯了舶来和移植的中国学人，置之于一个几乎找不到“外援”的孤立境地。这时，整个散文理论建设的举步维艰，便几成宿命。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并承认，中国散文理论建设之所以贫弱和滞后，来自客观和历史的原因，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散文理论界自身的缺欠与失误，同样显而易见，不容忽视。甚至可以这样说，散文理论界所存在的观念、思维和方法上的误区与盲点，从根本上导致了散文理论建设的步履蹒跚，难见成效。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认识，窃以为，要想改变长期以来散文理论建设的贫弱和滞后局面，散文理论家必须首先对本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历史情形，进行认真回顾、全面清理和深入反思，就中发现自身的问题与症结所在，从而有所调整，有所扬弃，有所改进。在这一点上，我不太同意有的学者把“散文理论批评的孱弱”，说成是“一个陈旧而无奈的”，“改变很难，多说无益”的话题。因为果真那样，散文理论建设的贫弱和滞后，便成了一个只能永远如此的死局。
那么，中国散文理论界在自身建设过程中，究竟存在怎样的缺欠与失误？对此，我尝试着谈几点意见。
对汉语散文的理论遗产和已有成果，缺乏足够重视、及时总结、深入阐释和全面提升，使它们长期处于零散、寥落和旋生旋灭的境地，这是散文理论建设存在的缺欠与失误之一。
散文理论建设虽然是整个文论建设的弱项，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散文的大国和古国，在散文曲折而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一些作家和学人从不同的背景、需要和实践出发，针对不同的现象和问题，还是进行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理性思考，提出了若干内涵丰富的理论命题。以中国古代为例，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的“发愤之所为作”，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陆机《文赋》的“感兴”说，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论，白居易《与元九书》所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苏东坡《答谢师民书》所主张的“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以及袁中郎《叙小修诗》的为文贵在“独抒性灵”，魏禧《答施愚山侍读书》的“为文之道……在于积理而练识”，刘熙载《文概》的“文以识为主”等等，都是对散文创作颇有见地的发现和概括，具有不同层次和维度的启示与指导意义。此外，金圣叹评点《水浒》所谓“格物致知”，李渔《闲情偶记》所谓“成局了然”，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等等，虽然分别针对小说、戏剧和诗歌而提出，但其内在精神同样适合并有益于散文，因此，亦可借来丰富散文理论。
历史进入现代，散文理论建设尽管一向歉收，但也并非绝对空旷和荒芜，其富有原创性、根本性和可操作性的观点与说法，至少有鲁迅关于小品文特质以及散文写作“大可随便”的阐述；郁达夫关于散文个人性的强调；周作人对散文源流的梳理以及对“滋味”的看重。此外，还有肖云儒概括散文文体特征的“形散神不散”；余光中针对现代散文语言所倡导的“质料”、“弹性”与“密度”，以及“感性”与“知性”的互补与交融；童庆炳、阎庆生旨在凸显散文个性的“语象”论，孙绍振意在拓展散文表现力的“审智”说，等等。所有这些古今论述，虽然大都属吉光片羽，但无疑是中国散文理论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它们，如果立足于当代高度，予以精心梳理，科学转换，辩证分析和综合阐发，原本是可以为中国散文理论建设打下一定基础的。然而，与现代激进主义文化潮流的裹挟，以及商业科技时代催生的空疏浮躁之风不无关系，散文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种细致而艰苦的学术努力。多年来，有关中国散文理论研究之研究的论著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不仅古代散文理论遗产未能得到充分盘点、深入辨析和科学汲纳，即使现代散文理论的一些观点出现后，亦常常因为缺乏必要的跟进式的评析、总结和发展，以致转瞬即逝，湮灭不彰。有的甚至被当成陈旧和错误的东西，遭到简单的批评和否定。在这样的惯性和定势之下，散文理论建设的简陋、停滞、难见成效，自是不言而喻。
理论表述或重在配合形势，或只顾自说自话，但偏偏较少考虑它与创作实践的紧密联系，从而导致理论研究的马达空转或以偏概全，这是散文理论建设存在的缺欠与失误之二。
就根本质地而言，散文理论是一种应用性很强的文学理论。这种理论同那些以“独立价值和自身意义”相标榜的新潮文学理论相比，其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具有一种无法回避的实践性。也就是说，真正的散文理论必须是对散文创作实践的全面总结和对散文艺术规律的准确揭示；同时，它还应该回到散文创作实践，对散文家的精神劳作与创造，产生积极正确的影响。散文理论如果缺少这种品质，其自身价值就打了折扣，甚至会因此而失去存在的理由。
然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一些散文研究者似乎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提出的有关散文的观点和命题，从表面看仿佛顾及了创作情况乃至具体文本，但实际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了另外的原则与旨趣。譬如，1962年，柯灵发表笔谈《散文——文学的轻骑队》，散文遂有文学“轻骑兵”之称。如果说用一个“轻”字来形容一部分散文的篇幅短小、笔法自由，还算贴切，那么，所谓“队”或“兵”的用语，则分明打上了阶级斗争的印痕，流露出服务政治的意味。惟其如此，一旦时过境迁，这样的命名也就成了明日黄花。几乎与此同时，杨朔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提出；“散文像诗一样写”的观点。从一部分优秀散文确实不乏诗性的角度看，这种说法自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将其作为散文写作的不二法门，普遍圭臬，同时置之于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特定社会环境加以检视，即可发现，它真正的立论依据仍然不是完整的创作实践，而是一个时代的政治任务、氛围和导向。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的散文都像诗；而当时的社会生活却急切需要诗意的烘托与装点。毋庸讳言，这样的理论命题很难产生真正和恒久的实践意义。
进入新时期，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脱节疏离的现象依然存在，只是导致这种脱节疏离的原因，已不再是从形势需要出发的亦步亦趋，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追求理论自身完整性和自足性所导致的自说自话乃至削足适履。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证，是曾经产生一定影响的散文要“净化文体”或“弃类成体”的说法。力主此说的刘锡庆在《散文新思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点：“散文姓‘散’名‘文’，这个‘文’字，指的是‘文学’而不是‘文章’。”而在论者看来，文学性散文的标尺应包括：“精神的独创性、情感的震撼性和表现的优美性。”除此之外，其他的文章都不属于散文的范畴。应当承认，孤立地看，刘锡庆的观点可以自圆其说；经过此种观点的过滤，散文的疆界与特性也顿时清爽了许多；而在此基础上构建散文理论也变得相对容易。只是一旦将此说质之以日趋浩繁恣肆的散文创作实践，即不难觉察，它不过是在一相情愿地作散文的“减法”，即只承认狭义的艺术散文是散文，而将更多的同样活在作家笔下的多种多样的散文拒之门外。显然，这样的散文理论无视乃至有悖于散文的创作实际，因此，它无法同创作形成真正的对话，当然也就发挥不了理论所应有的作用。
思维方式单一化、教条化、模式化，拘泥于文学的一般特征而忽视了散文的特殊存在，致使理论探索在狭小封闭的空间里徘徊不前，这是散文理论建设存在的欠缺与失误之三。
如前所述，在中国现代文学“四分法”的体制中，小说、诗歌、戏剧理论与散文理论之间，存在着成熟与幼稚、丰厚与贫困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使得后者不仅每每向前者做视角上的采撷和概念上的借鉴，即如余光中所说：散文理论往往要靠向诗歌理论借贷过日子；更重要的是，它很容易将前者的结构形态与生成路径当成自身建设参照乃至模仿的对象。事实上，一些散文研究者正是将小说、诗歌、戏剧理论的研究路数，移植到了散文身上，即以文体特征和技术元素为核心，来搭建散文的理论世界。在文学的通常情况下，这样的选择无可挑剔，正所谓他山攻错，触类旁通。只是具体到散文而言，问题就来了：同小说、诗歌、戏剧相比，散文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这就是：它虽然代表了一个文学门类，但却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在它身上，我们抽象不出小说、诗歌、戏剧每见的诸如人物、情节、韵律、意象、高潮、冲突之类的文体特征和技术元素。取而代之的是直抒胸臆，返璞归真的“我说故我在”，是驻足于多种文体、多种学科边缘地带的自由表达和任意而谈。一言以蔽之，散文之所以为散文，其最突出的外部特征就是无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从文体特征和技术元素入手的散文理论建构，自然方枘圆凿，收效甚微。这些年来，理论界对散文文体的把握，始终停留在短小精悍、自由便捷之类的一般性和浅表性描述上，其原因恰恰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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