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评之三十一篇：对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文学现象的比较观察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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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的即是多数的
——对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文学现象的比较观察
王克楠
开宗明义，笔者写两个人之间的比较，纯属偶然。赫塔.米勒真人我没有见过，倒是见她的朗诵，朗诵《男人是田野上的野鸡》，看着她饱经沧桑的脸庞，难于想象她在死和生之间经历了多少煎熬。帕蒂古丽和笔者同在中国的国界内，倒是比较容易见得到，可是她已经走出了北疆的她的那个村庄，已经在江南的余姚就职。她答应我一定去北疆看看她那个村庄的，其实文友之间通过文字已经感到对方的呼吸了。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笔者在“新散文观察”和帕蒂古丽有过小的交流，她觉得自己和赫塔.米勒相差太远，没有可比性，我说，能比的，我写完，你阅读就可以了。
赫塔·米勒的作品描绘了罗马尼亚被侮辱与被伤害着的人民悲惨图景（真实的人群），她的处女作1982年在罗马尼亚用德语出版，并成为禁书。代表作品有《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光年之外》、《行走界线》、《河水奔流》、《洼地》《那时狐狸就是猎人》等。中国的帕蒂古丽的写作时间不太长，有小说散文发表，但是尚未结集。笔者有了将罗马尼亚的赫塔.米勒（她现在在德国写作）和中国新疆的帕蒂古丽进行比较的时候，专门查找了有关比较文学的概念，云：“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相对于在概念之间穿梭的理论家来说，我更加喜欢短平快一些，喜欢匕首和投枪，从两个作家的写作实践寻找文学的幽微。
当然我比较的这两个人之间，从文学成绩上相比，就会比出悬殊来，换句话说缺乏比较性。她们一个是26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个是在中国大陆尚没有引起专家注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但是，任何一个作家都是要经过从一年级起步这个过程的，谁也预见将来怎样？赫塔.米勒自己当然不会想到自己会得那个奖（据说获奖以后很多人不服）。笔者感兴趣的是赫塔.米勒文学现象是怎样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她的国家和民族给予了她什么？她的生活道路上和写作道路上遇到过什么纠结，是怎样克服的？她是为了什么而活着？有没有人生目标.......因为有了问题而写理论文字，就不感到有压力。我知道，中国新疆北部的帕蒂古丽同样有类似的问题，在帕蒂古丽文学成长的道路上，有些元素和赫塔.米勒是颇为相似的。
怎样找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俩人的共同点呢？首先，俩人都是女性，女性对生活的感受也许比男性更加敏感一些，女性角色在生活中具有独特性。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都是对生活敏感的人，尤其是对生活的苦难有特殊的敏感，并在此基础上升华为悲悯。赫塔.米勒有一颗敏感而不屈的心。她一直在用自己的想象去抵抗精神压抑和死亡威胁。虽然她表达恐惧的方式采取了对现实的想象式改造和呈现，但是这种想象绝不是甜蜜的浪漫，而是与艰涩而抑郁。帕蒂古丽也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她用悲悯的文字记叙了她的村庄里的人物，努丽古丽、亚辛、小石头、干妈、瘸子......这些人物是原生态的，命运就像路边的小草容易干枯的，是让人伤感的，当然记了她的最亲的亲人们，比如妈妈、爹爹、弟弟、妹妹、外公......亲人是作者的亲人，因为写进了文字里，也就成了一个个文化符号。如作者写爹爹不顾一切地带大了六个儿女，爹爹是一个用自己的生命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的符号。弟弟一心摆脱乡村，是一个文化断根者的符号。妹妹在香港变得富裕了，但是对伺候行将去世的老人乐此不疲，是为了报答未能在爹爹膝前尽孝的遗憾，是一个有情有义、外出未敢忘本的文化符号。
其次，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都是生活在自己的祖国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庄，米勒生活在罗马尼亚巴纳特施瓦本区的农村。她们远离各自的主流社会，拥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笔下的村庄里的人也成了独特的人。读帕蒂古丽的文字，像是打量一个高地，因为她的文字有属于自己的呼吸，有自己特殊的领地——来自新疆北疆沙漠边缘的大梁坡，大梁坡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符号，也是一个文化符号，只有才华横溢的作家才能把一个地理符号转化为文化符号。她显然是一个制造陌生化的高手。“大梁坡不流行文字。村里凡能找到的报纸，都是卷莫合烟、擦屁股、糊顶棚、糊墙纸用的。”这个村庄是自在的村庄，远离政治漩涡，但是，政治的触须依然可以抵达这里，比如这里也开斗争会，也批判投机倒把等等，只是由于民族政策的原因，这里的“阶级斗争”尚没有中原地带轰轰烈烈。北疆沙漠边缘的大梁坡是偏远的，村里的年轻一代和老一代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年轻的一代向往更加村外的更加富裕的生活，老一代则以清贫为乐，过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作者透露出了村里的年轻女子对兵的向往和崇拜，希望兵能带她们走出去。在帕蒂古丽的文字里，隐含的汉民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对比的反差，是少数对多数的惶惑。“炕上摆着中间圆滚滚的蓝布绣花八角枕，跟维族人家蓬松的羊毛四角方枕绝然不同。”她的文字里有属于她自己的家族史，父亲，母亲，弟弟，.....凡是文学都是表达家族历史的，不是个人的，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哈列克拜尔家的几个儿子骂小石头是“河南娃”：“河南大裤裆，一个扁担两个筐，甩哒甩哒到新疆。”小石头拾起土块打他们，嘴里骂着：‘哈萨娃喝奶茶，一口喝个猪尾巴’。”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少数民族的恐惧一直徘徊在她的文字里，她是一个希望和汉族或者回族融合的人，“你觉得自己快要变脸了，你不再是那个高鼻子抠眼窝的黄毛维吾尔女孩，你变成了细眉凤眼的黑发回族女孩……”
其三，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俩人都对语言有一种近似宗教一般的迷恋，赫塔.米勒追求文字的真实性，远离独裁社会的浮躁，“每一个字，甚至有时候是单个的字母，都是从现有的杂志和报纸上剪下来的。这样一来，它们也就被拽出了原来那个或义正言辞或喧哗扰攘的媒体世界。”可以说，身体被穿越的时候，回忆也在语词的游戏中变成了两重、三重以至于多重。赫塔·米勒爱用的词有杨树、裤子、风、牙齿、狗、父亲、帽子，支离破碎的词句往往构筑出一个有故事的图像，这些故事透露了希望又冷冻了希望，仿佛是一个语词组成的黑洞，人在其中无法自拔。有意思的是，她并不追求语言的透明，而是将种种感知和物像混沌起来，由此唤起读者的回忆和幻想以及批判的倾向。帕蒂古丽更加迷恋语言，追求属于自己的语言特质，可以说，如何把生活现场转化为文学语言，这对作家艺术才情的一个考验，帕蒂古丽显然可以游刃有余地面对这个考验。她的艺术感觉很好，有些语言是超感觉的，如“你觉得他用一把看不见的锯子，把连接你和他的目光从中间锯断了。”这里是一个少女和一个成年男子的有意识的断裂。“你身体里的某一处平时紧闭的漆黑的孔，被这个迟缓温和的动作触动、掀开，接着缓缓地游过几缕软绵绵的光亮。”这里是一个女孩子的性的意识的觉醒，接着即使是在性意识产生的同时，那种超然于性之上的美，诞生了。在她的散文里，精彩的刻划顺手拈来，如《牛虱.刀子.绳子》对于眼睛形态的描写，“眼睛扎疼了似的眯成两条缝，好像要把看在眼仁里的牛虱子挤出去，细密的皱纹受惊了一样向两个眼角逃过去。”在比如对刀子的描述“刀刃裹在厚厚的干血里，像刀的伤口结了一层硬硬的痂”。对于一个维族人，能把汉语运用的如此出神入化，真的不容易的。
其四，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俩人都重视童年视角（或者说少女视角）。少女，乡村少女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符号。俩人的童年都是生活在偏远的乡村，对乡村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一个少女眼中的一切，都构成了一个神奇的“寓言世界”，两个人显然都是重视这个世界的，赫塔.米勒的短篇小说集《低地》记叙的就是她童年的感受，她写诗歌，童话般的叙事结构与恐惧的在场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赫塔·米勒的想象更具有一种孩童般的天真和执拗，通过孩童明澈而不愿矫作的目光，把这个世界的不合理敞露出来，展现了罗马尼亚乡村世界的真实环境，通过真实地描述村里农民的残忍个性，侧面反映出独裁政权的暴虐。在帕蒂古丽的文字里，维族少女的视角一直是存在的，如《亚森》，少女的敏感地听觉，听到了父亲和一个叫亚森大地哈萨克族木匠的聊天。这个视角其实是一个洞，“那是亚森木工房小小的后窗。后窗其实就是泥墙上一个方方小风洞，没有玻璃，也没有挂布帘，只要天气不是很冷，暗淡的窗户里面，都映着亚森白瓷一样硬朗的脸和棕色羊羔毛一样的卷发。”她的童年视角还有《影子在时间里行走》，这篇散文一会自言自语，一会进入散文的现场，很是自由自在。在作者的其它散文里，“我”是以第二人称“你”出现的，但是在这篇散文里，“我”在不停地抒发对的时间的感觉，“时间”看不到，摸不到，但是作者却极力想去触摸它。
其五，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俩人都对现实生活有恐惧感。我们可以阅读米勒的诗歌“告别是一个苹果词/这么盲目而圆地/滚动起来/鼻子拉着那行李箱走开/没有什么其它理由/除了它们想活”。在这首诗歌里，未来是无法预料的，人在铁血一般的现实面前是无助的，自由更是无法想象的，死亡的恐惧始终存在着，笼罩在整首诗之上的是我们在卡夫卡笔下那永不可接近的城堡或者随时可能破门而入的刑事警官那里感受过的无奈和恐惧。米勒的文字欧力更多的是政治恐惧，这种恐惧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促进作者自觉地通过文字发言形成属于自己的“寓言结构”。在帕蒂古丽那里，也可以读到生存的孤独和无助（甚至神秘），比如在《模仿者的生活》里就表达得比较充分，当然她和米勒的区别在于更多的是自然恐惧和疾病恐惧以及对故乡消失后的文化身份缺失的忧虑，写是为了安慰在异乡漂泊的身心，也就是说，从整体上说，她的写作还不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有的时候呈现随意性。
其六，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两人都是自觉地表现自己所在少数民族生活的原生态。赫塔·米勒用德语写作罗马尼亚的故事，成为其写作的标志性特征。米勒所在村庄的村民大多数是说德语的，村民是受到压制的少数族裔，经受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贫困和荒寂；这些人又缺乏自省，不自觉地重复着同样一套暴力压制的游戏。帕蒂古丽所在的村庄也是充满了许多对生命的残酷，如努丽古丽的生育等，乡村的自在生活的原生态，她是汉语写作维族的村庄发生的故事，虽然宗教信仰是存在的，但是宗教并没有拯救了这些被自然环境和其它压榨的村民。人是需要被救赎的，怎样才能做到被救赎呢？那就是自我挖掘和自我发现。一个作家的一生大概就是靠近真理的过程，真理就在前面，刻意去寻找也许找不到，但是，它毕竟在前面闪烁。笔者注意到，帕蒂古丽一直追寻“时间”的含义，她的追寻不是哲学的追寻，而是不断地清理生活经验的追寻，她是从村庄里的事物，从家族里的亲人们的奋斗历程，从她可以感知的世界里去寻找。散文《模仿者的生活》亦是她的探索之一，因为在时间的场内，她找到了变数和荒谬，“不知道究竟哪个在模仿哪个，我在模仿中丢失了自己，为了分辨真正的我，常常弄得自己疲惫不堪。”模仿——是一种生活的理念，也是一个神秘不容易定性的话题，但是被作者融合到了散文里，而且融合得自然贴切，其中的诀窍在于她是在叙述曾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站在讲台上的讲授。模仿是必然的，模仿又是尴尬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本质的生命密码，这样的密码未必在自己的家乡发生，只是在家乡完成了最初的启蒙和奠基。
其七，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两人在写作手法上都不拘一格，米勒大量地运用了隐喻、通感、荒诞、魔幻的写作手法或技巧，使作品更加丰富，更加复杂，也更具有不确定性。赫塔·米勒的作品自传色彩很浓，但是又运用虚构对记忆进行选择、修饰和渲染。帕蒂古丽主要是写实的，但偶尔的解构和反讽总是给文本带来奇异的闪光，如悼念总理仪式上的光头，“你的光头在哀乐声中终于暴露在全校学生眼前。哀乐在继续，学生中间传出的阵阵哄然大笑。”还有对白花和黑布条的恐惧，“老师递给你一朵白花和一个黑布条，要你戴在手臂上，你怕极了，忍不住大哭。老师以为你很悲痛，摸摸你的头安慰你。其实你是害怕，邻居家的小孩都说汉族人死了是有鬼的，你怕鬼就藏在花圈和小白花里。”对于政治运动，她是这样解构的，“四个小脚老太婆颤颤巍巍地弯着腰，脖子上的牌子一律写着“四类分子”，这个汉语的意思你也不懂，凭直觉你认为四个就是四类，凡是带“分子”的，在汉语里多半都是不好的，除了积极分子。”
其八，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俩人都善于用小的器物表达大的内容，关于写大还是些小，赫塔·米勒有很好的写作经验，“我们是否可以说，正好是最小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军号、手风琴，或是手绢，可以把生活中最不相干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些东西如行星绕行在轨道中，在周而复始中它们的偏差显示出一种形式——一个‘魔圈’。”在米勒的写作场内，极度异化的图景是梦幻一般涌现的，如父亲、母亲、深夜、理发师、手风琴、狗、鸡、果实、树木等等......这些场景都是经过想象改造了的回忆，连同她的获奖感言讲的也是一条手绢的故事，她的叙述场在罗马尼亚巴纳特施瓦本区的农村，家乡的景物、气味构成了她的词汇张力场。说罢赫塔·米勒，再说帕蒂古丽，笔者看到水平作者在拼命地抒情，恐怕读者不了解自己的原意，高水平的作者仅仅在文字里表达一种生活的况味，而帕蒂古丽显然是高水平的写手。有人说帕蒂古丽的散文语言是超体验的，那是家乡的神秘的氛围蕴育的结果。帕蒂古丽对生活中最常见的器物热情也许集中在了《牛虱.刀子.绳子》里了，读这篇散文，读者读到了三个彼此有关系又相互独立的单元，牛虱、刀子、绳子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器物，又有地域性，是新疆少数民族常见的。牛虱是一种寄生在牛身上的一种昆虫（寄生虫），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小东西，“你知道牛虱子是踩不死的，踩到地上踏扁了还会活过来。”在帕蒂古丽的文本里，这一节讲的是“脑子让牛虱子吃了，人就疯了”的一个事件，这样的事件也许只有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带才会发生。第二节讲述了作者疯了的妈妈，最精彩的是第三节，用一段绳子去承受一个家庭的人巨大悲哀。“那道在绳子绷住了院子里矮矮的天空，在半天空勒出了一道淡淡的印痕。”绳子是没有生命的，又是有生命的，在她的散文里，物质是有生命的，它们是生活事件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帕蒂古丽的妈妈疯掉了，父亲和小姨就成了生活的失败者，他们回到了绳子旁边，绳子承载着他们的无奈；绳子又是神奇的，“你看见爹爹的话沿着绳子爬进了小姨的耳朵，小姨的耳朵就侧在绳子上，像是绳子上长出了一只耳朵。”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在对器物的描写中深深地击中了读者。
其九，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俩人都是注重叙述的，收敛抒情。赫塔·米勒的叙述语言是简洁的，她喜欢用简单的陈述句，造成一种诗意的节奏，这和帕蒂古丽是相似的。赫塔·米勒的许多作品都用简短的陈述句开头。比如：“橱柜后面的墙是一个深渊。橱柜后面士兵在说话。他们的头都挂进深渊。”（《皮肤下有许多房间》）比如：“他已经死了。也许他还活着。人可以默默无闻地活着（《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帕蒂古丽的叙述是沉静的，她从来不去故意制造惊天动地的图景和事件，比如《变种者》，几乎是用物化的小细节写出来的，报纸、煤油灯、爹爹盘腿卷莫合烟.......这些小事物是村里的主角，也是精神的主角。帕蒂古丽从不夸大心灵感受，更不去做无味的抒情，而是用在场动作表示心情“你趴在爹爹和亚森之间，一边斜眼睛看着亚森卷烟的手的动作，一边开始扯胯下的裙子，那件张开着墨绿色叶子的裙摆，被你用两只手拧成了一根巨大的布棒。”动作和细节永远是她散文和小说的组成部分，散发出人性的光辉，“穆纳瓦尔时不时对你眨眨睫毛飞卷的大眼睛，总在趁你不备时用肘子碰碰你的小腿，你的小腿就在他弹都塔尔时莫名其妙地微微颤动一下。”“爹爹一边给驴饮水，一边在驴圈里唱木卡姆，惹得那头听惯了木卡姆的黑驴一个劲地打着响鼻应和。”呵，动物和人一样可以欣赏美好的音乐。
行文于此，还要说说比较文学，理论书上说：“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克楠对专门研究理论没有兴趣，感兴趣的是来自两个不同国度的写作人之间的比较，喜欢看她们是怎样殊途同归的，比如对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进行比较，我已经分九个方面展开了两个人相同或者相似的方面进行比较，如果追问的话，两人是不是还存在不同的方面呢？当然是有的。为了阅读的便利，笔者不按照理论文章的形式出牌，而是用“向赫塔.米勒进一步学习什么”的话题来展开俩人差异的话题。
向赫塔.米勒进一步学习什么？要学习赫塔·米勒化压力为动力的精神，赫塔·米勒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罗马尼亚的生存很艰难，但是她不低头，不屈服，能让她低头的只有真理，独裁统治是无法让她低头的。她在机械工厂担任翻译期间，秘密警察曾强迫她充当线人，因不肯合作而被革职，只得任教于幼儿园和当私人德语教师以糊口，但秘密警察依然没放过她，除经常滋扰她，还发出死亡威胁......这些巨大的压力不仅没有削弱了米勒的创作，反而从反面给予了米勒创作的原动力。她获奖后在记者会上，说出了自己是所有独裁政权的目击者：“你可将纳粹政权、集中营、军事独裁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宗教独裁算在内。很多人都遭他们迫害，许多生命都给毁掉。”她感觉自己为被迫害而死的挚友，以及一切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
向赫塔.米勒进一步学习什么？要学习赫塔·米勒跨文体写作的宽度。在欧洲，作家很少专门写一种文体，赫塔·米勒也是这样，她不仅写叙述类的散文小说，还写诗歌，她的诗歌很有创意——图文诗，她自己是这样来描述她创作这些图文诗的过程的：“它们对我来说也越来越成了文学手工活儿。我让自己做这样的实验，看我能不能做到，还能不能继续这么做。我从来没办法写一首诗，没办法就这么坐下去，用手拿起笔。但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当我把这些印刷出的字词剪下来搁在桌子上的时候，它们就飞到了一起，变成了一个故事。”这样做的结果是神奇的：附加在报刊上的原本被附加的种种意义关被剥离，仿佛是有剪裁高手拿剪刀为它们脱去了麻木不堪的外壳，唤醒了一个新的肉身，诗歌的语境从而进入了一个神奇的空间。
向赫塔.米勒进一步学习什么？要学习赫塔·米勒重视文本和对文本的改革实践，赫塔·米勒在句子与句子的衔接上非常讲究，很多是跳跃式的，叙事常常在看到与想到或此时与彼时以及此时与彼时之间跳跃，这一点，帕蒂古丽是跳跃不够的，显得还太老实，比如《失散的弟弟》，因为亲情连心，就显得文学性不足了，弟弟的走失，其实是灵魂的走失，无论是生活，还是心理，新一代的维族人总是希望“更好一些”，这个更好，有着深刻的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纠结，帕蒂古丽显然表达得不够，而且存在误读现象，比如弟弟的那个“不男不女的朋友”，这个人物的出现是商品社会之必然，灯红酒绿的广州需要这样的人物，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人需要这样的人逗乐子，这种人的存在是一种悲哀，因此，文本需要一定的分析，不能因为仅仅为了挽救自己的弟弟，就把这样的底层挣扎者视作洪水猛兽。洪水猛兽是存在的，那就是人类心中的魔鬼。
向赫塔.米勒进一步学习什么？要学习赫塔·米勒明确的写作定位，赫塔·米勒始终对自己的定位是自觉的，她是以流亡者的身份写作的，所以她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于罗马尼亚1980年代特殊政治时期的描述与评价，她的写作的其和着力点总是放在最下层人群的日常生活，“当她写作的时候，她知道，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将迫害者拖到众目睽睽的被告席上示众。”当然，帕蒂古丽也写了乡下的生活，但是挖掘的态度还不够自觉，不够明确，是跟着回忆走的，缺乏了一点外在的力量。当然赫塔·米勒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即使她获得了那个奖，也不是说明她就完美无缺了，因为她的作品确实存在思想力度不够和再生性不够的问题，而且存在着情绪化倾向，读她的作品，给人的感觉仿佛她是为了仇恨而活着的（当然仇恨专制和独裁并没有什么不好），因此她的作品就给了读者单调的二元选择，要不就是爱，要不就是很，无法找到其它选择，这和博尔赫斯等大师级的作品之间的距离就出来了。
向赫塔.米勒进一步学习什么？要学习赫塔·米勒清醒地师从卡夫卡的学习精神，如果说卡夫卡的叙事在现代文学中建立了一个坐标轴，那么赫塔·米勒的作品仍然可以在这个坐标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赫塔·米勒文学作品里，陌生化了的动物、人、器官、机器和自然物的交织在一起，渗透出一种让人绝望的气息，一句话，赫塔·米勒学习和吸收的是卡夫卡的神而绝不是形，这对于东方的文学家们来说，缺乏欧洲作家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从现代文学的高度看帕蒂古丽的文字，就显得有些小荷刚露尖尖角，虽然初露的锋芒以及高度已经是很多喧闹于文坛的“作家”难于企及的，但是她自己依然需要对自己的写作逐步自觉起来，不仅仅凭着激情写东西，还要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可能走到什么地方？还需要对维族的宗教和历史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对汉族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要逐步清理，文学是文化的一个支脉，新疆的刘亮程对新疆史具有那么浓厚的兴趣，这是值得借鉴的。
笔者在此给帕蒂古丽提一点建议：故乡的原生态生活，构成了对现代生活的“反动”，但是，对故乡的生活也不可以一味地欣赏，必要的时候可以批判的。故乡不可以写成世外桃源，这点是必要的。要更加自觉地认识哪里是汉文化的糟粕，哪些是汉文化的精华。不要故意回避政治，要正面面对，可以增加文本的扩张。要更自觉地运用“虚实结合”的方法，增加文本的张力，还可以适度地写一些诗歌，维族是有诗歌传统的，这对散文小说很有益的。多读书，读正确的书，读写并重，也许读，比写更重要，一旦写偏了，再纠正就晚了。
该收笔了，解读赫塔·米勒和帕蒂古丽俩人作品的过程，是享受语言的过程，是幸福的过程，帕蒂古丽的文字量比较少，容易读完的，而赫塔·米勒的著作，尚需要用半年的时间去学习和消化，因为笔者也是一个创作者，你们的作品反过来影响了克楠的创作，为此，谢谢你们，祝你们笔丰。
2013年3月于冬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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