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文学第二期散文栏目幕后独白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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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独白：
村庄叙述作为乡土散文的一束别枝，因为更多物理性因素的融入以及视野上的发散性，成为柔软沙滩上轮廓清晰的一片礁石。最近几年，涉及村庄的散文书写依然汹涌，不过，大多以切片的形式存在。地形、水文、民俗、饮食、村庄器物、人事等等因素，皆可从中截取横断面加以剪裁。相比较而言，村庄史的叙述依然稀缺，不单单是因为巨幅长篇以及史传性质，更重要的是，村庄史的书写必然带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野，处理起来，需要记忆、传说、口述、访谈等因素的偕同，这对写作主体来说，将是个极其重大的挑战，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和认知水平，单靠审美感知将无法完成史传式的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走的是内向性的情感之路，熊育群笔下的湘北水乡亦如是。近些年来的散文，真正将村庄还原为完整的村庄，使村庄高于其他因素的作品，屈指可数，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算得上一个，陈桂棣、春桃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以及文化人类学者做的村庄个案，也可归入其中。
本期选编的两篇散文，皆可归置于乡土叙述，不过，两者从一个端点出发，所走的却是殊途。很显然，王进的作品是一片质地硬朗的礁石，而刘学刚的作品则是一片柔软的沙滩。《村庄史》计七万余字，刊发时为节选，这部长篇虽然也讲述了村庄人物及器物因素，从写作思路来考查，作者更注重的还是村庄的完整性。他以冷静的笔触，以时间的跨度为主线，多侧面地勾勒出一座村庄的纵横，欲以这个独立的个案从中找寻“一般”。这里提到的一般，并非村庄之变，而是村庄之衰，虽然它并没有走向最后的灭亡，但呈现出的凋零气息比之灭亡更加令人伤感。对于拥有乡土记忆的诸多人们来说，故乡或家园的凋零，将使我们的情思遭遇巨大的冰封，所造成的精神创痛，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泥土填埋进去，也无法得以抚平。当然，这种情感的冲击不是从字里行间直接流泻出来的，而是掩卷之后思而后发的结果。作者本身的行文如黑白记录片，除了序言和尾声两个部分，正文部分极少情感的带入，而是以实录的形式讲述了村庄地理的沿革、水文地形、人口的变迁、饮食与民俗、农作物、建筑样式、信仰与香火等因素，因为忠实于历史与现实，从而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学意义。当然，史传式的村庄叙述，除了细节和材料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实现文学性和社会学意义的有效对接，过度重视文学性，想象力与情感因素将会冲毁物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感；过度重视社会学意义，将导致丰润饱满的细节的流失，感与兴的因素也会大大削弱。《村庄史》在文学性和社会学意义之间寻找到了微妙的平衡，不过，总体上开，笔力上稍显生硬，比如序言中了这个字使用太多，导致价值判断的倾向性外露太多，另外，其他也有直白的地方。类似的文字，对比冯骥才先生写的几组民俗和民间艺人流失的篇章，即可明白，冯骥才的文字可谓举重若轻，自我几乎完全隐蔽起来，具体处理上让故事本身来说话，而非以冷冰冰的数字进行推理。
刘学刚的乡土三篇，其中的路数我们甚为熟悉，这个路数即对象的高度主体化，并伴随着部分的诗化。这个路数的危险性在于矫情和自我重复，好在作者拥有深厚的乡土记忆，并将这记忆转化为巨大的心理能量，通过舒缓的文字节奏和专注的呈现，将情思的庙宇掩映在绿叶树丛之后，虽然仅露出一个檐角，情感的大殿却足够深厚。这也对应了含蓄蕴藉，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美学传统。
书写乡土，最易上手的就是美文，而美文路线却愈发逼仄，如何从中突围而出，是每一位恪守乡土题材的散文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也让我想起狄尔泰的判断：一切沉思、严肃的探索和思维皆源于生活这个深不可测的东西。
村庄叙述作为乡土散文的一束别枝，因为更多物理性因素的融入以及视野上的发散性，成为柔软沙滩上轮廓清晰的一片礁石。最近几年，涉及村庄的散文书写依然汹涌，不过，大多以切片的形式存在。地形、水文、民俗、饮食、村庄器物、人事等等因素，皆可从中截取横断面加以剪裁。相比较而言，村庄史的叙述依然稀缺，不单单是因为巨幅长篇以及史传性质，更重要的是，村庄史的书写必然带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野，处理起来，需要记忆、传说、口述、访谈等因素的偕同，这对写作主体来说，将是个极其重大的挑战，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和认知水平，单靠审美感知将无法完成史传式的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走的是内向性的情感之路，熊育群笔下的湘北水乡亦如是。近些年来的散文，真正将村庄还原为完整的村庄，使村庄高于其他因素的作品，屈指可数，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算得上一个，陈桂棣、春桃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以及文化人类学者做的村庄个案，也可归入其中。
本期选编的两篇散文，皆可归置于乡土叙述，不过，两者从一个端点出发，所走的却是殊途。很显然，王进的作品是一片质地硬朗的礁石，而刘学刚的作品则是一片柔软的沙滩。《村庄史》计七万余字，刊发时为节选，这部长篇虽然也讲述了村庄人物及器物因素，从写作思路来考查，作者更注重的还是村庄的完整性。他以冷静的笔触，以时间的跨度为主线，多侧面地勾勒出一座村庄的纵横，欲以这个独立的个案从中找寻“一般”。这里提到的一般，并非村庄之变，而是村庄之衰，虽然它并没有走向最后的灭亡，但呈现出的凋零气息比之灭亡更加令人伤感。对于拥有乡土记忆的诸多人们来说，故乡或家园的凋零，将使我们的情思遭遇巨大的冰封，所造成的精神创痛，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泥土填埋进去，也无法得以抚平。当然，这种情感的冲击不是从字里行间直接流泻出来的，而是掩卷之后思而后发的结果。作者本身的行文如黑白记录片，除了序言和尾声两个部分，正文部分极少情感的带入，而是以实录的形式讲述了村庄地理的沿革、水文地形、人口的变迁、饮食与民俗、农作物、建筑样式、信仰与香火等因素，因为忠实于历史与现实，从而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学意义。当然，史传式的村庄叙述，除了细节和材料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实现文学性和社会学意义的有效对接，过度重视文学性，想象力与情感因素将会冲毁物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感；过度重视社会学意义，将导致丰润饱满的细节的流失，感与兴的因素也会大大削弱。《村庄史》在文学性和社会学意义之间寻找到了微妙的平衡，不过，总体上开，笔力上稍显生硬，比如序言中了这个字使用太多，导致价值判断的倾向性外露太多，另外，其他也有直白的地方。类似的文字，对比冯骥才先生写的几组民俗和民间艺人流失的篇章，即可明白，冯骥才的文字可谓举重若轻，自我几乎完全隐蔽起来，具体处理上让故事本身来说话，而非以冷冰冰的数字进行推理。
刘学刚的乡土三篇，其中的路数我们甚为熟悉，这个路数即对象的高度主体化，并伴随着部分的诗化。这个路数的危险性在于矫情和自我重复，好在作者拥有深厚的乡土记忆，并将这记忆转化为巨大的心理能量，通过舒缓的文字节奏和专注的呈现，将情思的庙宇掩映在绿叶树丛之后，虽然仅露出一个檐角，情感的大殿却足够深厚。这也对应了含蓄蕴藉，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美学传统。
书写乡土，最易上手的就是美文，而美文路线却愈发逼仄，如何从中突围而出，是每一位恪守乡土题材的散文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也让我想起狄尔泰的判断：一切沉思、严肃的探索和思维皆源于生活这个深不可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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