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古丽：我就是一只断了尾巴的蜥蜴
2021-12-24经典散文
[db:简介]
——帕蒂古丽访谈录
通常都叫她帕蒂古丽，再简约，叫古丽。她有着西部维吾尔族姑娘喜欢的名字，后缀个古丽，译为花儿。她的姓名全称为：帕蒂古丽•依布拉欣•艾麦提。姓名像一列火车，爷爷、爸爸都挂在其中。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空间或时间的遥远的地方。古丽来自那遥远的地方。现在，她在第二故乡余姚回忆“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童年的村庄。前年，《文学港》将古丽的一组精短的散文作为小小说刊发，于是，古丽开始了对一个人的村庄隐秘的发掘。2011年出版了发掘成果，系列散文集《跟羊儿分享的秘密》；现在，有了这组《隐秘的事情》。且看古丽如何发掘同时又发掘出了什么“隐秘”？
——主持人：谢志强（小小说作家，《文学港》杂志编审）
谢志强：
文学的奇妙之处在于，一片土地，不能同时重叠种植多品种庄稼，但是，能够“重叠”生长文学。你和刘亮程都曾在新疆沙湾县成长、生活，你们写了同一片土地，却写出了不同的心灵故事。同一片土地竟然有不同的“隐秘”世界。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和刘亮程相聚，记不起他说过什么话，印象是他那智慧的眼神，通过眼睛这个“窗口”，我想，那个饱满而开阔的脑袋，竟然藏着一个村庄（当时他的第一部散文已出版），那一个人的村庄，简直是一个宇宙。他有宇宙意识。他构建“一个人的村庄”的秘诀，在我看来，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万物平等，一棵草，一堵墙，一条狗，一只虫，都跟人一样，在同一个级别层面。我也看出你对刀子、绳子等物件灵性的发现。并且，采取以虚写实的表达（不直接写实物，而是写其声和影）。其实，文学就是用自己的视角和方式发现“隐秘”，你发掘“一个人的村庄”总体上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
古丽：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写作就是为了构筑自己的精神宇宙。即便同在一个村庄生活的人，童年的经历、家庭环境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个人写作的感受和关注的方向也不尽相同。比如我作为一个有自己母语和文字的维吾尔族，体验到的文化差异和特殊心理历程，以及对各民族之间文化碰撞的观察视角和站位，也是跟他不一样的。尤其是我后来走出了我所生活的地域，恰恰这些东西，构成了我散文创作的基础。我是一个维吾尔与回族的混血儿，从小接受汉文化浸润，童年那些“隐秘的记忆”的都在这个村庄里储藏。我要挖掘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维吾尔、回族、汉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混居的村庄里，一个受汉文化熏陶的女孩成长的经历。
我的大梁坡散文系列写作开始于２００９年夏天，动笔前最清晰的感觉是，大梁坡那些活着的和殁了的人，都在向我要一个位置，我应该给这个养育我的地方一个位置。村庄里的人很渺小，他们更需要别人了解他们的生活真实的样子。这就是我当初把自己的村庄搬到纸上的原因。还有就是那里彻骨的荒凉，可以把人膨胀的欲望降到最低。我身在江南美地，却每天愿意让心灵住进荒漠村庄,也许正是封闭隐秘和闭塞，才可以更近距离的体验人的原始和血缘脉动。人口密集信息发达的地界干扰太多了。
我的回望不无痛楚，是文学给了我一份勇气，让我有力量正视过去不敢正视的一切，是写作让我重新拥有了一段一直被遮蔽的人生经历。慢慢地潜入，才发现记忆里写满了我的猜疑，我的命定……幸好有文字可以用来解读和释放。记忆中寻觅着我生命的密码和血液的气味，我的血液变得很粘稠，粘稠得像老河坝的水一样，越来越多的记忆附着在我的笔端，像老河坝的芦苇一样茂密地生长。
可以说我是用潜入回忆的方式回归大梁坡，慢慢进入大梁坡，用文字给村庄和我那些隐秘的记忆解码。我通过文字的创造过程，实现对村庄的再认识。小小的大梁坡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我的讲述也越来越深入到大梁坡的内核，那些隐秘的事情激起我写下它们。
如果没有外面的几十年的漂泊，或许大梁坡对我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依托记忆，我才真真实实地感觉到，大梁坡的存在充满了意义。我头脑里好多记忆的底色，凭着这些底色，我不会被纷繁的现实淹没。
谢志强：
你的长篇系列散文，有小说的元素。记得前年，我选择了你的第一组当小小说处理。《隐秘的事情》，你采取了奇特的视角——双重性。即用现在的你去审视过去的你，可以感受到第二人称——你的背后，还有“隐秘”着的现在的“你”，是一种超脱的局外的全能的视角，自己对自己的追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视角？
古丽：
有人跟我说要写记忆得学会分裂，也许我生来就有分裂的天分。我用第二人称诉说记忆时感觉很平静，仿佛照镜子，很愉悦，很自在，很安全，像是隔着些什么看自己，或许是隔着时间吧。
“我”这个人称会让叙述者处于一个很显眼的位置，对过去造成一种干扰，相对来说，“你”这个人称在语感上来得更柔顺一些，“你”就是记忆里的“我”，这会让人隔着合适的距离看待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能更恰当地表现我分裂出的过去，我断裂了的那一部分。我对文字中的“你”，也就是过去的自己，有一种不愿被割裂又无奈被割裂的哀恸，我把江南的我对童年的我无论从地域还是文化上怀有的一份悲悯，都隐秘地投放在了过去的那个“你”身上，这是同一个人身体中生活着的另一个迥然不同的我的一段生活。
小时候我经常到河坝边扔土块追赶那些蜥蜴，蜥蜴受到惊吓，扔下自己的半截尾巴跑了。在不断到来的时间追逼下，我就是一只断了尾巴的蜥蜴，往事就是我弃在野地上的尾巴。这样的时候我会从现在的生活中停下来回望，等待丢失的尾巴找到我，接合在我的身体上。
我的写作看起来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认领，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一种认领。“你”在时间中险些被‘我’丢失了，我终于看着她沿着记忆回来，重新找到我。
记忆真的令人惊叹，它就像一条蓄谋已久的尾巴，与一个生命对峙了几十年，直到让那个生命绊倒在它面前，这才发现了记忆这根尾巴的力量。
谢志强：
发掘创作素材，得有一定的方法。以《气味》为例，你选择“气味”进入你发掘现场。你从气味切入，探索一个村庄里各个民族之间（具体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气味融合了一切。尤其你由气味认识了父亲，而父亲的气味又来自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确实，“一个是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其实也可以用鼻子来辨别的”。闻香识人嘛。你通过气味认识了人与物共存的世界，气味是你结构这篇散文“碎片”的线索。其中有个细节，你用来自城里的女知青老师的香皂面霜，“当了一个下午香喷喷的汉族姑娘”。那个年代，那种环境，你在封闭的村庄向往另一种美好的生活。通过气味，你成长，“慢慢变成了另一个人”。如果说散文是一种回忆体的话，那么，你谈一谈对散文创作的感悟吧。
古丽：
我们的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都会激发一种感受，透过声音、气味、味道，记忆世界变得鲜活起来。我从小嗅觉异常敏感，我的嗅觉为我录下了太多的记忆，通过它们很多场景得以显现，每当我再次闻到记忆中熟悉的味道，我就顺着味道找到过去生活的种种细节。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布成一张大网，将我们所有的感觉一网打尽。我每时每刻都用感官感知这个世界。气味本身就是一种隐秘的语言。气味可以在我们的记忆中引爆无数个幻想。
在我所处的村庄，我可以画一张气味地图。羊圈、庄稼、房舍、菜地……都是可以闻出来的。就像在一个城市里呆久了的人即使闭上眼睛，也能光凭气味辨别出某种老掉牙的气味：鞋店、面包店、肉店、书店。大脑能识别这么多气味并录下来，这真是上天的恩赐。生活中的许多事都会成为模糊的记忆，是文学给这些隐隐约约的记忆投下了一道道亮光，文学就是带着深意挖掘这样的记忆。
气味在爆发记忆的同时也唤醒我们的感官，帮我们确定自我形象，吃肉的人会散发出与素食者不同的气味。每个人的气味不同，是因为遗传因素、饮食、感情状态和情绪变化。身上原始的气味将我们带回到的童年，回到不必借助视觉的原生状态，仅凭神奇的嗅觉引导，我就能穿过黯淡的进化长廊，找回我的村庄，回到我的黄泥土坯房和充满原始生命气息的大炕上。
谢志强：
人类的采矿史跟所谓“进步”有关。到什么时代开采什么矿似乎有一个定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采铀矿，要是提前或延迟会出现怎样的社会历史？文学的“采矿史”，对一个作家来说，什么时候“开采”什么矿藏，似乎也是命定。你和刘亮程在同一片土地开采，开采出来的矿藏成色、品质差异明显，十多年前，刘亮程已开采出“一个人的村庄”，当时，我说：古丽，你怎么不写你的“一个人的村庄”？
过了十年，你终于“进场”，为何隔了那么久？是什么原因使你发现了你的“一个人的村庄”里值得开采的矿藏？
古丽：
那年我重回故乡，那座我成长的老房子，一直等到我认识到它挺立的意义，完成了对我的启示后，才慢慢地倒下去。我看到了我成长的见证化为废墟。看着小时候和我一起割草放羊、“担着日头回家”的弟弟，卖掉爹爹一辈子置办的家当，自大梁坡出走后，混迹于迷乱的城市，成了提着皮箱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从妹妹定居香港后丰裕的物质生活中，窥见离开农业时代的大梁坡后，她那些逝去的日子的怀念。那时候，我一心想重新在大梁坡造一座房子。我多么想重构一个家园。其实我认识到，对于家园写作者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种唤醒。
大梁坡是我生命的源头。我不知道，到底是记忆回来找我了，还是我在用文字追赶记忆。在离开故乡２０年后，是文字让记忆复活，让那些不可再现的事物，借由文字再现一次，借着文字，记忆里的苦涩被置换成了甜蜜。
这几年来，大梁坡的记忆成了我的第二生活。我尽量抛开所有时髦的词语，让我叙述的速度变缓，让时间显现出被拉长的纹理感，让它适合新疆沙漠边缘一个古老村庄缓慢的节奏。
过去的生活一点点浮现出来，我发现我的记忆连一片叶子、一缕光也没有漏掉。我也在寻找内心的隐秘，觉得这隐秘的记忆背后隐藏着万物的真相。我是一个寻找者，寻找记忆的宝藏，我认定了其中暗藏玄机。
谢志强：
土耳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帕慕克在其作品中表达了东西方文化在土耳其的冲撞与融合。文化的冲撞和融合已是当代世界文学的不容忽视的主题。新疆是个文化的“混血”之地，不仅世界的三大文明在那里神奇地交汇，而且，多民族的共存共处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你是个混血儿，无意之中，你本身就是个文化融合的“隐喻”。你的散文执著专注地审视和探究这种生存的“隐秘”，由此，可以看到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走向哪里？正如你在《混血的日子》所写：“爹爹似乎渐渐迷上了在两种东西之间的搭配和混合，他尝试着把各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让它们相互融合后变成另一样东西。”
你承继了父辈融合文化的方式。你会唱维吾尔民歌，你还会唱姚剧。可见你的“内存”很大。你的命运走向，从新疆成长到浙江安居，你怎么对待这种空间但同时又是文化的转换和融合呢？
古丽：
对，混血的隐喻，就是你说的融合，而我就是个文化的变种，这是个体感受。我的爹爹在大梁坡是个动物配种和植物嫁接的高手，他似乎有某种混血和变种情结。可我总觉得自己18岁离开大梁坡后的生活，是对外面的各种生活的模仿。
也许爹爹当时也发现再坚持古旧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样的家族只能越来越边缘化。所以爹爹让我们学汉语。而我现在努力要做的是在混血当中保持自己的特色。
离开故土后，身份意识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离开得越久就越是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谁，会不由自主地追溯过去，想要通过记忆来确认自己生命的位置。身份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这个恐怕只有那些有共同体会的人才能够回答。
我的 散文《模仿者的生活》里，我写了我的模仿者身份，文字再次模仿了记忆。我这样描述自己：“在南方，我其实是一个缺失了部分身份的人，我常常渴望在生活的细节中找回自己确切的身份。初来南方的那段日子，物质和精神双重的夹逼，使我有更多的机会细致地审视和关注自己的内心。我常常发觉真正的我在远离，从梦中惊醒，我感觉那个主我在向这个客我挥手告别，客我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站在江南三月的冷雨中无人认领。”
离开新疆后的我，处在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意识到生活出现断裂后，我才有意识去回望它，缝合它。有人说我的散文给人一种文化、精神上的交错感和断裂感，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沉重感与悲悯意识。
这种文化的断裂感在我身上的印迹非常明显。即使做梦，梦里我总是被耽搁在回去的途中，不是搭不到回乡的车，就是过去的道路改道了，或者被荒草掩埋，被乱石遮蔽，一种迷失在归途中的焦虑感经常伴随在这样的梦境里。我现在所写的散文，都是出自一种把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置于文化和地域两极进行一种修补和缝合。
对于我，最理想的生命状态是，在接受一种文化的同时，不要连根割断母文化的脐带，而是在两种相互融合的血液中获取生命的滋养。父亲是一种象征，他象征的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文化。我仅仅采取父亲的方式，用文字糅合完整的自我。
大梁坡和余姚，这就是我的两个故乡，是我扎根的两片土地，也是我迷失的两个梦境。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有裂痕的人，裂痕的两边分别是西域和江南，而写作，是修补弥合裂痕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我的文字就是对我的生命的一种修补。我写过不少比如《嫁到江南》、《模仿者的生活》等让“地域两极”融合的文字，就是为了打通地域界限寻找一种普遍的人性。
（本文发表在《文学港》2013年第一期）
很赞哦！ ()
相关文章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