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赫塔·米勒同志学习一些什么?》(王克楠)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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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赫塔·米勒学习一些什么
这个世界总是有一些曙光的,这需要有人提醒,帕蒂古丽提醒我在德国有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作家,她的名字叫做赫塔·米勒。
——题记
1、学习她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
一个人在生活中总是要低头的,是向愚昧低头?向强权低头?还是向真理低头呢?真理这个东西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分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纯粹是忽悠人。但是,真理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是遵从”客观规律“的,是让人们生活的好一些的。我想,对于赫塔·米勒来说,她的第一个“真理:就是吃饭,她在大学学习期间,她加入了巴纳特行动小组。巴纳特行动小组是一个讲德语青年作家组织,反对当时罗马尼亚领导人奇奥塞斯库的统治,寻求言论自由。完成大学学业后,1977年到1979年缪勒在一家机器工厂当翻译。由于拒绝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缪勒被工厂解雇。被解雇之后,她受到了秘密部门的骚扰,因此就有了吃饭的问题。
赫塔·米勒作为一个女人,为什么不选择更加平安一些的生活,为啥不选择当顺民呢?因为她心中有真理,真理就是不随意被人摆弄,一定要看到生活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和真理站在一起。她看到了当时的罗马尼亚什么真实呢......不说了吧,她个人的体会是”如果我们所处的极端环境伤害到我们,如果人们像我一样经历死亡恐惧的折磨,被国家机器追踪迫害达十五年之久,这样的改变就会发生。但奇怪的是,人们会慢慢变得习惯,会把极端状况变成一种虚假的常态,努力克服恐惧的同时,把它转化成别的东西。这种方法有时很奏效,尽管你很清楚这不是真的。”说的多么地真切啊。
对于迫害她的人,赫塔·米勒没有低头,带了情况发生了极大地逆转的时候,赫塔·米勒曾经想和他和解,但是不可能了,......但是她从德国回到了罗马尼亚。在街上偶然碰到那个不可一世的人,当时天气很冷,他穿着大衣戴着皮帽。赫塔·米勒走过去对他说:你瞧,现在轮到你怕我了,就像当年我怕你一样,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赫塔·米勒这样说:“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死在他们手上。我应当代表朋友们和他们和解,可是这个责任我负不起,我做不到。”
赫塔·米勒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充分的说明一个有作为的作家不可能拔着头发升天,必须面对身边的环境和身边的生活,面对真实的生活,不能做一个逃世主义者。存在决定成果,当一个作家拒绝全面反映真实的生活的时候,他就与伟大作家,甚至优秀作家告别了。中国的古代贤达有句名言“大隐隐于市”,即使是在热闹的市场,在喧闹的话语中心,也不要放弃你的那双清澈的眼睛啊。
2、学习她的悲悯情怀和对朋友的厚道
一个人在世界上可以遇到各种人,可以和世界形成各种的关系,说到人,无非两种,是朋友,还是敌人(甚至亲情关系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衡量?赫塔·米勒作为一个弱女子,她是有敌人的,作为具有德国血统的罗马尼亚人,我不知道她是如何面对纳粹主义的?也不知道她是怎样面对纳粹关押犹太人那些集中营的,但她深深了解位于前苏联的那些“劳动营”,因为1945年,大量罗马尼亚人被流放到苏联,米勒的妈妈就在其中,她在当今的乌克兰境内某个劳动营工作了5年.....因此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极权?
对于生活中的幸福和苦难,她从来不得健忘症,虽然这样的回忆和写作很痛苦,但是人类如果不能面对自己曾经的历程的话,如何再去人为的制造“真实障碍”的话,人类就不可救药了。“反人类罪”中应该加一条:“有意识地为人类曾经发生的真实制造假象。”言行不一,双重人格是痛苦的,可是......大量地存在这样的现象,就会造成一个民族的人文质量低下,低下的人文质量无法鲜亮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米勒也是知道“人与自我的间离”是需要学会,虽然它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分裂。
赫塔·米勒是一个有朋友的人,但是她的朋友们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一个个地死去了。“回想那些死去的朋友,我的心依然很痛。”人类最丑恶的事件就是滥杀无辜,可是人类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滥杀无辜,这样的事情一直存在着,与人类共存。是死亡激活了米勒的写作源泉。人可能到了绞刑架那刻,是最清醒的,于是需要“我用生的渴望来应对死的恐惧。”,这是多么极致不得不接受的选择啊(由此是不是可以说,磨难是伟大作家的温床呢)。
米勒有一个写作的朋友叫——奥斯卡的,他是他生活过劳动营的,劳动营的那些人物在他脑中过于鲜活,无法摆脱,劳动营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灾难,来不及“雕琢”语言,直脱脱就弄了出来。而米勒则是希望语言还应当是优美的。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决定中说;“米勒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是不是也很优美有关呢?她的小说《呼吸秋千》(中描写了流放到苏联的罗马尼亚人的生活)就是为纪念米勒的一位去世的优秀作家朋友而写的。写完了,甚至获得了那个“最高奖项“,她依然在恍惚着“我告诉自己,此时他或许正坐在云中之屋向我们眺望,但这只是一剂虚幻的安慰。”
3、学习她的对于语言的理解,语言本来存在日常生活,就看你怎样挖掘和提炼出来。
说到文学语言便是老生常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三岁的孩子也是知道的。问题在于具备鲜明的“我”的特点的语言怎样练就?这样的语言状态和语言成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说到语言,很多理论家探讨过“纯语言”“不带任何倾向的语言”,我觉得是天方夜谭,语言不是独立存在的(尽管西方有语言哲学和语言主义),语言与语感有密切的联系,语言与“我”生活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密切的联系。不从这个方向找解读语言的钥匙,往往是徒劳的。我们写作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体会,脑海里不是语言先行,而是生活的画面,生活的气味,生活的质感....这些东西出现了,语言才跟着出现了,相对应的是,语言出现的时候,这些东西也跟着一起出现了,如何把生活现场转化为文学语言,这对作家艺术才情的一个考验。
无可否认,米勒的作品是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的,但是,她不是先行接受了这个主义,而是在体验和写作中与这个主义撞车的,”.......它们不在乎任何现实主义的规格,把最重要的收缩起来,而把无关紧要的扩展开。突如其来,突发奇想,词语的魔圈赋予所体验到的事物一种着魔般的逻辑。”
4、学习她对于写作的理解:不拒绝生活中最常见的器物。
现在文坛有一种很不要的倾向,写东西就写大的,写大事件,写大道理,写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浮夸的很(并不是一味反对写大的)。写人物也是这样,动不动写被媒体包装起来的英雄,英雄放个屁也是香的,恰恰忘记了这样就远离了真实,远离了生命力。大和小是相对的,没有小,就没有大,没有平凡,就没有英雄。人和人之间的伤害,很多时候不是“大事件”,而是发生在生活里的小事情。鲁迅先生为什么写《一件小事》,那就说那件小事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才使得先生时时自责。
关于写大还是些小,赫塔·米勒有很好的写作经验,“我们是否可以说,正好是最小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军号、手风琴,或是手绢,可以把生活中最不相干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些东西如行星绕行在轨道中,在周而复始中它们的偏差显示出一种形式——一个‘魔圈’。”如何关注小的静物,“新散文”的许多作家都意识到了,并且做出了成绩,比如格致的稻田、楼梯,比如杨永康对村里那台自鸣钟的描写,比如周晓枫对老电影院的回忆.......例子数不胜数。恰恰有些作家动不动就写大的,写一个王朝,写一个城市,写一场战争等等,总是想在几千字里把整个的中国或者世界装进去,可能吗?
其实,人一旦进了写作的状态,不再是人对人说话了,而是人对器物,对景物说话了,景物和器物本身可以发出声音,你能做到的就是记录下这些美好的声音,并告知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说,写作是幸福的。远在欧洲的米勒是体会到了这样的幸福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被德国小众女作家、诗人赫塔·米勒获得,国内外媒体纷纷大呼“爆冷”,赫塔·米勒对此的回应是:“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文学创作和卖鞋子不一样,不能一味地追逐时尚,而要倾听内心的召唤——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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