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偏执：新艺术散文的成败

如果站在艺术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散文一直处于不断的艺术变革之中，只是因时因地因人有所不同而已！早在八十年代，与诗歌和小说的速变相比，散文因变革缓慢而遭到猛攻和彻底批判，如黄浩在《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发表了《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关于散文命运的思想》，沈天鸿在《百家》1988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新时期散文沉疴初探》，其整个思路都是对新时期散文表示担忧和不满。与此同时或之后，赵玫、刘烨园、萧乾、丁椰等提出散文变革的必要性、急迫性和理路，如刘烨园于1988年7月23日在《文艺报》撰文《走出困境：散文到底是什么》，萧乾在1989年第5期《人民文学》上发表《散文也应有所突破》，余德旺在《殷都学刊》1990年第1期发表了《当代散文的观念亟需革新——也谈当代散文的困顿及其出路》，到1993年刘烨园更提出“新艺术散文”的概念，并从艺术创新的角度对散文的观念、结构、语言等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值得注意的是，刘烨园说：“新艺术散文是相对于自古以来的艺术散文也是相对于‘大散文’而言的。”⑥进入新世纪后的十年里，散文也在变，只是与20世纪有所不同罢了！在此，我用刘烨园的“新艺术散文”之名，来探讨新世纪十年中国此类散文的嬗变及其发展。

首先，新世纪中国散文中最具探索性的是刘烨园、马莉、张立勤、冯秋子、周晓枫、熊育群、黑陶、格致、张锐锋、蒋蓝、张于、谭延桐、蒋登科、叶多多、宋晓杰、杨永康等人，他们的散文确实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格局，赋予了一种新的质素，这就是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质素。在选题上更加随意，有的还将触角探入性意识或潜意识深处；在结构上更加随意和绵密，有自由放逸之致；在表现手法上更加多元，于是绘画、建筑、电影、神话、寓言、诗、小说等一齐涌入散文；在审美趣味上更加陌生化，片断、晦涩、跳跃、张力和放任成为其美学品格。对比20世纪九十年代，新世纪此类散文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更为明朗和开阔了。可能是受到世纪末情绪的影响，20世纪九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散文相对显得阴冷、沉闷和封闭，像斯妤的《旅行袋的故事》、刘烨园的《濛濛的年轻》和《永远的舞》这样的佳作也是如此！而新世纪类似的作品则明显增加了暖色和亮度，视野也变得开阔多了。如刘烨园写于2003年的《夜之语》虽与以前的“夜”之描写有内在的联系，但其色调明显高昂明亮了，作品在结尾这样说：“就像走进可疑的世界，世界就一钱不值一样。因为你也是世界，梦也是世界。在夜的麾下，它们荧荧发光。”“自己的光。大路的光。骑手的光。”⑦而他写于2005年的《天赋独立》更是有高亢的音调，仿佛有金质的声响传出。张立勤在20世纪曾写过《痛苦的飘落》、《黑色交响》，那里面有着痛苦与黑暗的长长的影子，个人的苦难将她压抑得透不过气来。2002年，她的《在季节的边缘》开始变得开阔和明朗起来，而2008年的《沙发沙发，大巴大巴》则是自我放逐与自由的写照，文中的一句“走吧，大路朝天”，仿佛是作者突破自我的宣言。

二是更为自然和健康了。应该承认，由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想尤其是其不良因素的影响，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散文带有生硬的模仿、病态的自恋、趣味的低下，而在新世纪这一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像张于、谭延桐、杨永康等都是如此！在《走着走着花就开了》一文中，杨永康这样写道：“是的，四月。到处都是野菜的四月，到处都是丁香的四月。我们在花下等啊等，一会就是一大群。我们在风里叽叽喳喳像饥饿的麻雀一样散开。我们找呀找，都希望找到一棵大点再大点的野菜，找着找着，就剩下风了，四月的风。麦田开始泛青。找着找着，就剩下我一个了。别剩下我，我喊呀喊，无济于事。我想他们走了。他们走了，还有风呢。风走了，还有花呢。花走了，还有香。香走了，还有四月呢。四月走了，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啊……多少年来我一直守着这个最残酷的月份。就像用一张脸去面对另一张脸。”⑧在此，每个句子都是清明的，但组合起来就含了现代主义的神韵与光影，然而，这是一种悲而不伤、痛而不苦的超然与梦幻，其内里是有诗意的栖居的。

三是更为美妙神圣了。一般的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散文往往主要表现现实的丑恶甚至肮脏，很少有优雅之美和神圣感，这在20世纪九十年代也不例外。但在新世纪，这一情况有所改变，美妙和神圣成为许多作家的追求，像周晓枫的《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和格致的《转身》被赋予了美感和圣洁，而熊育群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周晓枫这样写道：“多美的大雪天，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被摇晃，神为我施放了一场洁白的爱情礼花。我就在礼花的中心，被抬升到天堂的高度。”⑨熊育群则这样写道：“罗丹的石头是这样惊心动魄，石头上燃烧的生命，让人看得见灵魂。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在逝世一百年后，仍然让人目睹，如在现场，让鲜血在血管中奔涌，让身子颤抖。那一场相爱，竟把生命变成了一条激情跌宕、汹涌澎湃的大河，冲决岁月的河床，在悠远的历史中留下灾难般的遗迹——这一切都在石头中。罗丹把自己的爱表达到了极致！让人类那颗爱着的心超越了人世的沉浮变幻与生死。”⑩这种表述不仅仅是诗，更是一种对于生命悲喜交集的大彻大悟，是一种沉睡后醒觉的灿烂，它仿佛有着神的旨意和灵光。

当然，也应该指出，许多注重感觉、有着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气质的散文整体上还存在明显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过于相信感觉，沉溺于文字游戏，使才而自恋，放任而自流，狭隘而狂妄，这必然影响其散文的广度、深度、厚度和境界，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散文初看往往感到颇有新意，但看多了就给人以千篇一律、华而不实之感。还有，碎片化、表面化、技术化的写作必然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难有真正的精品产生，也难以经得起推敲琢磨。因之，我认为，作为一种实验和探索，向西方学习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是可以的，但真正要出精品，还必须走出狭隘，容纳传统，丰富和完善内心，并用中国心灵和智慧进行创造。

其次，新媒体散文的兴旺成为新世纪中国不可忽略的一股潮流。所谓新媒体散文，主要是指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新兴的电子媒介为载体发表的散文，这包括电视散文、网络散文等形式，从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纸本散文区别开来。不过，中国新媒体散文在20世纪末还只是初露端倪，它的发展还是新世纪尤其是近些年的事。以网络散文为例，在“天涯社区”、“红袖添香”、“中国散文网”等网站，散文作品和新人层出不穷，其数量可谓令人瞠目结舌。在这中间，较有代表性的作者有痞子蔡、李寻欢、王小山、杨献平、胡一刀、王义军、周闻道、马叙、玄武、安妮宝贝、黄咏梅、王猫猫等。需要指出的是，新媒体散文作家远远不止于此，除了众多的不以真名示人者外，一些名家也都参与了新媒体的散文创作，这是需要说明的。其实，新媒体散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甚至将许多大文化散文作家和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家网罗其中。那么，新媒体散文给新世纪带来了哪些新鲜的经验及其特征呢？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短小精悍、方便快捷。由于新媒体的更新速度快、写手的写作往往是经验式和感受式的，读者也是以浏览为主，所以新媒体散文一般以短平快和“轻骑兵”为其特色，这就避免了大文化散文的漫无边际甚至拖泥带水，这与新媒体以承载和传播信息为主要平台是相适应的，也合乎现代社会高效与快节奏的特点。

二是自由飘逸、尖锐有力。由于网络是一个自由的虚拟空间，它不受刊物审稿和审查的限制，甚至自己的名字也可以虚构，所以是相当自由的。就如有学者所言：“就网络文学而言，网络文学的乌托邦幻想常常是这样展开的——人人写作、自由平等、非权威化、精神体操、非职业化、非特权化知识分子创作。”(11)因为自由，所以可以畅所欲言甚至随心所欲。以黄集伟为例，他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借一张嘴，说美丽脏话》，其中由001—050共五十个小段落组成，作者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那一张如簧的“三寸不烂之舌”直将社会的众生相鞭笞得体无完肤。在《孤岛客》中，作者有《跨文化的脏》一章，其中有这样的话：“不过，就中文脏话的衍生与发展而言，情况实在复杂许多许许多。简单说，当‘傻屄’被写成‘傻逼’或‘傻比’，当‘牛屄’被写成‘牛逼’或‘牛比’乃至‘NB’，意思还在，可至少其视觉冲击已大为降低。最切近的例证即2009新款詈语‘草泥马’……当这三个国骂级汉字被委婉、委曲、逶迤为‘草泥马’后，读音和字型的改变在去掉原语烟火气的同时，又大大丰富了其雅皮类喜感式的绝望。我眼前所见，是一位温柔知礼的自由主义青年背过身缓慢走向愤青之路。途中，她有些枯燥有些困乏。歇脚时，她从喉咙底下发出一声绝望的呢喃之怨……草泥马。软软地。”(12)像这样无所顾忌的自由言说，恐怕不易在传统纸本散文中现身，可能只有在新媒介散文中才能出现。

三是感觉神妙、灵光闪现。新媒体散文往往是在感觉中穿行，有时妙不可言，一如夜月缓缓穿越薄云。这种感觉有时并不是靠视、听、触、嗅等知觉系统能够达到，而是得助于第六感官的神来之笔。还有灵性和灵感，长期以来，散文写作往往都要正襟危坐甚至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其长处在于可以写出经典作品；但其不足是灵感容易逃逸，文章没了灵性，所以有做作之感。因此，真正的天地至文往往都离不开灵感与神助。新媒体散文的灵光常常让人有拍案叫绝之叹！黄集伟的散文就有这方面的特点，其感觉和灵性就如同山间的云气一样——丰沛、弥漫而又神秘！

然则，我也要指出新媒体散文的致命伤，那就是太快、太躁、太尖、太薄、太糙，多失于表面化，文化与艺术的含量不够，难以给人以心灵的震动，在审美趣味上往往也不是太高，这在黄集伟等优秀作家身上也同样存在。如果说，在开创之初，新媒体散文还可以速进甚至躁进，但真正要使其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和象征，作家还必须慢下来、惜字如金、厚积薄发，否则文字和思想慢慢就写“滑”了。另外，优秀的作品固然离不开才气、灵感，但使才自负、目空一切、放任自流，而不注重内敛珍藏、谦逊向下、天容地载，那必然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水尽断流、江郎才尽。因此，我认为将来新媒体散文的希望在于：善用现代科技之长，又能在宁静中反观其短；既能紧跟时代风潮，又能顶天立地而悟道；一面要及时把握现象世界，另一面又要强化对文化、生命、人性的深度理解。就如刘勰所言：“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13)看来，问题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文”与“质”、“实”的辨证关系。

再次，智性书写成为新世纪中国散文一道独特的风景。所谓“智性书写”主要是指那些透出睿智、充满变奏、饱含幽默、乐于思想、富有穿透力的散文。应该说，20世纪九十年代就不乏这样的智性写作，像王朔、王小波、孙绍振等很有代表性；进入新的世纪，这一现象有所发展，从而形成了以南帆、韩少功、韩小蕙、孙绍振、黄永玉、陈祖芬、鲍尔吉·原野、穆涛、方英文、李静、刘亮程等为代表的创作队伍，并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具体而言，有下面几点最为突出。

一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尤其能站在新世纪的高度，从历史、现实、社会、人生的复杂时空中抓出带有规律性的内容，从而反映作者机敏的睿智。以南帆为例，《七尺之躯的空间》、《相聚会议室》、《准星上的生活》、《无限玄机》、《纸上的江湖》、《数字的时代》等都是充满理、智、趣的作品，表面上说它们是反映现实的，但其实都是探讨人生哲理和形而上意义的。如面对军事扩张和科学在武器上的应用，南帆在文中表示：“我的真正渴望是搜索到另一种性质的消息：放下屠刀，铸剑为犁，人类必须尽可能使用音乐、绘画、文学或者体育竞赛对话。”(14)李静散文以睿智见长，她说：“充分发育过的‘个人’的自我超越，和从未深刻认知过‘个人’的集体主义，词句的表面多相似！南辕北辙的相似。”这样的认识是深入骨里的。对于幽默，她提出“梦醒之后幽默亡”的看法，并表示：“人得一半梦，一半醒；一半希望，一半幻灭；一半温情，一半冷峻；一半酸楚，一半欢快；一半怪诞，一半真实……才会有幽默。”(15)穆涛最擅读“史”，且能从“字缝”——也可说是从“沟”与“壑”里，读出了历史的沧桑，读出历史和人生的智慧。如对于中国传统的“道德”，作者能发现它被渐渐“瘦身”了，即由原来的天地大道一变而为专指“人的修养”。又如历史的学名为何叫“春秋”，孔子也“厄而作《春秋》”，而不是“冬夏”？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却为穆涛提出，并从政治地理、地域文化、天地自然、心理动因、时令节气诸方面进行阐释，虽不能说完全周延和令人信服，但还是颇有道理的。(16)黄永玉虽不是专业作家，但他的散文却卓尔不群，常在刀削豆腐中另具只眼，如他明确表示：“‘隔行如隔山’是句狗屁话！隔行的人才真正有要紧的、有益的话说。””作家有如乐器中的钢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现和功能，近百年来的文化阵营，带头的都是文人。”“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东西，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清明，倒是顾不上辈分和资格了。”(17)这些话语出自然，我手写吾口，口语出心中，但痛快简捷，结实有力，令人赞叹不已！这才是一语中的之智，没有丰富的阅历、公正的心怀和纯朴的德性，那是不可能的。

二是用包容的心态，以“幽默”出之，大有超凡脱俗、凌空高蹈之致。比较而言，20世纪九十年代王朔、王小波等人的幽默是有些苦涩的，甚至有些刻薄；而到了新世纪，幽默一变而为旷达深远，仿佛“楚天千里清秋”一样一望无涯。南帆的散文表面是理性甚至是冷静的，但里面总藏着“幽默”，并且它常常又是温润的。在《七尺之躯的空间》开篇他即说：“我听到一个有钱人抱怨，钱多得无处可用。他委屈地说，活着只是睡一张床，死了不过占一个墓穴，拥有那么多的钱干什么？”(18)《相聚会议室》更是幽默诙谐百出，作者从“开会迷”、“开会的人”、“行政技术”、“会议的形式”、“发言”、“表决”、“会后”七个角度展开，大有林语堂《论政治病》的流风遗韵。南帆这样写道：“会议的主角走下主席台之后干了些什么，这也是许多人乐于刺探的内容。某一个胖墩墩的官员在接风的宴席上竟然也是用‘感情深、一口闷’这种辞句劝酒，这种与民同乐的风格赢得了不少好感。许多人甚至因此接受了他流着鼻涕唏唏嘘嘘地吃辣椒的形象。宴会之后，他又在卡拉OK厅里唱了一曲《心太软》。虽然有些走调，但是，一脸正经的上级居然敢哼这种不无暧昧的调子，四下骤起的掌声的确包含了听众的某种惊喜。”(19)这是一种包含了“同情”的讽喻，是正宗的幽默，它比冷峻的讽刺更深入有力。韩小蕙的散文是正儿八经的，但细细品味却能感到其中的“幽默”，那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会心之顷”的。如《这个年龄的女儿有点怪》这个题目就有些“逗”，而《做个平民有多难》一文则处处包含了幽默的质素，令人忍俊不禁。如其中第一个分题是“去人民大会堂的最佳方式”，于是作者写道：“我家的地理位置有点特殊：它是坐落在北京的心脏地带——东单银街的一个欧罗巴式大院落，距长安街有一站地，距天安门广场三站地，我自己形容为‘一箭之遥’。”“要完成这‘一箭之遥’的行进，共有四种方式可选择：(1)步行，需40分钟。(2)骑自行车，需15分钟。(3)乘公交车，包括步行到车站，等车、塞车等因素，大约需30—40分钟。(4)打的，如果不塞车的话，一去15—20分钟；但回来可就困难了，因为第一打不到车，长安街上不允许出租车空驶，更不允许随便停车。第二，东单路口不允许左转弯，必须前行到两公里以外的建国门绕二环路口回来，中间需耐心等待东单、北京站两个大红绿灯，这么一去一来，时间就没谱了，一小时开外也是题中之义。”(20)作者叙述的内容可以说是个大幽默，而其不慌不忙、有板有眼、以“数学”进行推理的叙述方式更显得温润的“幽默”。随后，作者在第四分题中竟然列出了“我的财富观：五条金原则”，那就是：“1、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2、君子爱财，取之有道。3、能挣会花，视金钱如粪土。4、成由勤俭败由奢。5、平民立场，简单生活，奉献人类。”作者还加了一个“文后赘语”，并说：“不好意思，我此文写得有点个人化了。”(21)幽默一个接一个，反衬了对当今社会“拜金”和“虚荣”的不以为然和批评。还有鲍尔吉·原野式的幽默，他常能在“退一步”和“身处下位”中发出幽默的一笑。如在《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中，作者叙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个打工姑娘刚给父亲寄了钱，而我正要取钱，营业员就将姑娘的钱转给我，姑娘一听可不干了，因为她觉得，如果这样她的钱就寄不到亲人那儿了。对此，无论是营业员还是我怎么向姑娘解释都无济于事。巧合的是，当时营业员手上再无别的钱给我。有趣的是，作者做出了一个特殊举动，他写道：“我说：这钱我不取了，我明天来。姑娘，你把钱交给营业员。营业员，你务必把姑娘这三百元钱汇到指定地方，行不？”(22)这是一个幽默而又有些令人心酸的故事，由此可见作者的包容心与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