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静是不容易的（与“河边叙述者”杨四海的一些文字）

　　
　　　　
　　在文字里，我认识了杨四海；在河边，我熟悉了叙述者杨四海。
　　当年的我还在文字的边缘行走，还显得雅嫩时，早已有盛名的杨四海并未计较我这个陌路的后继者。在乐趣园的“新散文”聊天室里，我们谈得不亦乐乎。只是可惜，我未曾能保留那时的文字记录，那时我还没有自己的电脑。我只是抽时间在他人的电脑上，与他说一些散文的事，否则这些文字在今天的我看来，那是多么珍贵的财富啊。尽管没有了往昔的记录，不过我并不后悔，我由文字的边缘向着中心挺进，而且我始终坚持着，其中杨四海给予我莫大的支持。
　　我一直以来感谢那些对我的文字给予观望、点评的前辈们。近些年，我尽管疏于论坛交流，但我潜行写作，我也一直关注这位文字兄长，关注他的散文态度。
　　我不大乐意关注名家大家，在我看来，他们大多刻意离群，无心关注我们这些无名碌碌之辈。我只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写作是我的本分职业，正如我正在践行的新课程改革一样。
　　我乐意关注那些曾经碌碌无声，而今正在上升的一群草根（自由）作家，我也希望我是其中一人。我常自诩自己是一个写作者，我不能说是作家。我一直在往上伸长，仰着脖，探出水面，杨四海是属于我仰脖观望的引路人，再次谢过四海兄。
　　安庆，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学生时代我居住对江的贵池（池州）。那些年，我偶尔去过几次安庆。我去安庆师范学院探友，在师院门口淘书。在菱湖公园与文友漫步，那时我的写诗歌，诗情激荡，思想激进。对于安庆，我更多关心的是诗人。
　　多年后的2011年，我再次，甚至是连续两次去安庆。短暂的游历时光，我关注这座水边城市，往日的拥挤已被今日的有序而代替。我没有刻意去找安庆的文友，江飞、金肽频、杨四海等等，我羞于文字行囊中空无一物。他们对我的期望颇高，而我有负于他们。那两个夜晚，我是不眠的。我刻骨铭心地反思，我在文字中的叙述中行走的太随意，太散漫。
　　拿到《河边的叙述者》，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因为我是无意间闯进杨四海的博客。我躲在江南小镇的居室里，倾听着暴风雨击打雨棚，就着“砰砰”声掩护，我敲下了一行字，向我的文字兄长索要一本书，我要了解河边的叙述者。
　　一场秋雨一场凉。江南的小镇一改今年盛夏的少雨，连续几日的中雨，老屋的屋瓦经不住冲击，漏水如注。我几次冲入老屋，往外泼水，期待雨停，晴日时，把屋瓦加固。想到这些，我不禁把它与杨四海的职业联系在一起。
　　离长江不远，我颇感欣慰。我明白长江边的暴雨之后，江河的上涨水，给予城市、村庄，特别是对于低洼的村庄是一个巨大考验。水文纪录是杨四海的工作之一。每日的日志是通过电话报呈上来。杨四海就在水边的屋子里，写字台上记下那一行行文字。那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数据，杨四海是认真的，与他的散文态度一样。我感动的有什么呢？这是一项与数字打交道的工作，这是数学与生命、与财产联系的工作。
　　“有许多年了，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上午八点多钟，当水位站将当日水位用电话报过来后，我都要记在那本《航行日志》上。那本《航行日志》很厚，16开本，硬纸板封面，被天蓝色漆布蒙就装订，显得硬实，有些重量，使它记载的每一页都平整如初，难见折痕，页脚也不会表达。”（《水位》）
　　正如这些，杨四海的笔一直没有停下注入墨水，他在现物记录下一切与水有关的数字、文字。我读着，我读到了一个文字写作人的责任。
　　“日历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潮湿的四季，没有哪一天，“水位”不是在那道防洪墙外或大堤下涨涨落落的。”（《水位》）
　　我的一位挚友告诉我，我缺乏的是表现的方式，而非是缺乏阅历。有了丰富的阅历，是表现方式的基础。这些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务虚”并不能代替“求实”，散文写作应更多立足本土，才能汲取更丰富的营养。
　　“在皖西南的城市，或者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势的起伏，常常让我想起，自己的生活是在“丘陵”这样飞地貌上发生着的。”（《斜坡》）
　　近些年，在场主义的理论弥漫着散文界。我并不否认他人创作的坚实，但我认为少数几个人，诸如李存刚、江少宾、杨永康、杨献平等有着坚实的“场”下散文姿态。杨四海是这样一个坚守着航道上的“在场主义”的标兵，是当今散文界少有的执着者。
　　生活在安庆这个水边的城市，“河边的空气总是在淡淡地散发着水的气味，这是难以描述的，城市工业所不能合成的物质气味。”（《在河边》）
　　杨四海不是地道的安徽人，来到这个水边的安徽城市工作，自然少不了一份思乡之情，但是这一切并非杨四海自己形成：
　　“家住河边，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的家都在河边，是因为父亲他先把我们的家落在这河边的城市”。（《家在河边》）
　　“母亲说：当初能让你爹挑选的地方就那么几个，也就属这里离老家（故乡冀南平原）最近”。（《家在河边》）
　　“在时间的岁月里，永远没有自己的故乡。”这是诗人里尔克的一句名言。家在任何一个作家的笔下都是不可缺乏的营养品。思乡，不仅局限于父亲与母亲，更是遗传给下一代。（《家在河边》）
　　“也许我返回的这个家，……在我“返回”之时，就已变得陌生。这样的话，我只能借助回忆，才能返回我熟悉的那个家……”（《家在河边》）
　　我在长江边的小城贵池（池州）生活了三年时间，但对于长江还是一无所知，我仅限于地理书上告诉我的知识。杨四海，一个河边的叙述者，叙述的不仅仅表达对长江的爱，更有一段历史的沉重。如果一个散文家仅是对风花雪月的铺陈，那么只能是很快淡出读者的视野。
　　我看重《水雷》，我更关注作家那本未曾完全展示的个人笔记本。在这本笔记本里应当记下更多不为人知的素材。一个叙述者，更大程度上是记录者。把记录的内容告诉读者，或许是散文家最大的历史责任。
　　“我用力吸气，那油菜花的香气，便能从睡的腥气中被我仔细地分离出来，一丝一缕地进入我已潮湿的思绪。”（《河边叙述者》）
　　我仿佛看见杨四海伫立在长江这条大河边上，一幅春日融融的景象，让他陶醉，也更让我陶醉。这个城市让他走在来来往往的大路上。
　　“我乘坐的这辆长途公共汽车就要奔跑在江南的大地上，而现在——
　　我在车上。
　　车在船上。
　　船在水上。
　　水在河床上……”（《河边叙述者》）
　　这个城市让一个人沉静是不容易的，浮躁抹去众多灵性人的双眸。杨四海对人与事的独特角度把握，让我们满怀期待。
　　生活美好，我们的一切正常进行。我记住了杨四海的居住地：安庆市建设路96号，那里有一个河边叙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