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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散文

郑润良:剖析国人最根深蒂固的情结(西安日报12.25)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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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剖析国人最根深蒂固的情结(西安日报12.25) (2012-12-26 09:49:55)


乡土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自五四以来,乡土写作逐渐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鲁迅等人开创的乡村苦难叙述,写作的主旨是展示乡村的现实困境,探讨疗救的可能。一是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乡村牧歌写作,以诗意化笔调营造乌托邦。从近年散文创作来看,这两种传统都有所赓续。刘亮程等人散文的创作大体上延续了后一种写作传统,在文字中营造了诗意、自足的乡村世界。他们营造的乡村美则美矣,但离我们普通人的现实经验、离我们耳闻目睹的“三农”问题距离甚远。因此,2010年,学者梁鸿的《梁庄在中国》一面世,立即引发热议。这一现象从反面说明当下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中真实书写乡村的文字太少了。

与《中国在梁庄》一样,《穿过灵魂抚摸你》对当下的乡村问题毫不避讳。《中国在梁庄》归纳当下乡村存在的典型症候,引发广泛共鸣,但其文体形式更接近于调查报告,采访意味过浓,文学性与感染力偏弱。《穿过灵魂抚摸你》则结合了作者十八年在乡村的成长经验和从军后对故乡的深切关注,以“我”的始终在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鲜活、立体、复杂的中国乡村个案。

《穿过灵魂抚摸你》在主题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章主要表现乡村少年“我”的身体成长与心路历程,包含《幽秘史》、《身体的梦魇》、《在梦境中永生》、《清水打开的秘密》等篇章。第二类文章通过亲人命运的书写展现中国普通农民人生的卑微与苦楚,包括《叙述的命运》、《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亲近的惋伤》等篇章。第三类文章直面乡村现实问题,揭示时代症候,包括《最不可原谅的……》、《穿过灵魂抚摸你》、《南太行》、《乡村哲学》、《乡村暴力》、《我的乡村我的痛》等,是这部散文集中份量最重的文字。同时,因为杨献平的散文总体上是一种自叙传的形式。所以,这些主题的表现往往在各个篇章中交叉混合,难以厘清。

在第一类文章中,作者在书写一个乡村少年的成长经验中展示了剖解自我的惊人勇气。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难言之隐”的事,比如说少年的第一次梦遗、成人后面对异性的冲动、乃至意外的情感遭遇等等,作者都以一种十足的坦率的态度和盘托出,他坦率天然的写作姿态反而使我们产生了自身的不洁感。他的写作勇气和自叙传式的散文写作令我联想到现代散文史上的郁达夫,在书写现实和剖视自身方面,二者的坦诚和敏感乃至天性的忧郁气质有着惊人的相似。散文本来是自由发抒性灵的文字,当多年来散文家们的“伪崇高”与说教冲动锈蚀了散文的真实本性,杨献平的文字则恰如其时地挽救了我们对散文真实表达的信心。

第二类文章所写的都是自己的亲人。南帆曾以散文《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记叙一位在特殊时代巨型话语下辗转苟存的小知识分子父亲形象,杨献平的《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则以平静、隐忍的语调记叙父亲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在窘迫的物质条件下卑微、辛苦操劳的一生。除了为一家人的生计奔波操劳外,“他迄今为止的人生历程模糊不堪,与南太行乃至全世界以耕种为生的农民毫无二致(以身体的劳累和疼痛,甚至出卖尊严获取生存所需)。”但即使面对自己的亲人,杨献平也无意“为尊者讳”,一味表现他们的美好品性。杨献平不惮于指出因为父亲的懦弱,导致母亲受到村邻的加倍欺凌的过往。《亲近的惋伤》、《叙述的命运》在表现自己对大舅、二舅及几位亲人的思念与对他们不幸身世的叹惋时,也没有忽略了亲人之间互相倾轧、内讧的事实。农民的朴实、善良与目光的狭隘很可能同时并存。这些篇章力图最大限度地展现人性的复杂性与乡村生活平淡表面下的戏剧性。

第三类文章,直接引领读者抵达乡村问题现场,剖析时代深层次症候。广袤的乡村世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欲待征服又很难消化的世界,乡土是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情结,乡村问题也是中国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在杨献平展示的乡村图景中,乡村问题中的一部分来自历史遗留问题,比如乡村暴力,因为利益冲突、文化水准等原因,乡村暴力长期存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又助长了暴力之风,《乡村暴力》中爷爷向我描述的土改时斗地主斗得地主家破人亡的惨状怵目惊心。“我”的成长经历也伴随着暴力的阴影。因为父亲的懦弱、母亲的不识相,我和家人屡屡遭受乡邻的暴力欺辱。乃至于我参军当了干部之后,弟弟还因为分田问题被村邻一家暴打致伤。母亲多次徒步几十公里到派出所却每次都被敷衍了事,最后仅拿到区区两百块钱,而伤人者却与民警从酒店里称兄道弟地出来。更令人寒心的是,受侮辱者得到的不是公众的同情,反而是他们更多的嘲笑和轻蔑,“但南太行人就是如此这般,他们不去究问为什么,甚至对钱和权无条件崇拜、投降和服从。因而,钱和权,暴发户和手握社会公权的人,一方面对普通人是一种心理震慑,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凌驾。”显然,这里不仅涉及到乡村暴力的历史性遗传,也与乡村政治环境的不公正、不透明相关,更指向功利主义时代氛围中乡村公共道德的败坏。

《我的乡村我的痛》记叙了我的一次回乡见闻。这是一次充满“痛感”的旅程,人未到家首先遭遇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坐在开往村庄的长途班车上,还是大片的烟尘,从附近的铁矿和煤矿当中,大口大口吐出,又被穿梭往来的车轮连续炸起,在空中,在大地所有生灵身上,飞舞,下落,进入和消失。”而后是连续的干旱、庄稼旱死,将归乡的诗意想象一扫而光。 “母亲说,这些年,四边村里不少人这样死了,大致数了数,18个,都是青壮劳力。”寥寥几笔,已经将乡村底层生活的严峻现实摆在读者面前。对底层农民而言,种地是赔本的,“尽管少了和免了好多税。天旱,地少,墒赖(差)也是问题,化肥和种子更是问题”;承包铁矿煤矿很赚钱,但那是有钱有权人的事;出外打工赚不了几个钱,下矿干活生死攸关。很多人开始信仰基督。作者并不隐瞒自己面对乡村现状的无力感与脆弱感,“我知道我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在庞大的群体之中,很明显地觉得自己的小。”这种无力感无疑联系着内心的沉痛与酸楚。此外,《最不可原谅的……》、《穿过灵魂抚摸你》、《南太行》、《乡村哲学》等篇章涉及生态污染问题、过度开发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司法不公问题、价值伦理扭曲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普遍症候,在当代农村同样令人心忧。杨献平笔下的南太行莲花谷为我们提供了当代乡村问题及时代问题的鲜活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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