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红苕

家乡的红苕 前 方
红薯，又名甘薯，家乡人习惯称之为苕，红苕。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农民的“度命粮”、“当家粮”。红苕喂大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喂养了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家乡人。
旧社会自不必说，我没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我尚幼小，不谙世事。而那人均毛粮360斤、食不果腹的年代却是我切身经历过的。那年月，人们往往以“杂粮补”、“瓜蔬代”，而红苕实则升级到“主粮”的地位。长年累月吃红苕，吃久了厌气，吃多了膨气，家乡人便变着法子做，换了口味吃，放在甑锅焖，垫在饭底蒸，混入粥中煮，塞进灶膛烤，这是通常的焖苕、蒸苕、煮苕、烧苕（烤红薯）食用法。除此，家乡人还将红苕深加工后食用，切成丝下面条的苕丝，切成苕片晒后蒸食或煎食的苕片、苕干（薯片），剁成丁晒干后油炸的苕丁，磨成苕浆捏苕砣、摊苕馍，苕淀粉加工的苕粉（条）、凉粉、盘龙菜，还有熬制的苕糖，酿造的苕干酒。
红苕，不择土地，随手插栽，不需施肥，不求耕耘，极易生长，极易收获。
开春后，将去年窖藏的苕种摆放渣肥苗床培育，待红苕发芽，苕秧长到尺把长后，便用剪刀剪下，小面积插栽，当苕物子（藤蔓）两尺左右后再剪下，分剪成几段，每段拃把长，便可大面积插栽了。苕物子随剪随栽，极易存活，即使“红火大太阳”，只需浇些许水就不会被晒蔫了。红苕不宜施肥，反之，则只长物子而不长苕。不多日，苕物子便蔓延开了，郁郁葱葱，密密匝匝，满满的厚厚的一地，像一床硕大无朋的被子。苕物子需适时剪割（剪割的苕物子是养猪、牛的上好青饲料），否则，亦只长物子而不长苕了。四个月后，苕物子根处土地便渐渐“开包”了，地下的红苕将土地挤胀得炸裂了，挖出来，有拳头大小，有的有五六斤，家乡人说“像狗脑壳”。这下便可大面积收获红苕了。收获，千万要赶在霜降前，霜降后，地里受霜冻的红苕会黡，“酒”，即糜烂，变味。收获后，将红苕摊放在散风晾干，风干表面水份后上窖贮藏，覆盖沙粒，做好防冻保温，窖藏开春后的红苕，皮肉嫩、水份足、细腻腻，甜津津，无论是生食还是熟食，都鲜美可口。
如今，家乡人已经解决了温饱，有的步入了小康，因此，红苕的种植面积大量减少，红薯早已退出了“主粮”、“当家粮”的地位，亦不是什么“杂粮”，更谈不上“度命粮”了，只是人们偶尔改改口味，尝尝新鲜的“调剂品”。你不见，酒店宴席上以红苕、芋头、玉米、花生、胡萝卜之类蒸煮，本色拼盘的“五谷杂粮”菜；你不见，道旁街边三三两两摆弄的烤苕炉，多少俊男靓女不惜“玷污”嘴脸，大胆大口地啃着烤苕；你不见，多少“小皇帝”、“小公主”有滋有味地嚼着从超市购买的薯片、薯干、薯条（原料通常为马铃薯，远不如红薯）；你不见，家庭餐桌上火锅里炖着这筋道、鲜美的苕粉条；你不见，掐一把苕叶茎或苕叶尖清炒，便是上好的时令蔬菜……
红苕“度命粮”、“当家粮”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它曾经的“辉煌”，给家乡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回味和忆念。
红苕，简称苕，家乡方言中的“苕”即普通话意义里的“憨”、“傻”，这有民间俗语和民间故事为证，如民间俗语“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十个汉川乖，抵不上一个天门苕。”这里说的是假苕，当然也有“真苕”，民间故事《苕女婿和乖媳妇的故事》中有一个苕女婿，媳妇告诫他“看见打架的改交（劝架）”。有一次，他看见两头牛抵脑（角斗），便上前“劝架”，结果险些丧命；又有一次，媳妇添了喜，叫他提着一篮面条、鸡蛋上娘家报喜，途中突然下起了小雨，河里泛起了细小的波纹，霎时，他想到了媳妇的告诫“焌边下面，注泡打蛋”（锅里的水烧至滋滋响时即可下面条，至起水泡时即可敲入鸡蛋），便将面条下进河里；后来，雨越下越大，田沟溅起如花的水泡，他又将蛋打在水沟了。大多意义上，家乡人习惯将老实巴交的人叫“苕”。你听，有妇人略带埋怨而不无自豪地说：我那老鬼（对丈夫的昵称）真苕（即老实），为大家的事伸起脑壳接砖头。某父逢人便讲：我那小畜生（对儿子的昵称）也苕（即老实），捡到手的钱都不晓得要。这种“苕”，正像社会上某些人称雷锋“傻子”（苕）一样，不就是把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人叫“苕”？雷锋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甘愿做这样的‘傻子’”！
平凡朴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索求甚少，奉献甚多，红苕便具备了这种品质，这便是家乡人为什么将红薯称之为“苕”的缘故吧。同样，家乡人也具有“苕”的品格，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样的“苕”又有什么不好呢？家乡人也乐于做这样的“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