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升堂亲历记

韩复榘升堂亲历记
1、济南乡师就学 三一年那年，我在阳谷寿张乡师读书，九一八事变时，听说济南学生跑到南京示威，内心颇受影响，回家就跟母亲商量，决定外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于是，离开寿张跑到济南，考入了济南第一乡村师范。
济南乡师有一个读书会，还有一个抗日救国会。有一次抗日救国会在学校组织演讲比赛，我一高兴，上去发表了一个看法，记得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不想就此引起一个人的注目，这人叫姚仲明。
后来知道姚仲明是地下党的，是乡师支部的头头，因为他将我发展入了党。济南乡师很早就有党的活动，虽然经过破坏，一直没有断根。只是更加隐蔽。由于立三路线盲动的教训，乡师支部不贴标语、不散传单，不用革命术语夸夸其谈，总之不出风头，不搞浪漫行动。平时活动，以组织书刊的阅读为主，在讨论形势中，看你进不进步，弄得好，也就是各方面了解后，思想上确有革命倾向，就发展入党。我到33年初姚仲明才介绍入党。在宣誓中，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誓言是“革命到底，永不叛党。”
入党后，渐渐结识的，我记得的有徐宾、刘懿祥、尹圭璋、刘加典、景慕远，大家都以兄弟相称，好象把兄弟的样子。对了，还有一个叫赵健民的，后来这个人成了大人物，山东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很多人名字忘记了。其中，徐宾、刘懿祥和我是同乡，都是濮县人。
那一时期，我以交通员的名头，跟着姚仲明跑过山东的一些地方，去过阳谷、肥县、莱芜、博兴、益都、沂水等地，姚仲明是以巡视员的身份，视察工作，到那里的党支部找党员谈话，那时的党支部不在小学校，就在村庄里。姚仲明在了解情况之后，就给他们谈如何发发展党员，建立县委组织，除了这个指示，其他就没有指示了。 2、莱芜出了叛变分子 到三五年，我已经不读书了，很多人跑出济南，到下面小学教书去了。我留在济南做了地下党的专职交通员，在一起的还有刘家典，俩人住在北园沃家庄。这年农历十月，莱芜来了一个人，走进二门，就喊刘加典。刘加典出来一看，是刘嘉浩。
刘嘉浩星夜赶来济南，告诉我们莱芜出了叛徒，县委负责人刘伯戈叛变了，刘伯戈本来以国民党县党部文书为掩蔽，跟随他的一起叛变的，还有方春荣、周茂森和李光荣，他们都参加了捕共队，正在莱芜捕人。刘嘉浩说，刘文公他们好几个人人捕走了，不知死活。得知这一消息，我俩吓了一跳。刘家典讲，我们快些搬家，他们知道我们的住处。
我和刘加典俩人一起离开北园沃家庄，转移隐蔽。我跑到白鹤庄一家姓李的人家，以备课考学校为名义租了一间房子。刘加典另租一处，他讲他是我的上线，为了秘密工作，只能他找我，不能我找他，我就不知道他的住处。
那个时期，现在叫白色恐怖时期。我记得三三年前后，山东党组织在博兴、益都、沂水等地区搞了暴动，这些暴动全部失败，因而我们许多同志遭到逮捕和杀害，有些人就叛变了。叛变的人在国民党那边成了特务。他们有个特务组织，叫“捕共队”，大队长就是原来山东党的组织部长宋鸣时。宋鸣时和他的“捕共队”专门和我们作对，带领队员四处横行，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搞得我们山东党和北方局以及中央完全断绝了联系，没有了上面的指示，也没有了上面的经费，搞得在济南生活很困难。 3、老乡被捕了 大约三六年农历三月份，有个叫冯寄雨的人，来到济南，讲是北方局派来山东恢复山东党的，冯寄雨找到了姚仲明，姚仲明那时在济南乡师附小，也就是郊区的全福庄小学当教员。冯寄雨找到姚仲明，在他那里暂时住了一阵，后来又离开了。冯寄雨原来是河北省委冀鲁豫的代表，大约是特委书记，听说是赵健民到处乱跑，寻找上级党组织，他鲁西鲁北都跑了，甚至上海、北京也跑了，乱跑了一通，最后在河北接上了线，请来山东。冯寄雨到了山东，后来大大有名，搞了徂徕山起义，抗战时期人称山东王，山东老百姓都挂他的像，喊黎主席万岁，那时他已经换了一个名，叫黎玉。
不久，听说他们在济南四里山下开了个会，正式成立山东省工委，主要成员三个，一个冯寄雨，坐了头把交椅。一个赵健民，管组织。一个尹圭璋，管宣传。也就是一个省工委书记，一个组织部长，一个宣传部长。
这些情况都是徐宾和刘懿祥讲的，他们俩个当时是搞省工委秘书工作的，负责山东党的印刷机关，印刷机关就在他们的住处，济南的擀面巷，俩人一起工作，也住在一起。当时搞印刷工作，规定只许晚上搞，白天睡觉。三六年农历八月，有一个会议文件需要突击印刷，这天晚上，俩人搞了一夜没有完成任务，到第二天早晨，恰好下雨，刘懿祥对徐宾讲，天下雨了，警察不会来查户口。于是白天继续刻印，正刻写钢版呢，警察来了，我那俩个老乡一起被捕了。
我记得这天是初八，按约定，我于中午十二时去取文件，走进二门。房东问我找谁。我答找徐宾。她问你们什么关系。我答同学。她就讲：
“你碰到警察没有？他们一早捕走了。警察守在这里，到吃中饭时间，我给他们警察说，老总你们吃饭去吧，有人来我马上告诉你们。现在他们吃中饭去了。你快走，他们吃了饭就来。”
我一听转身就跑，她却跟在我后面。我急了，讲：
“不要跟，不要跟。”
那个房东就喊：
“你给他们家去封信，这样二个小青年捕走了，不知死活。”
我跑到在济南青年会馆找到刘家典，报告印刷机关遭到破坏。大家吓了一跳。赵健民也在那里，讲：
“大家快去搬家。”
搬家后，又到青年会馆碰头，我们三人各留了联系地址要跑。赵健民讲：
“冯寄雨傍晚要到徐宾和刘懿祥那里去，我们分头去截他，截完再跑路。”
赵健民到小西门里大明湖边去拦人，我到官驿街盯着，刘家典最危险，到擀面巷口截冯寄雨。我们三人分头去了。我等到夜里十多点钟，没见人来。我就跑回老家去了。 4、捕共队找来了 回家躲了一周，当月十五号，这年的中秋节，我被抓了。
十二号那天，济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内容是：寿张民主饭店XX，祥病，无大碍，特电告。
后来知道，这个电报是赵健民打的，他打来这个电报是好意，意思是刘懿祥和徐宾没有出卖组织，同时叫我跑去转告在鲁西的各地组织，叫同志们提高警惕，以防破坏。不想，就要那天，他打完电报就被“捕共队”捉拿了。
后来在狱中，他讲了经过。在济南沂源门，也叫小西门，就在大明湖附近，这天，赵走在小清河路上，碰到莱芜人方春荣，方春荣认识赵健民，喊道：
“赵健民，找你好多天了。”
“你认错人了。”
赵想脱身，方春荣马上掏出一张假票子呼人：
“抓骗子!捉住贩卖假票子的人。”
走路的人围了上来，赵健民就走不脱了。而后，赵被送到附近的警察所，又转国民党省政府捕共队。赵健民有一个文件和记事本来不及丢掉，落到对方手里。文件叫中央十二月决议，内容是延安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问题。记事本上留有电报的草稿。“捕共队”按电报线索开汽车到了阳谷寿张。
捕共队办公在济南珍珠泉东一巷，边上是军阀韩复榘军法处的押犯所。进了捕共队就是审讯了，严刑拷打，竹鞭抽打，又上了扛子，捕共队七八个人站到扛子上，扛子压在我的腿上。让交代与上级的组织关系。我回答：
“这些早不知道了，共产党在哪里都不知道了，与我的关系早断了。”
审讯我的人就有方春荣，方春荣喊：
“你当我们不了解你，你瞒得了谁？你的鼻子想喝洋油？想喝辣椒水？”
后来又来了宋鸣时，宋鸣时讲：
“不要执迷不悟了，要讲参加共产党，我们的资格比你老多了。你要为自己的结局想想，为前途想想。你是个小青年，不要让我们为你可惜。你把知道的讲出来，前途还是很有可为的。”
我讲：“确实都不知道了，都是过去的事了。”
审讯了六次，宋鸣时恼了，喊道你想做共产党的烈士，我们可以成全。然后一拍桌子，喝道：“拉出去，枪毙！”立即有特务过来拉着走。这时，一个老特务讲：
“宋队长，别生气，叫他考虑考虑，给他一个考虑的机会。”
老特务又对我讲：
“给你个机会好好考虑。错过了，就真要当烈士啦。”
我回到押犯所，进门就有犯人问审讯情况。我说了一遍。有经验的讲：
“他们就是这一套，威吓利诱。不过他们没有杀头权，山东要杀头得经过老韩，你准备过老韩那一关。”
这天晚上开始，我被关到院子北面一个小黑屋里，上了脚镣。 5、韩复榘过堂 韩复榘盘踞山东，是一个军阀，他当时对于省内禁烟、土匪和共产党处理甚严。他有一大爱好，就是过堂，在他省主席的法堂上做青天大老爷。传说只要惹得韩复榘眼睛一瞪愣，立即就拉出去毙了。
那时在押犯所，在过堂前，大家天天议论韩复榘过堂的事。
有的讲：
“老韩把手一摆，“毙”，你就完了，汽车拉上送纬八路了（刑场）。”
有的讲：
“咱们撞上好运了。老韩这家伙，他高兴了你就走运，他发了脾气，你就倒霉。听说老韩家最近娶了儿媳妇。”
“他娶儿媳妇，对咱们有好处。这回有了喜事，咱们会得个轻判。”
“别作梦了，该倒霉还是倒霉。”
这天下午，军法处来检查案子，通知了韩主席过堂。
第二天一早，大家就被拉去了。一共五六十人，去省政府过堂。进大门后，叫我们在前院两边立好，看到院子有二十多个武装人员，天井里停着两辆汽车。有经验的讲，这是押解要枪毙的犯人的。不久，执法队押着我们穿过一个大饭堂，进到一处南北走廊的西南角下，叫我们向北而坐，排成一条线等着。走廊两边是油漆朱红的明柱，走廊北面是楼房，房门口挂着“主席办公室”的牌子。门前已经放好一张大桌子，桌子两旁也立着近二三十个端枪披武装带的人员。韩复榘没有出来时，那些人聊着。少顷，韩出来了，这时那些人立即肃然挺身，鸦雀无声。韩复榘坐到桌子中间，于是审讯开始了。
第一个喊上去的是贪污案，莱芜人员。军法官刚要念案情。韩复榘不等他开口，就把手一挥，讲：“押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敢问，反正是他韩复榘认为还不到解决的时候，那个人就只好下来了。
再叫上去八个夏津县的民团团丁，军法官道：“据告发，这八个人通匪，经查属实。”韩复榘眼一瞪，立即手向外一摆，说：“毙”，八个民丁大喊诬告冤枉，人却已经被拖走了。
接着喊的是寿张贪污一案，被告是一个乡长，五六十岁，原告是几个财主。军法官道：“被告乡长贪污，经调查属实。贪污项目是请客打拼锅儿（就是“打平伙儿”，吃了饭，叫人分摊）。韩复榘问：
“你当乡长，公事请客，不过烙饼炒鸡子，你怎么打拼锅多花钱呢？”
那个乡长说：
“回主席话，我上任办公，打拼锅请客是跟他们讲过的，他们都同意的。有时他们也参加吃了。”
几个财主原告一听，分辨道：“乡长贪污多占。”
韩复榘道：
“你们不要打官司了，我给你们五块银洋，到街上去吃顿饭讲和。我看这个乡长年纪不轻，面相和善，不会贪污。回去吧。”
乡长随说：
“谢谢主席，我有钱，还能让主席拿钱，我有钱，有钱。”
韩复榘道：
“不要讲了，马上下去。去拿十块钱，你们去个小饭馆就行了，可不要去东鲁饭店大馆子，大馆子要多花钱的。”
这样原被告就都下来了，嘴上喊着：“谢谢主席，谢谢主席。”
随后上来的，就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拐子军人，军法官念道：“贩卖毒品白面七元，经侦察队查实，他原先在西北军作过事。”韩复榘用眼睛立楞了他好几秒钟，似乎对这个军人有所考虑，但最后还是手一摆：“毙。”三四个武装人员上前架了那人就走，此时拐子军人破口大骂：“韩复榘我操你八辈，我操你祖宗。老子跟冯玉祥多年，少了一条腿，你连这一点事也不顾我一顾！”武装人员有的拿军棍打头，有的掩那个人的嘴，拉出去了。韩复榘面色青黄，气色难看。
走廊里大家就又议论开了：“唉呀，主席发火了。”因而等着的人都恐惧起来。就是这时，忽然听到叫我了。我上去站在桌子面前，军法官念道：
“这个是师范学生，是共产党分子。。。”
韩复榘听着案情，当念到是共产党时，眼睛立愣起来，问：
“你是个学生，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参加什么共产党！”
天虽不太热，这个时候身上也出了汗，但我头脑还是清醒的，我回答：
“我是个穷学生，共产党为穷人，讲抗日，主张是好的，所以参加它。”
韩复榘道：
“什么穷人、抗日，讲得倒好听！闹的是暴动，危害民国！”
这时，军法官插嘴道：
“捕共队宋队长呈请主席枪毙他。这人应该枪毙，在鲁西活动。”
“你又到鲁西去干什么？那边有山，好闹暴动是不是？”
“那边是我老家。”
“你很狡猾，顽固。”
即刻有武装人员上来，扭住我的手臂，单等韩复榘喊一声“毙”了。不想韩复榘道：
“算啦算啦，都是些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听不得几句刺激话，一听就胡闹！去反省反省，声明脱离关系不干了。”
韩复榘的意思是关监狱，我一听转身就走，下来时又听韩复榘嚷了一声：
“叫他写自首宣言，不写就毙！” 6、取保释放 我转到了济南看守所，也叫山东高等法院看守所，在西门外，时间在农历九月份。这里在押犯人有十七八人，礼字号关了一批，义字号大楼关了一批。一个房间二个人，押一个政治犯了，一个普通犯。
那时韩复榘搞模范监狱，看守所就比押犯所宽松许多，上厕所时，大家可以通通气并商量几句。姚仲明、徐宾、刘懿祥和赵健民也在这里，大家同案，交流了审讯情况。这里的看守人员多是雇佣的，有一半可以做做工作。山东党有人来送东西，带点咸菜，送几本书籍进来，简单告诉一点外面的形势，有红军东征之类。
这年底，听到了西安事变，徐宾在厕所里激动地对我们讲：
“我们马上可以释放了，外面抓了蒋介石。”
大家一听，欣喜万分。可惜的是张学良好事没有做到底，又把蒋介石放回到了南京。大家就又出不去了。徐宾大骂蒋介石，也大骂张学良。
不久，日本鬼子的炮声来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鬼子很快占领平津，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河北听到了炮声，山东也听到了炮声，敌机跑来济南上空盘旋。虽在狱中，洛口桥头打大炮的声音却天天可闻。一拉警报，看守们就全部钻入防空洞。大家关在房内，心火如焚。不久，外面又传来抗战的形势，知道了平型关红军的大捷，当时不知道已经叫八路军了。这天，姚仲明在看守所姓王的所长房间见了外面的人，回来开玩笑道：
“日本鬼子解放我们来了。”
原来，外面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省委在想法弄我们出去。于是，大家开始争取斗争，姚仲明执笔起草，写了一份状子，状子我记得大意是：我们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本来就是无罪的。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要求上前线杀敌，要求立即释放。状子写好，大家都跑到厕所签了字，通过看守送交给山东高等法院。但是，国民党不答应，引用刑法XX条，驳回了要求。我们当即宣布绝食，绝食了三天，天天在牢房里喊：
“我们要抗日，不要做亡国奴。”
“我们要到前线牺牲，不能再作囚犯。”
这时大约在三七年农历九月份，我们都作好了逃狱准备，查看地形，研究一旦日本鬼子打来，如何暴动越狱。
大约过了两周左右，济南情势日趋紧张，在看守所里，听说日本鬼子已经进犯到了鲁北地区，占了德州，与济南仅隔黄河相望。由于危在旦夕，城内一片混乱，看守所的人员也有准备逃跑的迹象，又听说韩复榘要跑。大家立即又提出释放。不几天，好消息来了，看守所的王所长（大约叫王仲若）叫我们集队，一集队他就宣布了：
“日本人打过来了，形势很紧张，现在可以放了你们。所有犯人统统释放，没有定案的释放，已经定案的取保释放，你们必须找一个铺保，取保出狱，出去后别当共产党了。”
第二天，在一个看守的跟随下，我出去找铺保，在大街上看到秩序已非平常。平津流亡学生，成群结队宣传抗日，并进行募捐，我走到第一师范门口附近，遇到一个拉黄包车的，一打量是刘加典，不期而遇，喜出望外。我告诉看守，我看到了一个老熟人，可以委托他给我找个铺保。看守讲：
“你快跟他说吧。都这个时候了，能很快找到铺保就行。”
我将打铺保一事告知刘加典。刘加典一听，非常高兴，讲：
“你们在看守所有几个人？组织上正营救你们，向韩复榘提出了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目前形势很紧张，你回去对监狱的人讲，书面的东西，如果要公开发表反共宣言是不可以的，政治损失太大不能干，拥护韩主席抗战是可以的。你们出来后，就到这里第一师范平津流亡学生总部，来找景慕远接头。”
这样，在坐牢一年之后，我放了出来。我是第一批放出来的，出来后听说要经过组织审查，我就没有跑到济南第一师范去了。那些跑去接头的，脱下长衫打游击去了。后来的事，我的老乡牺牲了，姚、刘、赵、景当年打游击慢慢出了名，解放后有的做大使，有的做部长。但山东抗日根据地出来的大干部，后来又都倒在新四军陈、饶手里。解放后出名的就一个，赵健民，但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老乡康生罢了官。那时他已经是候补中央委员、云南第三把手。六三年农历四月，刘出访归国，过云南，赵独往谒见，讲：“党内不民主，九大迟迟不开。”这是他的问题要害。他的问题不是书面上定性的叛徒和操纵山东支边青年血洗下关。
我回了老家，不坐牢了，也算拔云见日。当年济南乘坐火车时，火车站上连卖票子的人也没有了，看到很多人在那里爬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