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好首长渠玉松

　　在我这半生的人生履历中，碰到过很多的好人。在这些好人中，有一位突出的好人，那就是我的老首长渠玉松。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渠玉松老首长给过我很大的帮助。 　　渠玉松是山东人，1956年从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技术学校毕业后，加入到解放军铁道兵的行列，长期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我1976年当兵的时候，他是我们营队的政治教导员。 　　我与渠玉松教导员直接相处，时间并不很长。但间接地相处，一直处到了今天。 　　就在几天前，渠玉松老首长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了没有，找到了什么工作。他并且说到，要给予孩子一些什么样的鼓励。 　　而大约在两个月前吧，我收到了老首长渠玉松从山东枣庄老家寄来的一封“大信”。信封的大处与我以往接到的有关杂志社寄给我发表了我的文章的样刊的信封相当。这是个什么物件呢？急慌慌打开一看，嘿，原来是两件珍宝：它们乃是枣庄地方的知名书法家的墨宝哩。老首长知我喜好毛笔字，就“抹下脸皮”，请他们家乡的书法家挥毫泼墨，写下珍品寄给我收藏了。 　　我当然要将之珍藏。 　　老首长给我寄东西，说不上来多少次了。记得若干年前，他曾请到丽江旅游的老乡给我捎来了一袋红通通的他的劳动成果——山楂。这真的是他花费了时光与汗水的劳动成果，他在自家的院子里栽植的树子上长出的果实，而且，是他亲自采摘与包装的——在这里，用“亲自”俩字，具有十分的严肃感，毫无半点搞笑的成分。 　　说到这里，该抖抖包袱，讲一讲老首长渠玉松怎么会对我这样“情有独钟”而“一往情深”了。 　　事情还得追溯到三十余年前。 　　那是1976年年末，我在当兵的第一个年头。新兵三个月的训练结束以后，我被分到老部队——铁道兵第十团第十连。到老部队没几天，就被连队首长所看中：这可是个接掌英雄连队舵杆的有用之才（这是我若干年以后才知道的），他身体强健，又是高中毕业生，查他新兵连的表现，文也文得，武也武得，文可写成好文章，武，可验证精准枪法。至于劈刺，可以再加验证一番的。于是，连长潘厚积叫手下拿来两支半自动步枪，与我对练。毕竟我系农家孩儿出身，虽然兵技欠缺，力量则是充足，左挡右碰，对决没见胜负。更何况我有文化，懂些朴素的心理学，能分析，会观察，趁着连长稍稍分神之时，我已将刺刀尖尖准准地指在连长的左胸，并轻轻地说一句：连长…… 　　记得潘连长当时就放下枪支，侧过身去，对汤维俊指导员说，这个兵，用得成！ 　　之后不久，在我还没在班排上“苦”够表现、当兵时间仅仅半年的情况下，就坐上了文书的宝座——士兵的最高位置，成为了勤杂班的领军角色，算是一个人物了吧。我高中毕业以后，回乡当农民一年多，参加工作当工人又是一年多，这样，当兵年龄就晚了一点，但那时也只20岁，嘿，这也可算是独领风骚，风流了一把了吧。要知道，当时我们这个部队所招的兵，乃出自云南、江苏二省，江苏来的兵，总体上来说，文化比我们云南兵高多去了呢。偏偏，江苏兵的总体高度，就是高不过来自高海拔地区云南的这个单兵——他可是鹤立鸡群啦（哈哈一笑）。 　　这个兵到了文书的岗位上，马上进入角色。指挥通信员干这干那，安排司号员忙左忙右，连长从工地上回来晚了，刚一跨进连部，左边就递过来热毛巾，右面就送过来了热腾腾的饭菜。 　　还有，那些个理发员、卫生员等等，无不被支使得磨溜溜转。 　　看到这些，汤指导员在连部门口的核桃树下笑得眯拢了眼——这一切，都是他叫我干的呀！他曾经对我说：拿出文书的架子来，不要把这班勤杂兵惯坏了！他还说，哪一个勤杂兵不听话，我就拿你文书是问！ 　　颐指气使，指挥人干活儿，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带大了多少弟弟妹妹（亲的堂的表的）呀！ 　　我自己的活儿，当然更不怠慢。各种文字活儿，自不待言，一一安稳妥贴。有时候，指导员想安排一个任务，写篇稿子到营部广播站去露露脸，指导员刚把话儿说出口，这个文书已经将写好的文章递到了指导员面前：请指导员审阅。 　　那时，我们部队所担负的襄渝铁路（从湖北的襄樊到四川的重庆）的建设已经接进尾声，我们这个机械连已经没有多少机械可以动用。更多时候，是扛上锄头或者铁锹，去远处帮助施工连队做一些扫尾工作。这样，碰上一些政治性的任务，要出墙报，就很难收到稿子。这可难不倒我。战友们没时间写，我可就代劳了！于是，我将连队“三用堂”的墙面量了尺寸，然后按比例在纸面上划出版面——哪里是刊头，哪里是横排的文章，哪里是竖排的稿件，哪里又安排一首诗歌，哪几个地方则画上插图。版面设计好了，我就一篇一篇写来，一幅一幅画来，不用打草稿，也不用攀扯别人。两天三天以后，我就叫上二三勤杂兵，打浆糊，树梯子，吆吆喝喝张贴出一面偌大的墙报。 　　眼面前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这个新文书就腾出工夫来，将若干年来累积的杂物细细清理一番：将杂乱的文件理出顺序，分类存档；将从越南带回来的用剩的数种高射机枪子弹和“三用弹”归类保存；将笛子、二胡、中阮等乐器的尘土与汗垢擦拭干净，配齐笛膜与琴弦，整整齐齐摆在桌边——四排的排长吴佃传偶尔来连部汇报工作，看到这些家什，喜欢得不得了，笑眯眯拿起二胡就到连部门前的核桃树下奏开了《好一朵茉莉花》，从此他便几乎每天晚饭后都到连部来操练上一把……同时，我将尘封的胶木与塑料唱片清理出来，然后，将电唱机从一个角落里翻找出来，擦拭干净，调整妥当，这之后，每天的休息时间，营房里便萦绕着《老房东查铺》、《沂蒙颂》（熬鸡汤）、《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乡》等等或委婉或清越的歌曲声。 　　渠玉松教导员到连队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当然了解了这些情况。 　　之后，就有想法了：这个小马可是非凡之马，把这小子弄到营部来！ 　　当教导员将这个想法说给我们的汤维俊指导员时，汤指导员说，领导哎，我盼了这几年，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称心的文书，正想叫他施展一下拳脚，为连队建设多作些贡献，你马上就要撤我的底火，将他要走，我可憋屈呀！……求求你，先让他在连里干一阵吧！……教导员则毫无商量地说，先叫他到营里，你这里有什么要他做的要紧事情，又让他回来。总之，这个兵我是要定了，不过，他的行政关系，还放在连队上，等他入了党又正式调到营部。他要不很快入了党，我可拿你是问！甩下一番话，教导员就走了。 　　把我弄到营部，安排一个什么角儿呢？一个新兵蛋子，又还不是党员（安排为公务员，已经有称职的小赵了；安排到测量班，非我所能，莫非安排到炊事班去不成）！估计，当时教导员颇费踌躇，正如《林海雪原》中的参谋长少剑波酌选打入威虎山的人选一般。正好，当时大巴山隧道要作整治，部队一分为二，从紫阳县抽调半边人马到那里去。这就有了机会，教导员将我安排到临时营部去代理书记（秘书）工作，兼任播音员，外加打杂。大巴山的任务完成，回到大本营，营部书记刘之友被安排到院校学习，我就顺理成章成了营部代理书记（秘书）。 　　之后，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而对我的入党问题，老首长渠玉松一直悬系于心。 　　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坚持着原则，又表现出了对我的偏爱之情。他既安排营部人员搜集我的资料，又布置我的老连队全面考察我的行迹。在确信我已经达到了党员的标准、而入党介绍人又是副连长颜子兰、司务长罗长约之后，才将我的入党申请纳入有关程序。在讨论我入党的营党委会上，个别的行政主要首长坚决不同意我入党，理由是我比较懒，打水扫地方面的工作不愿去做。渠玉松就说，马霁鸿的本职工作是书记（秘书）工作，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是优秀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做得很好，符合党员的条件。至于打水扫地一类的事情，有专门的公务员（勤务兵）去做，不是小马的职责。我们老连队的汤维俊指导员也随即介绍了我在连队时在本职工作方面的突出表现，并明确表示了支持我入党的意愿。别的营首长和数个连队的指导员（皆为营党委委员）也一一列举我的优点。结果，除了那位行政首长外，所有的营党委委员都投了我入党的赞成票。我十分理解那位行政首长，他是靠背水泥、扛石头“苦”出头的，自然对干苦力活儿爱得深厚一些（以上情况，渠玉松至今未对我透露半句，都是我的老指导员慢慢告诉我的），之后，我对那位行政首长一直服务愉快，相处愉快。 　　我到营部一年多点的时候，我们部队开赴广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在前线，有一次，我的老指导员汤维俊，来营部参加党委会，就餐时喝了一点酒（嘿，教导员就是纵容他），结果同教导员吵了起来。最后非要叫我送他回一公里以外的连队。教导员好脾气，安排几个从连队抽调上来的警卫人员护送他，他坚决不要。当时，我事情极多，难以分身（特别是营首长的保卫任务至关紧要）。但最后教导员还是叫我完成护送汤指导员回连队的任务。于是，我只好挎上冲锋枪，系好子弹袋，披挂整齐，并且仔细检查了一番腰间的手枪，到仓库里多摸了两匣子弹，之后，在对公务员潘家华（广西梧州人，十分精灵的一个战友）作了一番交代，并将一串极其重要的钥匙交给他，才到通信班叫了一个兵，挽着汤指导员的胳膊，摸黑朝着我的老连队走去。 　　跨进老连队的连部之时，可把接替我当连部文书、年纪与我相当的、先前是通信员的吴鹤林吓得不轻。看到我全副武装的模样，他立马从电话机旁站起来，随即舌头伸出老长，叹道：“嗨呀，老文书，你这模样可是个地道的钢铁战士了呀！快把指导员交给我……” 　　没等吴鹤林话音落地，我就“越俎代庖”，指挥勤杂班那帮小子动这动那了：“司号员，快打开床铺！”“卫生员，快将葡萄糖水拿过来！”…… 　　我喋喋不休地讲我的老连队，讲我的老指导员，似乎显得离题。其实，层层铺垫过来，写下的无不是题中之意。我的老指导员，是因能力强而被教导员十分欣赏的连队党支部书记之一，但年纪已经迫近转业的界限。而教导员本身，假如没有机会“进步”，也与脱下军装的日子不太远。他所深谋远虑的是，让我在营部操练一段时间后，就下到老连队去，逐步取代指导员的位置。经过连队的历练之后，再回到营里来，最后接他的班。 　　可惜，我不领教导员这份情。前面说到，我当兵的时间比较晚——高中毕业以后，当过了农民，当过了工人，年届二十才跨入军营的。当兵的目的，无非就是两个：其一为将自己锤炼一番，其二为开一开眼界。到了部队以后，又有了一番新的想法，假如部队有意培养我“进步”，我就将那名额让给农村里来的战友。反正，我是不会当官的，哪怕在小排长的位置上稍稍体验一下。有着这样的想法，在教导员屡次与我谈心，及至比教导员大的官做我的工作，教导员的下属苦口婆心动员我，我都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过，我也不是不可通融——如果部队需要我，我在士兵的位置上多服役两年三年完全可以，反正我退伍回家乡是有工作保障的。 　　教导员不再坚持。 　　之后，我被调到团部政治处，从事专门的新闻报道工作。教导员时不时到我的办公室坐坐，或者打电话叫我去他那里聊一聊。走拢了，教导员就时常将他写的一些鼓舞士气的顺口溜、演讲稿拿给我看，叫我提一提意见。我有时客气，有时直言。不管怎样，教导员都是十分喜悦的。有的时候，就干脆拖上我到他家去，让他夫人老龚做上几个山东风味的菜，然后他找出一瓶汾酒或者西凤、竹叶青，邀我对酌，边碰杯边讲些文章上的事儿。 　　一九八○年，部队整编，我们十团撤销，我被分到八团政治处，仍然搞新闻报道工作（同时也操副业，搞些诗歌与散文创作）。教导员也到了八团，任政治处副主任。这样，俩人又到了一起。只要我不下连队采访，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办公室“视察”一番，古文今文、旧诗新诗聊个痛快。 　　不久，教导员被确定转业，到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检察院任检察员。一大半的美好时光，都在部队里度过了，对部队自然留恋。转业了，到地方又只是当一个不带官职的工作人员，心头自然犯着嘀咕。于是，在我们面前，教导员不再忌讳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有一次就说出了一句名言：“别人是让贤，我这是贤让！” 　　牢骚发过，教导员还是表现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老政工干部的风范，愉快地摘下领章帽徽，到新的岗位上报到。此后，他不断写信给我，介绍他的人生经验，工作心得，勉励我奋发向上，树大志，成大器。 　　至今，我大器没有能够成就，但却在文学创作事业上一直努力着，追求着，为了事业，我婉拒了许多朋友的屡屡相劝，至今坚决不打麻将。这不能不说是老教导员对我的影响。 　　哦，写到这里，让我想到了三年前，老教导员曾经给我寄来了回忆援越抗美时代壮美生活的文章《胡志明主席奖给的锦旗》，让我提提意见。意见我是认真提了的。更让我提了一提的则是自己的写作劲头——老首长将夕阳为墨征程为纸撰写的文章寄给我，别有深意呵！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