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再次经过我的小学校园

　　　　　　　再次经过我的小学校园

　　再次经过这里，我已经三十五岁。 　　李老师到县里教育局开会去了，另外三位老师都是我不认识的，他们正在上课，孩子们跟读的声音宏亮整齐，充满稚气。学校的办公室敞开着，里面没有人，李老师的办公桌上堆着几叠作业本，红色点水笔插在笔筒里，旁边是一盒长短不一的粉笔，有些零乱，也有些落寞。学校依然没有围墙，和村子的民房连在一起，只是几间教室建成了环抱状，中间是操场，操场并不大，仍袒露着土黄色，不时扬起一些轻微的灰尘，周围的事物依旧是我所熟悉的，旁边的两棵古枫高大挺拔，枫叶正红，秋风带着冷意，一阵阵吹来时，便有叶子轻轻的飞落下来，有的掉在操场上，有的飘进屋檐，也有的顺着风向，卷到不远处的稻田里去了，稻田里大片成熟的谷穗勾着头，它们是充实的，也是谦逊的。那条从山谷里流淌下来的小河，穿过这片稻田的中央，缓慢地扭摆着长蛇一般的腰身，秋水宁静而深幽，我不知道这里面收藏了多少故事，也不知道它带走了多少岁月，从七岁到十二岁，只是看着它静静地流淌。 　　教室低矮的檐角下，那截三角铁一直吊在那里，它已经很陈旧了，被敲打的地方深深凹陷下去，透着乌黑的光亮，一股承受力从内向外传递，坚韧发自内心，旁边系着一根短短的铁棒，光滑，没有什么锈迹，尽管教室已从原来的土屋变成了砖砌的平房，悬挂的棕绳换了又换，这截三角铁的位置却始终不变，三十多年，它接受那根铁棒有节奏的敲击，一直发出“当——，当当！当——，当当！”的钟声，在校园里悠扬，在远山中回响，经久不绝，像是以劝戒的方式规范着课堂的时间。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李老师和余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当时他们才二十来岁，从工作、恋爱、结婚到生儿育女，三十年过去，他们都没有离开过这所小学。李老师很严厉，学生们都很敬畏他，余老师很温和，也勤快，那时，我特别喜欢看她敲钟的样子，微微的笑容，从走路、抬手、身子晃动，再到那一下一下柔韧地敲打，节奏舒缓有度，姿势很好看，她让钟声充满了一种亲和感，让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走进教室。这些记忆一直跟随着我长大，以致于后来到城里读书时，对那些急促而尖锐的铃声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讨厌。 　　最后一次见到余老师大约是六七年前了。放暑假的时候，我和爱人带着孩子回家探亲，听母亲说余老师得了肝炎并引起腹水，病情很严重，后来吃了一些草药，腹水消退了，但身体一直很虚弱，也不知还能挨上几年，知道这情况后，我让爱人陪我一起去看望她。 　　从我们村里到学校有四里的山路，余老师的家与学校隔岸相望，相距不远，过了那条小河，沿着田埂走过去就到了老师的家门口。双抢刚过，老师家收回来的谷子晒在门口的地坪上（余老师没转正之前分有责任田，并且政策二十年不变），李老师正用谷耙不停的翻动着它们，随着太阳温度的慢慢上升，谷子一点点地变得干爽，泛着金色的光泽。余老师在屋檐下忙着一些手中的细活，口中不时嘘嘘几声，赶赶偷吃谷子的小鸡，只是她看上去气色不太好，脸隐隐发黄，身体也很瘦弱。两位老师远远看见我们，都停了手中的活，惊喜和开心全写在脸上，李老师陪我们说话，余老师一边忙着杀鸡温酒打油茶，一边搭讪，还不时支使孩子帮忙，那天，我们成了老师家的座上客。
　　正如母亲所说，余老师的身体没能支撑多久，这次回家，便听说她两年前就病逝了，当时还不到五十岁，丢下李老师和两个未立业孩子，学校的教师也由五位变成了四位，因为这里较偏僻，离街上远，没有新的老师愿意来，上级就把学校的五个年级缩成了三个，四年级以上的大孩子们都到乡中心小学读书去了，学校比以往少了很多孩子们的欢笑和歌声。 　　余老师的坟葬在学校对面的山上，站在操场上就可以看到，清明时新培上去的泥土隐隐约约，野草长的还不高，周围是四季常青的茶林和杉木，秋风吹过去，便传来轻细的沙沙声，当学校下课的钟声“当——当——”响起的时候，它们就像一支动人心弦的合奏曲，悠扬缠绵，淡淡忧伤。 　　我有些发愣，孩子们走出教室，像一群扑腾着翅膀的小鸟，不时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我突然又有了一种陌生的感觉，是的，这里除了李老师和余老师，已经没有人再记得我七岁或十二岁的模样，以及我当时读书的声音，而此时他们都不在，这一次，我只是经过我的小学校园。
2004/9/1４